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许多专家学者都讲，应该坚持“拒绝剧说、摒弃假设、史料为骨、逻辑为脉”的原则和方向。这几句话的主体意思就是，在历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中，应该拒绝对历史事实进行剧本式的编辑或编排，摒弃以人为假设反映历史事实；应该以史料记载为主要依据和骨架主干，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和正常的逻辑推理进行研究。笔者认为鉴于自杞国建立的时间(年代)、建立者、都城具体位置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看法和观点的情况，坚持与遵行这个原则和方向，显得尤为重要。

南宋、大理国和自杞国分布地图

按照《岭外代答》《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桂海虞衡志》《云南民族史讲义》《云南史料丛刊》《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国彝族通史》《泸西通史》等相关史料及研究资料的记载或记录，自杞国在历史上存在的真实性，已经毋庸置疑。关于自杞国的建立者、核心区域和都城等相关问题，本人2018年7月发表的《泸西彝族阿庐部与自杞国之间的关系》一文中已经作了讨论、分析和说明。结合近年来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在坚持前述原则和方向的前提下，本文将进一步重点讨论和分析，自杞国建立的时间(年代)、建立者、都城具体位置、泸西研学与应用(文旅融合)情况等几个相关问题。

一  自杞国建立的时间(年代)和建立者

关于自杞国建立的时间(年代)，现在能查找到1949年建国之前出版的史书、志史中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国彝族通史》《泸西通史》等史书(志书)和《云南民族史讲义》《云南史料丛刊》《南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政权》《揭秘滇东古王国》《自杞古王国与滇东古长城》《彝族阿细人古代简史》等相关史料和研究资料及网络资料的记载或记录，也不完全统一。

讨论和分析自杞国建立的时间(年代)的问题，可能会涉及自杞国建立者等问题的引入与相互映证，鉴于之前发表的文稿中有专门讨论与说明，在此就不重复具体列举之前文稿中已经涉及自杞建立者的内容。关于自杞国建立的时间(年代)相关史料及研究资料记载及记录主要如下：

1、《中国彝族通史》《泸西通史》等史书或志书记载了三个时间段：(1)从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自杞国阿巳或阿谢以乾贞为年号称帝，至1257年元军灭师宗、弥勒等部止，自杞国共存在81年。(2)如果从绍兴三年（1133年）自杞国名首次出现算起，到宝祐六年（1259年）, 自杞国共存在了126年。(3)自杞国存在的时间，当大于126 年。

2、泸西本土历史文化研究人员杨永明老师撰写和发表的《揭秘滇东古王国》《自杞古王国与滇东古长城》书籍或研究资料记录显示，自杞国建立的时间，应从1080年算起，至1260年灭亡，存在了约180年左右。

3、弥勒市历史文化人员段树乔老师发表的《彝族阿细人古代简史》研究资料记录显示：自杞国是弥勒部在公元976年之前建立的。按段老师的这个研究结论推算，自杞国1260年被灭，存在的时间超过280年。

4、网络资料记录显示，自杞国于1100年建立，1260年国都(必罗笼)被焚毁亡国，存在时间160年。

5、现在史学界，对自杞国建立和存在的时间(年代)，普遍认可的是1100年建立，1260年灭亡，存在时间160年。

关于自杞国建立的时间(年代)，许多专家学者根据一些史料(志书、史书等)给出的研究结论，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而杨永明和段树乔二位老师的观点，是在北宋或公元976年之前。由于自杞国建立于976年之前的看法和观点，没有具体时间界限，就有可能由北宋向前推至唐代。按照这些看法和观点进行推理，自杞国的存在，就有可能跨越了唐宋两个历史时期（朝代）。作出这样的推理是否有一定的依据或是否符逻辑。作如下几方面的讨论和分析。

