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毕节是全国彝族聚居区之一，彝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新中国成立以来，毕节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为推动毕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彝族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弘扬，在中华文化大家庭中彰显了独特的个性，对该时期毕节彝族历史文化进行简单的梳理，对于打造地方民族旅游文化品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毕节彝族；历史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毕节彝族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跨越：一是社会制度发生了变革，广大彝族同胞翻身作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呈现出经济加快发展、社会政治稳定、民族和睦团结、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可喜局面。彝族人民在历史文化厚重的毕节大地上传承和发展着灿烂多彩的彝族历史文化。
一、新中国彝族人民翻身做主人
彝族人民在解放毕节的征程中积极主动作出了贡献。威宁游击团、盘县游击队等彝族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革命武装斗争，广大彝族青年踊跃参军，为解放大西南尤其是毕节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了陆宗堂、安启崇、禹志超、吴德章等先进革命分子。在全国大解放的历史洪流中，1950年毕节正式成立后，地区驻毕节市，辖毕节、大方、金沙、黔西、织金、纳雍、水城（1970年将水城县并改为水城特区，划归六盘水地区领导）、威宁（1958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区改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赫章、百里杜鹃管理委员会（2007年组建）等9县、市、区。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彝族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党和国家废除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确立了各民族平等、团结[1]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彝族同胞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经济迅速发展，生活不断改善。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 在六十余年的大规模建设中，毕节彝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工业建设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建设蓬勃发展，彝族人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推动者之一，为毕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建国初期的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为了进一步摸清彝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彝族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央派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对云、贵、川、桂四省区的彝语文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1955年毕节成立了彝文翻译组，翻译注释了《西南彝志》等一批彝族文化典籍，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时，彝族文化的研究者主要投入语言调查、民族调查，为民族识别与新彝文的创制寻找依据；从事社会历史研究，则多倾心于对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方面的考察分析。这个时期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为彝族传统文化研究和彝文典籍整理工作的再度振兴积蓄了力量。如中央民族学院50年代培养的彝语文专业学生充实到了有关教学科研单位，第四语文工作队的调查与实践也锻炼了一批彝汉学者，为80年代彝学的崛起作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著名彝文典籍翻译家罗国义先生在这个时期从事《西南彝志》等一批彝文典籍的翻译注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古籍整理与翻译注释经验，编纂出一部收字七千多字的彝文字典。
三、破四旧及文化大革命对彝族文献文化的破坏
彝族地区获得解放后，许多偏僻落后、长期封闭的地区，与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外界也有更多机会和条件深入彝区了解彝族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彝族传统文化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的发展中彰显出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使彝族文化得以振兴。然而，在左倾思想以及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落后论的影响下，彝族文化和彝文典籍不但没有得到重视，而且横遭指责，彝文被诬为“奴隶主文字”，彝文典籍被斥之为“宗教迷信书籍”，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禁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毕节破四旧运动在彝族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反对“封建迷信”，禁止彝族毕摩从事宗教活动，没收并烧毁彝文经书，强迫他们进学习班接受改造，并且进一步打击家支势力，禁止继续沿用习惯法处理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改革被认为是落后的风俗习惯。文革期间，大批彝族干部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特别是彝族上层爱国人士和一些被扣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帽子的人，被批斗、监督劳动、判刑，甚至迫害致死，彝文被视为巫师文字，彝文古籍被斥为“封资修”的东西，许多散存于民间的和毕节彝文翻译组的彝文古籍原本就被没收、烧毁、散失，翻译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彝族固有的传统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基本覆灭，其自身文化的内在活力被完全抑制，丧失了彝族发展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觉。
