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凉山历来为毒品输入内地之“四川通道”的第二道关卡，历史上即是一个种鸦片、贩鸦片、吸鸦片的重要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毒品问题在凉山死灰复燃。目前，其涉毒特征和趋势表现为：涉毒区域由农村向乡镇、城市蔓延；涉毒主体由农民转向干部，由无业者转向有业者，由男性转向女性；涉毒方式及手段由隐蔽专向公开；涉毒人员由以贩养吸转入只贩不吸；女性贩毒特征十分突出；涉毒人员低龄化、低素质化现象严重；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呈上升之势。建议继续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区家支的作用；制定帮助彝族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特殊政策，拓宽贫困人口就业渠道；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毒品重灾区兴建一些劳教农场。
一、毒品危害的原因
当前，凉山毒品问题已不再是中国自产自销，而是国际毒品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首先，追溯历史，凉山曾是深受毒品侵害的地区，鸦片泛滥除大面积种植和出售外，还突出表现为普遍有人吸食，并且将其视为“高贵”，以能吸食鸦片炫耀“富有”，因而彝区民间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有酒大家喝，有烟大家吸”的习惯。所以，尽管人民政府三令五申，开展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可西昌、普格等地的“瘾君子”们仍用两斗大米换一、二杆鸦片吸食。
其次，80年代初期，凉山农村跟全国一样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转型改革，但因当地社会转型后，其原有社会控制系统已不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求，而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又尚不完善，社会控制（包括彝族内部家支控制）的弱化，导致凉山地区鸦片种植先后在美姑、布拖、昭觉、冕宁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三无”外流人员也随之不断增多。
近些年，该州“三无”人员大都来自昭觉、布拖、普格、金阳和美姑等五个国家级贫困县。他们的家乡地处高寒山区，气候恶劣，山高路陡，生产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缓慢，自然生态环境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文化层次也较低，因此，就业门路极端狭窄。农村中缺粮、缺油和缺盐的农户占有相当的比例。除住房外，整个家产不足200元者大有人在。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差距，使得他们在流动过程中无法谋到正当的职业，为了改变自身物质生活需求匮乏的实际，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加入到付出劳力、脑力少，获取利润高的贩毒者行列。以后，大多数贩毒分子在牟取暴利的过程中，往往出于鉴别所进“货物”的真伪，又纷纷陷入吸毒的深渊，
再次，凉山与仅有云南省相隔的缅甸、老挝和越南相近，因此，成为境外毒品贩运到中国的“四川通道”的第二关卡，加之凉山与云南交界线长，通道较多，崇山峻岭，地形复杂，地处高山贫困地区的彝族便常常为了避开警方追踪，自带干粮，结队翻山越岭，步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山路从事贩毒活动。如：昭觉县四开乡村民沙车日萨、大坝乡村民阿化木牛和打洛乡村民吉史日呷，就是因家境贫寒，无法娶妻安家，在当地抬不起头而加入“三无”外流人员的行业，到昆明后，经在昆明的老乡介绍打工挣了点钱，再将此钱作为资本加入贩毒团伙。购得海洛因后，全靠双脚步行从昆明下关走山路至凉山州盐源县，再到西昌，最后由西昌乘班车回昭觉，仅此一趟收获，三人不仅娶上妻子安了家，而且还修建了自己的房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赘述。
二、毒品危害的现状
