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使中国失去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记忆，尤其是远古史前时期的中华传统文化更为鲜为人知。百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之路，既是中华民族从文化身份的遗忘中逐步苏醒的过程，也是中西文化从冲突走向对话的过程。如何进入、如何解读彝族远古时期的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评价彝族先贤创造的传统文化？如何打开彝族传统文化这个谜宫的大门？这些都是摆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彝族学者面前的现实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找到彝族的“文化之我是谁？”的答案。以现实中国文化自我的认同，从而建立起“文化自信”。
关键词：鲜为人知；古夷系民族；文化符号
近些年来，对传统文化学习和研究“热”，并非是人们一时心血来潮，其背后的因缘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日益强盛起来，越来越走近世界文化的中心，在经济等方面越来越起到了引领和导向的作用，人们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在回顾和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的主要问题的延续。
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有文字以来是五千年的历史，自文王周公制礼乐之后，经先秦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系统已经蔚为大观，形成与希腊、印度、希伯来并立而且不同的东方文明。但是，近代以来，当面
对西方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进入中原时，中国本土原来具足的文明大厦却随着一个制度（科举制）的废弃、一个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轰然坍塌。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应向何处去？回溯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历史轨迹，我们不得不说，近代以来，中西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对立与冲突使中国失去了对自己思想文化身份的记忆。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之路，既是中华民族从文化身份的遗忘中逐步苏醒的过程，亦即在思想文化的对话中，寻找中国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过程。
文化符号，是代表民族文化的精髓。世界各个民族，不论古今，在其漫长的发展史上，都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灿烂文化。比如，提起古埃及，人们会想起雄伟壮丽的金字塔、古象形文字，想起数年前不腐的木乃伊、金面罩、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提起巴比伦，人们自然会想起空中花园；提起古罗马，人们必然会想起那些残破、高大的圆柱形建筑、斗牛场、斯巴达克奴隶起义；提起中国，人们会想起虚无缥缈形象奇特的“龙”，想起表意独特的方块文字等等。
彝族，其先民古夷人，在距今七八千年和近万年前，曾经是中国的一个部落族群最多、分布很广的一个古代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交通阻隔，各部落方言的不断发展，这个古代民族的后世子孙们，不断分化，在不同地域逐渐形成了许多现代民族。这些民族，姑且将他们称为“古夷系民族”。这个古夷系民族群体的形成，距今已经相当遥远，大约在距今万年至五六千年之间，也就是说，在“炎黄”之前，由于文字发展的滞后，史书上没有更多的记载，加之至今对中国
史前史的研究，很不深入，因此，在史学界，可以说还鲜为人知。为洞悉中国文明的源头，为弄清中国史前史及史前“古夷系民族”群体的存在，笔者想从古夷文化的角度对古夷人的文化符号，作一探索，让我们的后代不要忘记史前的“文化身份”的记忆。
文化符号之一：虎龙崇拜
古夷人的虎龙崇拜，起源很早，最迟也得追溯到万年前人类所处的渔猎时代。彝族人有个广为人知的自称，即“罗倮”。汉语写作“倮倮”或“罗罗”。罗倮二字，其实是一个字母发出的音。彝语像汉语一样，一般语词都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罗，是“上声”，意为“虎”，倮，是“刚平”声，意为“龙”。两字合称，意为虎龙人，也可以说是“虎龙子孙”。有如中原汉人的“炎黄子孙”。
虎，是彝人的原生图腾。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族人，都崇拜虎。在神远古代时，许多彝人将虎看做是与自己祖先有血缘联系的“神物”而严禁猎杀。追溯彝族人崇虎的起源，仍然要追溯到古古夷先以渔猎为生的时代。在彝族人时代生息的中国西南地区，是中国华南虎生息的重要地区。万年前渔猎时代，彝族先民古夷人以渔猎为生，虎也出没山林行猎，古夷人看到虎行猎时的勇猛、果敢，让他们自叹不如。彝人非常羡慕虎，希望自己的族人也像虎一样的勇猛果敢，天下无敌，于是才将“虎”作为自己部落的象征性的代表或叫做符号，号为“虎部落”。纵观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崇虎,以虎为图腾者，唯独彝语支的彝、纳西、土家、哈尼、傈僳、拉祜等民族及羌族。他们都是古夷人的不同分支。龙，是彝族的次生图腾，像虎一样，也是彝族人最为崇拜之物，因此才有彝族人的“罗倮”之称。
