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乌蛮群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洱海六诏乌蛮。史籍中对于六诏或称乌蛮，或称乌蛮别种。然而，在半个多世纪的南诏史研究中，对于南诏王室的族属一直存有很大争议。
白兴发教授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研究者首先提出“南诏王室泰族说”。对此，中外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过怀疑。冯汉骥和希洛克在其合著的《倮倮的历史起源》一文中对掸人祖先建立南诏国的论点加以驳斥，认为“南诏人与保倮的关系比现代掸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凌纯声对唐代乌蛮和白蛮进行认真考证后得出“创立南诏的蒙氏是乌蛮，属于今之藏缅族”的结论。解放后，南诏王室泰族说已为国内学者所摈弃。目前， “南诏王室彝族先民说”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承认。
研究南诏王室的族属，首先遇到的就是哀牢问题，历史记载也多将南诏王室蒙氏家族与哀牢联系在一起。《蛮书》卷三《六诏·蒙舍诏》载：“贞元年中，(异牟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水昌沙壶之源也。”《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载：“南诏蛮，本乌蛮别种也，姓蒙氏。蛮渭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南诏》载： “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芋、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正是根据这些记载，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研究哀牢夷的族属作为确认南诏王室族属的突破口。
南诏王室彝族先民说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哀牢族属认识之上，而是基于对唐代乌蛮族属的研究。他们提出了哀牢为氐羌说。解放前，董作宾作《爨人谱系新证》，提出哀牢夷是爨人的祖先。闻宥所撰《哀牢与南诏》一文认为“哀牢即怒子之祖先，怒子即哀牢之后裔”。
解放后，论证哀牢系出氐羌的论著层出不穷。徐嘉瑞说：“哀牢、昆明皆羌族。”黄惠馄认为“哀牢夷与氐羌同源，是‘昆明人’的一部分，是南诏的先民，也就是今天彝语支各族的先民”。尤中和马曜都认为哀牢是昆明族的一部分，自然属于古代氐羌系统的民族。
而从所存南诏自身的史料来看，却找不到南诏与哀牢之间的任何联系。《南诏德化碑》对哀牢只字不提，追述南诏王室蒙氏创业历史和文献的《南诏图传》也没有丝毫哀牢的记载。可见南诏王室并不以哀牢为自己的始祖。因而史籍中关于“自言本哀牢夷”的记载只是一种假托，这种假托，不是根据当时南诏本地的传说演成，而是基于汉文文献关于哀牢的记载而附会出来的。南诏王室与哀牢没有什么必然的族属关系，而所有重要文献却都明白无误地写着蒙氏家族本属乌蛮。
唐代乌蛮部类繁多，遍布西南，是今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纳西、傈僳、哈尼等族的先民。究竟今天的哪一个民族与南诏王室所属蒙舍蛮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只要把历史文献资料与民族学调查资料结合起来，就不难得出南诏王室属彝族先民的结论。
首先，根据南诏王室发祥地的民族分布情况来看，南诏蒙氏发祥于蒙舍川，即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巍山旧称蒙化。解放后的民族调查表明，彝族是巍山及周边地带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当地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在解放前被称为“土家”。50年代，民族工作者对这部分 “土家”进行民族识别，确认是彝族的一个支系。1955年，巍山及其周边地区共有“士家”人口22万多，分布于巍山、南涧、景东、风庆、漾濞、双江、祥云、永平、永胜、昌宁、风仪、宾川、弥渡、邓川、云县、新平、耿马、下关、镇沅等18个县市，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是巍山的南部和景东的北部相连接的山区。这片地区，正是南诏王室蒙氏发祥地。“土家”亦有被称为“蒙化”者。该族自称“腊罗巴”、“腊鲁泼”、“腊鲁巴”、“利巴”、 “罗罗泼”。景东、云县、镇沅、新平的“蒙化”自称“密撒巴”。在“土家”语中，“巴”、“泼”皆含“人”之意。“密撒”系地名，指蒙化。“密撒巴”的原意是指“蒙化城里的人”或“蒙化坝子居住的人”，在巍山境外，则指“从蒙化来的人”。马长寿指出：“彝语称蒙化坝为‘迷撒’，当即‘蒙舍’的对音。”这一看法十分重要。唐代的“蒙舍”之称，至今仍保留在巍山彝语中，这有力地证明巍山被称为“土家”的彝族，是蒙舍川的古老土著居民。今日“密撒巴”已成为居住在巍山坝子所有居民的泛称，在古时，却是“土家”祖先的专称。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五《蒙化府》载：“境内有摩察者，乃黑爨之别种也。传云，昔从蒙化细奴逻来徙居此。”顾祖舆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八《蒙化府》条亦云：“近郡有摩擦夷，黑爨之别种也。” 这里的“摩擦”，无疑是“蒙舍”之对音异写，亦即“迷撒”，这些称谓，可以清楚地看出今日巍山被称为“土家”，自称“腊罗巴”的彝族源于南诏蒙舍蛮的来龙去脉。
