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A：诸葛亮和孟获在成都、峨眉一带打仗，打了3仗，诸葛亮都打不过孟获。于是有一天诸葛亮背着个背篼，装成做生意的人去孟获那边打听情况。那天孟获出去了，他找到孟获老婆那里，问她为什么孟获这么厉害，诸葛亮打不过他。她就说：“孟获有个神牛角号，在哪儿吹响它，兵就会自己出来；有个神红旗，插在哪儿，兵就会从哪儿出来；还有把神剑，往哪儿一划，哪儿就裂开，兵就可以从那里过去了。”诸说：“那你给我看看这些神东西。”那老婆就拿出了神牛角号和红旗给诸看，神剑被孟获带在身上。诸回去后就照着他看的东西做了一模一样的红旗和牛角号，让他的一个兵去偷偷的将孟获的真的换了过来。再打仗时孟获用的红旗和号都是假的，因此被诸给打败了。只剩下三个兵和他从峨眉去了乐山，一路上孟获唱到：“活着的时候就是老婆，死去就成为别人的老婆，不要把什么事都老实的告诉她；地上的石头你别捡，活着时是你的，死去了就不是你的了。”孟获的败兵经过乐山、犍为、中都，后来到了云南的金沙江边，其中大部分去了现在的越南，因此现在越南大部分都是彝族；一部分经过雷波到金阳、乌坡、昭觉分散到凉山居住。（讲述者：沙马曲铁，男，美姑县俄曲古区雷觉莫村，毕摩）
这是笔者2002年暑假在美姑做田野调查时访谈到的一个有关彝族起源的口头故事。或许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无论是彝族、汉族或别的任何一个民族的人，看完这个故事后都会觉得很荒谬。研究彝民族起源的学者们恐怕难以想象和接受一个至今还存有争议的问题竟会有如此的答案，而搞中国历史和少数民族专门史的学者们又会怎样看待这样一种历史陈诉方式？我们再来看另一个访谈：
B：彝族历史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而现在的历史就是到处收集材料，选择自己想要的，经过艺术加工，为自己的需要服务。（讲述者：阿培洛戈，男，美姑县俄曲古片区文化站工作人员。）
抛开受访者由于其身份（彝族文化工作者）而有的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夸大，他的言论让人震撼。这与近年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对传统“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的反思不谋而合。这段话同样是在我向他询问有关彝族起源问题时说的，或许我们应该先看看有关彝族起源的争论过程。最早系统总结当时中外学者有关彝族起源争论的过程的是冯汉骥先生。他30年代留美时曾与希洛克（J.K.Shryock）合写了一篇《彝族起源史》2总结概括了30年代及以前有关的争论，主要有：拉古伯里的“西藏东北部的人东南扩张说”、邓明德的与西藏人联系说、丁文江的“倮罗和羌人结合，在川西北、库库淖尔和南土耳其斯坦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民族，伊朗人的成分通过羌人进入倮罗之中”的观点。布克斯敦认为“倮罗”与傈僳族是穿越西亚和地中海而来的“等不同观点。对照解放后各种有关族源争论，我们可以看到60~80年代的争论与之前提到的不同观点各有渊源或受到不小影响。虽然经过民族识别后的“彝族”的范畴已经不只是“倮罗”而扩大到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等地的上百种自称的人群。80年代《彝族简史》（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列出8种观点3，后来学术界似乎对这一问题失去了兴趣，普遍认为彝族是与古代羌人有关。《彝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彝族文化史》及之后很多介绍少数民族的著作都持此观点，并加以详细论证。比如《彝族简史》中说：“彝族是以从‘旄牛檄外’南下的古羌人这个人们共同题为基础，南下到金沙江南北两岸以后，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部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4作为国家五种丛书之一，此论点无疑代表着官方意见。而在中国社会，这种论断势必会由上而下影响到不少学者和彝族的老百姓。于是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现在在彝族地区收集到的有关彝族起源的传说故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学术界相关内容争论和官方论断的影响？另一方面，学者们在进行彝族族源研究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对待类似的口头民间传说、故事的？所以本文一开始列出的故事和对族源争论的大致概括并不是为了否定前者，而是试图寻找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另外，此类民间口头文本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彝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内容，反映出现实或历史上民族关系状况对人们社会记忆的影响，这也是本文关注点之一。