据统计，自80年代末以来，凉山州大部分县、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毒情和疾病问题。吸毒人员从1988年918名（其中1人吸海洛因）猛增到1995年8247名的高峰（其中，吸海洛因者占85％），到1999年又下降为7741名；据2000年上半年统计，为6788名（这仅仅是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后统计的数据，而更多的人因资金、人力等各种原因还未被统计包括在内）。昭觉县，仅1993年―1995年的两年间，贩毒人员已达2000多人，成为全州吸贩毒典型重灾区，一段时期内造成社会治安恶化、混乱，毒品泛滥成灾。一方面，人力资源遭受严重损害，因吸毒、贩毒和疾病导致吸毒者大量死亡，仅1994年4月的霍乱，就丧命18人，耗资200多万元，全县有艾滋病患者2人，HIV感染者50余人。据该县有关部门1998年统计，已有299人因吸毒而身亡。在昭觉和布拖等地的部分毒品泛滥的重灾区，由于青壮年外出吸贩毒、吸毒致残或吸毒导致劳动力丧失等原因，出现了一定数量农田闲置荒芜，在田间地头干活者多为老弱妇幼，个别村还出现了过年连杀猪的青壮年人也难找到的现象。几年来，笔者走访、调查了州内多家戒毒所、收容所，看到戒毒人员主要以中青年者居多，每到一处，都深有一种极其痛心的感觉！另一方面，吸贩毒造成了群众中返贫困户数量增大。调查中，笔者了解到不少已经摆脱贫困线的富裕户，因家中有人吸食毒品而最终家破人亡，令人触目惊心！按通常规律计算，每一名单靠以贩养吸，没有其它经济来源的吸毒人员，大约需要发展10余名吸毒者才能维持其自身吸毒所需费用的开支。正是由于此因素，造成新生吸毒人员不断增多，更多的家庭又重新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按照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制度，凉山州于1988年开始出现淋病报告，1989年出现梅毒报告，1995年6月始出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1997年性病报告数是1988年报告数的13.1倍。1997年，通过对部分外流遣返人员筛查发现的67例HIV感染者，均有静脉吸毒史，他们相对集中分布在昭觉至布拖公路沿线12个乡的局部地区。感染者均系彝族，其中男性占97％，农民占94％，年龄在15-34岁之间。然而，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凉山州当年“三无”外流人员即有上万人之多，因活动范围太广，实在使检测难以全面、完整，当时检测的人数不足外流人数的1/15。目前，凉山州内的性病-艾滋病发病率已有逐年上升之势，全州淋病报告数以近50％的速度递增，因吸毒而导致的卖淫嫖娼现象也很突出。
三、毒品犯罪特征及趋势预测
根据凉山州禁毒委员会1999年的划分，全州17个县（市），共有9个县（市）属于毒品重灾区和次重灾区，除西昌市以外，其它8个县均系彝族聚居县，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在这些地区呈以下特征：
二、涉毒主体已由农民转向干部、无业者转向有业者。据调查，1998年以来，凉山贩毒人员按职业状况依此排名为农民、工人、干部、教师、医生、在校生；吸食、注射海洛因人员按职业状况依此排名为社会闲杂人员、农民、工人、干部、其他人员、在校生、个体户。可见，涉毒人员主体结构的复杂性，使得侦察、审理毒品案件越加显得疑难和复杂化。
三、涉毒方式及手段由隐蔽转向公开，由个体转向集团。近年来，吸毒人员已由过去单个、少数在自家或宿舍秘密吸食发展为三五成群，聚众于个体旅馆、城郊、餐馆、居民区、山林、田野、铁路和公路旁，甚至农贸市场等场所吸食。贩毒手段越来越趋向集团化、国际化、组织化、跨地区、跨省区。
四、贩毒人员由以贩养吸转入只贩不吸。几年前的大多数贩毒人员都是因鉴别“货物”真伪而染毒上瘾，随着老吸毒者身亡毙命的数量增多，加之毒品极具高额利润，近年来以赢利为目的的贩毒人员越来越多。据布拖县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该县以贩养吸人员已不足总数的20%。
五、女性贩毒特征十分突出。由于女性具有体内藏毒较男性方便和孕期、哺乳期犯罪可以缓期执行等优势，自1995年以来，女性涉毒人数越来越多，以至1997年超过涉毒人数的一半（占总数的53.6%）。为逃避法律的制裁，她们往往进行零包贩卖。涉毒过程中，不少少女和青年妇女甚至租、借携带他人婴幼儿。在昭觉县，租、借婴幼儿金额高达每天80元左右。笔者1999年12月到凉山州戒毒收容所调查中，见到几十位被受审的贩毒妇女中，约有三分之一左右携带有孩子，她们中不少人系美姑、普格、金阳、布拖和昭觉高寒山区的彝族农民。例如：1997年布拖公安局抓获的23名贩毒妇女中，利用哺乳期贩毒的妇女就有20人。该县1998年批捕运输毒品案12件12人中，女性高达10件10人。州内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老年妇女涉毒，年龄分别为65-61岁。
