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彝文起源于何时？
彝族是具有自己文字体系的民族。摩尔根把文字的发明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古彝文是何时创造的？
关于古彝文的起源时间，有这样几种说法：
明代说。认为所见彝文文献仅见于明代(唐兰)，“文献的记载，句子的规整”乃是其标志。对这种见解持不同意见者较多，认为“我们研究一个民族文字的创始期，不能以现存文献为凭证，即以汉文而论，我们不能以今存最早的甲骨文年代推断汉文创始于殷代，同样我们也不能以今存明代彝文文献即断为彝文的创始期。”(马学良)这种观点自贵州威宁中水陶文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后已被否定。
云南常用的现代彝文
元代说。这是法国学者亨利．科尔迪埃在其《倮族的现实形态》中说的：“大理的爨人坚持使用爨文。云南马龙地区纳垢部落一个头人的子孙阿呵创造造了爨文”，“文字来源不清，可能起源于历史上的元朝”。
唐代说。持此说者认为“即今安译‘夷书’所谓唐阿呵撰爨字的说法可靠”，“证以现存和刚出土的彝文碑碣皆系明清两代之物……，我们不妨假定彝文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元代”(陈士林，1984)。此说也因为中水陶刻和《妥阿哲纪功碑》的发现而被否定。
汉代说。持此说者依据《华阳国志·南中志》里关于“南人言论，虽学者
亦半引夷经”的记载，并认为东汉献诗《白狼歌)是“倮倮文的前身”，而推断“彝文就可上推到东汉，从而表明彝族也是我国有较古文化和文明民族之一。”(马学良，1980)朱文旭(1993)也认为：“彝文起源时期为秦汉之际，汉末已初具一定规模”。
半坡说。源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距今6000多年前的51个陶刻符号能用古彝文识读。多数彝族学者和一些汉族学者主张此说，认为：“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的始祖。它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而与彝文的创始溯源可能也有关系。”(余
宏模，1978)“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家族的子孙。”(李乔，1983)“彝文和汉文的渊源，都可以远溯到西安半坡出土六千多年前的刻划符号。”(陈英，1980)“从彝文的原始刻划符号起到现在，彝文已经有了七至八千年的发展史。”(李家祥，1992)半坡“刻划符号有不少和彝族文字完全相同或相近似，因而可以通过彝族文字解开这些符号之谜。”(田昌武，1982)半坡出土陶文应是彝文的前身。如果说彝族文字与半坡出土陶文没有关系，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彝文系起源于距今六千年前的彝族‘哎哺’世代，今半坡出土的陶文即是今见彝史的前身。”(丁椿寿，1993)
万年说，持此说者主要依据是近年湖南澧县彭头山，河南舞阳贾湖等地出土的一批刻划符号也可以用古彝文释读。最早提出古彝文万年历史说的学者是刘志一教授，认为：“古彝文有九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如果加上它的草创时期，可能有一万年以上”(1991)，并称古彝文是“世界文字的始祖”(1997)。彝族学者朱琚元亦主张此说，认为“彝族传统文字与约九千年前的贾湖刻符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1993)，亦用彝文释读出三个龟甲刻符为“禽”，“福禄”，“神
座”；释读出契刻四个竖排连接符号，直译为“雷天门闭”，意译为“天雷门莫开”，从而推断“彝文之绝非巧合地对贾湖刻符能予释读，当可证明彝族具有万年文明史。”
由于学术界至今尚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观点，根据彝文能识读九千年前刻划符号而提出中国彝族乃至中华民族万年文明史的观点，其震动非常之大，许多学者尚持怀疑态度，但至今却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驳或否定，因而古彝文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
02. 古彝文应该是世界文字的始祖？
随着地下考古文物不断取得突破性收获，一些刻划符号不断发掘出来，加上野外考古取得不少刻划符号，人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到如何破译、解析或识读这些刻符。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刻符是古文字，它又是什么样的文字?由于有些不识汉字的彝族老人能识读这些刻符，一些学者又基于这些刻符是现在发现为世界最早的文字，就有人提出“古彝文应该是世界文字的始祖”的观点，一时轰动了学术界。
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刘志一(1988)，他认为：“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文字，除三种民族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彝文，汉甲骨文)之外，其余各民族古文字
