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类的文明就伴随着人类不断解密自然、征服自然的信念中代代相承，在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道路上前赴后继、在破解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奇迹永无止尽的探源与思索中生生不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人类对自身的文明探源和追根溯源的脚步，至今也从未停歇过。
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但是中华文明究竟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发轫并发展起来的，至今一直缺乏直接的证据。有关中华文明的源头的追溯断代至少该始于何时？有关上古时期的神话或传说是否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现代考古能否构勒早期中华文明轮廓？环境是否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参考因素等等问题一直为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史学界所关注与探索的焦点与问题。
文明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中华文明探源是一项长期的过程，也是中国史学长远的基本任务之一。“我们研究文明起源，至少要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其中，中原地区、山东地区、辽西内蒙地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江浙地区这五大区域是最突出的。在进程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其他地区的文明都慢慢衰落了，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山东地区的文明持续了下来。这两个地区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不像有的地区搞大型的土木工程和宗教活动，所以内耗比较小，最终夏商周三个王朝在中原地区相继崛起。”科技部2001年组织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二）研究项目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就该项目二期工程的时间设定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之间作为研究起点，他认为“是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复杂化倾向。同时，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也都开始了这个进程，不仅如此，中原和周围地区各个文化圈之间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出现了阶极分化，也出现了文化的汇聚和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中国文明在这时已经初露端倪。”
公元前3500年即仰韶晚期，当时的技术状况有了相当明显的进步。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如是说：“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技术，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种土地，还出现了多种家畜饲养技术，并且开始制作铜器，有了冶金技术，同时，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由泥条盘筑向快轮制作转变，能够制作多种特殊陶器和原始陶瓷，制陶开始专业化”。
可以说，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的复杂化，随即聚落出现分化，同时墓葬分化也开始。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严文明就此谈到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墓葬品认为：“陶寺已经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约90%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随葬品。月10%的墓葬里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有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其中还有像龙纹盘、石磬等贵重物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就此解释说：“陶寺比以往任何一个社会都复杂，如果说之前的社会还相对平等的话，那么到了陶寺时期，就已慢慢变成一个鲜明的阶级社会了。而文明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广袤的中华大地无论从远古还是近代，都衍生了丰富多彩，内容和形式多样的神话与传说。这些神话、传说虽然不能说是真实的历史，但也并非无中生有。随着史学研究深入和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如在遥远的上古时代。皇帝、炎帝以及蚩尤等是神话传说中部落的英雄，作为在中原大战败阵而南迁的蚩尤，在苗瑶支民族中现今仍被视为他们的民族英雄，而皇帝和炎帝后来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这种血统上的认同感在历史上发挥了积强的凝聚力。千百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流传的各种上古时期的神话，也就成为包括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各学界不可回避的材料。因为神话史诗，作为蒙昧时代远古初民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幻想性产物，是人类文化最初的表现形态之一。
就拿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来说。《支格阿龙》作为一部彝族先民们在蒙昧时代创构的旷世宏歌，有关支格阿龙的传奇故事，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民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流传久远，影响深广：如在浩瀚的彝族民间文学中，支格阿龙传奇无处不在；在彝文经籍和彝语的民间口传文学里比比皆是；在毕摩的典籍中有关的记载随处可现。从而使支格阿龙成为古彝人英雄的代名词，他是从古到今的彝人崇敬的民族英雄，是集偶像、正义和英勇一身的代表。而洋洋13000多行的史诗《支格阿龙》以神奇诡谲的叙事手法，平实质朴的用辞，靓丽华艳的故事情节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旷世英雄和孝母爱友，重情重义的经典英雄人物形像。《支格阿龙》无论从叙事语言风格和手法，还是宏大的叙事细节的重构都称得上是一部不朽的经典史诗。据彝学专家研究并考证，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产生的年代可推到约4000多年前的远古彝族母系晚期，也就是同于汉族史学界所认为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夏代早期（公元前3500多年前），其年代要远比产生于约3700年左右（大约在公元17到18世纪），目前被世界认为是第一部英雄史诗古巴比伦文学《吉尔伽美什》要早得多。它在世界英雄史诗中应该得到应有地位：它在语言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伦理、婚葬礼俗、天文、地理等方面所承载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得到彰显与呈现。可见，“支格阿龙”所代表的彝族文化现象，是彝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本质的反映，由这种现象产生的彝族文化符号，又是该种文化内涵与本质的高度浓缩了的抽象反映。而史诗《支格阿龙》她不仅具有厚重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史诗所蕴藏的厚实的民族学价值和文化学以及史学意义，更凸显出这部史诗在研究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衍变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民族学或人类学意义。通过这部英雄诗史，深层映射的则是4000年前彝族世代得以传承下来的以彝族祖先祖先（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崇拜为核心、集自然崇拜、灵物崇拜和灵物图腾崇拜为一体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及到古彝族先民社会和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彝族文化符号现象的英雄史诗典型个案。
