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在中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上，有一个大夜郎国。夜郎在立国数百年后归汉。在此百余年后，由于夜郎与同为汉朝属国的漏卧、句町交战，不听从中央号令，遂至国灭。夜郎从此成为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留在汉文献有限的记载里。她的曾经一度辉煌的历史文化，如同残砖断瓦，被高原泥土层层覆盖；夜郎成了被强势文化击碎的文明，只留得无数碎片，回响在夜郎故地民间的传唱中……
夜郎国是哪家国？
夜郎国是一个以夷、濮、越三大族系为主体的多民族方国。夜郎国是由哪个民族统治的？由于汉文献对此未作记载，故引来后世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难有定论。
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最先通过彝文献研究夜郎历史文化的贵州彝族学者余宏模即已提出：夜郎国的统治民族与彝族先民夷人有关。“夜郎”即彝语“以诺”的同音异译。以，即水；诺，是黑、深、大的意思。以诺的彝语解释就是“黑且深的大水”，“所谓黑水、大水、深水，都系指金沙江而言，也可以译意为‘从金沙江流域迁徙而来的’”。他经过考证指出，彝族先民早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即已进入黔西北境内。
可惜上述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随着彝文献的不断发现与翻译出版，不同彝文典籍中大量相同或相似的记载支持了余宏模的说法：夜郎国本是彝族先民夷人创立的国家。汉时的大夜郎国不过是古夜郎向东向南不断扩张的结果。流传在贵州大方的彝文献《帝王世纪》中说，彝族在云南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大约在三皇五帝时代，夷人父系始祖希慕遮的后裔便向肥沃的成都平原发展，建立了古蜀国及巴国。至希慕遮31世孙笃慕（即蜀王杜宇）时，成都平原洪水泛滥，笃慕回迁云南，娶三妻生六子，将6个儿子分封在今滇东及黔西北6个地方，遂成六部。这就是彝族历史上著名的六祖分支。六祖中长为武与乍，夜郎国即为原活跃在滇东一带的武?支系同武部融合后所建立。夜郎国名经历了由水名――人名――地名――国名的演变过程。彝文献《夜郎史传》就是以开国之君武夜郎为中心展开的故事，同时对夜郎谱系、迁徙、战争、城池、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述。
竹王祭 （资料图片）
夜郎王又称为“竹王”。《夜郎史传》中有云：“武?夜郎根，夜郎?子孙，夜郎竹根本，夜郎水发祥。”这与《华阳国志?南中志》关于竹王传说的记载暗合。《夜郎史传》记竹王世系，计列了“?阿蒙、蒙阿夜、夜郎朵……多同弭、同弭匹、匹鄂莫、莫雅费”等总计27代。?阿蒙即为第一代竹王，传三世为夜郎朵，《夜郎史传》中说他“兴起君长制”，此即夜郎国开国君主武夜郎。传至竹王24世多同弭（即多同）时，正值西汉武帝时代，至27代竹王兴（即莫雅费）时国灭。
武夜郎作为夜郎国的开创者，《夜郎史传》着重写了他的武功：“武夜郎君长，比先辈威武，比先辈刚强，他经常带兵，不断地征战。一下去东征，一下去南战，全都打胜仗，屡屡建奇功。”为了强化统治，武夜郎完善了奴隶主国家的政权形式，制定并颁布了《夜郎君法规》。从《西南彝志》、《益那悲歌》等彝文献看来，夜郎国当时不仅有世袭的君长制，高度集中的权力，而且结成了君、臣、师的统治集团，执掌着夜郎国的最高权力。
夜郎国还有象征王室权力的王印。此夜郎王印发现地为贵州威宁，曾为云南昭通张希鲁收藏，后归西南师范学院历史陈列室，“文革”中佚失，幸存一拓片。拓片印文为彝文，经彝文专家辨识，译为“夜郎王印”。
事实上，夜郎国不仅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以及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人员与部门，还有大量参与作战的军队，《史记》中记唐蒙上书，称夜郎精兵，“可得十余万”，决非妄言。这些都是构成国家机器的要素。可以说，夜郎国从武夜郎立国之际开始，就已进入了奴隶制时代；而夜郎国，正是在向东方扩张，进攻东濮、西濮的战争中发展成了一个十分成熟的奴隶制国家。
夜郎“自大”吗？