首先，关于自杞国建立时间(年代)的问题讨论，按照历史沿革讲最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唐代的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是否建立了方国(彝族或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一些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认为，按照《大明一统志》《广西府志》（康熙和乾隆两版）等史书或志书明确记载，唐代大(太)和年间（公元827年至835年）南诏国对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是“并其地”，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在唐代没有建立方国(彝族或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笔者认为《宋史》《元史》《云南志》《云南通志》《大明一统志》《读史方与纪要》《广西府志》（康熙和乾隆两版）等史书或志书，是元明清三代官员主持编撰的，对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在唐宋两代是否建立了方国(彝族或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相关问题，虽然基本上没有涉及，但不应因此而轻易怀疑或否定段树乔老师的观点。段树乔老师提出自杞国建立于公元976年之前的看法和观点，主要是依据《剑南领知·云南买马记》《岭外代答》中的相关记载。按照《寰宇通志》的记载，南诏国（738年至902年）在唐代大(太)和年间对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是“并其国”，而并不是“并其地”。“并其国”说明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彝族(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方国，并与南诏国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唐代）；“并其地”只能说明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有自己相对明确或固定的领地范围。

《元史》《云南志》《云南通志》《读史方与纪要》等史书或志书中记载，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是“蒙氏段氏莫能制”或“历蒙氏段氏皆不能制”。按照这些史书或志书中的记载分析看，唐代南诏国蒙氏对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可能只是形式上或地图绘制标识上的并入或纳入，但没有完成实际意义上的制约或控制。站在当时李唐王朝的角度，他们也不希望地处西南边疆有实力的各个彝族（少数民族）部落，完全丧失对南诏国的牵制或制衡作用，让南诏国过分地做强做大。因为南诏国从建国至灭亡，对李唐王朝是经历了几次反复的归降与反叛。换句话讲，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对南诏国没有真正的臣服或归顺。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和映证当时这个部落联盟（阿庐部或弥鹿部）的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加之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具备了建立自己地方彝族（少数民族）政权的条件和可能性。

关于《寰宇通志》中“并其国”的记载，有个别历史文化研究人员提出，是属于编撰人员的笔误造成的，应该是统一为“并其地”。笔者认为，《寰宇通志》编撰人员笔误的概率基本不存在，《大明一统志》《广西府志》（康熙和乾隆两版）等史书或志书中的笔误也同样不存在。如果真是明清两代修史者都存在笔误，为什么在《元史》《云南志》《云南通志》《读史方与纪要》等史书或志书中，只记载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后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制。”或“后师宗弥勒二部强盛，历蒙氏段氏皆不能制。”，而回避南诏国在唐代大(太)和年间对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到底是“并其地”还是“并其国”的问题。“并其国”和“并其地”两种说法在史书或志书中都出现，说明明清两代修史者（编撰人员）对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或自杞国相关资料掌握、研究重点和持有观点，是有所不同的。后来人只依据明清修编撰出版的一部或部分史书或志书的记载，就轻易怀疑或否定“并其国”记载的真实性，可能是不够严谨或不够客观。

笔者认为，依据《寰宇通志》“并其国”的记载，按照史学研究正常的逻辑推理，换一个说法就是：东爨乌蛮阿庐  部（后称弥鹿部)在唐代大(太)和年间(公元835年之前)，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部落联盟的方国(彝族或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其次，承接上面需要讨论的第二的问题是，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于唐代大（太）和年间，建立属于自己部落联盟的方国(彝族或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是自杞国还是其他另外名称的方国。按照段树乔老师的观点和思路推理，就应该是自杞国。关于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在唐宋两代这个时段的历史，现在能查找到的史书或志书及研究资料，至今也只出现过自杞国这一名称的记载或记录。宋代以来的相关史书或志书中，虽然没有记载自杞国建立的具体时间和年代，但《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或志书中却明确记载了南诏国建立于唐代。依据《寰宇通志》“并其国”的记载和与南诏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唐代）的推理，笔者认为：如果唐代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在唐代大(太)和年间(公元835年之前)，建立了自己的方国(彝族或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大概率就是自杞国。如果从唐代大（太）和年间算起至1260年止，自杞国存在的时间应该超过400年。

第三，承接前两方面的讨论和分析，需要讨论第三方面的问题是，除《寰宇通志》外其他史书或史料中，是否有南诏与自杞等国处于唐代这个同一历史时期的依据和“并其国”记载的佐证。

