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解放前的凉山彝族家支，是传统彝族家支的异化，是族群适应特殊环境的结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和内卷化的社会环境合力形成。造成其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权力的缺失，使得地方和国家间的联系发生中断，凉山彝区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传统家支的异化提供了空间。
关键词：凉山彝族；家支；异化
家支，是西南地区彝族特有的一种父系继嗣的亲属群体，在彝族社会中普遍存在，尤以凉山彝族的为典型。家支，彝语称为“楚威”，意为骨根，是“家”和“支”的总称，认定家支组织成员的唯一依据是口传的父子血缘联名谱系。目前，学界对彝族家支的归属定性尚有争议，一认为家支是一种父系氏族血缘集团；二认为家支就是宗族，类似于汉族的宗族。
对凉山彝族家支，学者们大多是从社会制度、阶级形态、等级结构、职能表现等方面来研究。本文引入国家权力视角，从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出发，将解放前的凉山彝族家支作为一种血缘性和地缘性的社会组织，来浅析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异化和发展的原因。
一、与汉人宗族的比较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认为，中国东南地区的汉人宗族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造成东南地区宗族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三大特点：边陲状态、水利和稻种生产。[1]他认为东南地区属于“边陲”地带，为了在边陲地带立足，最初的移民们要以亲属群体为单位抱成团，建立自卫系统，个人积极依附和认同宗族这张“网”，以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促使了地域化宗族的发展。关于水利，在福建和广东，灌溉性的稻田是最普遍的农耕土地，几乎3/4的土地种植稻谷，而且多数地区属于双季稻地区。要保证如此多的水稻地的正常种植和收获，水利的充足和畅通是一个关键因素，对水利的争夺和竞争促使了宗族内部的团结。此外，当地稻种经济生产率较高，使财富积累变得较容易，促进了宗族祠堂的建设和宗族的发展。
与弗里德曼所认为的汉人宗族的发展原因不同，解放前凉山彝族家支的发展，是族群适应环境的产物，包括恶劣的生态环境和内卷化的社会环境。解放前凉山彝族的家支异常发达，且与云、贵彝区的家支在职能和表现上迥异。在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境下，传统的家支畸形发展、异化，具有并强化了其经济、政治、社会、信仰、教育和军事等功能，从传统的血缘亲属群体组织和礼制范畴蜕变为地方的政治和权力组织。在内卷化的封闭社会中，依附于家支成为了普通彝人面对内外压力的一种生存策略。对青海撒拉族宗族“孔木撒”组织的研究表明，宗族是族群适应环境的重要的社会组织[2]。事实上，凉山彝族在这一点上更为典型，解放前凉山彝族家支的异化是自明清以来一系列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
二、国家统治权力的缺失
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达到其顶峰，但是，中央朝廷却一直未能将西南的凉山彝族地区征服和纳入国家的有效统治，国家权力和力量没有能够渗透和深入这一地区，形成事实上的国家权力真空地带，从而给地方各种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明清以来朝廷在凉山彝区的一系列改土归流政策遭到失败，新的统治和治理方式——流官制度不能有效深入彝区，国家统治体系未能建立，造成了国家的“不在场”。象征和体现国家符号的基层乡里甲制度和汉儒学校也未能建立，因此造成了凉山彝族不知国家为何物的局面。其次，当地彝族原有的社会文化结构未能被打破，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凉山彝族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使得这一地区长期处于家支势力的实际控制中。再者，国家统治权力的缺失，使凉山彝区呈内卷化发展，社会进程缓慢，长期处于奴隶制阶段，与外界缺乏交流，形成了高压、封闭、保守的无政府地区。