和现代民族文字，都是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参照上述三种原始民族文字。先由少数人创造出来。然后再向全民族强行推广的。……彝族曾经是夏代的统治者，彝文曾经是夏代的官方文字，为夏代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夏王朝灭亡之后，彝族被汉族逐渐赶到云、贵、川三省高原山区，不能再重新建立统一的民族政权，……因此彝文不能作为公开的官方文字使用了”(1988)。“古彝文对世界古文字的广泛影响涉及欧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广大地区，包括7500年前的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符号、苏美尔楔形文字、印度印章文字、复活节岛象形文字、北欧如尼文、北非的巴蒙文与瓦伊文、巴甘语文字、古罗语文字等，以及日本北部虾夷人所有权符号等等。”“总之，古彝文自7500年前外传之后，对世界古文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现代西方表音文字无一不是源于古彝文。……我认为西方远古文明是中国远古文明的西渐产物。其中主要是古夷人文化和古越人文化。因此，古彝文应该是世界文字的始祖。”(1997)
戈隆阿弘亦持此说。他通过用26个英文字母的原始形态如A、B、C、D等是“牛头”、“院子”、“直角”、“门扇”等形状与彝文对比，这些形状的勾画符号与古信活动彝文有诸多相同或相似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大量字符的写法基本一致，连当年希特勒使用的字符，也在楚雄、红河彝文中保存应用；读音为‘万’，有 两种写法，意为阴阳，分四方、雌雄和鳞甲。说明其中显然有一个相互影响的问题。……史前时代的中国古夷人与西方有交往，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情。古彝文传播到了西方，启动了西方的文明进程，这也是无可置疑的事倩。”(1995)这是戈隆阿弘将古彝文与意大利凡尔卡莫尼卡岩画刻符(距今约4000年左右)，克里特岛线形文字(距今3900—3450年)、迈锡尼文(距今3450—3000年)、印度河谷古文字(距今5000—4000年)相比较又充分论证后得出的结论。
马拉呷也主张这种观点。他认为在4672个甲骨文中有323个完整的古彝文字，印度河谷印章文字中有300多个在现今彝族毕摩经书中能找到，认为有“古彝文——苏美尔文——拉丁文——英、法、德、俄文”和“古彝文——印度印章文字——太平洋复活节岛象形文字”的文字历史线。彝族“在9100年前就使用了古彝文字，进入了文明时代。距今7500年前，是彝族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我国90％以上广阔疆域上都普遍使用过古彝文，就在这个时期古彝文传播到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古代彝族先民曾为世界文明做出过伟大贡献。”(1998)
这一观点提出后，曾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是耸人听闻(苏克明，1998)。但心存质疑的学者至今仍未拿出有力的反驳证据。因此，古彝文是不是世界文字的始祖便成了一桩悬案。
03. 彝文有几种？
彝文有几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很突兀。在人们的常识中，一个民族一种文字似乎是一种常情，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在人类发展史上，有的民族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却又由于种种原因拥有几种文字。彝族就有几种彝文，而这些文字的产生原因又各各不同。
如果说在近代史上由于外界不了解彝族有文字而曾创制新彝文，尚可理解，那么今天仍然有人要创制新彝文，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彝文早已创制出来并广泛地使用了。但这样的事的确是有的。
贵州常用的手抄彝文
古彝文作为传统彝族文字，凝结了彝族古代文化的精华。多数学者认为，古彝文与半坡陶刻符号是同源的，半坡陶刻是汉文与彝文的共祖。古彝文是自成体系的文字符号系统，汉文献经籍称为“爨文”、“爨字”、“蝌蚪文”、“罗罗文”、“夷文”、“韪书”(即标准文字)等。用古彝文创作的彝文经籍十分丰富，著名的有碑刻《妥阿哲纪功碑》、《大渡河桥碑》、《千岁衢碑》、《镌字崖刻石》；钟铭《成化钟》；羊皮档案《玄通大书》；26卷本史籍《西南彝志》，27卷本史籍《彝族源流》，《滇彝古史》等等。古彝文主要通行于云南、贵州彝区，据统计，正体字加上异体字有一万三千多个。1991年经过多次编纂审议，贵州选取了2194个正体字和3923个异体字出版了《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云南也出了一本简明的字典。此前，曾有法国人保罗·维亚尔(paul·vial，汉名邓明德)编写过《倮法字典》，各地也出版过不同的古彝文字典。过去，由于古彝文主要由彝族知识分子毕摩传习，民间也称之为“毕摩文”。
“规范彝文”是对由凉山州提出报经国务院1980年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
的简称，一般又称为“现代彝文”以便于和古彝文相区别。这套规范彝文共有819个基本字和345个次高调字，主要在彝语北部方言区使用。它与古彝文字体的最大区别在于；①古彝文是横着写，而规范彝文则是竖着写；②古彝文主要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而规范彝文则是表音体系的文字。二者之间的联系是：规范彝文由古彝文脱胎而来，具有继承性。古彝文最大的优势在于涵蕴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规范彝文最大的优势在于只要熟悉语言则易学易记易推广。1999年4月，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第七次协作会议决定把这套规范彝文作为彝族规范文字。目前，这套文字已经输入电子计算机进行开发运用，且培养出了第一代研究生。
