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互联网）
泱泱华夏，文明顶天立地。大量的地下文物的出土，中国文明的多元性日益凸显，渐为世人共识。
一方水土，一味文明。当“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文明裸露在太阳之下闪显其千年文明光芒的那天起，生活在现代文明国度的现代人就从没停止过注目和惊叹，打探这一让世界震惊的古文明的光辉的族之源头始终成为千万双眼睛关注的焦点。有关三星堆文明的不同视角、不同猜想、不同层面、不同水准的思想意识如雨后春笋，泛滥“成灾”。如：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有人猜测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影响，彼此融合形成的杂交文化、有人猜测来源于宝墩文化、有人猜测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有人猜测来源于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更有人天马行空称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地区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说“三星堆”文明遗址是实质上是闪米特文化的遗泽，有人说三星堆文明是生活繁衍在西南巴蜀大地上的土著先民古夷人（彝族先民）文化的遗留。在有关三星堆的族属问题问题上有巴人说、越人说、氐羌说、东夷说；有关三星堆和中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有人猜想是当时世界的文化中心？有关三星堆所表现的出来的宗教礼仪，有人说是自然崇拜、有人说是祖先崇拜、有人说是神灵崇拜、有关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刻画符号，即“图符”，即所谓的“巴蜀图语”，有人说是文字、有人说是族徽、有人说是图画、有人说是宗教符号、有人说是古彝文字；有关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的问题上，有人说是外族人入侵、有人说是洪水所灭、有人说是瘟疫灾难、有人说是外星人入侵。于是，“天赐王国”、“天外来客”、“众神之国”、“海外来客”、“外星人”、“外国人”、“人类文明的又一发源地”、“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长江文明之源”等等学说及论断如彩虹般横空现世。这么多零零散散的学术观点，真有点让人目不暇接。而出现这么多有关三星堆文明渊源的学术论断，绝非偶然。
关于中华文明的渊源，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同版本中华文明“西来说”，包括“埃及说”、“巴比伦说”、“印度说”和“中亚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安特生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造型独特的陶鬲和大量彩陶。 1923年他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因彩陶纹饰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等较为相似，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是从西方传入的。因此他认为中国文化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这似乎又印证了之前某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因此安特生的观点一提出，旋即引发中西方学者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但随着中外考古学家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年代学方面革命性的发现，“仰韶文化西来说”基本被推翻，有关中国文化起源的认识已经远远比20年代更清楚更进步了。安特生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承认仰韶的马厂期的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相近，在河南及甘肃仰韶时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另外的种族参加了彩陶的制作，精美的彩陶以及其他陶器说明，在仰韶初期中国人就是陶器的主人。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都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华文明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外来文明也吸收优秀的中华文化，但是外来文化从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本土特色。随着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自元谋人开始的各个时期的人类化石，也有大量旧石器时代和新时器时代考古发现，各地文化成序列发展，自生因素一目了然。如三星堆文明，就是自源文化的典型文明代表之一，而三星堆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三星堆文明来源为“西来说”的观点与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来说”假说同出一辙，并非为新鲜之说，仅仅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又一翻版。“西来说”早被中国史学界所推翻和否定。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学者们多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描绘为中原“一枝独秀”，“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等说法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这种观念在对中国文明源头的认识问题上影响甚大，一直到近代，仍然还有一些专家相信中华民族语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才有了边疆的民族与文明。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原起源说还颇占优势，其观念就是夏商周三朝都是中原或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原因现在看来就是当时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任何文明起源的证据。如像著名华裔学者何炳焿在论述中原地区在中国乃至东亚文明起源地位时，把中原黄土地带比拟为“东方文明的摇篮”。
1979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鼎发表了《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学考古学》一文，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实际上提出了多元起源的问题。随后，在1981年已故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原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及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他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实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
严文明也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也不是在边远地区，而是首先发生在地理位置适中、环境条件也最优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情况不同，文明化的过程也有所不同。它们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即使由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内部结构时有变动，甚至出现某些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但就文化与社会的层面来说，却仍然是多元一体的态势。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也是它之所以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以至成为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得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的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有关中国学界对中华文明探源诸说，我们不难从这些观点中理出目前所谓的中国主流的史学界趋于认同的“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渊源观：即“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源头的核心仍然是在中原地区。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也就是距今4100年至3600年。但就如前述，现在严文明等国内史学专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定位仍持“我们研究文明起源，至少要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其中，中原地区、山东地区、辽西内蒙地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江浙地区这五大区域是最突出的。在进程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其他地区的文明都慢慢衰落了，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山东地区的文明持续了下来。这两个地区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不像有的地区搞大型的土木工程和宗教活动，所以内耗比较小，最终夏商周三个王朝在中原地区相继崛起。”而“三星堆遗址，其16个探方土质，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可见，三星堆遗址年代，比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还早整整700年。那为什么中国学界还要以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源头的核心呢？
纵观当前主流史学界的三种声音就一目了然了：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明在文字、城市、青铜器等文明三要素方面及国家政体方面，均与中原夏、商有较大差异。古蜀文明有其自身的生长点，但不排除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明显地采借了中原青铜器、陶器的某些形式。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主要来源中原，古蜀的青铜技术也是从中原传播过来的，只是吸收了中原的精华，便在西南开了青铜时代的新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史籍记载了皇帝与蜀的关系，在三星堆文化中也有反映。古蜀的某些陶器和玉器便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有关，证明蜀国君主与古代传说中的颛顼有关。还有一种是考古界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地层叠压和遗迹的打破关系以及祭祀坑内出土文物形制及其时代特征分析认为，一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公元前14世纪左右）。二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晚期（相当于公元前11世纪左右）”两个说法中，一个是用现代科学手段即碳14测定，一个是文物工作者的“分析”，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呢？显然，中国主流史学的专家学者们相信的是觉得自己水准高的“分析”，现代科学手段只作为个人研究“分析”之参考，就连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明确标示：“使用年代：3250年”，显然，这种舍科学重分析，倒置本末的学术态度，对严肃的人类文明史而言，是一个中国学界认真地客观对待和考量的问题。正如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应该说，三星堆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实物和研究成果已经雄辩表明三星堆是一种高规格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重要遗址，而不是什么“中原大国周边的邦国文化”或“地方古蜀文化”之类的狭隘定性所能够包涵和掩盖其万丈光芒的。因为当我们面对具有4800年历史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之时，它为中国远古文明史打开了一道耀眼的窗口，它将人们对中国文明史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顼，只是传说而已，学界没真正当实史来看。而“三星堆”的发现，让世人震惊的众多的青铜文物的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文明史，活生生地摆到世人的面前。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与人们以往对中华文明起源学说的认识从客观上时具有颠覆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和审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艺术史、宗教史以及长江上游大西南这片惯以蛮夷居所之称的土地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主要地位。
