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对调研数据的描述和分析，展述和肯定目前彝文翻译所取得的成果；从源语语种和译语语种种类、翻译主体、翻译理论研究等方面，总结分析彝文翻译时下面临的不利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性建议，进而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关键词】彝文翻译；现状；对策；展望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国家语委科研项目“跨境民族语文翻译与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项目编号：YB135-2，主持人：李旭练）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彝文翻译历史之悠久、发展承续之源远流长是毋庸置疑的，其成果之丰硕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遭遇各种困难因素和挑战，只有在发展中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之得到不断的更好的发展，这个发展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彝文翻译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果，也正是这个螺旋式上升的结果。要讨论或研究彝文翻译的发展，就撇不开对其发展脉络的回顾、对其现状的考察和思考、对其发展前景加以对策性的展望，也可能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有可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之得到更好的新的发展。本文拟通过展述当前彝文翻译所取得的成果，展现彝文翻译的现实状况，再通过对其现状的总体考察，从源语语种和译语语种种类、翻译主体、理论研究等方面，总结分析彝文翻译时下面临的不利因素抑或瓶颈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性建议，最后，对其未来发展方向和前景进行展望。
二、彝文翻译成果现状
从目前彝学专家的定论和史料记载上看，至少在西汉时期就有了彝文翻译活动。从当前彝文翻译的总体成果状况来看，其成果可谓空前丰硕：译本文体体裁多样，有现代诗歌、小说、民间文学、政论作品等，特别是源语为诗歌形式的彝文典籍的翻译成果卷帙浩繁，其在彝文翻译成果中也是占主要地位的；译本文献类型多样，既有纸质文献，也有金石等文献；翻译主体的族别多样，有彝族、汉族、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外国人等；源语和译语有多样，有彝语、汉语、英语、法语等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语言文字；翻译内容多样，其内容涉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天文地理、人文宗教等，可谓包罗万象。在考察彝文翻译成果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彝文翻译的实貌是发展的、进步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任何一段历史时期的更多更好，成果可谓空前丰硕。要全面的概述彝文翻译的成果现况，以便全面展现彝文翻译现状中积极的、好的一面，那么，就不仅需要对彝文翻译目前所取得的译本类型和数量进行整体概述，而且需要对从事彝文翻译工作的人员、机构等情况进行总体考察。进行这样宏观性的整体考察，也有利于发现彝文翻译时下存在的不足之处，以便对其进行弥补和调整，使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繁荣，更好地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进步、共同繁荣服务。
（一）彝文翻译译本成果现状[1]（P54-60）
1.彝汉文互译的译本成果现状
（1）彝文译本。源语为汉文、译语为彝文的译本成果在早期彝文典籍翻译中的数量颇为丰硕。如：东汉时期田恭翻译的《白狼歌》[2]（P23-25）；成书于明清时期的叙事诗《唐王游地府》《刘全进瓜记》《唐僧取经》《打凤救母》《赛特阿育》[3]（P21-25）等。从文献译本体裁来看，早期彝汉文互译中的彝文译本绝大部分是以文学译本为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权利列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并视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之一。彝文翻译也随之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春天，许多汉文文本被翻译成彝文文本，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译著译作，彝汉文互译的彝文译本呈迸发式的涌现。其中的主要译本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文学作品、科普读物、儿童读物、教材和汉彝语对译工具书等。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彝文译本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有：《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资本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等。这些彝文译本不仅在彝学领域里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彝族地区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学作品的彝文译本主要有：《欢笑的金沙江》《猎村的歌声》《云崖初暖》《春的脚步声》《民间故事选译》《返老还童的扇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歌选译》《吉狄马加诗选译》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行，极大地满足了彝文读者的精神需求,对彝汉民族心灵的沟通和文化融合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儿童读物的彝文译本主要有：《儿童故事集》《民间故事选译》《蛤蟆和水獭》《懒猴是怎样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寓言故事百篇》《雷锋的故事》《小仙鹤》《学赖宁》《幼儿看图识字》《识字读本》等。这些极具趣味的儿童读物的翻译出版，让彝区的孩子增长了知识，培养了彝区孩子从小热爱科学、热爱知识的情操。