在云南禄劝、武定彝区的基督教信徒中，至今仍使用着一种既非传统表意型古彝文，又非表音型规范彝文的另外一种音节文字，被称为“柏格里文式彝文”(黄建明，1997)，它是本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塞缪尔· 柏格里（samudl pol— lard)创制。这套文字 符号是根据禄劝彝语音位系统的数量来设 计的，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源于民族服饰的图案。二是源于拉丁字母。两者结合，便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科学性。其构形分别由几种基本笔画构成不同的45个声母符号和11个韵母符号，可区别出3个调，其性质是一种表音节的音素文字。
云南的一个姓鲁的彝族老人曾经编纂过一套彝文，没有能够推广应用。
杰觉伊泓为了“彝文用现代科技产品的需要”而创编了一套彝文(1997)，共有44个头上有短横线和7个头上无短横线的字母，一个字母一个音并保留了固有彝文的许多特点。为区别于“新彝文”即规范彝文和古彝文即“方块彝文”，他把这套文字称为“字母彝文”，希望成为彝族“通用文字”。
五十年代，在凉山州曾创编推行这一种拉丁字母类型的彝文，已经失败。
04．“红崖天书”是不是古彝文？
明朝嘉靖二十五年(1546)，贵州普安州举人邵元善作了一首《红崖诗》：
“红崖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状。
参差时作钟鼎形，腾踯或成飞走象。
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
即看壁上粉奇诡，图谱诨疑尚诅盟。”
这首诗是最早将“红崖天书”介绍给世人的作品，迄今已450多年。诗中所云“红崖”即红崖山，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的关索岭，距贵阳约180公里，山的西侧有一块高约30米、宽近百米的石壁，其北端一块高6米宽lO米的岩面上，有一些书体独特的文字，非篆又非隶，似古籀又似钟鼎，自被发现迄今无人能识，因而被称为“天书”，成为古今一大谜案。1995年安顺地区“悬赏百万”破译“红崖天书”引起了学术界及旅行者的极大关注。
“红崖天书”是不是文字？是什么文字？与古彝文有无关系？是不是古彝文？下面这些说法都值得关注。
（1）清朝金石书法名家赵之谦、任可澄认为“红崖天书”是“爨文先声”或“苗文古书”。“爨文”即是对古彝文的称谓。而此处所称“苗文”是泛指少数民族文字，言之即“爨文”。
（2）清朝莫友芝认为是禹导黑水至三危留下的遗迹，称“红崖禹迹”。清朝安顺知府瞿鸿锡亦赞之“可与衡岳禹碑、太学石鼓鼎足而三，横绝古今”。
（3）邵元善及张世雄、谢庭薰等根据当地传说及《华阳国志》有“诸葛为夷人作图谱”而称之为“诸葛武侯碑”。
（4）清朝邹汉勋认为是“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
（5）近人丁文江、姚华和法国人雷柏茹·弗兰海尔认为是自然石花。
（6）神秘杂说。或认为是符篆，或认为是藏宝图，或认为是夜郎挂经等。
（7）今人刘乐一等认为是“汉字隐语”。
近年来，龙志毅《逼上红崖观天书》一文发表后，又有人对红崖天书进行了新的研究，有的学者仍然坚持它是古彝文。王正贤根据古彝文进行翻译，对红崖天书进行了诠释。李业成根据《济火纪功碑》即《妥阿哲纪功碑》的出土考证为六祖时代“彝汉结盟修好碑”，然不久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观点。至此，“红崖天书”是不是古彝文又成为一个谜。
05. 是谁创造了古彝文？
汉语有谚语说：“仓颉造字是一石，孔夫子读了九斗六。”说汉字是仓颉创造的。那么，是谁创造了古彝文呢？关于造字，民间传说多于史书记载，因为无足考证的史传，在民间则可以自由传播，载诸史册，则无所稽据而难以令人信服。但关于古彝文创造者的传说，却既有流传于民间者。又有载传于史籍者。概括而言，目前有如下几种说法。
孔子造字说。由于古彝文不是拼音文字，其造型与独体汉字有相似处。因此，民间有传说称古彝文也是孔夫子所创，说孔夫子右手造的汉字，所以汉字书写顺序是自右向左(指古代汉字书写时自右向左行)，左手造的是彝字，所以彝文书写顺序是自左向右(马学良，1981)。
毕阿诗拉祖造字说。四川彝族人多奉此说，许多到四川考察彝族文化的人都搜集到这个传说，但具体细节有差别。一说毕阿什拉祖(谐音)被其母发现“蹲于树下正作书，树上有一如鸦似猫之怪物，口吐黑血，拉祖即蘸血而书，其母至树下，怪物忽遁去，……彝族之文字从此而起”(庄学本)。一说毕阿畸拉责(谐音)死后深为自己的经书经文未能传后而感到不安，后来他变成一只美丽的白鸟“嘴里吐出血丝落到树叶上变成各种各样的文字”，其子“耿春就用一根细木棒把这些文字一一抄写下来，……把这些文字整理传给别人，彝文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张纯德)。
伯博耿造字说。这一说主要流传于云南民间(王昌富)。
吉禄造字说。黔西北地区传说彝文的创始者是一位聪明的老人，名叫吉禄，他开始刻划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并到树上纪年，到石上纪月，形成了同汉字完全不一样的独特的彝族文字(王桂馥)。
杜米那确左造字说。《彝族古歌》中有杜米那确左大神教人们用树叶当纸，用红土当墨创写了彝族文字的传说。与此相类似的是《尼苏夺节》中有图纳到天上向六贝神仙人求得文字和理书的记载。
密阿叠造字说。丁文江于1935年编辑出版彝文经典《爨文丛刻》，译者罗文笔在其中的《帝王世纪·人类历史》前序中说，“从人类始祖希慕遮之时，直到撮侏渎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间并无文字，不过以口授受而已。流传于二十九代武洛撮之时，承蒙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叠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初备。”
