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虎日”的戒毒模式有很强的文化自主性和组织性，那么人类学的方法是怎样介入其中的呢？
庄孔韶：在2002年的“虎日”仪式时，我们采取的是不干涉的态度，让头人自己做，我们在旁边观看。在取得多次成功后，我们开始推动政府参与，从而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它。比如我这个研究项目，我先让学生嘉日姆几先把预算做出来，提供一些经费给那些采取“虎日”方法禁毒的地区，然后政府介入运作，在恰当的时机我们便撤出来，让其自行运作。
“影视人类学”有个最核心的问题：片子拍给谁看？或者说受众是谁？非常明确，“虎日”就是拍给其他家支头人看的。其他家支头人在看了之后就会想：“别的家支可以戒毒，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就从人类学的学究式研究转向了应用。
《虎日》曾在丽江地区连续播放了一个星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联合国非常鼓励用民间的方法来戒毒，我们最近正在和国家卫生部、地方政府商讨，制订一个计划，在邻近家支推广这一戒毒模式。
早报：“虎日”戒毒模式主要依靠的是家支的力量，它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具有推广的意义？
庄孔韶：据统计，彝族人总共700万人，其中200万分布在我国大小凉山及其周边，500万分布在它的南部，并延伸至境外。而在大小凉山的200万彝人中，约有一半生活在家支传统较强的地方。如果在这100万人中推广开来的话，也是相当可观的覆盖面。而四川省内约有45%的HIV感染者分布在大凉山，如果这一地区戒毒成功的话，对于控制艾滋病的扩散也是十分有益的。
而云南和中南半岛的不少山地民族有着类似的宗教师和信仰制度，可以说，这一模式在我国西南边陲乃至整个中南半岛具有特别的示范与借鉴意义。
早报：“虎日”戒毒模式是否具有某种方法论上的意义呢？
庄孔韶：“虎日”模式目前是亚洲地区最成功的戒毒实践之一，这种人类学方法通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接，将习惯、道德、信仰、尊严、伦理等文化要素集结起来，使得吸毒者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人类在吸毒中的生物成瘾性。当科学手段面对生物成瘾性一筹莫展之际，它提供了另一种角度。我们与医生并不矛盾，好比两种商人各占市场，但医学的办法从古至今都有，但“虎日”模式是将古老的文化遗产调动起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具有独创性。
据我所知，后来也有一些其他的运用地方性文化的戒毒尝试。在城市里，也有各种可以开掘的力量。我举个例子，有一年我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了两次戒酒协会的活动，十余名戒酒成员每周二晚上聚会。聚会时他们总要站立围成一圈，手挽手，在全体诚信和认同的气氛中以精神相互鼓励。他们谈论“这星期你喝没喝酒，毅力怎么样？”结果发现，这种星期二制度容易在戒酒者中不时产生一定自律的反射：如果反悔了，在星期二的聚会上会颜面全无。长此以往，戒酒就有了效果。
早报：我了解到，现在有很多国际国内资金用来帮助防治艾滋病，你个人对此有何看法？
庄孔韶：“虎日”戒毒仪式起先属于我个人的研究项目，后来和艾滋病防治项目一同纳入了“中英政府性病与艾滋病防治项目”。该项目是由英国海外发展部提供资金，通过我国政府来推动进行的。我再与景军教授一同被邀请参与中期考核时，看到了几十个项目，并对其中不错的12个项目进行了评估，但真正优秀的项目并不多。
我个人觉得，现在全世界这么多资金流进来，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法来做的话，都是杯水车薪。很多的项目并不因地制宜，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在彝族地区用汉语来制作宣传卡，彝族同胞看不懂，可能随手就当作手纸用了。最关键的是，应避免形式主义的项目工作态度，要用相关学科理论指导项目，因为理论一旦转为应用性，会使更多的地方人民持久地受益，而不是项目基金结束，一切就停止了，我们中国的确需要持久性的项目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