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史研究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重视的热点，从传统研究走向现代科学研究，从个体研究和国内研究走向了学术团体和国际研究，历经三个阶段，体现两大特点。但也存在彝族史研究中个人学术观点有失偏颇、重复研究以及学科体系和学科梯队建设不尽完善等值得反思的问题。
关键词：彝族史研究; 回顾; 反思
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辉文化的民族，总人口657. 85 万人(1990 年) ，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除云南、四川交界处的大、小凉山呈大片聚居以外，其余与汉、纳西、哈尼等民族杂居。对彝族历史的研究自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重视的热点。在跨入21 世纪之际，对20 世纪彝族史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对我们了解彝族史研究的动态，以及正确地把握21 世纪彝族史学研究的走向，使其健康和持续地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 世纪彝族史研究的回顾: 三个阶段、两大特点
从汉代司马迁写《史记》直到清代，众多史书都不乏对彝族先民的记录与描述，这为研究彝族族源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但这些都不能与今天的彝族史研究相提并论，其记载较为简略，论述亦多偏颇。现代意义上的彝族史研究是20 世纪上半叶开始的。综览20 世纪的彝族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 世纪前半期。大量的民族志调查材料，形成了彝族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当时，杨成志、陶云逵、马学良、林耀华、江应木梁等一批著名学者前往我国西南彝族地区从事民族志调查研究，在语言、风俗、宗教等方面积累了大量资料，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如杨成志有《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罗罗说略》、《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1] ，陶云逵有《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2] ，林耀华有《凉山夷家》[ 3] ，马学良有《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 4] ，江应木梁有《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 5]等成果发表。这些学者虽未直接从事彝族史研究，却为彝族史研究提供了很多真实可靠的民族志资料，而他们倡导和引入的民族与语言两个视角，则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彝族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同一时期，也有一些国外的旅游者或传教士，对所见到的彝族及其文化风俗作过描述和记录。如法国殖民军一等医官吕真达从1907 年至1910 年先后两次考察四川、云南彝区，他所著的《建昌罗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凉山彝族奴隶制的情况; 法国人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的路南和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有《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详细地介绍了这两个地区彝族的情况。西方许多研究彝族的著述都以他的资料或言论为依据。民国时期，吕思勉、林惠祥等学者在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时均涉及彝族史的某些领域，如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专列有“罗罗缅甸系”一节。[6]
50 年代—80 年代。随着大批知名学者的介入，彝族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成果丰硕。50 年代，随着我国民族大调查的开展，许多人开始认识和了解彝族并投身于彝族史的研究。1958 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所内外一批专家，分赴西南彝族地区，在继续完成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组织《彝族简史》编写组为彝族编写简明通史。云南大学历史系方国瑜教授、西北大学历史系马长寿教授是首先被委托撰写彝族通史的史学家，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被委托研究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文物。1959 年，马长寿教授写出《彝族古代史》(初稿) ，次年，方国瑜教授写出《彝族史长编》; 冯汉骥教授先后写出《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云南晋宁石寨山铜鼓研究》等文[7] 。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彝族简史》编写组于1960 年写出《彝族简史》第一稿，后因各种原因，《彝族简史》至1987 年9 月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系统编纂彝族史，目的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彝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彝族史研究中，马长寿、方国瑜两先生确具真知灼见，影响甚深。马长寿的《彝族古代史》分述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奴隶社会的演变和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延续等问题。作者20 世纪30 、50 年代曾两次亲赴处于奴隶制下的四川凉山彝区考察，1959 年又赴云南进行彝族调查，书中所用资料大多是他第一手调查所得。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对彝族古代历史的许多重大疑难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作者根据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古墓青铜器上奴隶主奴役奴隶的图画，及墓中的铜人发式、衣饰与今天彝族有密不可分关系的地下埋藏资料，认为“彝族在距今二千年的滇王国中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彝族向凉山、黔西及云南各地的迁徙一般是在滇王国崩溃以后，距今只有七、八十代，因此，奴隶制就在凉山、黔西及云南各地延续存在并且发展了。”[8]这一看法使人们找到了大凉山及贵州西北部与云南各地彝族奴隶制的源头。方国瑜的《彝族史稿》是在《彝族史长编》的基础上改定出版的，该书以史料考证见长，分述彝族的渊源与地理环境、古代彝族社会、较早时期进入封建制地区的彝族社会、较长时期延续在落后阶段地区的彝族社会等问题。其内容涵盖历史上云南、四川、贵州各具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形态的彝族地区，且按纵的发展来阐述各不同地区的彝族社会。[ 9]这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彝族史著作，论述精辟，体系创新，所提出的资料、问题、见解，均是前无所见，前无所依，读后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和感受。