恒本阿鲁造字说。见于《西南彝志》卷九的记载，说他发现了天地的根源，创始供奉祖先，并创造了彝族的象形文字。
伊阿伍造字说。亦见于《西南彝志》卷十的记载，说他是一个“聪明无比”，能知天文地理，创造了彝文并且写了许多历史书籍。
阿町造字说。这是一种流传广泛，历时久远的说法。云南《滇系·杂载》记载：“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町者，为马龙州入，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号书组。”贵州《大定县志》卷十三风土志也有记载：明朝“安国亨所译夷书九则，内载阿町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即今彝字。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天启滇志》、《一统志》、《云南通志》(旧)、《景泰云南志》、《开化府志》等也有类似记载。
宋朝编《淳化阁帖》内收了最古的《苍颉书》和《夏禹书》，前人均无法释读这两帖古文字。而今人刘志一(1990)却用古彝文成功破译了《苍颉书>和《夏禹书》。那么，孔子左手造古彝文的传说则又向前推进为苍颉造古彝文了。这些众多传说与记载并列在一起，不但古彝文是谁人创造显得扑朔迷离，连造古彝文者之族属也成了一个新问题！
06. 彝文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在古代，创造一种文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那时并没有造字的专家，也没有可供参阅的其他文字资料任意取用。特别是那些在很早的历史时代就已
造出文字的民族。后来还要好些，一些民族如大和民族等可以借用汉字的造字方法造出适用于本民族的文字。但是与汉字同时代创造出来的文字，就没有这种方
便了，比如古彝文。因此，关于古彝文有什么造字特点、造字规律，一直是关注此问题的专家热切探讨的一个问题。
《滇系》、《天启演志》、《大定府志》等史籍都有唐朝阿町撰爨字，号曰韪书，即今彝字。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就有人认为象形、会意是彝文的主要造字法。而且用汉字“六书”造字和
用字规律来解释彝文造字。
陈士林(1988)就此提出异议：“今见彝文中少数的字似乎可以用‘象形’、‘指事’来解释，但是，由于缺乏古彝文史料，特别是缺乏系统的，经过科学整理的史料，说某象某形，往往带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没有什么科学意义。”“彝文造字法的民族特点很突出，其基本方法是以部首为主导，以其他笔划或造型部件为陪衬，有时附加装饰性符号，借以区别同部之字。”
丁椿寿则坚持认为：“彝文确实也有象形、指事、会意等表意的造字方法。……彝文和汉文有着共同的特点，在创造文字之始，也并没有摆脱走向象形文字的道路。”(1981)后来他把彝文规范为四种基本结构及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1993)。
陈英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他认为：“彝文与汉文的远源同出于刻划文字；同样可分笔划部首；在它们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循着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规律和转注、假借的用字方法，仅由于彝文后期发展缓慢，以致形声来形成系统而已。”(1993)
王昌富(1994)认为。彝文的造字法可大致分为四法，其中象形、指事、会意者多，但以通假为最。而汉之‘六书’中‘转注’、‘形声’不常用．或许因已有‘通假’之法，其二法在彝文中便没有大必要之缘故。”
马学良认为，彝文造字法有象形等法，另外还用了“转位”的方法，就是把一个字放置的方位转动一下，或转动后添加一些符号，构成新的字。
朱文旭认为：“彝文属于从形造字的文字。
彝文的起源本于绘画，绘画演进到象形字，象形字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人们对事物的深入认识……又创造了会意字和指事字，但象形字在彝文中占主导地位”。“彝文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便告中止，继而向表音的异体字方面发展。”(1993)
朱建新经过认真的研究探索，提出了一种新的彝文“六书”造字法(1998)。他认为：“彝文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会意、类形、类声、类义六条原则，我们可以称其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等这些造字法，是所有象形表意文字所共有的。……但是这些造字法的符号造形手法上，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以显示了彝文自身所独有的造字原则。”“类形字是以物类为形，附加区别性符号创造出来的。这种造字方法是以某类事物为范畴，用一象征性的图形表示这类事物，然后在这个图形上添加一些表示不同特征的区别性符号来表示这类事物中的不同事物。这是一种能产性比较高的造字方法。”“类义字是以某一具有相关意义的词群为范畴，在一个象形字上添加一些区别性符号构成不同的新字来表示这个词群的不同词：”“类音字是以一种象形字作为‘根字’，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一些区别性符号构成新字，表示与这个根字语音相近的一组音。”
（选自王明贵著《鹰翎撷羽》）
07. 彝文有没有超方言的功能？
