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社区采取行动是全球控制HIV/AID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高危社区建立艾滋病控制的有效机制？怎样使本土资源和目标人群进入预防和关怀体系？是当前艾滋病防治策略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进入公共卫生领域并参与流行病防治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我们在凉山实施的“本土资源与弱势群体参与艾滋病防治的途径和模式”（中英项目）和“凉山腹心地区毒品和艾滋病社会控制行动”（世界银行小额赠款项目）是人类学在这一领域开展应用研究的典型个案。
两年来，我们在目标社区调查毒品泛滥与艾滋病传播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文化背景，探索将传统文化资源整合进现代疾病预防及关怀体系的方法和路径。组织和引导当地居民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行为干预和宣教活动。尝试通过为弱势群体赋权和改变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地位，从组织民间社会力量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入手，强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当地文化习俗、用民间艺术形式传播预防知识，并通过家支和宗教来干预青少年的高危行为。摸索出一套适合乡村社会文化特点的本土化防治模式。从而验证了“传统文化能够兼容现代性”这一理论假设。但是，由于体制障碍和认识误区，我们的经验和方法得不到广泛推广和应用。
一、课题研究背景
“自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AIDS）以来，艾滋病在我国目前已进入快速增长期，正在通过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感染人数急剧增加。截止2002年底，中国累计HIV感染者总数已达100万人，而且正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其流行速度之快居世界前列。卫生部《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的话, 到2010年中国将有1000万人感染艾滋病。因此，中国有可能出现HIV感染的爆发性流行” 。
疾病和健康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信仰和文化始终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面对艾滋病迅速扩散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清华大学的景军教授、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翁乃群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和张海洋教授等学界精英，以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为契机，直接参与到国家公共卫生政策的调整和艾滋病防治策略的研究中。他们还带动了一批人类学专业人员从事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分析和高危人群行为调查。艾滋病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多元多态，相互间的差异很大。而且，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不同阶层的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差异也越来越大。因此，艾滋病在具有不同行为特点的人群中传播的特征差别很大。这就要求艾滋病防治必须兼顾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行为主体。因此，针对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基础和行为特点探索并实施多样化的防治模式，是必然的选择。这就为人类学的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目前，人类学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式有四种：一是以政府部门或非政府机构聘请的专家、顾问身份，提供咨询意见、决策依据或参与项目设计和评估（景军 2001年）；二是开展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分析艾滋病在不同人群中传播的社会文化原因和高危人群的行为特点以及针对不同群体的防治策略（翁乃群 2002年）；三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社群中采取干预行动，提出具体操作的方法和路径，总结实践经验并加以推广（张海洋 侯远高 2003年）；四是用影视人类学的手段记录和演示具体的干预行为和方法（庄孔韶 ，2002年）。
本文要叙述的个案，是我们的课题组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实施的相关项目。自2002年以来，我们联合当地彝族学者在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和世界银行小额赠款项目的资助下，选择凉山州昭觉县竹核乡为目标社区，调查分析毒品与艾滋病传播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文化背景，探索将弱势群体、传统文化整合进现代疾病预防和关怀体系的路径和模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在田野调查和社会动员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及行为干预实验活动，完成了项目报告《凉山艾滋病问题的社会文化分析与本土化防治模式》。基于社区的艾滋病预防控制是全球艾滋病防治策略的核心理念，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经验模式。在中国，从社区入手开展综合防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国家正在规划建设100个综合防治示范区。因此，我们的经验认识不仅对边缘人群的生存和发展，对学科应用研究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国家全面推行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目标人群和社区疫情