文化多元的发展自古亦然，至今也是一个无争的事实。就如今天，当爱斯基摩人的雪橇上挂着印第安人的弓箭，恒河的渡轮上摇晃着阿拉伯酒壶，中国贵州一个叫石门坎的偏僻山村里彝族老太太用纯正美式口语背诵原版《圣经》，马达加斯加岛的中学教师家里挂着博什瓦黑岩画的拓片，甚至南太平洋丛林中的土著祭祀时叨念911这样万恶的词汇，也不算什么稀奇事。要孤立地看待一种文化体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当下，文化多元性正为世人所认同，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不少主流的史学专家依然固守着中华文明“中原核心”观念。显然，中国学界对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上所应具有的重要环节上还没作好客观面对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对考古实物和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环节，会在中国文明史册上写上重重的一笔，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会铸上中国三星堆文明的烙印。
[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杉杉 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彝族古代六祖史》（内部资料），张兴、朱琚元翻译，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1983年。
阿牛史日、吉郎伍野：《凉山毕摩》，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安 多：《龙腾鹰翔虎哮蜀一个凉山彝人的三星堆遐想》，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4月。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10期，第559-565页。
巴莫阿依：《彝人信仰世界：凉山彝族宗教生活田野报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巴莫阿依：《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彝族源流》（第九—十二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
曹 昱：《中国最早进入青铜器时代》，《社会科学报》2000年8月17日。
曹桂岑：《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陈建宪：《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三联书店，1994年11月。
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16-13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杜正胜：《无中生有的事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
陈星灿：《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
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4年。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编)，第1093-1134页，南京，1935年。
戈隆阿弘：《彝族古代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5月。
贵州赫章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室编：《彝族创世志—谱牒志（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
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
何 驽：《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前瞻》，《考古》2000年第2期。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
何耀华主编：《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胡庆均：《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黄怀信：《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黄剑华：《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蒋乐平：《文明起源研究略说》，《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李 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册），1930年，137页。
李伯谦、徐天进：《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1999年第1期。
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之一》，1934年。
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
刘 曜：《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1947年。
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年。
吕大成、何耀华总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彝族卷、白族卷、基诺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马德清主编：《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6月。
马黑木呷主编、《彝语大词典》编纂委员会编著：《彝语大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
马学良等编著：《彝族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马学良主编：《彝文经籍文化词典》，京华出版社，1998年。
马长寿（遗著）、李绍尼（整理）：《彝族古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孟慧英：《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2月。
纳日碧力戈：《姓名论》（胡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普驰达岭、杨翠英：《彝族自称及其支系问题刍议》，《毕节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普学旺：《中国黑白崇拜文化论文》，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普忠良：《从毕摩祭祀词汇看彝族宗教信仰与崇拜》，《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
普忠良：《彝族毕摩祭祀用词研究》，载《民族语文》2005年第5期。
普忠良：《彝族自称与彝语氏族地名》，《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又载《民族研究文汇：民族语言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
起国庆：《彝族毕摩文化》，四川出版社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
曲木约质：《凉山白彝曲木氏族时家》（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尚 雄：《“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社会科学报》1995年11月30日。
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10期。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史 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
宋 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
苏 三：《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6月。
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新华出版社，1996年12月，89页。
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
王大有：《中华龙种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
王继超主编：《布默战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7月。
王建新、张晓虎：《试论班村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
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
吴红、季元龙：《天问三星堆》，花城出版社，2004年4月。
夏 鼎：《考古学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
肖 平：《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1931年。
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许顺湛：《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
许顺湛：《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许顺湛：《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摘要）》，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2年第4期。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文物》1990年第12期。
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
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11月，168页。
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观察》，《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
袁 轲：《山海经校注》3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
张 福：《彝族古代文化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张纯德：《彝学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
张纯德：《云南彝族氏族谱牒释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张光直：《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国上古史（待定本）》第一本，1972年，第419-453页。
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考古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张和东：《夷人与简史》，云南科技印刷厂，云新出（2003年准印字号192号）。
张锴生：《略论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
张瑞岭：《略论渭南史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张忠培《我对中国文明的一点认识》，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1999年第1期。
张仲仁：《彝学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9月。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考古》1998年第6期。
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