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署名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察”文章（由蒋志龙执笔），发表意见否定滇东古长城的真实存在。蒋志龙否定的理由有：
1．滇东古长城不连续，各县、区的点也无法连接。
2．“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夯筑和泥石砌筑的痕迹”。
3．滇东古长城没有“高大的城墙”。
4．“有关石哨所、掩体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石哨所是牛头山的石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是石哨所”。
5．石林观音（洞）塘是地埂，毫无军事防御价值。
6．滇东古长城“没有与长城相配套的其他防御工程”。
7．弥勒猴子箐的是“防止水土流失，为固土而砌的石埂”。
8．乌蛮女神“估计是清代――民国时期的可能性大”，“用海贝来装饰，是在明以后的事”，“只有在海贝失去作为货币的功能以后，才有可能用于装饰”。
以下将逐一回答这些问题。
一、滇东古长城埂的长度和连接形式
从云南古长城的连续性来看，北大课题组通过七个月的实地踏勘证实了古史的记载。如明朝万历《云南通志》说：“其城起自曲靖（今陆良也属于曲靖范围），抵于广西（今泸西弥勒一带），绵延三百余里”。清代著名文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有记载。北大课题组足迹往返于马龙、陆良、石林、宜良、弥勒5县的一些崇山峻岭中，证实这5个县确实存在一条互相衔接，断断续续长达几百里的巨大的古长城埂的遗迹。其分布为：
马龙县：格里达古城，是在曲宗荒山顶高出地面近20米的一个圆形大城堡。两道护城壕，城门位置清楚，建城选址位置和形制完全是当地少数民族所为。“考察”
文章说“找不到这古城堡与滇东古长城埂的联系”。据当地农民张有才介绍：沿山坡原有古长城，两年前这里新建矿山，农民取石挖土，才把连接的古长城挖段了3―4公里，就连古城墙上的石头也扒光了。张还介绍，过去村里的农民在城中挖到，此城是霍姓大城。但是，他不知道这“霍姓”是什么时代、为何人？其实就是爨文化时期“南中大姓”之一。
陆良县：古长城埂从雨补村经牛头山、杨梅山、月牙山、李子沟的李家房子、椅座、彭家窝棚、马料地山、老母寨的赵家坟、石头箐、寨子山、营盘山、大坡头、石楼梯、烂山头至陆良县与宜良县交界处的小圭龙（属石林县）。
宜良县：九乡吴桂庄山花地山有关隘、古城堡、古道。槽子地山上分布古长城、古城、纵深防御掩体等配套设施，与陆良县杨梅山古长城、古道连为一体。
石林县：古长城由小圭龙入境，至路星村的马鞍山、天生桥、天生洞到天生关、观音洞。再经北小村的莫舍组、李家大山，洗马塘、水塘铺的老鼠尾巴坡（撒秧塘）、老回山后、老回山（老横山）、至大老挖的维独、狗石子山、双石头、吃都都至尾博邑（子诗代玛）的哥达坡、羊叫山，过上铺草村的石黄牛山、冒水洞、蓑衣山以西入弥勒县境。这条古长城埂在石林县经过曲曲折折蜿蜒于喀斯特乱石山岭。
弥勒县：古长城从麟马洞进入弥勒县，经大麦地、龙母箐、李子寨、到达猴子箐，又在巡检司至十八寨的独家寨金子洞坡古彝族岩画之下再现它的雄姿。在弥勒猴子箐，据文化局长钟森鹤介绍，在80年代古长城埂长15公里以上。80年代以后大开荒，修大寨田，受到很大破坏。无法开荒利用的峭壁陡坡猴子箐段才保留至今。像这样长短不一断断续续的古长城埂何止千段。
这些古长城埂遗迹，从今天残存的局部看，有的长几十公里，十几公里，几公里，几百公尺或几公尺长不等。如在石林县连续长达45公里以上。陆良县老母寨、大坡头一带当地居民马谷看带我们在深山找到一段长在15公里以上。在月牙山老干田、牵牛塘上长约1公里以上。将上述分布填绘在大比例尺地图上，就可以看出云南古长城连续性的分布规律。
这些规律表现在它沿着南盘江一些支流发源地的山脊之上。 如牛首山、杨梅山、月牙山、老尖山、空山、寨子山、圭龙山、无名山、金子垌波山等等分布。这些支流发源地的分水岭是自然地理的分界线。
