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华夏和“蛮夷戎狄”都是历史舞台的主角。经济的发展、政治的交往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往来。经春秋至战国，华夏同王朝周边氏族部落的交融大大加速。
▲红山玉猪龙。（视频来源：新华网）
夷狄与诸夏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先秦时期，“蛮夷戎狄”很大程度上是对周边各部族的泛称，与南北西东的方位不绝对相关。西周时期的金文中有“东夷”，也有“南夷”；《史记·匈奴列传》有“北蛮”；《左传》昭公十六年中有“戎”“蛮”连称。由这些记载可知，《礼记》所载的“东夷”“南蛮”“北狄”“西戎”，是汉代人以华夏为视角，对各部族位置进行的整齐化归类。
夏、商、周王室与夷戎存在杂居的现象，他们在血统与文化习俗上相互影响。《国语·周语》中，周人回忆说：“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孟子·离娄下》中，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西周时期的大分封，推动部族之间的交融，使得周文化被相当数量的“蛮夷戎狄”接受，其中有大量人口转化成为周王朝子民。随着犬戎攻陷镐京以及春秋时期夷夏摩擦加剧，周人眼中的“蛮夷戎狄”逐渐出现了“戎狄豺狼，不可厌也”的贬义色彩。
部族之间的差异并不能以单纯的“先进”“野蛮”进行判断。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划分为六个区系类型；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徐旭生提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说”。可以看到，从氏族到国家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
▲蛋壳黑陶。（图片来源：郭云菁《龙山文化蛋壳陶探析》）
“蛮夷戎狄”的史前文化并不落后。例如，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达到了我国史前制陶技术的高峰，红山文化的玉器制造技术也无与伦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树、青铜立人、青铜面具令后世叹为观止。从文字上看，“蛮夷戎狄”的释义侧重文化特征以及生存方式，不应该简单视为价值上的贬低。“蛮”的字形结构，可能反映了养蚕和吐丝的过程。商周时期的“猃狁”亦可理解为从事狩猎的人群。
▲拼版图片。左图为在四川德阳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号青铜神树，中图为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拍摄的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右图为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拍摄的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图片来源：新华社）
《礼记·王制》的记载描述了“蛮夷戎狄”外貌特征与行为习惯的差别：“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汉代学者承认各部族能“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并没有对他们过分贬低。
▲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越王勾践剑”。（图片来源：新华社）
到春秋时期，“蛮夷戎狄”的生产方式已不仅仅依靠游牧，也包含农、渔、猎。在《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了天子会诸侯时各部族所奉贡品，山戎的贡品为菽，说明这一时期山戎已具备种植豆类的生产条件。虽然人们会用“蛮”“越”称呼吴国、越国和楚国的居民，但他们的文明成就非常突出，吴越的青铜铸造技术就是典型。湖北省荆州市望山楚墓群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体现了当时短兵器制造的高超水平。
金属货币的使用，说明这一时期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商品交换是频繁的。考古学家黄锡全在《从尖首刀面文“非阝”“鼓”等谈到尖首刀的国别、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中，根据河北、山西等地出土的宽头尖首刀上的铭文，推断出肥、鼓、仇由、鲜虞为春秋时期白狄的分支，白狄诸国都在铸造发行货币。义渠能够“筑城数十”；白狄的分支鼓国面对晋国围城，能够持续抵抗三个月。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蛮夷戎狄”中，有些部族能筑城，从事农业生产；有些部族具有中原列国不具备的知识与本领；有些部族已经形成更为先进的思想。
驹支是春秋时期姜戎首领。在《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晋国大夫范宣子指责驹支向楚国使者泄密，这一冲突被驹支成功化解。范宣子说，驹支忘记晋国分土地之恩，不像以前那样侍奉晋国国君，存有异心，于是不允许驹支参加向地的会盟。但驹支却回应得不卑不亢，他在感念晋惠公的恩德之余，说明所赐之地是“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他们不仅“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而且一直积极参加作战，并赋诗《青蝇》而退，讥讽范宣子轻信谗言的行为，有理有节。
介葛庐是春秋时东夷介国国君，据说他能听懂畜语。《左传》僖公二十九年记载，他去朝觐鲁僖公，听到牛叫，指出这头牛生的三头小牛都被人用来祭祀了，所以它发出这样的声音。后来人们发现，事实果然与介葛庐说的一样，人们不得不称奇。
邾文公是邾国国君，姓曹，名籧篨。他主张把社稷和子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得知迁都的占卜结果不利时，他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这体现出朴素的民本思想。这位戎狄首领所具备的精神境界，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不少君王。
驹支、介葛庐、邾文公三位戎狄之君见于典籍，作为春秋时期杰出的精英被人们称道。“蛮夷戎狄”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构成。
原载：中国民族报；文稿来源：微信公众号-国家民委。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