夜郎自大，在华人世界，家喻户晓。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以原典论，自大确与夜郎无关。原来，自唐蒙通夜郎后，汉武帝即派唐蒙征调巴蜀兵卒，开辟南夷道。至公元前122年，曾经出使西域的张骞从大夏回到长安，报告皇帝说他在大夏国曾亲眼见到蜀布和邛竹杖，得知是从身毒（印度）贩运去的，因此他推断说西南夷一带必然有路可通身毒。因为当时西北方面的丝绸之路常被北方匈奴隔断，商旅常被杀死、抢劫，汉武帝考虑，如果能够在西南方面探出另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来，与西域的交通贸易就更方便了。于是派遣王然于等前往西南，探明通向身毒的道路。
王然于等人到达滇国，一路受到昆明等小国的阻扰，耗费了一年多时间，并无进展，不得已返回长安复命。在西南夷期间，滇王尝羌曾问汉使：“汉孰与我大？”王然于等人到达夜郎时，夜郎王多同弭设宴款待，也向他问了同样的一句话：“汉与夜郎孰大？”司马迁将此事记述下来，说：“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就事情本身论，滇王也好，夜郎王也好，都因为不了解汉朝情形，出于好奇，方才发出“谁大”的询问。对于夜郎王来说，也许还怀了一点想炫耀国力的想法，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根据后世的考证，夜郎国的疆域至少包括今贵州大部、川南、滇东、桂西北等地，约等于一个贵州省的面积，其武力扩张所到之处，甚至连湘西都在其内。这在当时说来，也的确足以言“大”了。那么，夜郎王有一点自豪同自信，也不足为怪。
地戏是夜郎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
图为地戏中跳神的男主角。（资料图片）
“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在清代以前的典籍中从未见过，最早见于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其中一篇题为《绛妃》的小说里，有云：“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本来是作者的游戏笔墨，不知怎地一来，就发展成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
此成语一出，夜郎王立刻背上了黑锅。因为就事论事，也是滇王“自大”在前，怎么说也算不到夜郎王头上。但历史的误会不但产生了，就连一向生活在夜郎故地上的人们，也屡被视为“自大狂妄”之徒，因而常怀愤愤不平之想。
其实，如果历史性地看待夜郎民族，就会发现夜郎人是一个喜欢接纳并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夜郎民族集团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化的民族共同体，主要包括夷、濮、越三大族系。夷人后来演变为彝、土家、白族等民族，濮演变为仡佬族，越则演变为布依、壮、侗、水等单一民族。在夜郎各民族之间，甚至在夜郎文化同周边文化之间，其文化及血缘关系的融合，早就开始了。这不但有文献的说明，更有出土文物的证实。因此说“夜郎自大”，显然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但是，要说夜郎有那么一点“自大”，也不算冤枉。根据彝文献的记载，在武夜郎时代，这位开国君长就曾自称“天之子”。武夜郎举兵东向，一举征服东、西濮，并定都可乐，完成了向东方扩展疆域的使命，此后地跨西南数省的大夜郎国即以此为发端，载入史册。祖上如此辉煌的业绩，显然也是夜郎王多同弭自大的资本；何况在他掌权的时代，又迎来了夜郎国第五度的强盛，开创了同汉文化交融的新时代：“开辟了新天，开创了大地。大地的四方，在四方五水，惟我独尊君，惟我享盛名。”可见夜郎自大，也不能说一点原因都没有。同汉朝皇帝一样，多同弭与他的先辈也以“天之子”――天子自称呢！
不过自大总不是一件好事。由于自大往往是闭关自守、坐井观天的结果，免不了固步自封，不求进步与变革，因此常常被人挫败，丧权辱国，以至遭受亡国惨祸。所以用“夜郎自大”作为一种警示，提醒国人时时记住谦虚谨慎，居安思危，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竹王传说的原创归谁？
有关竹王的传说源于常璩的《华阳国志》。大意是说，一位妇人在豚水边浣衣，从上游漂下来三节大竹。大竹漂至妇人足间，她将竹筒推开，可那竹筒推开后又向她的足间漂了过来。她忽然听见竹筒内传出婴儿的哭声，十分惊讶，立即将大竹抱上岸来，剖开，原来竹内有一男婴。她怀疑是神的赐予，遂领回家中抚养。此子长成后，力大无穷，文武皆精，后便自立为竹王，以竹为姓，这就是历史上的夜郎王。