一般地说，文字是表达语言的工具，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对于人口数量较多的民族而言，由于分布地域较为广泛，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同一民族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居住区域产生不同的方言。这样，方言的不同就会出现语言交流的障碍，影响同一民族不同方言区的人们的思维表达。有时候不得不借助于文字来表达方言所不能完全表达的思想。但并不是所有民族都这样幸运，特别是近年新创制文字的民族，为了照顾各方言区根据自身实际运用新创文字，有的民族就创造出了几种符合各大方言区使用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就只能在这一特殊的方言区域运用，也就没有超方言的功能。但创制文字较早的民族例如汉族，虽然后来出现了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闽北语、闽南语、粤语等八大方言，北京人未必听得懂闽南话，但是由于汉字创制较早具有超方言的功能，两者能够方便的使用汉字进行交流。
那么，彝文有没有超方言的功能？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1980年公布《彝文规范方案》而产生的。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学者提出彝文是音节文字或表音文字，换言之，即它没有超方言的功能。罗常培、傅懋勣说：“彝族原有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而没有字母。”李方桂也说；“彝语有它自己的一种独立的音节文字，主要用于宗教经典中。”并比较说：“(纳西语)有两种文字系统。一种是象形的而另一种是象彝文
那样的音节文字。”(1980)陈士林也认为彝文“是表音的音节文字”， “彝文的音节文字性质还从‘同音假借’的广泛反映出来”。《彝文规范方案》正是以“表音的音节文字”为理论基础颁行的，它主要通行于彝语北部方言，使用人口约200万。这套文字体系以北部方言为适用对象，是表音文字体系，具有明显的方言特色。因此，一些人据此认为彝文不具有超方言的功能。
陈英认为，彝文与汉文属于同一类型，有以下三个特点：l、以字义定字形，读音不求一致。2、单音节文字，一字一音、一字一义或多义。3、字形、字义紧密结合，形、义、音三位一体。他说：“彝、汉文的共同特点也是优越之处，就是按词根用字结合组词。彝文只要使用得当，同样可以‘超方言’，可以用一套超方言彝文，表述包括六大方言，二十五种土语的彝语。”“只要正确利用它‘以字义定字形和按词根用字组词’等特点，发挥其‘超方言’的特异功能，它就完全可以跟汉文一样，用一套超方言文字，在各地彝族古籍中实现‘书同文’。”这个观点主要是以古彝文的超方言功能为其基础理论。
丁椿寿认为：“古彝文属于表意文字，虽然有超方言的作用，可以用作超方言的文字，但是它与现行规范彝文不同，使用上有许多缺点，主要是需要掌握大量的字汇方可使用”，“规范彝文是适应现代彝语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虽然它没有古彝文所具有的性质和作用，但是它具有古彝文也不能具有的性质和作用因为它是表音的音节文字，与现代彝语结合比较紧密，能够更有效地为现代彝语服务。……以现行规范彝文为彝民族的通用文字，其可说是今见古彝文不可能与之相比的。”这个观点认为规范彝文也有超方言功能。
1994年4月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会决定把规范彝文作为彝族统一的规范文字，实际上也认为规范彝文有超方言的功能。
08. 彝文是否仿汉字而造？
美国人弗兰克1964年在伦敦菲希尔——欧文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华南漫游记》，其中提到彝文“这种古文字曾经是汉人的文字，然而……可能在一开始就把自己创造的文字跟汉字结合在一起了”，认为彝文不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字，而是仿汉字仿制出来的。
其实，在解放前，丁文江先生收集古彝文经籍十一篇编成《爨文丛刻》时作了一篇自序，在序中丁先生就明确指出：彝文“没有丝毫汉字的痕迹”。他的这一观点曾经是具有极为广泛影响的，可惜弗兰克也许根本就不知道。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八十年代中期，陈士林先生撰文认为： “如众所周知，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等，在字源上都和汉字有密切关系。同样，彝文在字源上和汉字的历史渊源关系也很深厚，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彝文大量借用汉语六国系古文字和后世的真草作为书写符号来表达彝语的音节。其次， 表现在彝文笔划、彝文部首和汉字笔划、汉字造型部件的共同性质上．……当汉字脱离了汉语，被借到彝文体系中结合彝语——即用作表达彝语音节的书字符号时，它们便不再是象形表意的字，面是表音的音节文字了。至于本民族自创的、非来源于假借的彝字，只要是用于表达彝语的音节的，更不能脱离彝文本身的造字法规律而说它们象汉字一样具有象形、会意诸义了。”“彝文字汇，包括本民族自制字和借汉字两部分。在本民族自制字中，虽然有少数后起的，象形表意的重文别体，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跟其它彝字一样，已演变为表达彝语音节的记号了。至于彝文中的大量的借汉字，不管他们原来是符合‘六书’的什么条例制造的，在脱离汉语之后，现在也一律成为表达彝语音节的独立的记号了。”陈先生的观点很明确，彝文有一部分是仿汉字而造，而另一部分自制字则不是有汉字“六书”造字规律。