A中提出，今凉山地区彝族是孟获兵败后逃到金沙江，经雷波到金阳、昭觉才分散到凉山各地。这种将彝族迁徙的路线与金沙江联系在一起，认为彝族先民是跨过金沙江而到现在凉山居住的观点基本上在有关彝族历史的论著上都能看到。《彝族简史》中说：“凉山彝族之中普遍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滇东北地区迁来。据说他们的直系祖先‘古候’和‘曲涅’原住‘支支坡’（今云南昭通），以后分别从不同路线渡过金沙江进入凉山地区。5凉山地区民间流行的不同版本的《指路经》中的送灵路线也分别经由凉山不同地点最后跨过金沙江进入云南。文本A的口述者是当地比较有名的毕摩，对彝族典籍，特别是送魂时用的《指路经》自然很熟悉，所以其表述的内容中会体现出此迁徙路线。虽然有关《彝族简史》的调查过程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指路经》作为彝族民间的经典，肯定是学者们调查和参考的重要资料。
再来看另一个访谈材料：
C：张飞原来是个彝族的军官，那时候只有“落苏”族（它包括西南的各少数民族，不是现在凉山彝族自称的“诺苏”）和汉族。以前三国时的汉族实际上应该算少数民族，在张飞之后才成为多数民族。
刚开始打仗是时，汉族打不过落苏族，诸葛亮就派了一个汉族里最漂亮的女人，假装被诸葛亮打的浑身都是伤疤，跑到孟获那里。孟获见那女人漂亮就将她作为了自己的老婆。孟获有个神号，因为神号，诸葛亮怎么都打不过他。那女人照着画了个神号带回去让诸葛亮做了个假的，那女人又将孟获的神号偷偷的调换了。张飞这时知道了这件事，就叛变到了诸葛亮那边。落苏族有种叫“都德都各”的神药，把它洒到地上就可以烧死对方的兵。张飞叛变时把这种药也带走了，诸葛亮就用这种药烧死了很多落苏族的士兵，打败了落苏族。后来只有些跑不动的老人留在外面，士兵和军官跑到了现在的云南那个地方。跑出来的只有男人，没有女人，他们就到外地去抢女人。实际上没有所谓的“七擒孟获”，只是这些士兵去抢女人时被抓了7次，而不是在战场上被抓的。孟获到现在有63代了。（讲述者：阿培洛戈，男，美姑县俄曲古片区文化站工作人员。）
C同样将凉山地区彝族的起源同孟获、诸葛亮联系在一起，同样是打败后跑到云南。但是怎样从云南迁到凉山则没有详细的说明。一方面，讲述者本人不象A的讲述者那样熟悉诸如《指路经》等有关彝族迁徙路线的文献；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因为询问者的身份与知识背景使讲述者认为没必要将的如此详细。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人职业、地位以及与笔者关系的不同，大致相同的内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不同之处。
在关于凉山地区彝族起源问题上，两者都将凉山彝族先民与孟获联系起来，而且都是在与诸葛亮等汉人互动的过程中迁徙到凉山居住的。C文本中认为从孟获到现在有63代了，如果以25年一代计算，是1575年，很明显这与历史记载的诸葛亮南征的时间（公元225年）对不上。凉山彝族民间传说祖先“古候”、“曲涅”进入凉山已经有40~50代左右，6从时间上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不相符。A、C讲述者一为毕摩，一为文化站工作者，在彝族社会中都被认为是“俄补”，即聪明、知识丰富的人，自然从小就接受学习这些民间知识，所讲述的内容也不会考虑是否与主流历史相符。但有意思的是，他们都进一步丰富了凉山彝族最初时的社会情况，并且都强调了与汉族的互动关系，这在正式资料中是很难看到的。
通过比较分析A、C文本的内容，笔者试图寻找它们在彝汉民族关系、民族性格认同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先将A与C的共同要素与不同要素列出，共同提到的有：诸葛亮（汉族）、孟获（彝族）、战争、具有神力的武器、调换的计谋、战败与逃跑；不同之处有：C提到张飞身份的转变、七擒孟获的不同解释，诸葛亮用的计谋不同，C中讲到了民族地位、历史的辨证关系。