《宋史》记载：‌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桂海虞衡志》中记述：南江（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关于前列这些记载或记述，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宋史》《桂海虞衡志》中提及的“自杞”要理解为其只是当时中原朝廷在云南边疆一个藩属地（彝族或少数民族部落联盟），不能理解为是与唐代南诏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方国（彝族或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也不能与宋代之后的自杞国概念等同和混淆。依照这个看法和观点的思路，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宋史》《桂海虞衡志》的记载或记述，只涉及宋代大理国和自杞国这个历史时段的概念，为什么还要同时使用“南诏”“大理”两个名称。领衔编修《宋史》的元代中书右丞相脱脱和阿鲁图、撰写《桂海虞衡志》的宋代广西经略安抚使范成大，肯定知道南诏国和大理国是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如果为了表达准确或避免混淆，《宋史》中“‌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的记载，就应该是“‌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大理。”，更没有必要后面补充一句“南诏，大理国也。”；如果《桂海虞衡志》中“罗殿、自杞以国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的记述要表达的意思是南诏、罗殿、自杞等藩属国同处于宋代（南宋）这个历史时期，“地皆近南诏”的记述，完全可以写为“地皆近大理”。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不只是《寰宇通志》有“并其国”的记载，《新唐书》等史书中也明确记载了南诏国和罗殿国建立于唐代。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南诏、罗殿和自杞等国要处于唐代这个同一历史时期，《宋史》中补充一句“南诏，大理国也”说明唐代南诏国的领地范围就是宋代（南宋）的大理国范围，其解释才符合情理和有实际意义，《桂海虞衡志》中“罗殿、自杞以国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的说法也才能成立，否则就应该记述为“地皆近大理”。

另据《蛮书》《中国彝族通史》等史书的记载南诏国、罗殿国等从事军马或战马（宋代后称广马）贸易可以追溯到唐代南诏时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宋史》中“‌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与《桂海虞衡志》中“罗殿、自杞以国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和南诏、罗殿、自杞等国处于唐代这个同一历史时期，这些历史事实的真实存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认识和理解《宋史》《桂海虞衡志》《中国彝族通史》中的这些相关记载或记述，就可以说它们是对《寰宇通志》“并其国”记载真实性的佐证。

依据《宋史》《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桂海虞衡志》《寰宇通志》《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国彝族通史》等的记载或记述和南诏、罗殿、自杞等国处于唐代这个同一历史时期的逻辑推理，笔者认为：《寰宇通志》中“并其国”的记载，实际上是明确了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建立方国(彝族或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自杞国的时间（年代），应该确定在唐代而不是宋代。自杞国和罗殿国一样，有可能都是跨越和延续了唐宋两个历史时期（朝代）。

第四，关于自杞国建立者的问题，应该将其与东爨乌蛮阿庐部和弥鹿部的发展变化历史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        

一是，应该关注，史书或志书中关于东爨乌蛮阿庐部和弥鹿部记载或者记录的问题。《云南志》《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读史方与纪要》《广西府志》（康熙和乾隆两版）等史书或志书中关于东爨乌蛮阿庐部的记载主要是：“旧有阿庐部，以是山名”“旧有阿庐部”“山下诸夷旧曰阿庐部”。《新唐书》《蛮书》关于东爨乌蛮弥鹿部的记载是：弥鹿川（弥鹿部）。《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广西府志》（康熙和乾隆两版）等史书或志书中关于东爨乌蛮阿庐部或弥鹿部的记载是：唐为东爨之地或唐为（时）东爨乌蛮等部所居。《元史》《云南志》《云南通志》《读史方与纪要》等史书或志书中关于东爨乌蛮弥鹿部的记载是：（唐时或后为）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

