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英语文化已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并形成多个汉、英语文化圈,且正在以高速度、高质量传播着,并根据近年来考古和研究的成果,重新审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于西方并成为西方民族学理论之一的文化传播论学派的主要观点,则未来人类学研究界有可能出现世界文化发端于中国彝族之说,而文化传播论对教育事业也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文化传播论;汉、英语文化圈;彝族文化;教育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传播论学派在反对进化论学派的背景下产生并成为西方民族学理论之一,被称为“文化圈学派”或“播化学派”或“文化历史学派”。这个学派的观点认为人类文化的类同或相似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个地点一次产生的,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散布,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并不都是本民族或本地区创造的,而是从传播着的各中文化现象中“借用”了某些东西,在一定的地区内,若干文化特质(或因素)构成了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作为文化历史基本内容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圈。本文简要论述和评价文化传播学派的论点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一、文化传播论学派的观点
文化传播论学派习惯上分为德奥和英国文化传播论两个学派。
德奥文化传播论学派的始祖是地理学家拉采尔(Ｆ.Ｒａｔｚｅ1844-1904)。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论述了文化或整个文化丛体的单方面移动或采借,不一定受空间的限制,对非洲的弓及其文化特征分布作过系统研究,认为物质文化方面的相似必然出于传播,地理上彼此相距甚远或并不连接的文化仍有历史的联系或采借的存在或发生的观点,为民族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路径。在方法论上提出的“形式的标准”说和其弟子夫罗木尼阿斯提出的“数量的标准”说是文化圈学派的两个铁律。在19世纪后半叶提出迁移、借用和分布三个概念,为文化传播论学者们提供了理论基础。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格雷布纳(Ｆ.Ｇｒａｅｂｎｅｒ1877-1934)和奥地利天主教神甫施密特(Ｗ.Ｓｃｈｍｉｄｔ1868-1954)。
格雷布纳主张不论地理相距远近,只要发现两者或双方的文化相类似,都可视为文化传播或采借的结果,可划归为某一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相同性,应由质与量的两种标准来判别,进一步推广和应用了“两个铁律”,提出“形的标准”和“量的标准”。“形的标准”是指如盆、壶或其他物质用具的形式或美术品上的图案或宗教信仰仪式上的各种外表成分,即与物品本性以外的种种性质相符。“量的标准”则指品质上相似的数量或数量上相符,在不同文化中,其元素的形式与数量相符,就可以证明彼此间有历史联系的存在。同理,两地间同样事物间的比较,无论其为单独物品还是整个文化上有关联的物品或文化中的某种活动如宗教、美术等或全部文化均可作为比较。如果双方在品质上相似性越大,相似点也越多,则独立发明或起源的可能性就越小,两者因历史接触而传播或共同发明起源的可能性也越显著,因此,他认为各民族文化都可用在历史上的接触所出现的传播或采借来解答,当然必须寻找文化传播或采借的迹象,文化的独立发明要在找不到传播的迹象之后才能确定。他认为人类的创造力和发明都差欠,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较为优秀的民族才能创造和发展文化,并形成中心文化圈,其他文化都是从这一中心传播或借用而来的。每种文化都是整个中心文化的一个部分,不能和中心文化相分离。在传播时从某些文化特征开始,其他特征相继其后,类似波浪,一浪推一浪,永不停息地发生传播或借用现象,因此形成了文化波浪、文化层次和文化圈等概念。如把大洋洲区域分为塔斯马尼亚文化等六个连续的文化层或文化圈,每个文化层,都由许多文化特质构成,文化特质在各地并非均衡分布或极为稀薄的原因主要是传播或借用的缘故。
施密特赞同格雷布纳用“形的标准”和“量的标准”来划分文化圈和文化层的理论,并进一步提出“连续标准”和“亲缘关系程度标准”来证明早期文化间的关系或相似性。“连续标准”就是指在两个相距较远或地域上不连接的文化之间,找到与两个文化具有相似文化特质的岛屿居民,就可断言这两种文化之间曾有过联系或接触。“亲缘关系程度标准”是指在相互隔离的两地文化的文化特质的形式越相类似,数量上越多,便可断定两地文化并非独立发生而曾有过传播关系。其理论重视文化空间划分的同时又强调文化圈时间上的进化发展阶段,认为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是该学派所研究的内容,每种文化元素只能从所属的文化所具有的观点与联想来作解释,不能从想当然的任何臆测来说明,更不能根据别种文化的观念与联系来说明,在一种假定文化中,不论任何元素,惟有最古的形式最能反映和解释产生这种元素的体质与心理的影响。
英国文化传播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里弗斯(Ｋ.Ｗ.Ｈ.Ｋｉｖｅｒｓ1864-1922)、史密斯(Ｇ.Ｅ.Ｓｍｉｔｈ1871-1937)和佩里(Ｗ.Ｔ.Ｐｅｒｒｙ1887-1949)。里弗斯主张文化的变迁发展与民族的迁移混合有极大关系,文化相互接触后会与原来的文化迥然不同。在文化传播的广大区域中,相隔两地之间文化元素的传播往往会中断之说,成为阻碍传播论学者证明两地文化渊源关系,故而提出“有用艺术消失论”即两地文化传播关系不拘泥于文化元素的连贯性关系来弥补。他将系谱学方法应用于田野调查工作,成为探究社会组织和亲族关系制度及仪式规制的一种正确而有效的工具,他的观点对史密斯和佩里产生一定影响,后期转而支持两者提出的埃及中心说的极端传播论观点。
史密斯认为埃及是全世界最早出现文明的地方,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高级文化现象都是由古埃及传播过去的,尼罗河是全世界文明的发明中心,诸如农业灌溉、航海造船和木乃伊制作等文化因素,都是在公元前3000-2000年间在埃及集合起来,到公元前900-800年时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向西北传到希腊,再由希腊影响罗马,之后传遍整个欧洲;向东经波斯湾、印度、斯里兰卡传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再往东传到大洋洲群岛,并由大洋洲和太平洋北部传到秘鲁和墨西哥等美洲各地;向南传到澳洲。史密斯认为文明的创造并非易事,要有内发的行动与特殊的环境发生作用,才可以创造文明;文明的起源是一致的,一经创造就只有继续传播而不能再有同样的创造;发明不是积渐历程的结果,原始宗教和社