常璩采传说入史，时在东晋年间。他撰写此书时距夜郎国灭亡已有300余年，距夜郎立国就更遥远了。自秦开五尺道、汉通西南夷，直至魏晋南北朝的漫长岁月里，夜郎故地上的民族经历了大迁徙、大融合的巨大变化，作为夜郎国主体民族夷、濮、越三大族系，逐渐形成了彝、白、土家、仡佬、布依、水、侗、壮等单一民族。而竹王传说也同时在这些民族的民间流传，成为夜郎后裔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图腾崇拜的对象，不可能是共生的，那么，作为原生神话，竹王传说的原创者是谁？
流传在布依族地区的竹王传说，与《华阳国志》中的记载大体相符。稍有不同处，是将竹王称为布依族的“始祖”，当他出生3个月后，即被其母藏在竹节中，躲过了巨大的灾难。竹王长大后，成为布依人的王，率领族人抵御外来侵害，于是布依族由此崇拜竹，并将竹视为本民族的图腾。
仡佬族中的竹王或王族传说，有流传在黔西南一带的《竹王》，比《华阳国志》所记更详尽，不但拾婴妇人有了名字，叫“倡乳”，竹王也有了名字，叫“笃筒”，且有杀虎救母的情节。笃筒后被推举为王，即竹王。
彝文献中有关竹王出世的记载最为详尽，从《益那悲歌》记载的传说可知，竹王虽也由妇人从水中竹筒所得，但婴儿的父母却有了交代，还写明了其父弃儿的原因和经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竹王名“?雅蒙”，系夷人武?支系竹王世系的一世祖，夜郎国兴起在竹王第三代传人夜郎朵时代。从第一代竹王至汉武帝时的多同弭，计24代，距夜郎国灭27代，按照夷人父子连名的习惯，以每代20年计，上推540年，竹王兴起时，约当春秋中叶。破竹而出的?雅蒙称竹王，被汉使唐蒙所斩之夜郎国君亦称“竹王”，后来被封为“侯”的竹三郎仍称“竹王”，都说明“竹王”是夜郎民族对历来本族君长的一个统称。而在夷、濮、越三大族系的竹王传说中，夷人竹王传说最为详备，加之夷人竹王世系的存在，表明竹王传说的原创者是古夷人。
那么濮、越民族中的竹王传说又从何而来？这大概是民族融合过程中受到夷人竹王传说的浸染或移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已难分彼此。而《华阳国志》所采录者，极有可能来自濮人而非夷人原版的竹王传说。可贵的是，常璩如实地录下了竹王“兴于豚水”这一点。豚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西南夷考证》中指出：“遁（即豚）水乃温水下游，温水遁水皆南盘江别名。水道提纲，南盘江发源曲靖，即夜郎国也。”而曲靖、昭通、会泽这一带属滇东，正是创立夜郎国的夷人武?支系所居之地。
由此可见，夷人是竹王传说的原创者，是源；而濮、越族系中的竹王传说则是流；至于苗、瑶族系中的竹王传说、竹王祭等等，则又是离源甚远的流中之流了。
“红崖天书”所记何意？
红岩碑在贵州关岭县城东约15公里的晒甲山上。晒甲山西侧有一长约百米、高3米的岩壁，壁上分布着数十个古文字，由于字形虬结怪诞，古朴神奇，又因为石壁呈土红色，因此被称为“红岩碑”，又称“红崖天书”，为夜郎故地一绝。
千百年来，人们对此古迹，疑窦丛生：到底是谁在这荒山野岭上开凿石壁，写下了如此怪异的文字？在这些文字后面，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内容？
光绪年间，日本国领事得丸作藏和该国著名的旅行家鸟居龙藏曾来此访古碑、求摹本。当他们将“红崖天书”的摹本、缩临本带回东瀛展出时，在日本一时引起轰动，参观者络绎不绝。其间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闻讯也前来晒甲山观摩，竟然发出如此感慨：“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
“红崖天书”之名不胫而走，遂由国内走向国际。
从明朝嘉靖年间一个叫做邵元善的人，将红岩碑写进他的《咏红岩》诗起，至今为止，600年来，有人说红崖天书是当年诸葛亮南征时与夷人诅盟的图谱；也有学者认为红岩碑系殷高宗伐鬼方的纪功碑；还有人认为它是大禹治水时的遗迹等等。上世纪90年代，贵州安顺地区行署公开对外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碑。”一时在学者、专家之间，兴起了破译热潮。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是认为红岩碑系明朝建文帝被朱棣夺了皇位后，逃到贵州，以变体组合文字书写的讨伐朱棣篡位的檄文。另一种说法则对文字说表示怀疑，认为不过是大自然形成的“自然石花”。
以上这些破译都是从汉文字视角出发，比照金文、甲骨文得出的结论，很少有人想到少数民族文字。如果这些文字同古彝文有关，或者就是古彝文，那么他们的立论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问题就出在这里。