丁椿寿先生1989年撰文指出：“彝文和汉字都是由象形字经过指事、会意和形声等阶段发展起来的同属表意体系的文字，彼此有些共同之处，本是应有的现象，不足为怪。这种现象只能表明彝汉文都具有一般表意文字的普遍性质．而彝文自身的特点才能显示它和汉字的差异，表明彝文不是依附汉字而是遵循一般表意文字的发展规律和造字方法独自形成，独自发展的具有独创性的文字。”“除水书的固有字和彝文一样，也属于独立的民族文字，保有自身的特点外，以反写汉字形式为造字方法仿制的水家反书，以汉字模式仿制的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和方块壮字，都与彝文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相比之下，彝文的独创性显得更突出。”“总之，从彝文的发展史来看，从彝文的造字方法，独特的形体结构来看，彝文实是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字，而不是什么仿汉字的仿制字。”
09.《白狼歌》是不是古彝语？
《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有后人称之为《白狼歌》的三章诗，被著名学者马学良等称为 “语言学上极有价值的材料”。据史载这是白狼王唐菆写的，当时的郡掾田恭翻译此诗，并 奉命与李陵贡献给皇帝。《东观汉记》中载有汉文与白狼语(汉字音译)的对照，被《后汉书 》原文载录。
对《白狼歌》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丁文江和马学良认为先有白狼语诗，然后才译成汉文。方国瑜、普学旺却认为先有汉文诗然后才译成白狼语。
白狼语是哪一个民族的语言呢？
纳西语说——这是著名历史学家、纳西族学者方国瑜的观点。他在《白狼歌概说》一文中说 ：“白狼话与纳西语最相近，或即白狼语为纳西古语也。”
西番语说——王静如曾将白狼歌词与西夏文化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对比。邓文峰、陈宗祥在 《白狼歌辞本语试解》一文中认为白狼语即西番语。
彝语说——主张此说的学者较多。丁文江“认为白狼文是彝文的前身”，并说杨成志先生 也有此说。这是他三十年代编《爨文丛刻》时所写的自序中的观点。马学良认为：“我们虽不能遽而断定古之‘白狼’语就是今日彝语，但从现有的语言材料与白狼歌中使用的语言 进行对比，不论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与今彝语支所属的几个民族，如彝、纳西、傈僳、哈尼等相近。”杨凤江在《用彝语探索<白狼歌>》中认为《白狼歌》的彝语特点较明显。普学旺认为：“白狼部落是彝语支民族(包括彝、纳西、拉祜、傈僳、哈尼、基诺等)的先民部落中的一个部落，因此，其语言与今天的彝语支各民族语言关系较大。虽然至今尚未有人用拉祜、哈尼、傈僳等族语言与之比较研究，但可以推测，其比较之结果相同之处一定会有一些。但从白狼部落的图腾、语言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比较来看，白狼部落与今天的彝族关系更为密切”。
10. 彝语方言知多少？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属于彝语支的语言还有僳僳语、纳西语、哈尼语、拉祜语、白语、基诺语等。传统的划分方法将彝语划分为六个方言区、二十六个土语。这六个方言区分别如次：
北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四川，其次是云南。其四界是：东至永善、巧家与东部方言区接界；南至云南禄劝、永仁、剑川分别与东部方言区、中部方言区、西部方言区接界；西至四川木里；北至四川汉源、泸定。操北部方言彝族有近２００万人。通常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彝语为其代表音系（以喜德彝语为示范音），其辅音为４３个，元音为１０个，声调有４个（也有认为有５个调的）。
东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和云南省，其次分布在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其四界是：东至贵州黔西、关岭、广西隆林；南至云南师宗，与东南部方言区接界；西至云南安宁、元谋，分别与南部方言区、中部方言区接界；北至云南永善、巧家、昭通,与北部方言区接界。操东部方言的彝族有近１００万人。威宁彝语是东部方言区的代表音点之一，其辅音有４６个，元音有９个，声调有４个。
南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其四界是：东至开远、蒙自，与东南部方言区接界；南至江城、新平；西至双柏、普洱，分别与中部方言区、西部方言区接界；北至昆明市，与东部方言区接界。操南部方言的彝族有８０多万人。峨山音系是其代表点之一，其辅音有２８个，元音有１６个，声调３个。
西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其四界是：东至弥渡、景东，与中部方言接界；南至景谷、澜仓，与南部方言区接界；西至腾冲、龙陵；北至永胜、鹤庆，与北部方言区接界。操西部方言彝族有３０万多人。巍山音系是其代表音点之一，其辅音有３８个，元音有１３个，声调４个。
东南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其四界是：东至广南、富宁；南至马关、麻粟坡；西至弥勒、开远、蒙自，与南部方言区接界；北至师宗、昆明，与东部方言区接界。操东南部方言的彝族有２６万人左右，弥勒西山音系为其代表音点之一，其辅音有３６个，元音有３１个，声调有５个。
中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云南中部。其四界是：东至元谋、禄丰，与东部方言区接界，南至双柏、镇沅，与南部方言区接界；北至永仁、宾川，与北部方言区接界。大姚大村音系为其代表音点之一，其辅音有２７个，元音有１７个。声调有５个。
彝语划分为六大方言区，争议不大。但关于26个土语的划分法却颇有争议。例如属东部方言区的贵州有大方安乐、威宁灼圃、威宁板底、盘县淤泥４个土语点，陈世军经过研究认为，水城彝语应独立为一个土语点，若是这样，贵州就有５个土语点了。
11. 奇特古墓当如何命名？