龙，大家都知道并非自然物，而是古人想象出来的虚幻之物。追溯其源头，当追到渔猎时代。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龙神话，是“九隆神话”。它是哀牢夷的著名神话之一。西汉史家樊绰撰写《后汉书·西南夷传》时，将这个族源始祖神话，写进书中，使得哀牢夷的“九隆神话”，在中原也世代流传。（戈隆阿弘，《云南彝学研究》第六辑，2009年6月第一版167—168页）
文化符号之二：刻划文字
在中国，世代有“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的传说。1954年—1957年，四安半坡距今七千年的古人遗址的发掘，出土了许多带文字符号的陶片，继后，在河南贾湖、湖南彭头山、浙江河姆渡、山东大汶口和丁公村，西部甘肃的大地湾、马厂，四川广汉的三星堆，云南昆明，贵州毕节的古夜郎国遗址中都出现过许多形似文字的陶符刻符，追溯其年代，最短的是五千年左右，最长的达到八九千年，特别是昆明呈贡金宝山出土的刻符，经碳14测定，其年代是距今10000至12000年，是所有刻符中年代最早的。这些陶符刻符，出土几十年无人能被译，证明：这些陶符刻符，是中国最早的刻划文字，它们与古彝文有着无可置疑的血缘联系。
彝族先民古夷人的历史，以刻划文字和“十月太阳历”为标志，可追溯达万年以上。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的《中国文明新探—道家与彝族的虎宇宙观》考证出，伏羲，“是虎氏族部落的图腾名号”。伏羲氏发源于甘南天水，实际，伏羲部落是世界性的“大洪水”事件时，
蜀地的彝族先民古夷人，为避洪水，分支北迁进入甘肃南部的一支，自然崇虎无疑。伏羲属古夷人，其后裔炎、黄，自然也属古夷人。他们与世居云贵高原的彝族人有不分割的密切关系。刘教授的《中国文明新探》，就通过伏羲将古夷“十月太阳历”带入中原传播的史实，以全新的观念，将中国文明的源头追溯到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古文化之中，让中外学者都感到耳目一新。（刘尧汉（彝）《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8月 第一版 46页）
“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的传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据彝文古籍《西南彝志》记载，彝族先民古夷人，早在彝族史上的“哎哺时代”（母系社会，时间当在一万年前）就创造出了文字。这一记载，刚好可以和金宝山刻符能用彝文破译相印证。七八千年前，伏羲氏部落从甘肃天水一带往东进入中原时，就将古夷人初创时期的刻划文字带到了中原。之后，随着伏羲部落的发展，到了炎黄时代，刻划形式的古夷文字就在中原广泛传播开来。如，半坡遗址的刻符，在彝族著名作家李乔收集到的三十几个刻符中，就被连汉话也说不了几句的红河县彝族老毕摩李八一昆破译出了二十五六个，而且字符的含意与半坡出土的器物完全相同，如碗、碟、盆、瓮、釉彩等等。破译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如此高的破译率说明，并非偶然，两地相隔数千之遥，时间相差六七千年，但它们同属古夷人，语言、文字差别还不大。（戈隆阿弘，《云南彝学研究》第六辑，2009年6月第一版170页）
文化符号之三：八卦、太极图
八卦，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古文化，用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它是唯心主义玄学。但其中许多内容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借鉴。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萊布尼兹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受到启发，研制出现代计算机使用的二进制数学，当算是古夷八卦对现代文明做出的一大贡献。
追溯八卦的起源，中原人只知道“伏羲画八卦，造书契”，时间距今六七千年。实际上，八卦的起源，要追溯到万年前古夷人的渔猎时代。八，并非简单的一个数，指的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位，是古夷人行猎中逐步形成的观念。卦，预测吉凶祸福的方法。最初的八卦，就是预测出行八个方位的吉凶祸福。后来才延展到预测人生命运、事业成败等各个发面。八卦被伏羲带入中原以后，随着部落的繁衍、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发展。彝文八卦图是什么年代的产物，无从考察。安徽凌家滩八卦图，遗址经碳14测定为距今5300年，是中原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八卦图，当属炎黄时代的八卦图。从中可以看出，井字形是基本形态，凌家滩八卦图已经在井字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显的引入了中原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彝文八卦图相对较为原始，也画有一个圆圈，是否代表古夷人“天蓝似把伞，地圆如鸡蛋”的意思，不得而知。彝人成熟的四方与五行的对应传统观念是：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彝文八卦中，将北方称做“白帝”，（也许是北方冬天常下雪的缘故）。西方称做“黑帝”，（也许太阳落山天即变黑之故），显然与传统观念有异，是否可以说，它是四方与五行对应观念尚不成熟之前的表现形式？如果是，说明他更为古老，更接近八卦图的最初样子，也更有研究价值。