科普读物的彝文译本主要有：《科普知识》《卫生知识》《凉山马铃薯栽培》《凉山玉米栽培》《凉山油菜栽培》《凉山燕麦栽培》《凉山林果业丛书》《文明知识简明读本》《彝族医学》《小凉山养殖业实用技术》等。这些大量的农牧、医学等科普方面的实用性译本，为彝区农业、畜牧业等经济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彝文教材翻译中包括中小学彝文教材翻译和高等院校彝文教材翻译两部分。中小学彝文教材翻译是从全国中小学汉语文统编教材中选择部分课文翻译成彝语，编入中小学彝文教材。其中有很多翻译课文是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名篇，如鲁迅的《祥林嫂》、朱自清的《背影》、唐代诗人李白的《赠汪伦》等。彝汉双语大学及大中专教材的出版也有不少成果，其中有很多翻译作品被选入教材中，如乌尼乌且的译作《香山红叶》被西南民族大学的彝语文教材收录。
（2）汉文译本。彝汉文互译的译本成果中，为数最多的应该算是彝文典籍的汉文翻译。彝文典籍汉文译本中，源语主要是规范前的彝文，译语都是现代汉语。其内容包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训世诗和有关彝族古代历史文化的典籍。在大量的彝文典籍汉文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天地祖先歌》《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支嘎阿鲁传》《夜郎史传》《益那悲歌》《彝文典籍译丛》（1-6卷）《德施氏史略》《德布史略》《水西安氏谱》《母系史》《猿猴做斋记》《奴仆纪略》《人类史详论》《德布氏谱》《安氏远祖考》《寻药找医》《天经地纬》《精灵论》《笃慕史记》《洪水前后轶事》《阿者后裔迁移考》《水西全传》《水西制度》《六国传》《水西地理城池考》《吴三桂入黔记》《阿哲乌撒兵马记》《泸祖论》《洪水泛滥史》《勒俄特依》《妈妈的女儿》《玛木特依》《支格阿鲁》《阿依阿芝》等。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的成果，受到了国内外有关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民族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西南彝志》被誉为“彝族历史巨著”和“彝族文化百科全书”。
（3）工具书。1976年后，随着彝语文工作的蓬勃发展，各种彝汉文对译的工具书也相继问世。已出版发行了近百部各类工具书。如：《滇、川、黔、桂彝汉基本词汇对照词典》《彝语四音格词典》《汉彝成语词典》《汉彝词典》《汉彝大词典》《彝汉词典》（云南）、《彝汉字典》《云南规范彝文汉文字词对照》《简明彝汉字典》《彝汉简明词典》《彝汉词典》（四川）《彝文检字法》《彝语字典》《彝汉常用词语》《彝语千字文》《彝汉大词典》《汉彝简明词典》《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贵州彝族卷》《彝族历典》《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汉彝翻译词典》《汉彝翻译词典》《彝语典籍目录》《彝语文电子词典及辅助翻译软件》等近百部彝汉对译工具书。这些工具书的出版发行，极大地提高了彝语文工作效率，为彝语文学习、翻译和彝学研究提供了方便。
（4）石刻译本。早期的彝汉互译译本文献中，除了纸质译本以外，值得一提的是石刻译本。其中摩崖石刻有《罗婺盛世历史》《普沙摩崖碑》《新修千岁衢碑记》《扯塏箐碑记》《卷洞门岩刻》等；墓碑有《余母龙氏墓碑》《小拢戛彝文碑》《木的黑彝高氏祖茔墓碑》《西扯邑普氏彝文墓碑》等；桥碑文有《何家桥碑》《水西大渡河建桥碑》《同结善缘碑》等。这些石刻用彝汉两种文字刻写，有的叙事、有的记载家族谱系或家支迁徙情况，内容涉及古代彝族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研究古代彝族社会以及当时当地整个社会的宝贵实物。
2.彝文与外国文互译的译本成果现状
19世纪中期，一些西方传教士、旅行家、考察者到彝族地区调查研究彝族的习俗、人文、历史状况，为传教等自身服务的同时，也翻译编写了一些彝文典籍、双语词典和语汇集。从1852年开始，法国人保禄·维亚尔（PaulVial）就首先把彝文的《宇宙源流》翻译成法文，并在1898年用法文与彝语对照的形式出版，其中收录了《天地起源》《洪水泛滥》等彝文经典；1905年又出版了法文与彝语对照的《法倮字典》，1909年重印了第2版。《法倮词典》是首部外文与彝文对照的工具书，也是第一次用彝文字模铅印的书籍。这一时期，法国研究彝文和彝文典籍的论著，以及用法文翻译彝文典籍的著作，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少。法国人李埃达(AlfredLietard)编译的彝语法语对译词典《阿法字典》《法阿词汇》也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除此之外，1907年法国亨利·科尔迪埃（HenriCordier）的《倮倮的现实形态问题》，1941年俄国人顾彼得（PoteGullart）的《彝人首领》（该书汉文译本于2004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947年英国鲁豪尔的《坚固的堡垒》等书中也有不少的彝文翻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诏野史》、《滇系》被翻译成法文。19世纪末期，法国人保尔·维亚尔（邓德明）等西方人还组织把《圣经》、《教义问答》、《领圣体前后经》等教会读物翻译成彝文图书。《阿诗玛》被译成英、俄、日等20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Bender）等，于1982年将彝族叙事长诗《赛波嫫》译成英文，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由日中彝族经典抢救保护小组整理翻译的《滇南彝族指路经》，于2009年10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采用古彝文扫描、国际音标记音、汉语字译、汉语句译及整体意译等四行体对照翻译。除此之外，2005年文化宗教研究基金会——亚洲少数民族研究所在神学宗教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圣经•新约》。
众所周知，彝文典籍的译本，特别是彝汉文互译的译本卷帙浩繁、不可胜数，由于篇幅所限，以上各节所列举的只是在彝文翻译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译本，译本中其余部分不再赘述。