这条长城又环绕保卫着许多当时驻兵驻人的溶洞，如上花木潭草场崆山洞、九乡溶洞群、天生桥洞、观音洞、冒水洞、麟马洞、金子洞等。滇东古长城与古代洞穴文化，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
在行政关系上，这条云南古长城埂是古滇王国和夜郎王国的地理分界线，至西汉、东汉又基本上是益州郡和??郡的地理分界线。
石玉顺先生已研究并发表了文章，东汉以后这条滇东古长城又是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的地理分界线。
而这沿着滇东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行政区域分界线分布的长城埂，这就是它无可争议的连续性。
对滇东古长城的连续性，云南地方史专家马曜说：“滇东马龙、陆良、石林、弥勒一带封闭了900年了。战国晚期庄芷入滇进不了此区，是从汉中经广汉（四川梓潼）到今成都出零关道（四川芦山县东南），渡大渡河入金沙江进滇池地区。唐代史万岁南征时是从滇西方向进入云南。直到元跨革囊都走西面金沙江入滇。所以马龙、陆良、石林、弥勒一带在历史上是一块神秘的封闭地区，为什么这里那么封闭？过去研究云南历史、云南民族史解不开这个谜，滇东古长城的发现，有助于解开这个谜。历史上这里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和修筑长城的大事，中央政府难于知道，和这里地理环境封闭有关”。
二、滇东古长城的建筑工艺和军事防御特点
在滇东石灰岩红壤和砖红壤地区，根据喀斯特地貌的特点，沿用当地民间用石料筑墙的古老方法，就地取材建筑而成。或两旁堆石，中间堆土，或一层上、一层石，这就是云南古长城的建筑特点。
在土壤性能十分粘重，土壤淋溶性能十分强的砖红壤地区，解剖剖面，当然不可能发现任何人工夯筑和泥石堆筑的任何痕迹。就是蒋志龙等公认的陆良县芳华古城、中坝古城、天花古城，城墙高大，城门明显，解剖城墙也找不到任何的人工夯筑痕迹。城墙内没有任何文化包涵物、没有层理、没有夯窝。这是为什么呢？红壤砖红壤的性质粘重，淋溶性极强，层理和夯窝早已粘合得和自然土壤一样了。另外，云南“十八怪”“石头堆墙不倒”是一怪，所以用自然石或就地取材粗加工的石块堆筑长城埂，并不能否认它是入工堆筑，也丝毫无损它是“长城埂”的性质。云南长城埂高、宽基本统一，分布有规律，以及土石结合等，恰好是中国早期古长城的构筑方式。中国文物保护学会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级组长罗哲文亲自赴云南陆良、石林、弥勒考察认证滇东古长城。第一天考察石林水塘铺古长城的一段，罗老鉴定是“人工修筑的”，“非天然形成的”。第二天到弥勒猴子箐，罗哲文先生才肯定：“这古长城，修筑的方式很原始，堆筑形式和秦长城差不多。”
他说：“长城是考察出来的，不是关起门来在房子里研究出来的。
因为中国古代的长城，有许多都有文献记载，但实地在哪里？往往找不到。长城的实际长度也和文献记载相差太大。尤其稀奇的是云南古长城，没有当时修筑时代的记载。只是到明末才有极简略的记载，说是“鞑子城”。罗哲文先生讲：“鞑子”是汉人对元人蒙古人的称呼，世界上找不到元代修筑的长城。
如果云南古长城是元代的长城，价值更高。罗老走在古石道上，告诉我们古长城都是守卫古道路的。这一语使我们开悟，才明白这长城边总有古道路。找到“古道路”、“石楼梯”，多半就可以找到古长城。总之，罗哲文先生到云南来，对云南古长城的认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滇东古长城和秦长城、燕长城的高度比较
一提起长城，不是专门考察研究长城的人，很容易联想到八达岭明长城的容貌：高大的砖城、堞楼高耸……但是这样的长城在全国20多万公里的长城中，也仅断断续续还不到1000公里。更多的长城经过上千年的风雨侵蚀，都是若隐若现，残高仅1―2米了。
有的仅是断墙残根，星星点点埋在荒无人烟的大山土层中。就是明代的长城也不都是用砖砌的，也有用块石堆筑的长城，称为“干插边”。所以，对于没有研究考察过古长城的云南学者，包括到北京之前的于希贤教授在内，去北方考察古长城，就是站在长城之上，也不知道自己脚下的就是古长城。全国最著名的楚长城，考古工作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才直到21世纪才找到。山东的齐长城现在有点眉目了。
