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学研究是中国彝学学科发展的原生基础，更是中国彝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彝学研究现状进行一番专业的学术审视和深入思考，我们自然会产生以下疑问：中国彝学研究目前存在哪些主要问题？作为中国彝学研究的本民族专业学术共同体，我们该作何内向思考？
纵观当前中国彝学研究现状，首先学术研究呈现一种碎片化倾向。彝学研究的碎片化呈现，主要不在于彝学研究者“单兵作战”带来的研究旨趣的个体化，而在于彝学从严格学科划分而言其身份的非独立性，以及彝学研究者同时作为彝学构建者一直以来缺乏一种学科的整体性思考及其整合性实践。在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范畴内，当然都允许学者独立设定各自的研究目的，彝学亦然。问题是，我们在彝学学科体系的理想化架构中，没有明确作为重要基础的彝学本体研究的诉求与范式。面对浩如烟海的彝族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社会、语文、艺术与休闲等被我们条块化的研究对象，近百年的中国彝学研究并未真正做好整体意义上的“资料学”本职与本体研究。事实上，“资料学”不仅具有学科积淀的基础作用，而且要求我们具备历史学、考据学、志书学以及语言学、文字学等相关多学科背景，同时要求掌握统计、比较以及扎实的田野调查及深描式民俗志书写等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由于当前学术生态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出现学风浮躁、制度性瓶颈以及学术自律缺失等问题，致使彝学研究所调查、搜集、整理而来的零散、片段的资料缺乏整体性、科学性、专业性与严谨性，从而限制了彝学本体及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对彝学的进一步拓展研究。
近百年的中国彝学研究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彝族学者基本上以彝学研究为自己的学术本体，这大大推进了中国彝学研究的当代发展。有学者据此认为，“彝学完成了从‘他者叙述’到‘我者建构’的学术转型……这种转型，从研究主体和研究立场的结合来看，彝学真正完成了理性化建构。”①事实上，正是“我”对“我”的这种主体审视，如果长期以来缺乏严谨科学的学术反省和研究自律，研究结果往往很难避免民族情感的掺杂和干扰，最终导致中国彝学整体研究成果呈现一种学术自观非理性。远距他观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和话语暴政，近距自观因天生附带一种自顾自恋的文化水仙情结，而致真相被无意遮蔽，自卑被有意掩饰。因此，在具体的彝学研究实践中，自观与他观须合二为一，我们必须时刻提醒和反思内心的主观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尽可能对自己的母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参与观察，既能自然进入也能轻松出得来，才有可能做到彝学研究过程的客观严谨，以及研究成果的科学有效。
学术对话与学术争鸣是知识生产和学术发展的有效助推，但遗憾的是，当前国内学术气氛和学术生态亟需学术对话和学术批评。但凡参加过国内彝学学术研讨活动的学者，应该都有一种学术色彩缺失的内心体验，在居于主体地位进行自观的彝族学术共同体内部，长期以来我们尚未形成一种真正的学术对话惯习与制度。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彝学学科建设及其学术实践的重要性，但全国各地各种大大小小的彝学研讨活动，并不是以严格的学术会议标准来组织实施的，它往往沦为彝区传统彝族年、火把节等庆祝活动，以及地方民族旅游、文化等相关产业营销的附属。在彝族这个庞大的熟识族群内部，大家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地缘、业缘等多重社会关系，自己人之间往往碍于面子、人情等要害因素，使彝学研究研讨最后往往成为一种拟学术自说自话的形式演绎，加上彝学研究内容庞杂零散，亦难以开展自然、正常的学术对话。总之，当前彝学学术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但真正的学术对话和学术批评却越来越少。
2011年中国首个彝学专业博士点在西南民族大学获批，标志着彝学专业和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规范的专业阶段。同期，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彝学研究中心”也落户西南民族大学，位于西南彝区的西南民族大学随即成为中国彝学的制高点。高规格的专业建设和基地建设以及日益专业化彝学研究队伍的发展，无疑将大力推进新时期彝学学科以及彝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彝学学科的综合属性，任何以单一民族问题研究认定为某一法定学科，对外在的学科主管部门而言不仅可能潜在民族主义风险，且需勇气突破具体到整体的学科规制局限，在民族内部来说也可能造成文化自观带来的一系列迷障，这也是目前彝学专业挂靠民族学学科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正因彝学基本涵括了彝族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宗教、习俗等一系列几乎所有涉及彝族的内容，彝学研究借鉴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才显得如此重要。
依人类学广义文化的概念，彝族文化始终作为彝学的研究对象。囿于彝族文化的复杂性，为数不少的彝学研究者对彝族文化的整体性存在认识不足的情况。加上当前学术研究所带有的现世功利性，对彝学研究现有总体成果缺乏充分的交流和严谨的研讨，这样更加剧了彝学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从而易造成一种彝族文化的非整体化假象与彝族社会的离散性幻象，这无疑将对彝族的族群认同和社会整合产生负面影响。彝族文化共时地看好像支系和地域差别明显，加上当前彝区各地为发展地方旅游、文化产业而一味强调地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更消弭了彝族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性特征。这说明，作为文化与学术权威的彝学界，至今仍未从学理上完满解答彝族文化的一体化和彝族社会的整体性问题。事实上，彝族作为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文字民族，如果从历时的角度进行长时段、跨地域的比较研究，无论从语言、文字、宗教还是从相关风俗习惯来看，彝族文化内部的整体发展脉络是很清晰的，今天川滇黔桂的彝族都是共祖阿普笃姆的后裔，只因后来彝族内部的主动分支以及历代遭受的外力驱散，加上历史上自然地理的长期阻隔形成了今天族群内部支系繁多的格局，但二十世纪中后期经国家民族识别后幸运地获得重新整合与统一。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彝文古籍搜集翻译整理的学者外，其他很大一部分彝族学者并不具备彝文能力，面对浩如烟海包罗万象的彝文典籍只能依靠翻译整理稿，因此就连彝族学者在彝汉语言转换时亦不可避免产生文化误译与文化误读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彝学研究中文化翻译和学术概念的混乱和误解。因此，全面深入地认识彝族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亟需采用长时段、跨地域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
外国、外族学者看彝族社会，是一种“远观”。“远观”自有“远观“的长处，可以弥补“近观”或者“自观”的不足与缺陷。②对于我们彝族学者而言，民族文化自觉必须从学术自觉做起，我们不仅要自观与远观合一，还要自律与他律合一，脚踏实地践行全面深入的彝学研究，推进中国彝学学科建设的不断进步，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供一系列科学严谨的智力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