（二）彝文翻译机构及人才队伍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结束以来，在我国民族政策的关怀下，在各界关心支持彝文翻译事业的部门和人士的努力下，直接或兼做彝文翻译工作的机构以及与彝文翻译相关的报刊杂志相继成立创办，并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目前，专门从事彝文翻译的机构主要有：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彝语文室，在编18人；四川省彝文教材编译室，在编32人；贵州省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在编12人；在县级设立的彝文翻译机构有大方县彝文翻译组、威宁县彝文翻译组、赫章县彝文翻译组、禄劝县彝语古籍翻译组、江城县彝语古籍翻译组等，他们在编人员在2～5人不等。兼做彝文翻译工作的机构和报刊杂志有：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馆、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频率彝语部、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凉山电视台彝语频道、云南省语委、云南民族出版社、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云南省红河州民族研究所、《民族》彝文版、《凉山日报》彝文版等，这些机构和报刊杂志是彝文翻译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彝族地区的州县（市）语委、民委也不时开展一些彝文翻译工作。
三、彝文翻译发展瓶颈及其展望
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关怀下，在有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在各级有关党政机关的关心支持下，在彝文翻译工作者和彝文翻译机构的不懈努力下，彝文翻译现状呈现出来的总体是可喜的，其成果是丰硕的，总体发展势头是强劲的。当然，彝文翻译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发展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机遇和困难，这既与微观层面的译者素质等密不可分，又与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当前的彝文翻译发展存在一定的瓶颈已是实然。所以，在总体考察彝文翻译成果现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中肯地进行瓶颈问题分析，并提出对策性建议，同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和前景进行展望。这样的思考方向对彝文翻译保持发展后劲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一）翻译主体及翻译机构方面
1.译者待遇
笔者以“作为彝文翻译者，你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跟其他诸如公务员、外文翻译工作者等人员相比，谁更好？”为话题，访谈了20位彝文翻译工作者，其中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越来越比其他人员差的就有18位。这说明从事彝文翻译工作的人员，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方面在下降。彝文翻译的译者首先以劳动者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中，作为劳动主体的译者，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劳动热情、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进而影响作为译者劳动成果的译本数量和质量。这同时也影响彝文翻译人才队伍的建设，因为一个行业待遇下降的行业是很难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其人才队伍中的，而人才是一个行业发展进步的核心动力之一。所以，在宏观政策的支持上和有关部门的财政预算上，保证彝文翻译机构的经费和从业人员的待遇，是保证彝文翻译后继有人的有力保障。
2.译者素质
笔者以“你觉得彝文翻译工作者有无必要熟悉诸如翻译标准、翻译技巧、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之类的翻译理论？”为话题，访谈了10位彝文翻译工作者，其中大部分受访者均认为：只要精通彝汉文就能翻译出好的译作，与熟知翻译理论与否没有多大联系。访谈中，部分受访者对诸如“译语”、“源语”等翻译学方面的基本用语感到陌生，对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更表现出不屑一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彝文翻译工作者对翻译理论不够重视，理论素质欠佳。再者，当前在职的彝文翻译工作者，几乎都是在学习和使用规范彝文中成长起来的，对规范前的彝文几乎不能运用自如。而当前的毕摩[4]文献都是规范前的彝文，所以大量的毕摩文献被搁置，没有得到应有的翻译和利用。换言之，熟知毕摩文字的翻译人才严重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发扬，甚至记载于毕摩文献中的优秀文化面临“失传”。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彝文翻译工作者中，进行外文翻译的人员十分缺乏。据笔者调查，当前在职的彝文翻译工作者中，还没有独立把外文文本或彝文文本翻译成彝文文本或外文文本进行有效出版的翻译人员。从这几个层面上讲，彝文翻译人员的整体业务素质不够高，至少整体的业务能力不够全面。当然，导致这一状况出现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彝文翻译行业的整体待遇在下降。继承、弘扬、宣传彝族优秀文化，增进各民族互相了解，从而达到中华民族共同进步繁荣，也是彝文翻译工作者的一项社会责任。为此，彝文翻译工作者应该不断进行业务、理论等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及理论素质，为彝文翻译精品译作的不断问世而努力；有条件的彝文翻译机构，可以定期举办彝文翻译培训班，在录用翻译人员时，尽量录用具备多语能力的优秀年轻人。当然，彝文翻译人才的培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完成，需要各方面的关心、支持和努力。
3.翻译机构和翻译工作者数量