滇东古长城是就地取材土石堆筑的城埂。残存到现在，一般高度在1.5米至2米之间，少数地段高2―3米。还有一些地段仅残高20―50公分。这就是蒋志龙所说的“骑着猪也能跨过去”的长城。
从1979年起，于希贤教授就追随侯仁之教授编修《北京历史地图集》，常常到野外考察，涉及到燕长城的问题，追踪调查。他曾到北京之南，今河北省境调查过燕长城。这道古长城，分为“燕南长城”和“燕北长城”。燕南长城的位置是：燕下都在其南，在易水北岸，被称为“易水长城”。它起自太行山下，沿南易水北岸东行，历易县、徐水、容城、新安、文安至大城县。夯土筑或土石结合筑。经测量仅有13公里存于地面，谁也不会否认它就是长城。今残高6米左右，宽18米左右。燕北长城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自造阳至襄平”，也即今张家口至辽阳。今经张家口的独石口、向东经沽源、围场、喀喇沁旗、赤峰南、敖汉旗、北票至阜新。沿线有峰燧、城障、城墙。有夯土、石砌、土石结合。北燕长城巧妙利用山险，现在墙高仅1―2米。基宽2―4米不等。
在内蒙古的敖汉旗见到的燕长城今残高30公分左右，未经当地的长城专家指点，几乎看不出这就是长城。仅好像是一溜土堆子，但一经指点，立即看出了长城埂的人工痕迹，谁也不会因为它不“高大”而否定它是长城。
世界闻名的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它在内蒙古赤峰的荒山上，至今人们骑着猪也可以爬过去，这并不奇怪。于希贤教授90年代初考察研究秦长城时特拍摄了一张照片。现在的秦长城有些段远没有云南长城高，两千多年的风雨浸蚀，还期望着土石结合的长城埂要它“高大”，这是没有历史常识的误解。难怪考察研究中国古长城最有经验的罗哲文副会长说：云南古长城建筑的方式与秦长城相同。“滇东古长城埂”
在南方炎热多雨的情况下，这样巨大的人工建筑在漫长岁月里没有任何维修，由于风雨剥蚀及人为毁坏，难免时断时续。正如罗哲文先生赋“滇东长城埂”诗云：“巨龙虽已身残损，依旧奔腾壮南天。”多少年朝云暮雨仍保留下这些遗迹供后人凭吊，已经很不容易了，去要求滇东古长城“高大”的城墙是长城学的外行。
四、牛头山是个近两千多年前石哨所的证据
陆良县牛头山最高峰山顶海拔2493.2米，为一陡峭绝壁，绝壁之上，有约1000多米的一段古长城埂至山顶，并有一古代的了望哨，石质天然又加入人工打磨，形成了一个石墙残高1.5米左右，长2.5米，宽1.1米，深1.6米。面向西南，背靠东北，石窗俯瞰着下面今宜良县的王家营坝子。至今窗门仍存、顶盖虽塌落，我们仍可从残石中将它复原。石哨所的两壁一底都平坦、光滑、整齐，决非天然的“石坑”，而是人工精心雕琢的石屋，屋内可以睡人，有窗可以眺望。人们在这孤山绝壁、风烈、干燥的牛首顶峰之上，如果不是用于军事用途的掺望哨所（见牛首山哨所功能图），有军事补给，人住在上面一天也生活不了。从牛头山石哨所的石窗可以看到空山石哨所和老尖山的动静。这个石哨所还是一个十分隐蔽的暗哨。
我们在此牛首山石哨所内，发现一个平底有釉的破小碗，经权威考古学家鉴定，时代为西晋至唐代间，并非本地所产，而是长江以南的窑所制。
五、从石林观音洞古长城埂的军事防御工程谈滇东古长城埂的洞穴防御体系
观音洞周围，有一道围绕着它的“石埂子”，高广都有2―3米。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执笔者说：“纯系地埂”，“泥石混合堆积”为弧形，是围绕落水洞的一段石埂”。但这一“高1.5米―2米，顶部宽2―4米的石埂（其实我们米宽的田间道路吗？如果真的是田间道路的话，任何地方的“田间道路”都是平着地走，用不着高出地面，半米宽的足够了。这样使用起来才方便。筑那么高、那么宽的石埂子，其实另有用途。这就需要从“为弧形，是围绕落水洞的一段石埂”来考虑了。它是防御以洞为中心的军事工事。这是附近村子的干部和老人都知道的事。