再说呈黑白互回的阴阳鱼形太极图。这是一个绝妙的创造，圆圈表示宇宙，阴阳鱼表示白天和黑夜，鱼形互回，给人以动感，意示白天黑夜的相互交替。既是一分为二，又是合二为一。最妙的是白鱼的眼睛为黑色，黑鱼的眼睛为白色，表示阴中有阳，阳中又有阴，蕴蓄着极高的哲学内涵，让人浮想联翩。中原地区的人士，很早就知道八卦中常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应用也够娴熟，但在宋代以前，并不知道有太极图的存在。
太极图出在四川。我们知道，号称“巴蜀”的古代四川，是古夷人生息繁衍的两个重要地区之一，因此，太极图，属古夷文化的遗留无疑。显然，在伏羲氏族分支北上甘南天水时，八卦及卦象的诠释已经比较完备，但太极还不曾创出来。太极图的创造表明巴蜀古夷人在八卦运用已达到日臻完善。（戈隆阿弘，《云南彝学研究》第六辑，2009年6月第一版170—172页）
文化符号之四：“十月太阳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南彝地民族学研究，出现了已本民族学者为主，各民族共同参与的蓬勃发展的趋势，成果丰硕。特别是彝族
学者，凭着他们懂得彝语、熟悉本民族文化、具有深厚民族情感的优势，深入各地彝村进行田野调查。先后从彝族古文化中发掘出了好几个过去鲜为人知的古历法，如：以根据妇女月经周期制定的“人体历法”、以美洲印第安人“十八月历法”极为相似的“十八月历法”，以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麂、岩羊、猿、豹、四脚蛇十种野生动物纪日的“十月兽历”，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兽纪日“十月太阳历”。这些历法，一个比一个先进，直到集大成的“十月太阳历”，将一年365天多一点的时间，划分做十个月，每月36天，十个月共365天，外加5到6天的过年日。简明易记，老少都能掌握，又比较准确的反应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十个月以木、水、火、土、金五行配以阴阳，名为水公、水母、木公、木母、火公、火母、土公、土母、铜公、铜母，极具民族特色。彝族的五行与中原汉族的五行的区别在以“铜”代“金”，放在最末一位，表明，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中，铜（代表一切金属物）是最后才发现的。
这些彝族历法创制的时间，年代相当久远，“人体历法”、“十八月历法”，属于物候历，是母系社会的历法，时间无从考察。“十月兽历”、“十月太阳历”，属于太阳历。按专家观点，太阳历法的制订，与农耕有关，因为畜牧农耕，得精确掌握地球气候变化的规律，才能做适时耕种、收获。以这样的观点，“十月兽历”，从纪日十兽全部为野生动物这一点看，当属万年前畜牧农耕初期的历法。十种野生动物，都是古人们在狩猎中认识的。当时的畜牧也许才起步，品种也不多，
选兽纪日，人们自然会选择他们最熟悉的野生动物。到了制订集大成的“十月太阳历”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时畜牧已经相当发达，因此我们看到，纪日的十二月兽中，如猪鸡牛马羊兔等，多半数都是家养的牲畜或动物。其创制的时间，也不见记载，但从伏羲氏将“十月太阳历”带入中原，给中原后世历法的制订以极大影响这点看，其创制的时间，当在八九千年至万年之间。
“十月太阳历”中所包含的，每个月恒定为36天的“36”成数、阴阳观、金、木、水、火、土五行要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渗透了经、史、子、集，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经历朝历代的教化，已经深深渗入到全国百姓的生活与思想意识之中。（戈隆阿弘，《云南彝学研究》第六辑，2009年6月第一版172—173页）
文化符号之五：多神崇拜
古夷人是靠畜牧、农耕发展起来的古代民族，要在畜牧农耕中或得好收成，得有水土、气候等多方面的有利因素，一句话，要风调雨顺。生活在距今万年以前，尚不知科学为何物的古夷人，神灵观点极普遍，在他们看来，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主宰的神灵，要让世间风调雨顺，获得畜牧农耕的丰产丰收，关键是要让风神、雨神、土地神高高兴兴，乐于尽其职守。就有定期祭祀它们，由此兴起多神崇拜。彝族社会中，祭祀神灵的节日，如二月初二的“咪嘎毫”（祭龙节）、六月二十四的“火把节”、七月半的“祭祖节”、过“十月年”都这样产生的。
古夷人的这种多神崇拜观念，也被伏羲部落带入中原，传承至今。
我们看到，西南彝族和中原汉族，各有许多不同的节日，但多神崇拜这一点，是一脉相承的。（戈隆阿弘，《云南彝学研究》第六辑，2009年6月第一版173—174页）我国彝学研究目前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彝学在刘尧汉教授的带领下，已成为世界性的一门学科，这与彝学研究者的努力和贡献分不开。但冷静地说，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彝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还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彝医药至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家层面除认可藏、蒙、维、傣外，彝族医药学至今未被认可，这成了彝学者和彝医药学者的一块心病，构建起彝医药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今后一个努力的方向。云南省是彝学的故乡之一我们要与四川、贵州和广西的彝学者共同努力，把彝医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