此外，彝族史研究的主要工作还主要集中在史料的鉴选节录和校订、南诏史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彝文典籍的翻译和研究等几个方面。已出版的彝族史资料节录本主要有蒙默的《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魏治臻的《〈清实录〉彝族史资料辑要》、《彝族史料集》，何耀华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王忠的《〈新唐书·南诏传〉笺证》、李霖灿的《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杜玉亭的《元代罗罗新史料辑考》等。南诏史研究方面，尤中的《南诏史话》、马长寿的《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王吉林(台湾) 《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查尔斯·巴克斯(美) 《南诏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 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向达、赵吕甫、木芹等先后分别对唐代樊绰的《云南志》(也作《蛮书》) 作考校研究，说明人们对南诏史研究的重视。凉山彝族奴隶制问题向来是彝族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先后出版了集体编著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明清彝族奴隶社会》，以及胡庆钧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周自强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彝文典籍对彝族史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民国年间，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贵州接触彝文书籍，不惜放下手中的工作，与彝族毕摩罗文笔合作翻译出版了第一本初具规模的彝文文献丛书，题名《爨文丛刻》，揭开了彝文文献翻译的序幕，至今各地翻译的彝文书籍已达数百种，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也解决了许多汉文史书记述不明的问题。
90 年代。彝族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丰富了彝族史的研究视野。进入90 年代，更多的彝族学者投入到彝族史的研究之中，除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由陇贤君执笔的《中国彝族通史纲要》广泛吸收了彝族史研究以及彝文典籍整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彝族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述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突破，从而丰富了彝族历史的研究。[10]戈隆阿弘著的《彝族古代史研究》是作者近20 年从事本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结晶，该书的特点是力倡彝族渊源“云南土著说”，认为彝族是“元谋人的直系后裔，原先以滇池周围向北发展入巴蜀，再分支成羌人、藏人、伏羲、炎、黄和楚人。”否定其与古代西北的“氐羌”有渊源关系。[ 11]由陈本明、傅永祥编著的《昭通彝族史探》根据汉文史料，佐以考古材料、彝文文献，集中探讨了云南昭通彝族的族源、迁徙和历史演变，以及彝族在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12]且萨乌牛著的《彝族古代文明史》，从“猿变人”在我国西南的考古发现和彝文古籍记载写到秦汉时的古代彝族文明史，首次基于考古和彝汉史籍等材料建构了彝族远古文明的框架和体系，认为8000 年前彝族就已进入了有文字的文明时代。[13]此时期，其他汉族史学家对彝族史研究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如易谋远教授集多年积累和研究所得，发表了《彝族之起源》、《论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等论文，并著有《彝族史要》一书，其最大的特色是使用了大量的彝文文献翻译资料，并以此为线索来追溯彝族先民的历史发展轨迹。[14]
概括20 世纪的彝族史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
1、从笼统的一般性描述转向分类细密的系统史学，从传统研究走向现代科学研究50 年代以前，或由官方组织或学者只身深入彝区进行调查研究，留下了一批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料。如曲木藏尧1920 年发表了《罗罗民族之要求》、1923 年发表《西南国防与倮夷民族》，岭光电1925 年发表《西南彝族史》，曾昭抡的《大凉山彝区考察记》于1943 年出版，之后又发表了马学良的《云南倮族之神话》、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罗民》、任映苍的《大小凉山倮族通考》、《大小凉山开发概论》等论著。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 年至1949 年，关于彝族研究和调查的专著有五十余种，论文一百多篇。这些著述涉及彝族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政治组织、经济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见地，但总的来说，多数尚停留在介绍叙述或研究的初级阶段，属于传统的彝学研究。
新中国的成立为彝族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也为彝学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学者们在彝族史研究中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诸如族源问题、各支系的迁徙与发展问题、阶级社会的起源问题、社会发展史的分期问题、明清彝族社会的演变问题等展开深入探讨，写出一批有质量的论著。彝族史已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方国瑜《彝族史稿》、马长寿《彝族古代史》、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以及由国家民委组织集体编写的《彝族简史》等，为彝族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专史研究也有大批成果，如刘尧汉、卢央、陈久金合著《彝族天文学史》、左玉堂等编著《楚雄彝族文学简史》、李力主编《彝族文学史》、马学良等编著《彝族文化史》、张福《彝族古代文化史》、李耕冬、贺廷超编著《彝族医药史》等，从各个方面对彝族的文化史、文学史、民族史、哲学史、科技史广泛而深入地进行发掘研究。总之，20 世纪彝族史研究从笼统的一般性描述转向分类细密的系统史学，从传统研究走向了现代科学研究并不断地走向深入。
2、从个体研究和国内研究走向学术团体和国际研究
20 世纪以前及20 世纪初期，彝族史研究无论对彝族的调查记录，还是对彝族族源的研究探讨，主要是一种个体行为。20 世纪30 年代，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学者考察大小凉山的人文地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组成川康科学团，以及西南联合大学组织川康科学调查考察凉山彝区，标志着彝族史研究开始从个体研究走向了团体的联合研究。50 年代，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派出大批专家分赴彝区进行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并组织进行《彝族简史》的编写工作，是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延续。1981 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彝族文化研究室，1984 年升格为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文化研究所，创办《彝族文化》年刊，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1985 年和1995 年在四川西昌召开了两届全国彝族学术讨论会。其后，北京、云南、四川、贵州先后成立彝学学会，不定期出版彝族史及相关问题的学术论文集，使彝族史研究正式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体合作研究的道路。