自明清以降，凉山彝区与云贵彝区逐渐“分道扬镳”，滇黔多数彝区被纳入国家大一统的统治和管理体系中。明初，朝廷在云南实行“万世不拔之计”，迁移了大量的军民来滇屯田充实，汉族军民的涌入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与推广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尊崇“以夏变夷”的历代封建王朝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通过封建“教化”的方式来进行民族同化，强有力的冲击了彝族地区。如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说当地的罗罗：“更慕诗书，多遣子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滇略》中也记载“衣冠礼法，言语习俗，大率类建业”；贵州彝区，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九中记载：“近年渐染华夏之习，稍变其陋而近与礼矣”。在朝廷强大的“文治武功”下，云贵两省的彝族开始移风易俗。在律法方面，云贵彝区被纳入封建国家的司法体系中，国家法取得了优势，如《明史》卷三百一十六《贵州土司》中说正统初，蛮夷“皆从土俗，……，继今悉依朝廷礼法，违者罪之”。云贵彝区，社会发展几乎与国家同步，所以当地的彝族家支没有能够发展出政治和军事职能，而是处于式微和日渐消亡状态。
英国人类学家普里查德在对非洲努尔人氏族的研究中指出，努尔人氏族异常发达的社会背景正是该地的无政府状态。[3]川滇交界的凉山彝区，由于没有被有效地纳入国家的统治体系之下，封建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统治体系不能渗透进去，凉山彝区俨然国中之国，在近代更是被称为“独立罗罗”，当地国家权力的缺失和无政府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三、国家的代理人—土司制度的崩溃
历代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在汉族地区士绅阶层是国家与地方的中介。从元朝始，土司是国家与民族地方的中介，既是国家统治的代理人，又是民族地区的首领，具有双重角色和功能。弗里德曼指出，中国东南宗族能够独立存在的一个关键就是宗族精英与国家官僚之间的连接。[4]与此相反，解放前凉山彝族家支得以顽固延续的一个主要原因却是国家与地方连接的中断。
明清时期，随着皇权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在西南民族地区，一改历朝历代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大力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当时，彝族地方势力颇为强势，故彝区的改土归流多以武力的方式推行。但是，改土归流在凉山彝区实施不彻底，不仅没有达到改土归流的目的，倒反使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联系遭到了断裂和破坏。在凉山彝区，有的土司被废了之后不得已又立，反反复复。朝廷一方面想废除土司，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局部恢复土司。这样，作为国家统治代理人的土司自然缺少了朝廷的强力支持，自身岌岌可危，诚惶诚恐，当属地内发生事件时，其力量不足以应付局面，给地方其他新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机会。解放前，凉山的土司主要有：建昌土司、邛部土司、沙骂土司、阿都土司、海烈土司、阿卓（杨）土司、彭火土司等，均处于自身难保的没落状态。
改土归流的失败，导致新的流官统治机制未能建立，却使得原有的土司制度崩溃，导致国家对凉山彝族地区的直接和间接统治失效，土司作为国家权力代理人和地方民族首领的双重角色和功能遭到打击，凉山彝区和朝廷政府之间的关系由之前的顺从、合作变成了对抗、冲突。
四、黑彝势力趁机崛起
家支，尤其是黑彝（又名诺伙）家支的形成与发展，打乱了凉山彝区的传统社会秩序和统治格局。在中央朝廷和土司统治的退出后，凉山腹心地带陷入了权力真空，黑彝势力趁机崛起，登上了政治舞台。
从明朝开始，诺伙以血缘为纽带，依靠家支的集体力量，掀起了大规模的驱逐土司和对抗朝廷的斗争。此时，凉山地区的社会进程还处于奴隶制阶段，据统计，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人口中土司阶层占0.1%，黑彝贵族占7%，白彝平民占55%,剩下的则为奴隶（阿加和呷西）。[5]
彝族有强烈的祖先崇拜和根骨意识，黑彝的“尊贵”不是基于经济基础，而是基于血缘谱系。凉山各支黑彝在明嘉靖、万历时期，抛弃“平素不相和好”的冤家械斗，互为“救援”，联合起来反抗土司。土司和黑彝之间的竞争关系，尤以清朝中期为烈。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清政府在彝区苦心经营的统治体系基本上崩溃。黑彝将土司驱逐出凉山腹心地带，瓜分了原先土司的土地和属民，土司占有的统治地盘萎缩到只占凉山的10%不到。黑彝以家支组织的方式，辅以等级制度和习惯法，成为凉山奴隶制社会中的统治阶级。
家支，特别是黑彝家支之间，无事互起争端，有事互相救援，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凉山地区生态环境恶劣，加之封闭高压的社会空间，生存和发展资源的获取只能靠野蛮和暴力的方式。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解放前凉山错综复杂的家支网络关系中，无数个黑彝家支就是这张无形的大网中的一个个核心节点，这些节点利用各种资源和能量控制和维持着社会的等级结构，它们互相争斗、牵制和平衡，在动荡中维持着地方社会秩序，使凉山彝区形成如普里查德所言的“有序的无政府状态”。