六、吸贩毒者低龄化、低素质化现象严重。据统计，全州1999年上半年登记在册的吸食、注射毒品者7741人中，25岁以下者占总人数的48.8%；文盲占总人数的48.7%。其中，美姑县吸毒人员25岁以下者占该县总数的74.6%；昭觉、布拖的比例也在75%―80%之间；1998年1月，昭觉县竹核派出所破获一起年仅13岁的小学生携毒案，缴获海洛因10克；同年6月22日，西昌市公安局抓获4名昭觉籍女性贩毒人员中，即有2名年仅14岁和15岁少女体内藏毒50.2克和44.3克。即便是在越西这样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县，1998年吸毒人员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仍占总吸毒人数的80%。而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美姑、布拖等县，吸贩毒人员的文盲比例则更高。
七、涉毒违法犯罪行为仍呈上升之势，占刑事案件的比例越来越大。全州1991年以前的五年中，平均每年涉毒案件不到40起，1997年则跃升至2560起；特别是海洛因案件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仅布拖县1997年就破获涉毒案件80起，占当年总破获刑事案件150起的53.33%。
根据上述涉毒犯罪特征，笔者对凉山州涉毒犯罪发展趋势作出如下预测：⑴毒品贩运路线的预测。凉山毒源主要来自境外，影响最为突出的是位于与云南省毗邻的"金三角"地区的毒品。该地区毒品产量逐年增多，而大量的毒品又需投入国际市场，随着国际禁毒运动的加强，原有贩运路线又受阻，毒贩只有寻求“云南通道”的打开，今后境外毒品主要仍将由滇西部过凉山州、向内地扩散，其趋势将表现为各地打击毒品的力度将决定着毒品案件和数量的升降，贩运路线仍将采用铁路、公路、山路、便道、桥梁、索道和渡口等，不会有更多的变化。⑵毒品种类的预测。80年代初，人们认为海洛因离我们很远。海洛因在边境的出现，并未引起内地的重视；时值今日，已出现吸食精制毒品的趋势。预计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海洛因和鸦片仍将成为凉山涉毒人员的主要吸食品。⑶从凉山已经发现的情况看，伪装毒品的方法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诡秘化，贩毒人员通常自定接头暗号，有“出货”密约暗语等。除此之外，通讯工具现代化、交通工具专业化，将促使贩毒方法和贩毒手段出现新的变化趋势。⑷贩毒人员的预测。从凉山州的实际情况看，贩毒人员主要仍以彝族聚居县的农村女性人口居多；从吸毒人员内部看，仍以城市18-35岁之间男性中青年人员居多。⑸犯罪区域及方法预测。凉山州今后毒品犯罪的区域在一段时期内仍将在西昌、昭觉、布拖等带有区域性特点，即富有与贫穷、先进与落后在那里形成鲜明对比和集中表现的地区进行。贩毒方式仍将以零包贩毒为主。这是因为，零包贩毒具有判刑量轻、携带方便、快进快出、易避检查、就地销售、获利较快等特点。
四、对策建议
凉山地区的毒品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它具有与国际、内地及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尽相同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与凉山彝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的文化教育水平，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乃至民族性格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解决这一特殊问题，只有采取特殊的办法，即除了依法严厉打击外，还必须结合彝族地区的特点，制定、施行特殊政策和相应措施，进行全面、持久的综合治理，重点是发展教育，发展经济。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大力宣传。数年来，凉山对逐步蔓延的毒品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的是不公开报道和宣传。这种做法一方面使党和政府的禁毒政策、国家法律不能深入人心，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同毒品犯罪作斗争，另一方面使某些人，特别是农村彝族和青少年在不知毒品危害的情况下吸上了毒。