1989年，由贵州彝族学者王子尧释读、王正贤撰文的《贵州红岩古迹研究》发表，该文以现存的古彝文为参照，根据彝文的造字方法、用字规律及书写行款规则等，判定红岩碑文字为古彝文，并将其分行分段，对每字注音、释义，然后证之以彝文献所记载的史实，第一次对红崖天书进行了彝文释读，释文如下：
1、陋侯驻兵地；
2、出兵打古糯，兵如松，多且勇，虏获妇女羊群；
3、战地南城，联合德部族，攻占濮人地；
4、各地彝汉人，权利皆平等；
5、岩下打牛，还祀愿。众男女青年，边听述战争的胜利，边招待庆贺的客人。
在两位释读者看来，此岩上所记，并非一时一事，也非一时所书。既可独立成段，又能联贯成章。其原因即在于，这是驻在当地的古夷人陋、侯部族祭祀时书写，每作一次祭祀，即可能作一次记录。对于部族中发生的大事，可能是当时所记，也可能是后来追记。其时间跨度大致“在夏代至蜀汉时期，即彝族六祖至济火的历史时期”（王正贤《奇异的石头世界》）。
而在这漫长时间里，其中夜郎国所占据的时间最长，因此把红岩碑视为夜郎文化遗存，不无道理。其中尤其是关于夷人同濮人的战争记录，证实了《夜郎史传》等彝文献提供的史料，殊为宝贵。此文刊发后，引起各方面关注，新华社1989年6月16日的报道说：“红岩古文字的（彝文）破译，对于研究中国西南古代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彝文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研究彝族宗教祭祀的渊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文后来编入199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石刻论著汇编》一书，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承认。
杨家将是夜郎后裔吗？
1000多年来，杨家将忠心保国、浴血沙场的悲壮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以习武家族论，在中国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故世称“杨家将”。据《宋史》所载，杨业本是“并州太原人”。其实，这是误记。杨家将祖籍本系诚州（今贵州黎平）佳所，系夜郎民族后裔，是典型的夜郎人。
笔者在贵州锦屏一带考察时，曾发现该地及湖南湘西靖县一带有飞山庙。原来飞山就在靖县。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飞山堡“在湖南靖县西北十里飞山上，一名马王坪。五代时马氏遣兵讨飞山洞蛮屯兵处。宋置飞山堡。”此中的“洞蛮”，即为侗族先民。原来靖县、锦屏以及包括湘西南、黔东南的大部地区，都是侗族聚居之地。唐末五代时候，居住在诚州的杨氏豪族崛起，统治了附近州县，酋长杨再思成为“十峒首领”，被朝廷敕封为“飞山令”。那时湖南境内建了个楚国。楚王族即为上文所引的马氏。楚国不断向西扩张。湘西、黔东一带的侗、苗、瑶各族因势单力薄，不得不先后归附。杨再思自称诚州刺史，统领十峒之众，誓不投降，率本部以飞山为据点同楚军展开激战，在当地传为佳话。
《杨家将》
宋朝开国后，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杨再思被追封为英惠侯，赠封祭祀，历代不绝。飞山庙即由此而立。据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侗族《杨氏族谱》所载，太祖之后，杨家子孙因武艺出众、能征惯战，常被朝廷征调至各地戍边，杨业即为杨再思四世孙。其祖父杨麟曾从湖南奉调太原，其父杨信做过麟州剌史。麟州在今陕西神木县北。杨业孙继祖职，做了宋朝的太原令，处在抗击辽国的第一线上。据杨国武、杨昌坤主编的《杨再思氏族通志》书中记载，杨再兴的第四子杨政约在北宋时曾任古州安抚史，授资政大夫，“治所今黎平洪州，辖及佳所。”其父杨再思死后即葬佳所长岭岗，“政约子孙在佳所繁衍众多后，遂向外东西南北四方迁徙，谋求发展。政约墓葬于黎平佳所村脚田坝边。”据佳所杨昌友未刊文章所说：黎平佳所不但有杨家将祖上的墓地，还流传着不少杨家将抗敌的传说；杨氏家族有不与潘姓结亲的禁忌；当地还有在每年十一月初三日过“杨家节”的风俗等，这都表明这里不但是杨家将的祖籍，还可能是杨业的出生地，可见杨家将是实实在在的夜郎人。修《宋史》者不察，定杨业为“并州太原人”，实为大谬。
事实上，杨家将那种死打硬拼的精神，无疑正是夜郎文化尚武的遗风。杨家将后人中青史留名者，还有南宋时岳飞的部属、抗金骁将杨再兴。明朝初年为朱元璋平定天下、建功立业的黔宁王沐英，凉国公蓝玉等，其先祖也是湘西城步境内的“飞山蛮”。至于黔东、湘西一带夜郎故地走出去的近现代战将，如贺龙、粟裕、廖汉生等，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