1966年8月，毕节彝文翻译组被撤销后，全体工作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彝文翻译组的原稿和译稿被没收烧毁，散落的也为数不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尽管如此，还是有敢闯禁区的勇士，更有审时度势、施展谋略的老将在为之奋斗！赫章县的王兴友老先生就千方百计把彝文古籍珍本《彝族源流》保存下来，他的贡献为彝学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从中已透露出彝族文化研究高潮即将到来的一线曙光，预示着一门独立而崭新的现代彝学即将诞生。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救书、救人、救学科，1977年恢复毕节彝文翻译组。文革结束，对广大彝族群众来说，最重要的是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解放了生产力，解决了若干年没有实现的温饱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落实了宗教政策，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不干涉家支内部事物，使彝族人民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四、毕节彝文翻译组的成就及影响
1955年，贵州毕节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彝文翻译组，由毕节专员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直接领导。1966年8月，地区彝文翻译组被撤销，文革期间被迫解散，1977年10月恢复原毕节彝文翻译组的建制，2008年更名为“贵州省毕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彝文翻译组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它的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同行的前面，曾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已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还亲自为当时的地区彝文翻译组题写过单位名称。现编制为14名，有人员15人，其中译审职称2人，副译审职称2人，翻译职称3人。从1955年至1966年的10年间，搜集翻译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计翻译了彝文古籍25部51卷彝文约80万字，加上音标、字译、句译、注释，共有200余万字，[1]被誉为“彝族文化的百科全书”的《西南彝志》就是在该期间翻译的。
1986年以来至今的24年间，毕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原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100余部2000多万字的彝文古籍，公开出版了其中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62部、120余卷、1826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等一批成果连获省部级以上大奖。1986年至2007年，在威宁、赫章、大方等县的民族管理部门内都成立有古籍办、彝文翻译组、文献研究中心等机构。彝文翻译组出版的《彝文典籍目录》（1部、35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获国家图书提名奖、国家民族图书一等奖、贵州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彝族源流》（27 卷、254.1万字，国家重点项目）、1-4卷获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四等奖，7-8卷获国家民族图书二等奖，9-12卷获国家民族图书提名奖，其余获省彝学会及毕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以上；《西南彝志》（14卷、216.5万字国家重点项目）1-2卷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5-6卷获国家民族图书三等奖，7-8卷获省图书二等奖，其余获省学会及地区一等奖；《彝族指路丛书》（7卷、33.2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地区一等奖，等等。[[2]]这些彝文古籍的公开整理出版，让彝文古籍展示了无穷的文化魅力，使《中国彝族通史》古代史部分有了文献作依托，而这些成果的推广应用，推动和繁荣了学科建设，让品牌文化遗产得到了弘扬，扩大了毕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赫章、大方等县翻译组（室）在民族古籍整理、翻译工作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4年至1998年，大方县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出了《水西十三仓库》、《彝文金石图录》；赫章县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出《彝族创业史》等上百万字的彝文典籍；威宁自治县彝文翻译组翻译整理出了《支嘎阿鲁传》、《指路丛书》、彝族古戏《撮泰吉》等。民族古籍的整理、翻译、出版工作不仅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还引起日本等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同时得到了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肯定，毕节彝文翻译组1984年被地委、行署评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被省委、省政府评为“贵州省民族团结先进单位”；1990年被毕节地委、行署评为“第二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会先进集体”，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贵州日报》、《毕节日报》等新闻单位对他们所作出的成绩曾作过多次报道。