围绕这些史书或志书中的记载，需要重点对“旧”“山下诸夷”“等部所居”等的意思作出解释与说明。以前这方面的问题被关注的不多，也没有相关的说明和解释。笔者认为，前列这些宋代后编撰的史书或志书中出现“阿庐部”和“弥鹿部”两个部落名称，都主要是在记述明清广西路或广西府历史沿革与地域山川时使用，并且这两个部落名称都具有部落联盟的含义。“旧有阿庐部”“山下诸夷旧曰阿庐部”中“旧”的意思应该主要是相对于“弥鹿部”而言，这样才具有可比性，才有新与旧的区别的必要，才能表述部落联盟其领地范围覆盖广西路或府的全境。也就是说“阿庐部”的存在和名称使用应该是先于“弥鹿部”。“山下诸夷”“等部所居”的意思是，之前称“阿庐部”的“弥鹿部”这个部落联盟中存在着数量为几个的部落（如《南诏野史》记载主要有师宗部、弥勒部、吉输部、褒或裦恶部、维摩部等），“阿庐部”或“弥鹿部”是这个部落联盟的总称。这也正如一些史学研究资料中记述（网络上说出自于《西南彝族史》《云南民族史》等）：阿卢（庐）部是指居住在阿卢（庐）山下诸蛮夷总和的旧称。这些居住在阿卢（庐）山下及周边被称之“诸蛮夷”的各个部落，按历史沿革及地域划分，在晋隋唐时期属于“东爨乌蛮”。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后来修史者或研究人员，才会使用“阿庐部”或“弥鹿部”表述世居于广西路或广西府全境范围内属于“东爨乌蛮”的彝族（少数民族）部落联盟。

英国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乾隆版《广西府志》

将前述讨论和分析总起来讲，按照相关史书或志书的明确记载，结合爨氏政权的历史沿革分析看，宋代后编撰的史书或志书中称为“弥鹿部”名称的“阿庐部”部落联盟其起源、发展和存在，最晚也应该是在隋末唐初时期，她早于南诏国建立之前。

二是，应该关注，史书或志书中关于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部落联盟中师宗和弥勒二部浸盛（强盛）记载的问题。《元史》《云南志》《云南通志》《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读史方与纪要》《广西府志》（康熙和乾隆两版）等史书或志书对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部落联盟的记载分别是“后师宗弥勒二部浸（强）盛”和“至大理段氏析为弥勒师宗二部或宋时析为弥勒师宗二部”。按照这些记载分析看，说明弥勒和师宗两个彝族（少数民族）部落，是在唐宋两代从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这个部落联盟中，逐渐发展（浸盛）强大起来的。唐代南诏国蒙氏和宋代大国段氏都不能真正制约或控制阿庐部（后称弥鹿部），这点不需要争论。在此需要明确的是，一些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提出自杞国的建立者不论是以弥勒部为主还是以弥勒和师宗两部为主的看法和观点，都不应该否认弥勒和师宗这两个彝族（少数民族部落）与阿庐部（后称弥鹿部）这个部落联盟有着十分密切和紧要的关系。

三是，需要关注，如前所讲西南地区南诏、罗殿等方国在唐宋两个历史时期（朝代）的发展和变化问题。唐代南诏国灭亡后，其主要的领地范围内在宋代（南宋）建立了大理国，罗殿国继续得到沿袭。如果按照唐代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于唐代大(太)和年间(公元835年之前)，已经建立了自杞国的思路去理解，在唐代自杞国的起始建立者就应该是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在宋代（南宋）自杞国实权真正的掌握者，就应该是弥勒部或弥勒、师宗两个彝族（少数民族）部落。所以在许多史书(志书)中才有“至大理段氏析为弥勒师宗二部”或“宋时析为弥勒师宗二部”的记载。

归结前三点的讨论和分析，如果把唐宋两代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这个部落联盟的发展历史连续、贯通起来分析看，就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讲：唐代大(太)和年间(公元835年之前)，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建立了自杞国，到宋代大理国时期，伴随着军马（战马或广马）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弥勒、师宗两个部落成为了自杞国国力增强的中坚力量，这两个部落甚至可以说是自杞国在宋代大理国时期的中兴者或主导者(实际掌权者)。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原由，在后来的相关史料及研究资料中的记载或记录中，把自杞国的中兴者或主导者(实际掌权者)简单或混淆地称为了建国者。这也就直接导致，后来的研究人员提出弥勒部或弥勒、师宗两部是自杞国建立者的看法和观点。

