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村农田》成就了费孝通的人生，是一部社会学巨著,是研究方法论的范本。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费孝通当年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大北厂村进行田野考查时居住的土主庙、文昌宫，汲水的水井，均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碾压，正面临消失的命运。但这些珍贵的史迹都被保存在了这本《端好统战调研饭碗》文集里。
2021年5月14日楚雄州委统战部召开费孝通“云南三村”调查的调研座谈会
费孝通在中国是个大师级的人物，我1984年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费孝通１９３８年在禄丰县进行社会调查之事后，就一直心怀好奇：偌大个中国，费孝通为什么要把调查地点选在我们楚雄禄丰？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民的日常生活艰苦又朴素，除了鸡猪牛羊，整天繁重的劳作，再平凡不过了，能有什么学术价值可以研究与探讨？ 哪费孝通来我们云南偏僻的彝族农村进行社会学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在这本《端好统战调研饭碗》中全都找到了答案。原来，《禄村农田》是费孝通继家乡江苏《江村调查》之后的又一次对比调查。选择禄丰为调查对象，是因为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出版过一本《云南省农村调查》的书籍，禄丰就在其中，已经有一些基础资料可作对比研究。在选取调查样本时，费孝通已有了自己的考量：不能离县城太近，也不能太过偏僻，大北厂村、李珍庄、易村就符合这样的调查要求。还有就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大北厂村人王武科的介绍。费孝通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就是为抗战胜利后恢复中国经济做准备，为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做理论准备。
费孝通曾三次到禄丰调查，第一次是在1938年在大北厂村住了38天；第二次1939年秋天假期又到易村住了两个多月；第三次是1990年５月３０日，８０岁高龄的费孝通重返禄村，故地重游，让他惊喜地看到，五十二年前的房东孙子已经开办起了塑料厂、加工厂，做起了冰棒。费孝通认为农民要富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是得走城镇化道路，向副业和手工业转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费孝通是热爱我们楚雄彝州的，对禄丰人民充满了情感。1990年访问楚雄时，还在我们南华沙桥留下一首诗：五尺道开南国通，滇彝文化数楚雄。苍翠山林今犹在，百花争艳遍地红。赞美了楚雄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费孝通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也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1961年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尼、缅甸回国，途经沙桥天子庙坡，也写了一首诗，叫《天子庙坡》，其中有“滇西林木遭破坏，山童濯濯无余柯”的诗句（1958年大炼钢铁，乱砍滥伐所致）。费孝通的“苍翠山林今犹在，百花争艳遍地红”，说明三十年后，南华沙桥天子庙坡又恢复了山清水秀的优美环境。
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彝学泰斗刘尧汉，是我们南华马街沙坦郎人。刘尧汉是费孝通在云南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从事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的研究。刘尧汉在大三时，放暑假回到马街沙坦郎，通过调查自己的家族史，写出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手稿，费孝通看过之后指导他，继续完善这样的社会学调查。后来，这篇文稿受到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高度赞扬，范文澜在《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中说：“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采用的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将刘尧汉调研获取的那些鲜活材料，形象地赞誉为“山野妙龄女郎”。把那些引经据典，大量充斥资料的论文形容成贵族老太太。1983年，刘尧汉受楚雄州委州政府聘请，智力支边，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出任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当时的刘尧汉，虽然年事已高，却不辞辛劳，孜孜不倦，三年间，足迹踏遍云、贵、川的山山水水，考查彝族向天坟，研究彝族天文学史，写出了巅峰之作《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和《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得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中国文明的源头，就在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当中！
刘尧汉的社会调查，继承了费孝通的调研遗风，他一生深入滇、川、黔等各省彝区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著书立说，成果颇丰。主编《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四十余部，《彝族文化》期刊五十期，奠定了中国彝族文化学派的历史地位，走出了一条实地调查与文物考证，彝汉文献相互论证的路子，取得了一批有乡土气息、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教授横山广子，1989年率学生来我南华岔河进行民俗考察，进行社会学调查，更主要的目的是为日本人“寻根”。那时的岔河，还处于原始封闭状态，完整保留了彝族先民古朴的生产生活习俗，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横山广子回日本后，根据自己在南华的社会调查，出版了一本书。从彝族的生活习俗、彝语发音、崇尚黑色及臀部胎记等等一系列特征分析，认为日本人的根在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当中。她的这本论著，一下子引起了世界各国人类学、民族学专家学者的关注，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会有两三千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的游客来岔河咪依噜风情谷考察、寻根的原因。1993年，横山广子又自费来到我们楚雄唯一的一个白族自治乡——雨露乡，进行社会学调查，回去后也出版了一本书。但这一本就没有像写岔河那一本引起反响，所以没有带来社会效应。日本学者横山广子三十多年前，就有对我们南华岔河的彝族、雨露的白族，有这样“发现”的眼光，就能进行如此有价值的民族学研究，不得不让我们反思。
去年7月11日，云南省白族学会廖德广、杨新旗、奚寿鼎、张霞、李宇飞一行到雨露乡调研白族文化传承保护工作，我们南华作家协会李天永、普金华和我应邀参加。会上，我询问了当年接受横山广子采访的白族唱灯“非遗”传承人杨正荣，当年日本人问了他一些什么问题？他又与横山广子说了些什么情况？杨正荣说，那时中日关系虽然已经正常化，但在民众心目中，还是对日本人有所芥蒂，不知他们有何目的,思想有点左。县民宗局的人与他私下交代说，可以介绍一些民族风情，但不要什么都和盘托出。故杨正荣也就没有实打实把话说完，而只是说了对雨露白族有利的一半话。
如果我们把费孝通、刘尧汉、横山广子这些社会学专家联系起来看，他们身上都有着很多相似的共性特征：酷爱社会调查，用双脚步丈量大地，喜欢亲自采撷第一手资料做学术研究。他们的调研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