彝族总人口有800多万，在少数民族中占第六位，主要聚居散居在云、贵、川、桂等省区。但是，在彝族地区，除了前面所述的文化事业性质的彝文翻译机构以外，在公检法部门和政府职能部门几乎没有专门的公务员性质的彝文翻译机构或翻译岗位。据笔者调查，内蒙古、西藏、新疆、吉林、青海等省区的许多政府部门、执法部门都设有不同级别的民族语文翻译机构或民族语文翻译岗位，并配备相应民族文翻译人员。相比之下，彝文翻译工作者和翻译机构的数量，无论从自身的“纵向”上，还是从与兄弟民族比较的“横向”上，都呈现出相对较少。这种情况致使基层彝族群众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维权等活动时产生了诸多不便，特别是在汉语能力普遍不高的凉山彝区，这种不便尤为突出。为彝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方便彝族基层群众更好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维权等活动，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在彝族聚居区的地方政务部门，设彝语服务窗口，在执法司法部门配备适当的彝文翻译岗位和人员。
（二）译本源语语种和译语语种种类方面
从目前彝文翻译的译本上看，源语语种和译语语种几乎都是彝文或者汉文，而外国语种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语种较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记载着优秀中华文化的汉文典籍的彝文翻译几乎是空白，从中呈现的译入语和译出语的单一性是显而易见的。据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所开展的彝文翻译基础上，一是把汉文典籍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彝文读物，使彝文读者特别是彝族学子更好地了解和浸润汉文典籍所记载的中华文明，这对于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共同进步应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二是把记载着优秀彝族文化的彝文典籍，不仅翻译成汉文译本，而且依法依规适当地翻译成外国文译本进行出版发行，这对于传承、宣传属于中华文化的彝族优秀文化是应该可取的。
（三）彝文翻译理论研究方面
从前面所述，可以看出彝文翻译的总体成果是丰硕的。但是，从彝文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上看，彝文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与彝文翻译的译本成果不相称，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彝文翻译本身。在彝文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有《汉彝翻译技巧探微》《汉彝翻译理论与实践》《彝文翻译教程》等少数著作出版后，几乎没有彝文翻译理论著作再问世；在《民族翻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民族》《中国彝学》（丛书，以书带卡）等报刊杂志上也只有零星的彝文翻译理论文章；彝文翻译与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为数更少；从目前彝文翻译研究成果上看，从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翻译史、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等角度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文章和著作欠缺，更多的是以翻译谈翻译，偏向于翻译技巧的研究。总之，从彝文翻译学科的理论角度上讲，彝文翻译学科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所以，笔者认为，各种语种的翻译和翻译研究之间具有互通、互联、互关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彝文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至少可以引入国内外经典和前沿的翻译理论，进行比照性研究是可行的途径之一；再者，彝文翻译理论研究上还有极大的学术空间，特别是在翻译史方面有专著问世的空间比较大，有关机构或个人可以积极争取该领域的社科项目。
四、结语
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关怀下，在有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在各级有关党政机关的关心支持下，在彝文翻译工作者和彝文翻译机构的不懈努力下，彝文翻译现状呈现出来的总体是可喜的，其成果是丰硕的，总体发展势头是强劲的，甚至是空前的。当然，彝文翻译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保持其继续繁荣态势，使其更好的为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发挥应有的作用，彝文翻译界就要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和眼观，以实事求是、直面问题的勇气和态度，中肯的分析目前存在的不足并进行策略性地展望是有必要的和有价值的。当然，笔者相信，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有关政策的照耀下，在各级各界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努力、支持、关心下，彝文翻译一定能取得新的更好的成绩。
注释：
[1]参见,余华.彝语翻译史概述[J].民族翻译，2015（4）.
[2]参见,普学旺.略谈彝族语文翻译史[J].民族译坛,1989(9).
[3]参见,罗曲.彝族古籍中的翻译文献《赛特阿育》[J].民族翻译，2012（4）.
[4]毕摩，为音译，是彝族社会中替人消灾、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笔者注)
参考文献：
[1]李旭练.试析民族语文在民族工作中的积极作用[J].民族翻译，2016（1）（P5-8）.
[2]珠光潜.谈翻译[A].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9)[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吴肃民.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原载：《民族翻译》2017年第3期）
（作者：系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副译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