五、高压、残酷的内卷式社会空间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个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止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更高级的现象。[6]解放前号称“国家内之国家”、“独立罗罗”的凉山彝区，正是一个内卷化了的畸形社会，处于一种不流不土、不进不退的状态，即向前不能发展成为与云贵广大彝区一样的流官统治，同步进入封建社会；向后不能倒退回原先的土司强势统治局面。
与汉族地区相对开放和自由的社会空间不同，中央朝廷对未能征服的凉山彝区，部署重兵重重围困和剿杀，试图逼凉山彝族就范。朝廷推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将凉山彝区围困得犹如铁桶一般，禁止任何商品、生产物资和人员流入和流出凉山，不断用重兵围剿和扫荡，压缩彝族居住区域，使其生存环境恶化，妄图将凉山彝族饿死在高山之巅。如道光十五年(1835)，四川总督鄂山声称，要将凉山“夷地所种秋粮悉为铲除，以绝其养生之源……令重兵围住，使其尽成饿殍。如该夷匪势迫奔鼠，加以枪炮轰击，足以制其死命”，认为这样“边患可以永息”。[7]在1934年，民国政府派出边区考察团入凉山调研，寻求“制夷”策略，还有人主张“以武力消灭罗罗”，认为彝人为“生性残暴”的“劣等民族”，“应该加以消灭”。[8]凉山彝族的生存环境之残酷艰难由此可见一斑。彝民为生存所迫，铤而走险，经常突破封锁和围剿到周边地区抢夺财产和人员，加剧了族群边界地带民族关系的紧张。
与凉山相反，当时的云贵彝区，在改土归流后，汉儒文化和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占居了统治地位，社会较为开放。如嘉庆年间的滇南临安地区，已经“历年内地人民贸易往来纺织如梭”。
由于凉山一直未能被有效纳入国家统治体系中，内外因素共同造就了一个内卷化了的高压、封闭、畸形的社会空间，生活在内的族群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也会随之变化，这是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
六、结语
对具有血缘关系的地域性群体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权力关系，包括地方社会内部的关系、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是对民间血缘亲属组织研究的一个观察视野。解放前的凉山彝区，彝族各家支之间是对立、竞争、冲突以及调适、平衡、共存的关系，从地方与国家的角度则是对抗和冲突。这些关系的形成是由复杂的内外历史因素造成，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权力的缺失，即国家的不在场使得国家与地方的正常联系中断，造成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真空，给血缘亲属组织的崛起和变异提供了空间。
解放前凉山彝族的家支，属于传统彝族家支的异化，这种异化是族群适应环境的产物，它适应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内卷化的社会环境。在残酷的环境下，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传统家支成为了当地彝民最便捷的首选生存方式。家支（黑彝家支）成为了地方的政权组织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异化后的家支兼有政治、经济、文化、信仰、教育及军事等功能，蜕变成为一种被利用的统治工具，极力维护着该地区的奴隶制社会。
参考文献：
[1]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79
[2]周大鸣.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376
[3](英)普里查德.努尔人[M].褚建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
[4](英)弗里德曼著.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小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75
[5]徐铭.白彝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基础[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1）：31
[6](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 .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1
[7]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562
[8]李列.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