作为具有区域特色的贵州省毕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从组建之日便承载着挖掘、传承、弘扬彝族历史文化的使命，凝聚和培养了一批彝学研究专门人才，
彝学研究人才不断壮大，薪火相传，翻译、整理、出版了数千册彝文古籍，让底蕴深厚的彝族历史文化熠熠生辉，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毕节试验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中绽放出跃动的生命力，为地方党委、政府打造特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五、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彝族人民的新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从频繁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彝族人民忠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沿着国家制定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前进，积极参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推进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彝族地区农村经济，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空前发展，呈现出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乡风文明、社会进步的局面。
农村改革和发展较为迅速。从1981年起，毕节彝族聚居区革除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端，普遍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抛弃粗放耕作，彝族乡村掀起了科技兴农热潮，如绿肥聚垄套作，小麦与烤烟套作，油菜和水稻或小麦和水稻连作，杂交玉米营养坨育苗定向移栽，玉米与豆类、马铃薯、麦类、向日葵、瓜菜混作方式，提高了彝族农村的农业耕作产量。彝族聚居区的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一、二、三产业不断发展。
城镇建设及经济改革稳步推进。1993年，毕节实施撤区并乡建镇后，全区245个乡镇中，彝族分布在102个民族乡范围内，各乡镇建立了集贸市场，彝族群众因地制宜，走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发展道路，有的重点发展旅游业，有的重点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业，有的重点发展交通业、商贸业，有的重点发展工业等，如烤烟种植已成为彝族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随着彝族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集贸市场的开放，商业贸易日趋活跃，彝族剩余劳动力的一部分从事了商业、服务业等等三产业，部分彝族人还创办了乡镇企业，有的开办公司，彝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不断优化，为彝乡和谐发展积蓄了力量。依托毕节煤、磷、铁、铅锌、硫铁矿较为丰富的资源优势，乡镇企业成为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毕节彝区各地金融业务日益扩大，信贷数额逐年增加。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彝族群众中仍有一部份住在土墙瓦板房和茅草房里，冬不遮风，夏不避雨，人畜共居的现象较为普遍，为了帮助彝族群众改善生活条件，政府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实施少数民族危房改造工程，让不少居住条件恶劣的彝族群众改善了居住环境，过上了新生活。
彝族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党委和政府将有关彝族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饮水、交通、生态环保及社会治安的优惠政策惠及彝族山村，广大彝群众获得实惠，切实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帮助致富增收。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毕节彝族人口468800人， 其中，毕节市48094人、大方县92295人、黔西60420人、金沙县20696人、织金县31420人、纳雍县37840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95629人、赫章县 82406人，系毕节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彝族聚居区内境内沟壑纵横，山高坡陡，人居分散，过去群众就医难，把小病拖成大病，为了让彝族群众看病不再难，国家大力推行农村医疗救助，推进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建设，改善就医设施条件，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就医难问题，实施了农村医疗保险。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对经费保障机制进行了改革，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免费提供课本，对彝族寄宿制学生生活实行补助政策，对务教育阶段农村贫困家庭寄宿制学生开展生活费补助。关心残疾儿童，让残疾儿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如今的彝族农村，条条道路纵横交错，各村各寨逐渐通电通水，家家户户忙奔小康，广大彝族同胞也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六、彝学的勃兴