第五，就前面问题的讨论，重点作二个方面的说明：一是，之前一些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所讲自杞国建立于宋代（南宋）和建立者是以弥勒部或弥勒、师宗两部为主的看法和观点，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根据或研究方法上有偏差，而应该理解为对史料的收集、掌握和分析研究，各有不同，这也是历史文化研究中会出现的正常现象。但并不等于我们认可只依据一部或几部史书或志书的记载，就确定一个命题其真伪性的方式和方法。二是，自杞国于唐代大(太)和年间(公元835年之前)建立、东爨乌蛮阿庐部（后称弥鹿部)是自杞国的起始建立者和弥勒部或弥勒、师宗两部是自杞国在宋代大理国时期的中兴者或主导者(实际掌权者)，这些看法和观点，是笔者通过参考、分析史料和按正常逻辑推理得出的初步结论。其正确与否，可信程度如何？可能还需要更多相关新史料及考古实物的进一步证实。但对所选用的相关方法和逻辑推理方式，希望得到客观和辩证的对待。

二  自杞国都城的具体位置

由于《元混一方舆胜览》记载:“弥鹿部，城名必罗笼。”，《云南地方沿革史》记载:“弥鹿部，城名必罗笼，在今泸西，南诏以来，世为弥鹿部所居。”等原因，关于自杞国的核心区域和都城，位于现在的泸西县境内，这方面的问题，在史学界基本没有争议，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    

关于自杞国的都城，是设置于现在泸西县的哪个乡镇或哪个村子，笔者在发表过的文稿中，主要列举了四种看法和观点。第一种，有可能在当今泸西县中枢镇城南知府塘北部的雨龙村。第二种，有可能在当今泸西县旧城镇旧城村。第三种，有可能在当今泸西县永宁乡城子古村。第四种，有可能在当今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

自杞国都城的具体位置，虽然以前作过讨论和分析，主要的依据是史料及研究资料的文字记述。本文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是要选择使用另一个方法进行对比和分析。

宋代大理国地图

现在史料和研究资料及网络上，可以查找到两张关于大理国和自杞国的地图。一张是云南博物馆（也有称在云南图书馆）保存相对原始的《宋代大理国地图》，图中标注有弥鹿部（阿庐部）、弥勒部和师宗部的具体位置。另一张是研究资料记录的《南宋自杞国地图》，图中确标注了自杞国都城“必罗笼”的具体位置。下面选用地理座标对比与分析的方法，对《宋代大理国地图》《南宋自杞国地图》所标识的弥鹿部（阿庐部）核心区域和“必罗笼”进行对比与分析。

1、把《宋代大理国地图》适当放大，将弥鹿部（今泸西）与磨弥部（今沾益）进行相对平行或重合的纵向连线，将弥鹿部（今泸西）与步雄部（今江川）和阳城堡部（今晋宁）中间进行相对平行或重合的横向连线，然后将连线形成的纵横座标移动与现在的《云南地图》《泸西地图》标识的现泸西县所管辖范围相关乡镇位置进行座标对比，得到的结果是：永宁乡和中枢镇比旧城和金马两镇，较为符合弥鹿部核心区域的地理位置座标。

2、把《南宋自杞国地图》适当放大，将“必罗笼”与成都府（今成都）、石城(今曲靖)进行相对平行或重合的纵向连线，将“必罗笼”与永昌府（今保山市）、广州进行相对平行或重合的横向连线，然后将连线形成的纵横座标移动与现在的《云南地图》《泸西地图》标识的现泸西县所管辖范围相关乡镇位置进行座标对比，得到的结果是：永宁乡比旧城、金马和中枢三个镇，更符合“必罗笼”的地理位置座标。

南宋自杞国地图

这种纵向、横向连线形成座标的对比与分析，应该说是以往历史文化研究中很少选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否可取或可信，可以商榷。笔者认为，文字记述再详实、细致，也不可能有地理座标的标识度准确。文字可以因人而异地选择使用和变化，地理座标却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发生过大的偏移。虽然，自杞国都城具体位置位于当今泸西县哪个乡镇或哪个村的四种看法和观点，都需要考古实物或新史料的进一步佐证。但是，不能因此而轻视地理座标对比分析方法和得出的结论。