讲述者所居住的美姑地区地处大凉山腹地，彝族146649人，占总人口的97.1%；汉族4346人，占2.88%，回、蒙、苗、藏等29人，占0.02%。从人口比例看，民族关系主要是彝汉间的关系。美姑地区春秋至秦、汉时期隶属邛都；隋唐时期隶属越?县；唐懿宗咸通14年（873年）至宋代末，美姑隶属彝族阿都部和沙马部管辖；元至明清初，美姑分别有利利、沙马、阿卓土司管辖；清乾隆、嘉庆时期，土司先后被各黑彝家支驱走，美姑地区为各大小黑彝家支分割统治。此后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是由黑彝家支分割统治。与凉山边缘地区如雷波、甘洛民族关系的冲突与整合都表现的很明显不同，象美姑这样的地区，解放前除了极少数汉族商人外，几乎就没有与他民族接触的机会，广大群众对外界、外民族的认识只是众人间传来传去的观念，没有亲身的体验。据《美姑县志》（1997）大事记，解放前仅有的几次彝汉间的交往都是战争和压迫，给老百姓留下的都是对抗性的记忆。如，1728年，鄂尔泰兵伐凉山，经美姑抵宁远府（今西昌市）。1814年，美姑境内恩扎、大阿六等家支因庄稼歉收，集众劫掠雷波的银厂沟、马颈子各地，掠走汉民。清政府派游击将军余步云率兵500名，会同四川省提督多隆武率领的松潘兵1000名，从雷波进入井叶特西，杀死彝族头人12名，各支彝族纷纷投诚，清军遂退。另外还有著名的“布尔克事件”，1908年，英国人布尔克在今美姑县彩虹乡境内被杀，次年10月，清政府调马边、建昌之兵于25日会师牛牛坝，彝族投诚交出凶手，清军退兵。7而美姑地区现在生活的汉人都是解放后逐步进入彝区支援建设的干部、工人和做生意的人，至今不过50年。可以说这里彝汉人民，特别是农村彝族与汉族，互相认识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边缘结合部民族关系以及人民普遍流行观念的影响。但由于缺乏与异民族交往的经历，很多观念传到个体身上时往往变的很模糊，象是雾里看花，有很大的伸缩与变换空间。8
凉山地区彝族与汉族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彝学和民族理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有不少彝族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系统的整理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9总结一直以来凉山地区彝汉关系，可以归纳出下面几点：1、明朝中叶以前，中原王朝对凉山彝族地区的策略是以夷治夷、以防为主、不主动剿杀镇压，彝汉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这期间也很少有老百姓之间友好的往来，类似于一种“冷战”的状态。102、明朝中叶以后，凉山地区汉族移民增多，不断与当地彝族发生利益冲突。改土归流政策的失败以及后来清王朝和民国地方军阀奉行的民族灭绝政策，再加上鸦片种植和奴隶贸易带来的黑彝势力对周边汉族人民的掠夺和袭扰，使得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间的冲突、隔阂、偏见更加严重。113、解放初期（50~55年）中国共产党奉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障广大彝族群众利益，坚决杜绝民族歧视和侮辱的政策、法规，并设立了民族自治地方。这一切使得这几年成为民族关系转折的关键时期，彝汉群众有利平等的交往机会，一大批汉族干部、老师、工人的进入使得双方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偏见，民族关系很融洽。124、50年代末到70年代，在极左路线的破坏下，彝汉民族关系出现了倒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反对彝族毕摩从事宗教活动，没收经书、改造学习；打击家支势力，禁止用习惯法解决纠纷等。这些政策在彝族人看来是“汉族人”的，因此对汉人政策、汉人社会充满了敌意。5、改革开放以后，一系列民族政策得到恢复和改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得更多的汉人进入凉山，凉山地区也有不少彝人通过学习、招工、招干等方式接触到汉族和汉人社会，双方的了解逐渐增加，民族关系也慢慢缓和。虽然还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经济和居住格局使得人们关注重心不再是彝汉关系，而更多的是寻求发展的问题。