为什么滇东古长城在别的地方都是依山就势平直分布。唯有在这观音洞周围是环绕分布的呢？因为防御的是西方的进攻，保护的是南北两翼，东方是开口的后方。这与滇东古长城埂防御工程西面是立面，东面是缓坡的结构功能完全一致。这反映了观音洞在战争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屯兵驻防据点。不仅古长城埂环绕保卫着观音洞，弥勒金子洞也是有古长城埂环绕着。如果全程观察研究，这条长城埂及环绕保卫着许多当时驻兵驻人的溶洞，如雨补崆山洞、九乡溶洞群、天生桥洞、观音洞、冒水洞、麟马洞、金子洞等。云南古长城的建筑与云南历史上的洞穴文化有何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六、与滇东古长城相配套的古城堡、古要塞
北京大学课题组在滇东古长城埂附近考察过四类古城堡。
第一类古城堡是与古长城相配套的驻兵、补给的据点，马格里古城、陆良牛首山古城、宜良小尖山古城等都远离现在的村寨，现在也位于深山荒野之间，所以决不是近几百年村寨间“打冤家”所筑。其形制不是汉族筑城的风格，是“汉到彝走”之关的当时古文明创造者的遗物。如马龙格里达古城堡、陆良县的牛首山古城堡（见陆良县文化局：《唤醒在陆良县大山深处的古代文明》2000年8月印稿），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都记此页），可见这古城堡年代比唐朝更古老。这类古城堡都分布在山峰的顶上，城址位置居高临下．城墙埂为圆形环绕状，层层设防。虽是山顶却有水源补给，如雨补古城堡有一个直径1.5米的深水井。在其山麓峡谷处必有古道路，道路旁必有古长城埂。如雨补古城堡守着一条上老尖山乳峰的古道路至今仍有800多米长的古城遗迹，即为一例见（见附图）。这一类古城堡的形制与中原方形城不一样，从连接古城堡和其中的文化包涵物侧年都在古滇文化时期和爨文化时期。
第二类古城为宜良九乡槽子地的古城，它是一个方形城，位置在槽子地山古长城之旁。为方形城，并且是大城连小城。建城选址虽在大山高处，但不在山峰之顶。它的形制显然与中原汉代古城相似，现在仅只是进行过初步踏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以上两类古城为明、清以后地方志中都没有记载。
第三类古城，就是蒋志龙等所见到的了。如陆良县的天花古城、中坝古城、芳华古城等。这一类古城，建在山区与平坝盆地边缘的丘陵之上。建城选址依山傍水，背有靠山，面临广野。于希贤教授考察认为：这些古城与滇东古长城无关。是元明之际，到“汉到彝走”之际，接受中原建城选址建筑文化的产物。城内的陶瓷片很多，大多是明清遗物。城墙高大笔直，显然是人工夯筑而成。但于希贤教授带领大家“解剖”古城城墙，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夯筑和泥石砌筑的痕迹”这就是由于是红壤、砖红壤的淋溶土性，使人工夯筑的痕迹完全消失了。这类古城明清陆良县地方志中已有明确记载，是元明以后的古城。
第四类古城，即泸西县三塘乡古堡，向阳乡阿里盈古城堡。选址于山顶，圆形城圈。这两个之所以称为“城”或“城堡”是他们都有封闭围合的古代城墙。前者守往云南通往广西的古道；后者为南盘江古渡口与古道水路要冲制高点。当地学者认为是大理国时期自杞国古长城的一部分，但于希贤教授考察后认为这类古城堡和滇东古长城埂还连接不起来，在找到与滇东古长城连接起来之前，泸西县的这两个古堡不能纳入滇东古长城的范围。
时代断定上，在泸西县古营盘中的地上找到不少在昆明文物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元代的陶瓷片。但是这两个古城使用的上限和下限还需进一步研究。
令人费解的是，蒋之龙文章说泸西县古城堡“极有可能为清末或民国年间的遗址”。清末及民国年间云南已有冷兵器时代转入火器的时代，这个时期是云南拆除城墙而不是筑城的时代，泸西县这时还会建造这样的古城吗？何况清末民国年间距今不过百年，今泸西县向为文化之邦，地方志地方史及当地学者一定会记录和知道这些古城遗址的。而当地著名学者、全国得奖作家杨永明还一再写文章在《滇池晨报》和香港《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这是元代1253年蒙古大将兀良哈进攻自杞国的防御工事。