经历了80年代毒品死灰复燃，到90年代初急剧蔓延的第一阶段和1997年禁毒专项斗争初步遏制毒情急剧蔓延势头为第二阶段，以及1998年以来基本进入巩固稳定、发展成效、推进目标的攻坚阶段。凉山州党政各级干部和相当部分的群众逐步统一了认识，禁毒宣传从原来秘而不宣，转为大张旗鼓地进行。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府主干线抓禁毒领导的作用，坚持禁毒工作组织不放松，力量不分散，力度不减弱，努力造就一大批政治思想坚定，熟悉和掌握禁毒法律及政策，具备一定禁毒专业知识的专、兼职宣传员，采取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采用彝、汉双语方法，大力宣传禁毒法律和政策，及时报道对贩毒罪犯进行严厉打击、对吸毒导致家破人亡的典型案例，以使之随时对犯法人员产生威慑，随时在人们心头敲响警钟。
2、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区和家支的作用。毒品问题是毒品、人和社会环境三个主要因素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毒品的蔓延是涉毒者依赖的客观物质基础，社会环境起着重要的外部条件作用，人的素质高低则是能否抵御毒品诱惑的决定因素。因此，开展禁毒工作应特别注意发挥家庭、学校、社区和家支的作用。
禁毒教育要从儿童抓起，从学校教育抓起，这是已为实践证明的一条成功的经验。针对彝族地区特有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和习惯法的特点，鼓励和协助彝族地区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各种人，发挥他们帮助政府开展禁毒斗争。如：吸纳德高望重的家支头人以及“德故”、“苏衣”等，采用一些宗教及家支治理社区内毒品问题的方法，就是一条可供借鉴和推广的经验。
3、制定特殊政策，帮助彝族贫困地区尽快发展经济，扩大就业门路。凉山州涉毒人员大部分来自地方财政收入低、自给率严重不足的国家级贫困县。这些地区年人均收入只有600-700元（这一折算方式包括家中所有财物），老百姓生活极度贫困。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他们长期被拒之于现行教育体制发展的轨道以外，尤其是青年一代，不甘于重复选择祖辈们代代相沿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为了改变生活待遇和处境，又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门路，所以加入了“贩毒致富”的队伍。针对这一突出特点，国家有关部门应在筹集和引进资金等方面在政策上向凉山倾斜，为更多国内外慈善机构、友好人士等落实对口援助凉山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制定和落实宽松政策。在帮助发展贫困彝族地区的经济时，应坚决拆除当地一些土政策的关卡，只要是合法经营，都应给予大力支持。在各种经济项目建议中，应建立专项禁毒扶贫基金，优先满足最紧迫的地区。
4、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因毒品问题导致性病-艾滋病发病的彝族地区，教育应当有针对性地分为禁毒、防病宣传教育和学校内外文化知识教育两个部分。动用一切宣传媒体，如广播、影视、录音、讲座、座谈、简报、黑板等宣传毒品和疾病的危害，以及党和国家的禁毒防病方针政策、法规法令等；同时，推广彝族地区禁毒防病的成功经验。具体作法可以考虑：对待农民采用电视录像资料、电影和幻灯片，以及摄影和图片展览，并由工作队或宣讲团下村召开报告会或学习班；工作中，必须使用彝汉双语进行讲解；对待职工和干部，除了组织观看影视图像资料外，由单位、社区组织学习有关禁毒、防病方面的文件、书籍，集中开展禁毒、防病专题报告会等活动；对待青少年，即采用从小学到中学组织有关部门编写禁毒、防病读物等。
5、在毒品重灾区集中兴建戒毒劳教农场。建议将昭觉、美姑、布拖等地屡戒不止的吸毒人员集中起来，一方面，进行强制戒毒，另一方面，使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从事发展种植业或养殖业的活动。这样一来，其一，可通过参加生产劳动转变其注意力，分散其对毒品依赖性；其二，可减轻国家对这部分人员生活开支负担过重的压力；其三，可通过劳动所获，改善目前戒毒所工作人员和戒毒人员的生活待遇；其四，使戒毒人员能感受到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