分析A与C文本，诸葛亮是汉族的象征，孟获是彝族的象征。两个故事最后的结局都是孟获战败而逃，这表明了人们对目前彝族与汉族势力的认识，汉族在经济实力、物质文明上明显比凉山彝族强大，这是现状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但两者都提到是在诸葛亮使用了各种策略（调换武器、与女人有关）或是张飞的叛变才改变了战争的结果。联系B文本中的观点，可以看出作为弱势一方，彝族老百姓认为至少在凉山这一区域里，彝汉力量的对比有一个历史转换的过程，而这种结果归功于诸葛亮（汉人）的狡猾和孟获（彝人）的仗义。类似的有关诸葛亮的故事在其他西南少数民族中也能看到。凉山地区老百姓中很流行的一个故事很能反映出这种认识。故事说一个彝族人去汉族商人那里买一斤盐，给完钱那个彝族人多抓了一把盐，转身就跑了。旁边一个人对那商人说‘他多抓了你的盐巴’，那商人说‘没得事，刚才我只称了8两给他’。这里又延伸出一个问题，就是彝族人心目中汉族人的性格集中体现在经商者这一群体身上。一方面因为解放前彝族社会里没有商品经济的观念，是耻于经商的；另一方面也和一直以来与凉山彝族交往的汉族大部分是进入凉山做生意的商人有密切关系。因此，A文本中说诸葛亮装扮成一个“做生意的人”到孟获这边来探问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了。另外C文本中提到诸葛亮用的计谋是“美女计”和“苦肉计”，笔者认为因为凉山彝族社会是一个等级和礼仪社会，有一套严密的礼仪规范，而与汉族的接触过程正好又处于特殊历史时期（解放――大跃进――改革开放），所以老百姓认为汉族人是不讲礼仪的，“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是个无所顾忌的民族。”13所以C中就出现了“苦肉计”、“美女计”等在彝族人看来是不道德、不屑于做的计谋，也出现了A中孟获战败逃跑时唱的歌。
上面讲到的民族关系多是冲突与对抗的一面，虽然历史上一直是以此种状态为主，但凉山边缘地带彝汉群众也一直都有不同形式的平等交往，彝汉关系也有其协调融洽的一面。特别是解放以来，比较得彝族人心的民族政策以及进入凉山建设、革命的汉族同志日益增多，这其中大部分人为凉山的解放、发展贡献出了大半辈子的生命，在此过程中逐渐与当地彝族人增加了解，成为朋友。近些年来城镇彝汉间“拜干亲”现象14的增多以及彝汉间通婚的增多也表明彝汉关系的新发展。来看另一个访谈材料：
D：支格阿尔有两个老婆，一个是住在彝族地区的彝族，一个是住在“点坡伙罗”的汉族。他经常骑着仙马，大部分时间都到汉族老婆那里去，彝区的那个老婆很不高兴，偷偷将仙马的一支翅膀剪断了。一天支格阿尔骑马时掉进了海里，一条蛇将他和马都吃了。（讲述者：吉尔拉门，男，美姑县三河村，农民）
支格阿尔是彝族传说中射日的英雄，虽然对支格阿尔娶汉族老婆表现出不满（“彝族老婆很不高兴”、掉进海里被蛇吃了），但可以看出老百姓还是基本承认他与汉族通婚的事实。一个先祖、一个英雄与汉族通婚，这实际上为现今的某些彝汉婚姻提供了历史与传统的合理性。现在凉山黑彝阶层有部分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同阶层的对象，都愿意与汉族而不愿与白彝阶层通婚。有意思的是，彝族农村老百姓对此并无任何异议，都认为人家是“有本事的人”，和汉族的婚姻正是其“有本事”的表现之一。这里面或许有许多经济、政治上的深层次原因，但至少表明了老百姓眼中彝汉关系调和的一面。笔者在调查中听到的最多的就是“居木惹牛”的故事，这是凉山地区非常流行的一个彝族起源的故事。大意说很久很久以前，洪水潮天后，由居木惹牛与恩体古兹（主管天上人间一切事物之神）之女生下三子，从此诞生彝、藏、汉三族始祖的故事15。这是典型的兄弟故事，表明彝族民间认为彝、汉、藏最初是同根的，也表达出了群众对平等和睦的民族关系的渴望。但故事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是，分家时，彝族先祖束草号地，藏族祖先插木桩号地，汉族祖先垒石块号地。划好后，汉族祖先说要烧山开荒，于是一把火把茅草烧光，木桩只剩几根，而石块依然存在。因此汉族占了好地，藏族只得一部分，彝族没地，只得离开原来住的地方寻找土地去了。16这同样是现在彝汉居住格局的反映，其中也包含了如前所述的有关彝族人对汉族人性格的认识。或许正好体现出彝族人一方面认为彝汉同根，渴望和睦相处，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灭绝政策又使得彝族人对汉族人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
最后，在调查中还收集到有关彝族与日本的关系的几个口头文本。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个：
E 很早很早以前，大概有3、4千年，“哦母”（皇帝）住在北京。彝族的祖先是其部下，哦母强迫彝族祖先去找长生不老药，说如果找不到就将其杀了。彝族祖先就回答说，我能找到，但你要给我多少枪、多少女人、多少小伙子。哦母就给了他这些东西，他就带着这些跑到日本去了，日本人都是彝族过去的。（讲述者：沙马曲铁，男，美姑县俄曲古区雷觉莫村，毕摩）