记得著名彝学家丁文江先生在他的《爨文丛刻》序中说：“最近伯希和先生以为倮倮语(彝语)与西夏文最近，更足以证明西北是倮倮的老家。他们的字根本与汉文同源但是极早就与汉人隔绝，所以看不出他们的直接关系。”从以上论述的彝汉同源于古氐羌人之说和同源的龙文化现象等方面看起来，丁先生的汉彝字同源说理当可信。有的学者根据西安半坡文物的刻画符号与彝文相似(有的可破译)这个现象推断彝文有六千年的历史。笔者不能肯定此说法的正确与否，但根据彝汉文字同源和彝汉族同源的观点，那么，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算起汉字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彝字也理当如此。作为口头文学的英雄史诗，是产生于文字产生之前或文字普遍运用之前的。所以，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至少产生于彝文的产生或普遍运用之前的五千年前了，即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英雄史诗。而以“尼”为最早自称的彝族先民古夷人所拥有的这一文化元素又与“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在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土地上沉睡了至少5000多前的三星堆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基因”联系。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史料极其稀少，后人对先祖的了解微乎其微，只能通过想象而给他们“撰写”光荣的历史。特别是国内不少汉族学者曾对上古神话传说保留甚至持怀凝态度，到了清代，乾嘉学者崔述立志要廓清上古史中大量附会和谬论，他不仅考辩具体落实问题，而且还上升到理论，其著作《考信录》被齐思和誉为“是对于古代史料第一次的彻底评判，是对于传说神话第一次的大扫除。”著名学者顾颉刚深受崔述的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创立“古史辩派”，提出了“层累地层造成的古史说”，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古史大辩论。凝古派的影响很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严文明教授认为：“神话传说虽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也并非无中生有。传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皇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候（春秋战国），作铁兵。现在看来，这些传说和考古发现的情况还是基本吻合的”
在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由重要的考古发现促成的。如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造型独特的陶鬲和大量彩陶。因彩陶纹饰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等较为相似，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是从西方传入得。这似乎又印证了之前某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因此安特生的观点一提出，旋即引发中西方学者旷日持久的大论战。然而。中国考古学家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脚步从未停歇。1928年李济等人在安阳殷墟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基址和王陵，出土的甲骨文、铜器、玉器和陶器证明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成，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不久，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又出土了大量的漆黑乌亮的黑陶，被称为“龙山文化”。三种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会不会存在某种联系呢？这个凝问很快就有了答案。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山发现了由殷墟、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依次堆积的“三叠层”。后冈三叠层揭示出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发展的实际轨迹，从而弥补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缺环。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严文明所说的：“它的发现等于给中国历史做了个编年，虽然当时的认识还不全面，但也是中国学者的一种探索。”
1955年，在河南郑州发现了早期的城垣遗址，其后经过20多年的勘探发掘，基本上确定这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城内有宫殿基址，城外有多处铸铜、制骨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由此，中华文明的起点至少已经提前到商代早期。
为了寻找夏墟。1959年，考古学家对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一种早于商代的文化遗存，后来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又经过多年的发掘，在二里头相继发现了宫殿和宗庙基址，同时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玉石、石器和陶器。目前学术界认为二里头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中华文化的起源上溯到了夏代晚期。上世纪80年代。河南省登封的王城岗遗址又发现一座30万平方米的城，根据“禹都洛阳城”的传说，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于是，文明的上限又追溯到夏代早期。正是在考古学家薪火传承地不断探索中，早期中国的轮廓基本清晰可见。
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人类所居住环境。新石器文化距今约6000年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农业的比重明显增大，人口激增，有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文明的因素。就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莫多闻所认为的：“文明是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凡是是新石器文化起源比较早、发展比较繁荣的地区就会最早诞生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在哪里起源，是由环境决定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就远远早于其他地区。”浩浩荡荡的河水带来了生命气息，人们依水而居，繁衍生息。如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的代表，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 群址。与红山文化相媲美的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分布着以莫角山为核心的50多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良渚出土的玉器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相继衰落了。相比之下，中原地区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4000多年前的全国性气候变化和洪灾也没对农业生产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在于周边地区文化的相互融合与碰撞中，渐渐形成了强势的中原文化，终于在这片土地上崛起了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迎来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然而，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的多元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态势，各地区走向文明的道路或方式都不尽相同。就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认为，每一个地区就是一个文化圈，每一个“交互作用圈”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都有自己的根，它们的关系有时密切，有时疏远，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密切，而且文化圈也逐步扩大。这些“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在相互渗透、不断汇聚于辐射中缓慢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可见，中华文明不是一夜之间就到来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逐步文明化的过程，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脚步也将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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