20世纪80年代初，在云贵川西南彝族地区的黔西北威宁、赫章等县，凉山州西昌、雷波等县市和楚雄州楚雄、弥渡等县市相继发现了一大批造形结构都十分奇特的彝族古墓，随即以此为焦点在天文学界和民族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论。单是对这些独具特色的古墓的命名，就有许多各不相同的称号。
有人将这些彝族古墓的形制结构分为三大类型：①石围圈圆形式。这种类型又可划分为三层石围圈圆形、单层石围圈圆形、石围圈圆内封土土丘、石围圈圆内无封土土丘和单层石围圈圆形开口５种，其中最为典型的的三层石围圈圆形式古墓以威宁县盐仓团结村大坟梁子的彝名“苴穆乌曲”为代表，该墓“文化大革命”时被２个生产大队７个小队拆去烧石灰，光是墓的圈石用马车足足搬运了４年。该墓墓基周长２１７．４米，直径为７０米，墓高４７．３米。②石围圈圆台形式。又可分为实心、凹心和二级圆台三种形式。③石围圈棱形式，又可分为石围圈棱、无石围圈棱、棱台三种。这些奇特的古墓在威宁县的盐仓━━板底一带就有上百座（王正贤，１９９９）。也有人将它们分为三圆台金字塔形、单圆台形、圆锥形、圆柱形、圆丘形等几种类型（朱琚元，１９８７）。还有人将它们分为两种类型，四种形式（席克定）。
这些奇特古墓应当如何命名？怎样称呼呢？
（1）彝名。上述第①种墓的代表形式彝语为“苴穆乌曲”、“苴穆”是彝语为“君长”之意，后演变为土司，也译作“兹莫”。“乌曲”是彝语“坟墓”之意。该墓主人为“阿切”，是古代彝族乌撒之君长。因此此墓可称为“乌撒君长阿切墓”。该墓当地群众也称作“彝王坟”。在四川雷波县溪洛米乡有两座古墓彝文铭刻为“兹莫迷枯之墓”和“兹莫你尼”墓。但这些都只是以某一墓主之职官姓名为墓名，却不是对这些奇特古墓的通称。
（2）史籍上相关的记载。民国《昭通县志》卷一《冢墓》“乌蒙坟”记载“在旧圃九龙山下，土冢数座如卵形，环以土埂。今其中之土，渐次填平，禄氏子孙，常到彼扫墓焉。”“乌蒙王坟”记载“在镇署后，无碑记。”此条记载与“苴穆阿切”墓的无碑记相同，乌蒙王坟大致也是“乌蒙君长墓”。这仍是以职官名坟。
（3）向天坟。这在彝族民间有此称号。刘尧汉、卢央二教授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两次考察后也称这种古墓为向天坟，说：“在威宁境内，彝族向天坟的形状大体可分为圆环、单圆台、三圆台三种类型。先者由大、中、小三个圆台堆垒而成，第三台顶端用石砌成凹口向天。单圆台有两种，一种台端平面圆心用石砌成凹口向天；一种台端向天平面用土填满。圆环向天坟酷似井栏，环口向天。因而全叫向天坟。”（１９８５）
（4）望天坟。滇西弥渡县有“望天坟岭岗”，南涧县、巍山县有“望天坟”地名。实物无考。
（5）天井。指酷似井栏的圆环向天坟。
（6）火化坟。“是彝族行火葬，将遗体置于坟场火化筑成向天坟；或筑成向天坟于顶端凹口火化遗体；或火化之后将骨灰罐埋入向天坟。”（刘尧汉、卢央）
（7）无向坟。相对汉族墓葬需四面八方为山向而言。
（8）向星墓葬。王正贤教授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乌撒彝族“将墓葬的‘向山’向着天空中的星……是彝族古代先民星辰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彝族古代先民宗教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因此他将这些墓命名为“向星墓葬”。
（9）过去大民族主义者将这些墓称为“蛮子坟”、“蛇王坟”等。但今天有人认为“向天坟”应是综合火葬和土葬两种葬法而形成的一种埋葬形式。它是彝族文化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渗透、和睦、有好的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又一证据。”（夏之乾，１９８８）
也有人对这类坟的族属、名称等提出否定意见，认为“所谓‘向天坟’贵州叫狗坟，跟彝族天文学无关，云南叫和尚坟，摆夷坟，是傣族佛教的坟。四川彝族地区也好，汉族地区也好，没有叫‘向天坟’的坟，也没有向天坟这个名称。”（罗家修，１９８８）
12. 向天坟是不是天文台?
向天坟是墓葬形式还是有别的文化内涵?向天坟一经发现至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以下四种说法是目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向天坟是彝族古代天文台。此说肇始于刘尧汉教授和卢央教授对于向天坟所在地点的实地考察。他们发现，楚雄市子午区以口乡以口村“彝族向天坟墓群所在庙坡岭岗，系北南走向， 北坡下有一狭长坪绕过；长坪北有东西走向的山岗，它与庙坡岭岗北向相对与岗峰突起似为此庙坡岭岗之北屏峰，可观北斗柄指向以定寒暑。庙坡岭岗南向一山峰，彝名‘咪西山’即土主山，踞向天坟所在庙坡岭岗，可南向咪西山观测太阳运动以定冬夏。即此彝族(向天坟) 所在庙坡岭岗，综合了彝族十月太阳历两种观测季节的方法。”“各地彝族向天坟，其共同 特点在于所在山岗为南北或北南走向，坟顶向天。”“威宁‘苴穆阿切’的向天坟规模最宏 大、最古老。大坟梁子山岗是南北走向，距大坟南约五百米处有巫小山峰耸立，踞于坟顶以 此小山峰为基准可观测日南至和日北至以定冬夏；俯瞰梁子北境，地势低矮广阔，踞坟顶可观斗柄上指下指以定寒暑。……显然，彝族向天坟便是踞以观天象星斗的观向台或天文台。”是“解开中国文明史若干难于明其究竟之谜的一把钥匙”。“很可能成为探索世界文明史上美洲古文明的一把钥匙。”(1985)
向天坟不是天文台。彝历专家罗家修认为：“坟墓是安埋死人的，绝不是观察天文的天文台 。”“彝族自古传下来的观察天文的方法很多，如：立杆观察法；立牌观察法；利用树木、 石头、山头观察法；山影、树影观测法，盆测法等等。如果曾有过坟墓观测法。那么今日不会没有人用这种方法观测天文，而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使用过坟墓观测法。”认为向天坟只是普通的坟墓。(1988)