会组织等一切文化现象,只有整个人类历史进到埃及的时代才突然被创造出来,通过航海传播而去,在埃及人创造文明以前,几乎完全缺乏可称为文化的事物存在。
佩里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史密斯的泛埃及说,认为古埃及人是航海民族,为寻求金属珍宝而四处航行,在找到宝物之地停留或定居,传播了如美术、宗教等创造发明的文化现象,并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文化相混合,形成形形色色的文化。
二、对文化传播论学派的评价
文化传播论学派的观点在整个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颇受微词,格雷布纳如何分别文化圈与文化层的原则和里弗斯的“有用艺术消失”论及文化传播与民族迁徙有关的理论都曾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尤其是史密斯和佩里的理论,使人们看了后,认为古埃及在人类历史中定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古文明时代,在埃及以前的数十万年中,人类几乎处于混沌而鄙陋到无文化可称的程度可言,在古埃及以后,世界文化几乎又无不受埃及的恩赐和影响。这种理论除了他们师徒等少数人赞同外很少有人认为对民族学的研究有多少价值可言。在马林诺夫斯基、高登卫赛等人的《文化传播辩论集》中,可以看到各学派对史密斯师徒两人的理论的激烈批评程度,亦可看到文化传播论学派的缺乏、片面和不足所在。也有人认为,文化传播论学派学者与早期进化论派、历史特殊论派及新进化论派的学者一样,在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为什么不同的进程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把文化看作是一些互不相干的游离的文化特质所构成的堆积体,每个文化特质有它各自的起源发展的历史,但彼此之间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组织在一起。只有从功能学派开始,不少学者则主张文化决不可当作各种风俗习惯的松弛结合,不可当作人类学上的一堆怪事,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有联系的生命的整体。换一句话说,即要了解一种文化的性质,就要把其放在整体中来考察,确认各种因素在整体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而作出动态的功能的分析,而文化传播论则重点强调文化现象间的相似或类同原因是传播的结果。
笔者认为,文化传播论学派的观点虽然论据有些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研究,但其观点应当值得肯定。这里试举几例加以补充论证:例一,从中国秦朝统一到刘邦建立汉朝后出现而形成的汉语文化传播到唐朝时不过千年左右,就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传播到亚洲诸国,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语文化圈,到如今已传播到中国境内各角落和世界各地,如美国的唐人街、法国的中国城等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已形成或正在形成多个汉语文化圈,且还将跟随人们的迁徙、移动和时间的脚步继续成长着。同样,英语文化从19世纪起,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和殖民扩张,不仅在英属殖民地的国家形成英语文化圈,在世界各地也随处可见,且正在高速度、高质量地传播着。例二,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全民普选等自由民主文化也正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生根发芽,形形色色的自由民主文化圈正在形成和发展着。还有正像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一样,眼下随处可见的ＷＩＮＤＯＳ文化、宗教文化、汽车文化等各类文化无不是在某地某些人发明创造后传播而来的文化现象,只是传播方式因自然或自发方式或殖民扩张或战争或和平演变等不同而已。难怪拉夫尔、林顿得出,在每一个民族文化中,由传播得来的成分高达90%的比例的结论。
另外,目前不少学者根据9000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彝文刻符即彭头山石刻文字,7800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址彝文刻符即龟甲符号等考古发现彝文以及彝日文化渊源遗迹和美洲印地安人文化与彝人文化的共同特征等的研究成果,将中华文明向前推进到9000-8200年前的古彝文繁荣时期。指出以彝族为主体民族的夷系统民族,在长江中上游金沙江、大渡河(岷江)流域建立了以昆明和成都等地附近为中心的两个文明中心,以云南昆明为腹心扩张到西南各省,从长江中上游巴蜀再向北进中原,向东扩张到中国东北部、东南部,传入东亚各国并远渡美洲,向西扩张到中亚并向西发展,向南传播至东南亚国家。随着考古工作和研究的纵深发展,未来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界很有可能出现世界文化发端于中国彝族说或中国传播论或泛彝族文化传播学派的观点。国外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早就指出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东方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对于世界上其他文化有着重大的贡献,它能抵抗外族文化的传播和“武力入侵”(美Ｇ.Ｗｉｓｓｌｅｒ1923Ｍａ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Ｐ238)及“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其对现代文明发展与传播的重要性。它不但影响了东方的文明,并且影响了欧洲,我们有理由可以断言中国在将来的两百年内,必将出现强大的时代,中国将如过去一样变成世界上最重要的强国”(英Ｐ.Ｌｉｎｔｏｎ1955.ＴｈｅＴｒｅ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Ｐ570)的论断真正成为未来世界人类学研究家的认可,文化传播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将会被未来世界人类学研究专家用来研究人类学的主要视点。因此,在文化传播论出现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笔者重新对这一理论的肯定具有现实性和未来前瞻性及战略研究意义。
三、文化传播论对教育的启示