邱宣充、蒋志龙等将上述四类古城不查方志记载、不以考古学的文化包含物定年、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定为明清“土司所筑”。其实，云南民族学院于希贤教授从格里达古等古城城门口地上找到一些古陶片。于希贤教授带到北京大学，经秦汉考古专家高崇文教授、俞伟超教授、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萍芳先生鉴定果然属于汉代至唐代中叶之前的硬陶。这样，古史文献记载、田野考古初步踏勘所见实物完全吻合。
七、弥勒猴子箐荒山之上是“防止水土流失为固土而砌的石埂”吗？
蒋志龙文章中把杨梅山，建于高峻山岭西侧在75度陡坡之上的鱼鳞状掩体，说成是“将这些极易风化的石块拣后堆在一起，有利于植物生长，这实际上是一种用石块工程来做保持水土的工作。”且不说杨梅山方圆百多平方公里，仅其中芦山村公所所辖有52.7平方公里，人口仅1千余人。这些人也迁入杨梅山居住不到100年。明清以来这里荒无人烟，这么巨大的“水土保持工作”是由谁来做的？它为什么不建在平坦易耕之地，扁要建在陡坡险要之处？在杨梅山大漫坡土瓜地上，这里掩体和掩体之间的距离如果纵向都10.5米；横向也是10.5米；如果纵向是21.5米，那么横向也是21.5米。这一交错的掩体今残高1.2米。其排列如鱼鳞状，是统一规划，一次施工的防止自西面来的“敌人”进攻，这些距离恰好在人体的体力射程杀伤范围之内，所以罗哲文、董曜会、陆良县文化局和北大课题组将之定为长城埂附设的军事设施。
蒋志龙又说，弥勒猴子箐的“石埂子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建筑”。猴子箐是75度坡的石灰岩陡山，下面一无农田，二无村庄，做八层高1.8―2米的，宽2米左右的“防水土流失工程”有什么经济价值？谁会愿意来做！陆良、弥勒地区的红壤、砖红壤，称为“金刚泥”板结起来相当坚硬，梯田垒埂全用就地取土。何况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上，没有任何经济利益怎么可能是“防水土流失工程”。远在八十年代初期，弥勒猴子箐的古长城埂，本地文化局长钟森鹤就将之定为军事要塞了。
八、彝族用海贝作为头饰起源于明以后吗？兼论乌蛮女神石雕像的时代断定
蒋志龙说：“用海贝作为头饰起源于明以后。”果真如此吗？
用贝作头饰是象征财富，是用贝初期的时代，即古滇文化时期。如民国年间彝族用镍币做头饰；解放初期彝族用硬分币做头饰；现在用玻璃珠做头饰。这都是一种时髦。方国瑜先生在其所著《滇史论丛――云南用贝做货币时代及贝的来源》一书中阐述，“在战国末年以前，云南各地的部族……，即虽有贝只能用作装饰品，还不到发展为货币的时期（第247页）。……樊（志）也说到云南有贝，但用作装饰品。”如卷八说：“妇人髻上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又卷四说望外喻部落，“妇人联络珂贝、巴齿、真珠，斜络其身数十道。”又《太平御览》卷九四二引韦齐休《云南记》说：“新安蛮妇人于耳上悬金环子，联贯瑟瑟贴于髻侧，又绕腰以螺哈联穿系之，谓之珂”。“这都是（战国至唐代以前）用贝作首饰，在云南有许多民族的风俗如此（251页）。”《三国志》、《尔雅》、《太平御览》明确记载了早先的古代（两汉）都是用海贝做妇女的装饰的。方国瑜先生经研究后得出结论：“晋宁出土的古贝是装饰品，并不是用作货币的（248页）。”江应梁先生也是经研究得出这个结论的。
乌蛮女神的时代断定有以下经历：云南省博物馆长李昆生馆长说：凤凰披肩在云南只见过两例，凤凰披肩者的身份地位都很高，是当时的公主以上的贵族。其中一例是南诏国的公主。云南用贝币的时段很长，从古滇国时期一直到民国年间。他问石像是用什么石料雕成？当我们回答说是细红砂石雕刻成的。他惊喜地说：这时代就很早了。他说短裙时代晚，长裙时代就早得多。
在陆良县倮倮山有一尊男神像，向导村支书周国华介绍，他说这个男神像和老尖山的女神像是一对的，后来被那边的人抬走了。石像是紫红色石英细沙岩石质，坐姿，V字领口，背心上有一条条横道像铠甲，耳上挂一个圆形耳环，头戴平头帽，上面有14颗贝币做装饰，这一倮倮山武士神像，他的衣服、帽子装束和霍承嗣墓主人的服饰一模一样，只不过霍承嗣墓主人是文官，而倮倮山武士神像是武官。霍承嗣墓葬于公元386年―394年间。这一倮倮山武士神像和爨碑应是同一时代的文化遗产。