向天坟是彝族社会等级制的反映。夏之乾认为：“彝族向天坟的被认识的确是一个新的发现 ，如能实事求是地对这种丧葬形式进行探讨，那对彝族历史、彝族社会的等级制以及丧葬习俗的发展变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有所补益的。但是，向天坟不是‘天文台’，而是彝族社会等级制在埋葬习俗上的反映，这才是它的真正含义。”(1988)
向天坟是向星墓葬。王正贤认为，向天坟坟口向天实际是向星，其外部形制的大小主要是彝族古代勾则制度的体现，“生时论功行偿，死后安葬亦以形制规格以标记赞誉。”认为向天坟是“‘天文星象观察台’未必如是说，不过俄索彝族将墓葬的‘向山’向着天空中的星， 可能与古代的星辰崇拜有关，或者是把天文星象用于墓葬之上，似无问题。”因为彝族古代文化中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天上一撮星， 地上一家人，天上一群星，地上一族人，……星明人走运，星晦人倒霉”，“如是，则可以按向星墓葬墓主的命星来确定向星墓葬的星向；进而可以据向星墓葬向星的位置，推算出向星墓葬安葬的年代，乃至安葬的月日时。”“向星墓葬在安葬之时，墓穴中心点对准所属星宿，使墓主的灵魂上升到所属之星。按葬后每年的这个时节，每夜的这个时辰，墓主的属星准时对应其墓穴的中心点。”因而他认为向星墓葬的内涵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反映了古代 社会历史文化、星辰崇拜、宗教哲学以及天文星象等等内容。
13. 阿诗与和阿黑是什么关系
在数量众多的彝族民间叙事长诗中，《阿诗玛》算得上一枝独秀，享誉海内外。在“文革”前就已翻译到国外，有俄、英、法文等多种译本。直到二十世纪末，已出版了10余种版本。《阿诗玛》还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拍摄成电影，使阿诗玛这一彝族撒尼姑娘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影响深广。
阿诗玛从民间走上艺术舞台和电影银幕，有一段曲折的历程。《阿诗玛》在解放前就广泛流传于云南省路南圭山彝族撒尼人民中间，1945年中共昆明地下党员和进步文艺工作者曾将《阿诗玛》和舞蹈《阿细跳月》搬上舞，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禁演和迫害。从解放之初到1956年，《阿诗玛》在党的领导下才得以重放光辉，共先后整理出版了4种版本。此后又被改编成为电影搬上银幕，成为光芒四射的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阿诗玛》却被打为“毒草”抛进冷宫，打倒“四人帮”后才再次重见天日。
阿诗玛，彝语意为“金子一般的姑娘”。《阿诗玛》的基本情节是：格路日明家有个美丽无比的姑娘名叫阿诗玛，与哥哥阿黑从小一起劳动一起成长。阿诗玛长大后，封建统治者热布巴拉家起了歹心要娶阿诗玛给儿子阿支为妻，找帮凶海热去说媒，被阿诗玛严辞拒绝。热布巴拉家说亲不成便强硬地实施抢亲，阿诗玛与热布巴拉家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终于盼到阿黑赶到，与热布巴拉家斗智斗勇，奋力救了阿诗玛。于是热布巴拉家求助于岩神暗害阿诗玛，阿诗玛牺牲了，变成了“日灭我不灭，云散我不歇”的回声。
《阿诗玛》中成功地塑了阿诗玛和阿黑两个反抗压迫绝不妥协的典型形象。搬上银幕后，阿诗玛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的形象更是动人心魄。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阿诗玛和阿黑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兄妹关系?还是恋人关系?
在民间传说中，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多传说中阿诗玛和阿黑是兄妹关系，在整理出版的长诗《阿诗玛》中也是把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定位为兄妹关系。其理由有二、一是民间传唱的长诗中多数认为是兄妹关系；一是彝族古代社会生活中以舅舅为大，外家为大，通常情况下舅权为大。舅舅的责任自然也大。因此在阿诗玛遭难时，出面的不会是恋人——情人，而一定是哥哥(舅舅)，去救助，这与古代彝族社会的生活习俗相吻合。
在拍电影《阿诗玛》的时候，将阿诗玛和阿黑定位为兄妹还是恋人的问题也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年老的人认为应定位为兄妹，年轻人则主张定位为恋人，理由是民得长诗中也流传有阿诗玛和阿黑是恋人关系的传说。最后，为了艺术效果的需要，将阿诗玛和阿黑之间的关系定位为恋人关系。由于电影的影响面远远大于书刊，因此，在未读过长诗《阿诗玛》和未听过《阿诗玛》传说的观众中(特别是外国观众中)，一般都认为阿诗玛和阿黑是恋人关系。
2000年第三届国际彝学会在阿诗玛的故乡——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召开，阿诗玛和阿黑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又成中外彝学专家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阿诗玛和阿黑的关系，还是应定位为恋人关系，有人从民俗学的角度论证应该是兄妹，有人从艺术学的角度论证应该是恋人，各执一辞，仍无定论。
2004年的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谢国先发表的《阿诗玛新论》认为，阿诗玛与阿黑是把自己混同于古代的神灵，欲效神格作兄妹兼夫妻，因而受到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逞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