如前所述,文化传播是文化变迁的重要机制之一,是指一个文化发明创造出来的文化元素乃至文化结构、体系向该文化之外转移或扩散,引起他文化的互动、采借以及整合的过程,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内容包括对文化的全盘接受或部分接受或重新解释或刺激产生某种新事物的替代或拒绝等方面的内容。教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生活经验的基本途径,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或文化交流的形式,教育的内容也包括对文化的全盘接受或部分接受或重新解释或刺激产生某种新事物的替代或拒绝等方面的内容在内。文化传播的发生、发展和最终实现采借或选择现象是离不开教育的。文化传播的现象和教育的现象相类似。因此,笔者认为文化传播对教育的启示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两者的现象相类似
教育一旦发生,文化传播也就开始了。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过程,传播内容就是教育内容即文化。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要产生发明了,就要求不断传播、传递、深化和提升以及改造和更新,教育内容也要求不断充实、更新和变革。
教育的教化过程就是通过人际交往、文学艺术形式和影视作品来传授和传播文化内容的。人际交往包括口头说讲、肢体语言和个人魅力的作用,在个人与个人的交往中、在个人与群体的接触中完成文化传播;文学艺术形式主要通过小说、诗歌和散文等文学作品和音乐演唱、舞蹈表演和美术绘画等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来完成文化教育和传播;影视作品主要通过包括图片、电视、广播和计算机网络视图的形式完成文化教育和传播。教育的教化方式分为公开和私下两种,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来完成文化的传递,是彼此互动的结果。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方式与文化教育的过程和方式是一样的。人是传播的动物,也是教育的动物,教育和传播渗透到人们生活的一切事情之中,是形成社会的工具之一。因此说,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所谓的双语教育就是双文化传播,跨文化教育就是跨文化传播。文化教育,自从学校产生后,教育内容和教学活动基本上都在学校进行,教育者用一根教鞭、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张嘴就完成了文化的传播而不太注意受教育者的感受和教学效果;如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利用电视、广播、录音、图片多媒体等多样的教学手段来影响受教育者和增强教学效果,一种新型的远程网络教育已应运而生和不断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和传播形式。文化传播和教育的现象无论是课堂讲解、个人演说还是民间故事都类似文化传播论学派所提出的论点“波浪”一样,一浪推一浪,永不停息地发生着。因此,教育管理者应当进一步改善学校的文化教育环境,改变教育模式和教学方式以及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使文化进一步获得新生的同时,文化传播也获得新生。
(二)教育是一种有选择的文化传播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理想信念,带给人们经验、知识和技能。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而言,教育内容必须受到控制,教育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必须得到社会价值的认可。对教育者而言,总是希望按自己的教育意图行事,使受教育者能够了解、领会和接受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而言,接受了教育内容,信息刺激后总是产生一些反应,在思想情感和语言行为等方面发生某些变化,这种反应或变化就是教育的结果。因此,对所教育的文化传播内容进行取舍,控制什么,不认可什么就不教育、不传播什么,比如色情、暴力不被认可,也就不去教育、传播它;需要什么,认可什么,就去传播、教育什么。因此,当今教育者最头疼的是如何高效地正确地传递、传播、教授那些有用的健康的先进的文化内容给受教育者。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通过教育,对先进文化的采借或选择后,在国民或民族成员之间进行教育和传播,可以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跳跃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或避免别人已犯过的错误或把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为他人服务。例如,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传播而来的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向中国劳苦大众广泛传播教育,进行革命斗争取得胜利而建立社会主义中国,使中国跳跃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使中国境内的众多少数民族跳跃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或多个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引进美国先进技术和教育模式为国策而最终在许多领域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了美国等例子都说明教育是一种有选择的文化传播。
(三)在当今中国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传播中的几点建议
笔者认为,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的同时,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来越不平衡,贫富差异越来越悬殊,两极分化趋于严重,西部地区远落后于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贫困文化”普遍增多,文化教育越来越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明显。国家和各少数民族要想在西部大开发中,切实缩小与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各方面的差距,真正达到共同繁荣发展的话,应当运用文化传播的移动、采借和选择等理论对教育的启示性,来改变“贫困文化”为“富裕文化”而努力。那么,如何做呢?