研究云南民族文化的王均教授说：女神像是彝族先民创世时期女性崇拜时期的杰作。他说彝族很早就以女性崇拜的形式反映他们对于天地生成、人的来源、生命的起源的认识。
如认识到：人是从海洋的鱼进化而来的，所以“创世女神”是鱼鳞的背，鱼尾的下肢，是一尊半人半鱼的神。裸露的胸部和乳房，是女性崇拜的产物。孔雀、凤凰是百鸟之王，以凤凰作为披肩，代表了这女神尊贵的身份。百褶上罢短裙是时代衣饰的产物。天生地产的造化生命之物，的确是神圣的。彝族文化中有朴实的生物进化的朦胧认识，并且将这些认识用大自然的崇拜神物表现出来。他判断这是两千多年的前的神乳峰、女神庙和女神像。
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的杨德漭教授说：石雕女神像是了不起的发现，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发现云南古长城。他感叹说：“北京大学你们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发现古长城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了，又发现了这么重要的女神像，你们的治学精神和重大成果，令人感叹！古长城不是你们北京大学的学者、学术地位、治学态度和认真精神，是难以办到的。”他对女神手中的圆形粮食加工模子很感兴趣，说：“这可能是野菊花，开花期很长，像征着粮食是生命的源泉。野菊花也象征生育旺盛。”并提出女神的衣服很可能是“鱼皮龙衣”，少数民族“创世纪”中有一种朴素的观念，认为人的祖先来自大海之中的鱼，因此裙子以鱼尾来装饰，象征着女神是人类的始祖。杨德漭教授还提示了女神背部是否是鱼皮龙衣的鳞甲雕刻，要求我们再去仔细看一看。后来我们第四次拜谒女神庙，又把神像抬出来仔细看，才看到果然有鱼鳞装饰，因此这一尊女神石雕像也是一位美人鱼。他还预言，应当还有一尊男神像。杨教授的预言都实现了。
彝族学者黄建民及38位彝族毕摩学者对女神像的评论：在石林县的一次宴会上，有幸见到彝族的38位华彝学者，绝大部分毕彝都说这尊女神像是彝族服饰的风格，虽毕生做彝族精神文化的工作，但从未见过种服饰，也可以说是很古老的，但究竟是什么时代，断定不了。其中有两位80多岁的老毕摩说女神像的装饰是彝族最原始的、地位极高的神像。
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教授的评论：2000年11月4日下午，当俞伟超教授看到于希贤教授手中的彝族女神相片时，眼中放出光芒，脱口就说：“我第一眼的印象，以她的圆圆的脸形、张开的大耳形、头饰酷似石寨山出土的青铜人像，这应当是古滇文化时代的杰作，时代是古滇文化时期的应该没有问题。”最后俞伟超先生推断云南古长城可能用了几百年，从西汉至唐末以前是可能的。
云南历史学家马曜评论：陆良老尖山尊创世女神像，马老认为“这是古滇国时期的一个女王的雕塑像”。马老是最早提出创世女神断代的学者。女神像的时间断代，马曜院长和俞伟超教授的意见一致，都认为是战国晚期至西汉之间。
九、著名考古学家、长城学专家、云南民族史地专家论滇东古长城埂
罗哲文：看到杨梅山古长城后既惊奇又兴奋，由衷的赞叹云南彝族先民的文化与智能。他说：“从绵延的长度可看出这一段长城过去的雄伟气势，有些‘长城埂’掩埋在土下，目前可见高度为2米。从建筑结构上看，是一种块石干砌的古老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从春秋时期直到明朝以前都在沿用，具体说就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根据山形地势修成。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秦长城的建筑特点为：因地形用险制塞，而路良县境内的古长城完全符合这一特点。”