凉山彝族与日本人的关系，在学术界较少有详细、正面的论述，但在凉山民间却广泛流传着彝族与日本人有关系的传说故事和一般谈论性的话题。几乎每年都有日本的学者到凉山调查，日本民族学者似乎对凉山彝族研究很有兴趣；另外也经常有日本的各种机构和个人资助凉山彝族的教学。90年代建立的凉山民族中学一直都得到日本友人的资助。而凉山有许多彝族老师都说日语很好学，日语和彝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令人困惑的是：这样一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说法，在相关学术界却鲜有正式、深入的讨论。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本不成立的联系，却由于各种原因真实的在民间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交流。民间的这种记忆是如何形成与传承的？希望有兴趣的学者们能给予关注和解答。
一切有关过去的所谓历史都不仅仅是单纯的过去，任何过去都包含着现在，而人们对历史的表述是人们包含现实（包括现实社会中政治、经济权益；民族关系、情感等内容）的社会集体记忆。本文列出了几个不同方面的口头文本，并不是为了讨论其是否符合“史实”，是否“真实”，而是寻求讲述者所表述内容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为了解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
1 笔者试图询问“彝族”起源时，人们其实讲述的都是“诺苏”的起源，因此本文所讲的彝族都指凉山彝族。
2 该文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38年7期，转引自《凉山民族研究》1997年刊，第47~59页，陈宗祥、杜品光译。文中没有写出英文原名，疑是“倮罗起源史”，因为当时并未有统一的“彝族”的称呼，另外通篇文章都是在谈“倮罗”的问题。
3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彝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4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彝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5 同上第30页。
6 代数问题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40~50代，详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27~28页。
7 详见美姑县志编纂委员会：《美姑县志》，“大事记”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8 笔者与同学一同到农村调查。一天一位小孩哭了，他母亲抱着他指着笔者同学说：“你再哭，那个汉族就要割你的耳朵了。”她说这些时，脸上带着笑容，在我们平时调查中对我们态度也很好。可以看出，这些话已经成了没有多少感情色彩的哄小孩的策略。其实母亲本人或许不这么看待汉人，但她心目中却认为小孩天生就是怕汉人的。
9 有马尔子的《凉山彝汉民族关系的变迁及调适行为的研究》（《凉山民族研究》2000年刊，内部刊物）与候远高《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民族关系》（《凉山民族研究》2001年刊，内部刊物）等精彩的文章。
10 马尔子：《凉山彝汉民族关系的变迁及调适行为的研究》，《凉山民族研究》2000年刊（内部刊物），第49页。
11 详见候远高：《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民族关系》，《凉山民族研究》2001年刊（内部刊物），第119页。
12 现在彝族和其他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老百姓对毛主席、共产党仍然近乎崇拜，或许是这段历史在人民头脑中的记忆。
13 马尔子：《凉山彝汉民族关系的变迁及调适行为的研究》，《凉山民族研究》2000年刊（内部刊物），第50页。
14 马尔子：《凉山彝汉民族关系的变迁及调适行为的研究》，《凉山民族研究》2000年刊（内部刊物），第50页。
15 可参考李德君、陶学良编：《彝族民间故事选》<洪水潮天的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6~32页；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16 同15。但笔者在调查中得到另一种说法是：“汉族垒石头，彝族插木桩，藏族束草。烧地之后，石头滚到平地上到处都是，汉族就住在平地上。草和木头只有高山上的没被烧到，因此彝族和藏族就住在高山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