20 世纪的彝族史研究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西方旅游者和传教士在我国彝区的活动不计其数，并发表了相关的调查研究著作。新中国建立后，国外学者来华研究彝族的日益增多。论述彝族历史较著者有日本的白鸟芳郎《西南中国》(1960 年) 、《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史调查》(1957 年) ; 藤泽义美《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南诏国历史研究》(1969年) ; 竹村卓二《华南的少数民族》(1982 年) ; 加佐明《中国西南彝族的社会组织》(1960 年) ; 栗原悟《明代彝族土司》(1982 年) 。苏联于1972 年出版了P·Φ·伊茨的《东亚南部民族史》，美国于1982年出版了查尔斯·巴克斯的《南诏国和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随后，彝族史研究在美、法、德、澳、丹麦、波兰、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引起广泛关注并受到不断研究。1990 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学术报告会”; 1994 年、1998 年和2000 年先后在美国西雅图、德图特里尔、中国石林召开了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所有这些研究、介绍及相关学术活动，都扩大了彝族史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使彝族史学研究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国际化。
二、20 世纪彝族史研究的反思
通过回顾20 世纪100 年间彝族史研究的历程，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1、彝族史学的研究一个多世纪以来能成为国际学术界重视的热点，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第一，彝族史学自身的因素。首先，彝族众多的人口分布和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据不完全统计，除我国之外，在缅甸、老挝、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等国还分布有十多万彝族，其祖先大约是唐代中叶以后陆续从中国迁徙去的。有汉文记载的中国历史有五千年，而有彝文记载的中国历史则在万年以上。据古文字学家、汉族教授刘志一研究认定，彝族先民刻画在出土文物陶器上的彝文符号早于甲骨文和金文，在彝文创制的年代距今至少已在9000 年以上，彝文乃是世界文字的始祖。[15]彝族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历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其次，通过研究彝族历史，促进了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彝族史最初属于民族史的研究范畴，发展至今已成为包容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综合性学科。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彝族断代史、部落史、文化史、宗教史、文学史、哲学史、军事史、医药史、天文学史的研究呈空前高涨的态势。丰富多彩的内涵是彝族史彰显巨大生命力的根本，它越来越吸引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关注。再次，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把彝族历史及整个彝族文化推向国际。80年代后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彝族地区不断对外开放，中国史学界、民族学界，甚至包括各级民族地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所都积极欢迎外国学者参加合作研究项目。这些外国学者能够利用各自的语言资源及学术环境通过最新的理论和观念来探讨彝族史学问题，这无疑会给彝族史研究带来新的气象，注入新鲜的血液。
第二，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崛起。正当国内民族历史虚无主义抬头，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甚嚣尘上之际，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却异军突起于中国大陆，显得格外引人注目。1984 年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成立，特聘请新中国第一位彝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刘尧汉先生担任所长。他不拘一格地培养青年研究人员，亲自率领他们常年往返于金沙江两侧的滇川黔三省彝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先后出版了近50 部《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中华彝族文化学派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文献、考古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曾被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为“寻找‘山野妙龄女郎’法”; 它不仅探索彝族的古代历史，而且还研究彝族的现实社会，既发掘彝族和中国本土上的文化遗产，同时追溯了当代国外某些学说的渊源，还开拓出一些意义重大的带有综合性与边缘性的研究专题，由此扩大了彝族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第三，名家的倡导和与激励。在彝族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名家的倡导与鼓励是不可低估的因素。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说: “我国数十个少数民族中，彝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历来被忽视了。我鼓励你(指刘尧汉) 还要进一步好好研究彝族文化，研究彝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教授说: “我们不读彝族史、彝族文化史、《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便不能透彻了解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难解问题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之综合构成的体系。”此外，夏光辅教授、马学良教授以及著名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女士均给予彝族历史和文化以很高的评价。这些均为彝族史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各地彝学研究会的作用。80 年代以来，北京、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市成立彝学研究会，以及随后凉山、楚雄、红河等地州成立的彝学会，使彝族史学的研究步入有计划、有组织的群体合作研究的轨道，为彝族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学会积极开展各种科普宣传活动，加强学术交流和进行有组织的学术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彝族史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