俞伟超：2000年11月4日下午，于希贤特意带着古长城的照片和古城址内找到的古陶瓷片到他的老师俞伟超教授家。俞伟超先生看着云南古长城的照片。他一开口就说：“考古工作需要地学视野，考古工作中有你们地学出身的人参加，就会有新的视角和新的发现。”他仔细看了每一张照片，寻问了照片中的内容。俞先生说，那时我到了湖南凤凰县，他们的长城，严格地说是边墙。云南古长城是真正的长城。
俞伟超教授看了于希贤带去的莫舍组夹砂红陶陶片。”关于石林“夹砂红陶”，俞伟超先生认为火候低，制作粗糙。时代晚到西汉也会有的。俞伟超教授看了格里达古城的硬陶，他认为是东汉到唐代，不会晚到宋代。牛首山石哨所的残碗，碗底是实心的，他认为时代是西晋至唐代的江南制品，瓷釉厚薄不均，时代应稍早一点。最后俞伟超先生推断云南古长城可能用了几百年，从西汉至唐末以前是可能的。
李埏：在他早年的著作中最早提出“古长城埂”，他说：“我是石林县的人，我们石林的读书人祖祖辈辈都知道‘古长城埂’的事。40年代楚图南在附中教书，住在石林，他听同事介绍过‘古长城埂’，还亲自去看过”。他询问说：有学者写文章认为长城埂建于西汉，不知根据什么史料？
王均：王均教授是彝族，精通彝族文字，对彝文经典很熟悉。
他看到报纸上关于古长城的报道，就翻阅了大量的彝文经典，把彝文中有关“城”的纪录都摘录下来。说明彝族文字中，“城”的概念出现是很早的。他说云南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很少用陶瓷器，多半都是用木器，碗是木的，盆是木的，他说着就拿出了他珍藏的许多彝族木碗木器给我们看。所以在古长城和古城堡中陶瓷器很少。指望用陶瓷片做古长城测年的工作难度很大。
徐萍芳：2000年11月间的一个星期五下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徐先生看了主要的几百张古长城照片和找到的一些陶瓷片。徐萍芳先生边看边说：“这长城很古老了！”他问：“是否是断断续续的？最长的一段有多长？”“古城堡是什么形状？”看完照片看陶瓷片，在断代上徐萍芳先生的看法与俞伟超先生差不多。
董曜会：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他认为滇东汉长城是王莽时期益州郡太守文齐所主持修建的，具体时间基本可以肯定是在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前后，差不了两年。因为史书上记载，王莽天凤六年（公元19年）益州栋蚕等起兵杀了益州郡太守。王莽派廉丹、史熊发师征讨遭到坚决的抵抗，加之军粮前后不相及，使吏士饥疫，最后失败。文齐任益州太守后，团结郡内的“夷”汉各族，共同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
那么，文齐修障塞的时间一定在此之后。文齐在混乱的局势中不可能修长城，在他基本理顺政局之后才开始修筑长城。他特别注意到了长城附近的古路的问题。很多古路都是在很陡峭的地方“削崖筑路”，把山石削下去1米多高，修筑成一条路。
在云南古长城的几个主要的地方都能找到这样的古路，它控制交通影响整个区域的形势。交通是命脉，所以修筑了这道长城。云南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就讲到文齐来益州之前，朝廷派兵镇压的四个主要战场，其中打了很多仗的地方就是今天长城所经地区。方国瑜先生给出了具体的地方就是在陆良、石林这一带，文齐来之前这一块就是主战场，就是兵家必夺之地。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辖地，保障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特别是保护交通要道，文齐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下大力量修建了长城。这就是《后汉书》记载的修障塞。他认为今后我们完全可以理直叫壮地举出“滇东汉长城”的旗帜。
总之，滇东古长城是客观存在的，否定不了的。北京大学课题组经七个多月，餐风沐雨，奔波于荒山密林之中，为的是报滇东古长城世界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