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彝文文献的成规模整理翻译出版，始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随着《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贵州咪古丛书》等四行体加注、三行体加注本，丛书的推出，加快了彝族文化研究的步伐，特别是为彝学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的支持，为繁荣彝学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彝文古籍整理翻译在单一的模式中进行着，门类只有以记史文献、哲学文献、文学文献这几类，随着民间彝文藏书的不断收集、发掘彝文文献精华的逐步问世，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日臻成熟，如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1996年出版的《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就将他们和民间的1274部彝文文献根据其特点分做42个类别，彝文文献涉及的内容覆盖了政治、经济、哲学、天文、地理、文学、数理、军事、艺术、医药、宗教、民俗等学科领域，彝文古籍整理必须向分门别类方向前进、以多种模式进行的要求，客观而又严峻地摆到翻译整理者和出版者的面前。贵州作为彝文古籍数量最集中、门类最齐全的省份，整理翻译出版专业性、系统性较强的彝文古籍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为此，彝文文献翻译出版编辑家陈光明先生从文献学的广义角度出发，策划了《彝文文献经典系列》的整理翻译出版，并得到了广大彝文整理翻译工作者的赞同，即着手了这一项工程的具体实施，现已将这套丛书的《法律篇》、《历法篇》、《农事篇》、《教育篇》等若干集子用彝文、国际音标、汉文对译、注释的体例整理翻译出版面世。
《法律篇》即《苏巨黎咪》的整理出版，表明彝族这一古老民族，同55个兄弟民族一样，为中华历史作出过巨大贡献，在祖国大西南这片土地生活的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发明创造并使用古老的彝族文字，记录下了浩如烟海的的史实，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正是这些典籍文献，记录了彝民族的童年、成熟以至于成年的历史，一次次的逐鹿西南，开疆拓土；一代代的问鼎西南，建立政权。既有卢夷、蜀、滇、夜郎、罗殿、罗施、南诏、自杞一类成建制，并号为“天子之国”形态的政权；又有若干“以什数”的“西南夷君长” 形态的政权，也有唐宋时期“乌蛮三十七部” 形态的政权这种格局。或称“革”、或称“谷”，或称“诏”、“勾”、“蔺”、“尼”，不同规格，不同层次的形态政权的形成，都积极要求强化政权这部国家机器，为巩固“国家”这一形态安定和维持社会秩序，就必然产生和形成与之相适应、与之匹配的一系列对伦理道德的要求、规范和法律制度。她既带有传统性，有具有普遍意义，这是历史及其时代的要求。彝族社会历史运转到唐朝中叶这一时期，属于笃慕（或作笃米、祝明、仲牟由等）系统，即“六祖”后裔的“乌蛮”各部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从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金沙江流域到点苍山麓、洱海之滨，从哀牢山、红河流域到滇池周围，从两盘江流域到广大的乌蒙山区，建立了一个个如林的部政权。这些具备着各种形态的政权，要有规范的成文法律、制度为它服务，是必然的，《法律篇》即汇集了这方面的精粹，这部《法律篇》还反映了在古代彝族社会存在“礼法合流”与“教入于刑”的情况，还从法律探讨的角度，反映了彝族古代的安邦策略与等级观、价值观、人才观、审美观、伦理道德观等。从整理彝文古籍的角度上说，《法律篇》的面世，也是这一工作的新起点之一。
《估哲数．农事篇》，反映了彝族古代曾经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进入国家形态的根本与基础，彝族中的农业族群，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农业古国里，使彝族成为最早进入农业生产的民族之一，标志便是以水稻和荞子的种植生产。《估哲数．农事篇》着重记述了农业与历法、农业与气候、农业与物候、农业技术及其生产工具，农业与生态、农业与水利、不同时期的农业、农业发展带动副业、农业生产与畜牧业、农业管理形态与模式等十个方面的内容，所反映的时间从哎哺、尼能、什勺、米靡、举偶到六祖及其后裔等各个时期，跨度至少在4000年以上。《估哲数．农事篇》等彝文文献的记载，得到了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贵州威宁中水考古发掘的印证。
作为古代文明标志的历法，主要源于农业生产实践的的总结和创造，彝族的历法又从它的功能于功用角度印证了彝族的古代农业文明，后人用先人创造的历法有规律地规范和指导农业生产。作为《历法篇》的《土鲁窦吉》，记录了彝族十月太阳历和十二月阴阳历两种历法，并分析归纳了这两种历法的原理、规律与创制等，这也是彝文文献历法专篇的第一次整理翻译面世，其意义不言而喻。
《教育篇》则从礼仪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社会教育和以场所办学教育、师传教育为载体的各类教育的角度，反映彝族古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教育文献在彝文古籍中的地位的肯定等。
今后，随着各个专篇的陆续整理翻译出版，《彝文文献经典系列》从文献学的角度所反映的彝族古代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生产生活、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相关价值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文字来源：阿洛兴德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