彝族是巍山最主要居民的记载，在明清以来地方史籍中屡见不鲜。明.诸葛元声《滇史》卷四载：“蒙舍城，在今蒙化府西北三十五里。其他初地罗罗摩及僰夷居之，后细奴逻筑城，始号蒙舍。”《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蒙化府·建置沿革》载：“初，有罗罗摩及僰夷居此，后蒙氏细奴逻筑城居之。”康熙《蒙化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载：“一日倮倮，土著乌爨也，为哀牢九族之一，多依山谷，聚族而居。……然此种惟蒙境有之，并不与他郡倮倮同。”民国《蒙化志稿》卷十六《人和部·人类志》载： “倮倮有二种，一种即古之罗罗摩，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诏细奴逻后也。一种为蒲落蛮，亦古百濮，《周书》所谓‘微、卢、彭、濮’是也，后讹濮为蒲。”
以上记载中的罗罗摩，为今“土家”中一部分人的自称。可见，巍山被称为“土家”，自称“腊罗巴”的彝族，与南诏时代蒙舍蛮有着割不断的承继关系。因之，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民族学调查资料，都说明彝族是巍山一带最古老的土著居民，是南诏王室所属蒙舍蛮的直系后裔。
其次，从语言方面考察。樊绰在《蛮书》中记载着16个白蛮语汇和6个东爨乌蛮语汇。马长寿据此对剑川白族语言和巍山彝族语言作过一番调查，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总的说来，唐代的白蛮语就是今日的白族语，唐代的东爨乌蛮语就是今日的彝族语”。这无疑为南诏王室彝族说提供一定证明。此外，前面提到的“蒙舍”一词与今日巍山彝族“迷撒”的对音关系也可用来探讨古今民族的族属关系。作地名用语，在一个民族中是比较稳定的，因而保留得也最长久。“蒙舍”是今日巍山彝族的一个古老词汇。巍山彝族对于蒙舍王城所在地“咙吁图山”的称呼是[no21 iy33 thu33]，意为“细奴王居住的所在”，这又是一条较有力的佐证。20世纪80年代，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开展的地名普查工作表明，当地以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绝大多数属彝语。
第三，从文化习俗特征可看出南诏王室与今日彝族的传承关系。南诏王室蒙氏家族最突出的一个文化特征是行父子连名制。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中，对我国历史上的父子连名制论述颇强。许多研究者认为，南诏王室行父子连名制属彝族文化特征。在我国，“父子连名制是彝族或彝语支一些族系所独特具有的习俗，这是为傣族或傣语族属所绝对没有的”。明.阮元声撰《南诏野史》曾记载了南诏王室十三代王的父子连名情况：细奴逻一逻晟一晟逻皮一皮逻阁一阁逻风一凤伽异一异牟寻一寻阁劝一劝龙晟一晟丰佑一世隆一隆舜一舜化。
第四，巍山彝族对南诏王室祖先的承认所反映出的特有的心理素质，是南诏王室属彝族先民最重要的证明。巍山彝族以南诏王为祖先的记载，多见于明清地方史料。明朝巍山(蒙化)的土司是彝族，时至今日，巍山的彝族都确认南诏细奴王就是“土家”人的祖先。巍山彝族以南诏王室为祖先的最好证明是土主崇拜。据考察，至今巍山县尚存可考察的土主庙有7座。其中2座以细奴罗为土主，其余5座奉皮逻阁、逻盛炎、隆舜、凤伽异、舜化贞为土主。这些土主的共同特点，均以南诏国主为受祭者。当地彝族把这些土主庙看做祖庙，每年在这里进行隆重的祭祖活动。这种长期延续下来的“认祖”心理，是巍山彝族源出南诏王室的有说服力的证明。
从民族心理素质上看，巍山彝族以南诏王室蒙氏为祖先的感情是十分浓厚而强烈的，这种感情在白族中并不存在。王叔武先生曾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说，南诏是今天聚居于洱海区域的白族建立的话，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白族的私家谱牒中，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的世系推自出于南诏，而南诏世系又恰恰是今天巍山彝族所自出的世系呢?”
总之，南诏王室属于彝族先民，蒙舍蛮与今日巍山自称“腊罗巴”的彝族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