三  泸西对自杞国历史文化的研学与应用

关于自杞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的史学大家方国瑜先生，早在1956年其主编的《云南民族史讲义》中就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和分析。    

建国后以来泸西本土研究人员对自杞国历史文化研究最早的当属永宁乡城子古村土生土长的陈天一老先生。他曾经被云南电视台以“山沟沟里的文化名人”进行专题报道。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撰写的《阿庐古洞长联》中就有“呼漏江、呼阿庐、呼自杞、呼广西”的文字记述。正因有这些文字记述，泸西的历史文化研究人员才知道历史上有自杞国的存在。从这个角度上讲，陈天一老师开启了泸西对自杞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历史新篇章。他称得上是泸西对自杞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率先拓荒者。20世纪90年代后，在陈天一老师研究的基础上，杨永明老师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对自杞国历史文化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挖掘，先后发表或出版了《自杞古王国与滇东古长城》《揭秘滇东古王国》等文稿或书籍。随着杨永明老师这些文稿或书籍的发表与出版，更多的人知晓了自杞国的历史文化。正是在杨永明老师坚持不懈和不遗余力的努力下，史学界和文艺（学）界，才对自杞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高度的关注与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杨永明老师是泸西对自杞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坚定奋进者和自杞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阿庐古洞长联》和《揭秘滇东古王国》

2018年6月，泸西县城子古村历史文化研究与旅游产业融合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县内历史文化研究人员，对自杞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向横深两个方面发展。《自杞国研究综述》(詹学达)《泸西彝族阿庐部与自杞国之间的关系》(高洪春)《解读城子古村土掌房群落的旅游景观和历史文化价值》(杨俊)《城子古村---自杞国千年的神秘国都》(杨俊)《城子彝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之我见》(何忠明)等一批研究文稿的先后发表，促进了自杞国历史文化研究和文旅融合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2018年8月《泸西通史》出版发行，标志着泸西对自杞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连续性和系统性，就此翻开了研究、挖掘与应用工作的崭新一页。

2018年8月后，泸西县城子古村历史文化研究与旅游产业融合工作领导小组，通过认真的讨论与分析，结合文旅融合工作开展的需要，提出了“一村一府一古都”的主题品牌或主旨思想，使自杞国历史文化研究、挖掘与应用，得到了有机的结合与较好体现，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好评。

四 需要商榷的结语

严格意义上讲，历史文化的研究，属于治学范畴。治学应该严谨，而不是把历史碎片无规则、无逻辑地随意进行联结和想象，就轻易地下结论。历史文化的应用，属于创意范畴。遵行的原则和方向，是在尊重历史发展主线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拓展与创新。

本文再一次讨论和分析自杞国建立的时间(年代)、建立者、都城具体位置等问题，主要的目的在于，在今后地方(泸西)历史文化研究与文旅融合发展中，要尽量防止陷入两种误区认识当中。两种误区认识即：一是，从治学方面讲，不理性认识关于自杞国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看法与观点，而是听风即是雨、且人云亦云。二是，从文旅融合方面讲，不充分理解和尊重“一村一府一古都”这个主题品牌或主旨思想的文化创意。以学术观点争议为由而轻率、偏激地断言没有任何依据或无限度、无边界地进行非理性的推翻或否定。

现在学界都认可自杞国是当时滇东南地区最辉煌的古王国。将自杞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严谨性与文旅融合的创新性进行有机、有效的结合，应该是当下地方(泸西)历史文化研究与文旅融合发展中需要关注和解决好的重点问题之一。为单纯的研究而研究、无休止地纠缠细枝末节的机械方式方法不可取，没有任何依据、胡编乱造和歪曲历史的虚无主义做法也不可取。结合泸西的历史，根据自杞国存在的真实性和核心区域（都城）在泸西县的历史事实，在今后的文旅融合工作推进中，应该对自杞国的历史文化进行适当的创新和应用，继续打造或塑建“一村一府一古都”的主题品牌，把自杞国、城子古村和地方彝族历史文化的故事讲好讲活，尽力擦亮“千年自杞古王国”“千年城子古村”等历史文化名片，这样才能为全县文旅融合高质量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