为了实现彝族史研究在21 世纪的可持续发展，除发挥已有优势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其一，拓展彝族史研究的领域。彝族史领域的拓展有几点值得尝试: 在理论研究方面，应拓宽视野，注重比较研究，如昂志明的《彝族祭“密枝”与古代社祭的对比研究》、黄建明的《撒尼与日本民族的共同文化要素比较》均作了有益的探讨[16] 。在彝族历史人物评价以及彝族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等方面，也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在应用方面，结合彝族史的研究，深入挖掘古彝文、彝族服饰、彝族民居建筑、彝族医药以及彝族歌舞艺术等传统文化资源，既可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还可拓展相关文化产业。
其二，彝族史研究也应进一步适应21 世纪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充分利用彝族史学的价值，寻求与时代需求的结合点。我们研究彝族史学，目的是为彝族的现实服务，一门学科现实价值的发掘与实现，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环节。因而，加强对彝族地区经济建设发展问题、民族教育问题、生态问题、民族关系问题、民族心理素质问题的研究，找到彝族史学与现代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结合点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显得尤为重要。其次，扩大彝族史学的国际影响，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综览20 世纪彝族史学的国际化进程，不难看出，其在广度和深度上皆有待进一步提高。彝学的国际化推进既是彝族史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保证，也是其生命力强大与否的检验尺度。中西文化交流历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彝族史学的发展也不能例外，一方面，我们应吸收西方有价值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作为彝族史学现代化、国际化的借鉴，另一方面，应发扬彝族传统史学具有时代精神、创新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特点，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彝族史学。为扩大彝族史学的国际化影响，应在加强彝族史学的国际宣传，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努力。再次，加强信息系统支持。在“知识经济”时代，完备的信息系统的支持是彝族史学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目前，经专家努力，“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标准”已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定。但彝族史学研究在信息获取、信息交流和信息分析与处理等方面仍需加强。
20 世纪彝族史研究虽精品迭出，但许多历史问题仍存有争议，也存在着个人学术观点有失偏颇和重复研究的情况。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薄弱环节逐渐暴露出来，彝族史的许多问题还存在争议。争议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彝族史所涉及的诸如彝族族源、彝族文字的起源等问题存有不同看法; 二是体现为亲缘民族之间对某些古代族群或事件的归属争议; 三是不同系统民族与彝族之间的归属争议。出现这些争议，亲缘民族由于在古代分化不明显，难免有无法区分的可能，但就非亲缘民族而言，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史料的利用与解释，反映的是材料使用的科学准确性及研究的深入程度。在前人的一些论述中，研究不深入，使用材料不准确而导致的错误是很多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方法论上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彝族史的研究应该加大力度。
对于学术问题的探索，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彝族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太过于感情用事，对理论的阐发未能充分做到客观、公正。如认为“彝族是元谋人的直系后裔”，既无历史的依据，更无现实的根据，显然难于在学界立足。又如将彝族十月太阳历说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人类文明之鼻祖。纯属主观想象，势必引来众人的非议。这些例子足以说明，从事学术研究需要脚踏实地的精神，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那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对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研究彝族历史，就要尊重历史史实，既要对彝族在历史上的作用、贡献给予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又不能任意夸大拔高她的贡献和地位，唯其如此，才能使彝族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2、另外，由于研究信息交流不够和对已有研究成果把握不足，在一个世纪的彝族史研究中也存着重复、因袭前人研究的情况。
彝族史学的学科体系有待完善，学科梯队建设仍需加强。随着时代的进步，目前彝族史学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已不能适应21 世纪彝族史学发展的需要。彝族史基础研究包括彝族史总论、彝族史专论和彝族史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它从彝族史学整体的角度出发，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彝族史及相关问题，以揭示彝族史学的价值和普通规律。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完整性的角度考虑，彝族史研究还应向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发展。技术研究是彝族史学中有关技术手段的研究，主要是调查、统计和信息系统方面的研究; 应用研究就是力图找到彝族史学与现代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结合点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以发掘和实现彝族史学的现实价值。这不仅是彝族史学学科体系完整性及其发展成熟的需要，也是彝族史学研究生命力的保证。
20 世纪彝族史学研究队伍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科梯队建设方面均有不尽人意之处。如彝族史研究队伍年龄结构老化，中青年专家数量明显不足。又如，彝族史学研究者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具有史学专长的不懂彝文，懂彝文的又不通历史，绝大多数研究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而具备自然科学知识的又欠缺古文功底和史学功底。两相受限，学科研究很难向纵深发展。今后彝族史学队伍的建设应注意老中青比例适当，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充分培养和使用中青年人才，注重研究队伍年龄结构和人才结构的优化; 注重彝族史学研究队伍知识结构的优化，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以促进学科知识结构的整合与重组; 并注意吸收学有专长的其他民族学者和海外专家共同参与彝族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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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0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