第一,各少数民族整个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传播及教育
1.运用文化传播中的采借或选择理论,进一步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选择地模仿、引进、吸收汉民族或其他民族以及国外先进文化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扩大在本民族成员和本地区的教育传播范围,在教育中掌握技术,在传播中改变观念,努力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
2.重新审视一个民族在早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情感特征、行为规则、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等独特而丰富多彩的文化,审视这些文化是否在整个国家和本民族本地区内或在他国、他民族、他地区中得到广泛的播散、知晓和认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否得到普及、传播和继承。如现在彝族的毕摩文化至今还是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成为民众神秘的东西;还有现在的许多年轻人不知“端午节”、“中秋节”为何物等现象,是不利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播和继承的。因此,对那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应当时时加以普及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使之得到传承、发展和传播,甚至革新后发展。
第二,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阶段课程内容的选择和改革
1.选择那些适应一个民族的学生,在其民族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认知经验和生活实际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在坚持国家规定教育内容的基础上,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实际出发,从少数民族儿童心理认知发展的特点出发,修订部分全国统编教科书的内容或重新编写教科书,增加适合本民族、本地区农牧业社会生活实际的内容;如在语文、历史、地理、音乐、舞蹈、美术、体育等课程中,增加本民族文化的内容,广泛传播本民族、本地区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各种文化知识,使学生能在了解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激发起学习的热情和志趣,培育热爱本民族、本地区的传统文化和人民大众,增强爱国意识,为获取优良的成绩和进一步升学提供支持,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作好准备。
2.要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现实和产业结构的需求出发,认真考虑一个民族传播民族技艺、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改革普通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适当增添职业技能学习的课程内容或举办职业技术教育课,加强社会生产劳动实践实习,使那些小学毕业升不了初中、初中毕业升不了高中、高中毕业升不了大学的毕业生,回到本地区劳动力市场时,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有所作为,带头广泛传播劳动技能,致富一方一族,消除“读书升不了学就无用”的观念。
3.利用语言文化的传播特点和民族心理特点,大力加强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双语或多语教学和双文化或跨文化教育,使学生在不同语言文化接触中开阔视野,拓宽学习路径,改变因教学语言、所学文化与学生本民族本地区的语言环境和所处文化相脱节,阻碍和影响对教育内容不理解,成绩提不高以及整个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不好,社会声誉不高的局面。
第三,整个高等教育阶段课程内容的选择和改革
1.鼓励学好先进文化的同时,不但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和民族院校里,公平、公正和科学地设置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专业,而且在内地的普通高等院校里,也应当开设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方面的课程,以便使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风俗习惯和宗教哲学等传统文化和优秀文化,不但使该民族的学生全面学习、掌握、继承和传播,而且也让本民族以外的学生全面学习、了解和借用,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了解、尊重和团结,促进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共同进步,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和稳定。
2.“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这门课程不光在民族高等院校或民族地区部分高等院校里作为必修或选修课程开设,还应当在内地的所有高校里开设,使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每一名大学生,无论是主流民族还是少数民族的大学生都具备一些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方面的知识和理论水平,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正确处理所遇到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作出贡献。
总之,文化只有进行教育和传播才能得到继承和发展,文化的教育、传播的过程就是文化的变迁、借用、采集和选择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对待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化教育和传播时,应当运用好文化传播论中的观点,全面审视整个国家或民族或地区的文化全貌和各个教育阶段中文化教育和传播的内容,正确认识和处理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传播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地加以继承、改进、传播、发展和教育,就可以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实现飞跃发展和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实现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国家的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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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正发(1970-),男(彝族),四川盐边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教学管理研究和民族文化及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