彝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际性的彝学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学术史，国际彝学研究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的半个多世纪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与国际藏学、蒙古学、纳西学、苗学、瑶学等学科并肩而立，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众多学者的瞩目。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彝学研究在科学意义上进入学科建构，在学术走向上则由语言、文字、历史的研究渐进到彝族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而扩及到宏观的彝学理论探讨，更多的本民族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与其他民族学者一道共同拓展，中国彝学也在更新自己的学术形态，朝着一门既体现中国彝族人文传统，又汲取世界先进人文理论的现代学科的方向发展，毕节彝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征程中突显了独有的文化内蕴。
彝学研究机构不断增多。继地区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原毕节彝文翻译组）成立之后，建立了毕节民族研究所，大方、威宁、赫章等县先后在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成立了古籍办、彝文翻译组、文献研究中心等机构，毕节学院建立了彝学研究院，依托贵州省彝学研究会的领导，毕节于2003年成立了彝学研究会，大方、金沙、威宁、赫章、纳雍、百管委、毕节市的彝学研究会也宣告成立，这些彝学研究机构均有自己的研究队伍，卓有成效的彝学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
彝学研究队伍不断增强。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积累，在王兴友、罗国义、余宏模等彝学老前辈的引领下，毕节通过送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培养彝学研究人才。毕节广大彝族青年奋发攻读，通过高考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毕节学院等高校的彝文专业，毕业后充实到民族事务工作部门和民族研究机构，贵州省、毕节彝学会也凝聚了较为雄厚的彝学研究队伍，即便是工作在党政机关的部分同志也热衷于彝学的研究，形成了彝族和各民族、彝学研究机构和各社团及社会各界共同研究彝学的团队。目前，毕节有彝学研究高级职称专家十余人，具有博士学位2人，在读博士2人。
彝学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广大彝学研究专家开掘着毕节卷帙浩繁的7000余册彝文古籍富矿，翻译出了《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成果，各项成果获奖捷报频传。彝学专家在《民族研究》、《民族文学研究》、《贵州民族研究》、《中国彝学》、《贵州彝学》及各相关高校的学报上发表数量颇丰的彝学研究论文，《彝学研究》、《彝族三段诗研究》等著作深受读者的喜爱，后者还成为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必读参考书。《毕节学院学报》专门开辟了彝学专栏作为一个彝学研究地发表彝学研究成果的园地，每一次省地彝学会上，都会收到数以百计的彝学研究论文。毕节学院院长、教授张学立博士主持的《毕节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毕节学院宣传部副部长卢玲副教授主持的《毕节彝族土司历史文化研究》获2009年贵州省省长资金项目立项，由地区彝文文献翻译中心主任王继超译审、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明贵申报的《彝族诗歌格律研究》课题获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立项，实现了毕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零的突破，毕节彝学研究科研立项项目和成果正逐渐取得新成果。
彝学研究欣逢盛世，欣欣向荣。目前，国际彝学研究已召开了四届会议，全国彝学研究召开了八届会议，贵州省彝学研究召开了四届三次会议，毕节彝学研究队伍都有代表参加了这些彝学研究的高规格会议并提交了质量较高的论文。毕节彝学方兴未艾，广大彝学研究者正在为规范彝文做努力，承担了《中国彝族通史》的编撰工作，毕节学院正在积极申报传统彝文编码，传统彝文输入计算机也将成为现实，由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与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合编的《通用彝文字典》正紧密锣鼓地进行。
毕节彝学依托毕节地区彝学会这个平台和主阵地，毕节地区彝学会举办了首届彝族布摩文化培训班，创办《毕节彝学通讯刊物》、开展彝族火把节和彝族年系列活动，传承和弘扬彝族文化，把毕节彝族谱牒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纳入研究计划，提出了编写毕节彝学研究论文集的计划。同时，地区相关部门还组织专家编排了新的乌蒙彝舞，拍摄了彝族敬酒歌、阿西里西等光碟，彝族歌舞正在毕节的彝族聚居区传播和使用，毕节梦溪弯、泰和山庄等餐点还将彝族歌舞融进了饮食文化中。大方幕俄格城堡的重建并落成使用，电视剧《奢香夫人》的成功拍摄，用彝族文化元素命名支格阿鲁湖、阿西里西山等旅游景点等等一系列蕴含彝族文化的政府举措，助推了毕节彝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毕节的彝学研究正在以毕节彝族聚居区的社会实际为研究对象，不断加强多边协作与学术对话，扎扎实实地研究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积极为地区、市、县各级政府的科学决策出谋划策，为促进经济繁荣、民族团结、文化沟通作出贡献。
[1] 陈光明、李平凡．《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M]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
[2] 王继超．《贵州毕节地区彝文古籍收集、整理、翻译、出版情况》[J] ．《毕节地区彝学通讯》．2010年总第3期．
参考文献：
[1]《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M] ．民族出版社，2009年7月．
[2] 安 静、葛继红等．《黔西北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窥》[J]．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10月．
[4] 贵州省毕节地方志编篡．《大定府志》[M]．中华书局．2006年6月．
[5] 张学立．《彝学研究》[C]．民族出版社．2009年．
作者单位：毕节学院中文系
原载：《毕节学院学报》2011年 第2期
文字来源：中国彝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