目前，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相对集中于特定的区域和人群。所以，针对这些社群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行为特点进行专题研究并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是遏止流行趋势的关键环节。中国感染艾滋病最严重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河南的卖血人群，一个就是少数民族吸毒人群。河南的问题经过媒体的报道，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少数民族吸毒人群的高感染率及其对这些民族生存和发展造成的严重威胁还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掌握第一手资料，把问题揭示出来并加以客观科学的分析，使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和特殊性。根据哨点检测反馈的信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凉山彝族已经成为受艾滋病危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2-1地理：川滇大小凉山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北段，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之间。其东、西、南三面被金沙江环绕，北以大渡河为界，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境内河川密布、群峰耸峙，峡谷壁立，平均海拔2000—2500米，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自古既是凉山彝族割地称雄的场所，又因扼制安宁河谷而成为内地连接云南和西藏的交通要道。
2-2人文：中国彝族总人口2000年普查7，762，272人。凉山彝族概指彝族中操北部方言的群体。它是彝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支系。凉山彝族200多万人口除聚居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以及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外，还广泛分布于乐山、雅安、攀枝花、甘孜、迪庆、丽江、楚雄、昭通、大理、怒江等凉山周边地区。该族群内部相互联系紧密，文化同质性程度高，其语言、宗教、服饰、文化习俗、社会组织和生计方式基本相同。
2-3目标人群：1990年代以来，凉山彝族农村人口为摆脱贫困和争取发展机会而大量外流。但由于文化隔阂和社会歧视，这些外流人口不能顺利融入周边城市，因而大量分布在以成昆铁路为轴线的成都－峨眉山--雅安－西昌---攀枝花－昆明等地，成为西南地区城市流动人口中人数较多的特殊边缘群体。他们多数附城而居，以务农务工为业。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最初以盗窃抢劫为生。接触毒品后，他们又把毒品带回家乡，逐渐使凉山成为西南毒品运输的重要通道，也造成当地吸毒人口的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全州登记的吸毒人口已达8247人，性病艾滋病与此共生。
2-4凉山州疫情概述：1995年6月28 日，凉山首次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截止2001年底，全州累计发现HIV感染者715例. 已检测出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大多数为注射吸毒人员。仅有两例怀疑通过性传播。由于没有针对感染者子女做检测，所以母婴传播情况目前不明。也就是说，已经发现的感染者主要通过血液传播。吸毒人群HIV感染率高达36%，但这是检测对象集中于吸毒和献血人员的结果。2001年11月，全州在HIV高流行社区内对15-50岁的一般人群和高危人群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艾滋病流行在局部地区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有的乡村HIV感染率已达10%以上，HBV、HCV、TP的感染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凉山州已知HIV感染者占四川全省70%以上。
2-5疫情分布特点：凉山彝族自治州共有17个县市，其中北部9县是彝族人口高度密集地区。其中，彝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份如美姑达到96%，其他县一向不低于70%。本项目根据艾滋病在当地扩散程度的不同，把凉山彝族乡村社会分为流行社区、高危社区与一般社区三种类型。根据调查显示，吸贩毒最严重的地区往往就是艾滋病流行社区。
2-5-1流行社区：指分布在交通沿线的城镇附近，经济条件较好、交通便利、外来文化影响大，人口外流严重，青少年大多有吸毒经历的社区。凉山目前检测出来的艾滋病感染者主要分布在这类社区，如昭觉县的四开乡、竹核乡，还有布拖县的特木里镇等。此类社区约占凉山彝族社会10%。
2-5-2高危社区：是指交通信息相对便利，与外界联系多，外流人口较多，有部分青少年吸毒，已有感染者被发现并有艾滋病蔓延趋势的乡镇。如美姑县的大桥，普格县的拖木沟。此类社区约占凉山彝族社会的30%；
2-5-3一般社区：指那些外流人口不多，有个别吸毒人员，尚未发现感染者的边远乡村。此类社区约占凉山彝族社会的60%。
2-6项目目标社区：凉山州的昭觉和布拖是全州吸贩毒人口最密集的两个县，艾滋病在这两县部分乡镇中呈现流行趋势。因此，本课题组选择昭觉县竹核乡为典型目标社区。主要的调查和实践活动都在这里展开。竹核乡距县城13公里，面积62.19平方公里，是凉山腹心“十坝”之一，海拔1900米，平坝四周为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竹核地处交通要道，宜宾至西昌的公路横穿乡境。坝子边缘有两处温泉，分别称为大温泉和小温泉。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干部投资在泉边建有浴室、游泳池、凉亭、鱼塘等5家温泉渡假村和娱乐场所。过往行人都在这里洗浴、就餐、住宿和娱乐，成为全州著名的旅游、休闲渡假和餐饮娱乐之地。近年来，当地村民还利用温泉水养殖热带鱼。此外，该乡盛产石灰岩，全县效益最好的工业企业—昭觉水泥厂就建在山脚下。近年当地大修公路，水泥需求量大，日产可达100吨。因此，竹核乡是县里的工矿区和旅游开发区。
竹核坝有蜿蜒的溪水、高耸的白桦、金色的稻田、盛开的荞花、翠绿的松林，滚烫的泉水、香辣的罗非鱼、真诚的美酒和朴素的民风。这里的渡假村和休闲娱乐场所每天高朋满座。省州来视察的领导、县里的各级干部、有钱的工商业主是这里的常客。但在歌舞升平的掩盖下，当地彝族乡民却正在面对日益严重的疾病和死亡威胁。
目前竹核全乡辖8个村24个社，2120户，8573人，其中彝族人口8512人，汉族人口51人（多为干部、教师和医务人员），真正的汉人居民只有2户。全乡8个村民委员会中有4个村分布在竹核坝子，另有4个村散布在周围山上，最远的自然村距离乡政府14公里。
2-6-2吸贩毒情况：1980年代后期开始，竹核彝族青年开始到成都、攀枝花、昆明等地谋生。因为存在文化差异，他们到城市很难找到正当职业，就靠违法勾当谋生。高风险行为使他们精神高度紧张。吸毒是他们摆脱压力唯一有效办法。贩卖毒品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选择。大约到1992年，外流的人把当地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东西——海洛因带回家乡。在毒贩的诱导和山里人好奇心的驱使下，海洛因作为一种时尚消费品在彝族乡村流行起来。最先是男青年，接着中老年、少年、妇女也开始尝试。一些村寨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吸过。上瘾的人越来越多。瘾君子为获得毒资，花完积蓄，卖光家产后，加入外流行列。外流后，这些人有的以贩养吸，有的偷窃抢劫，有的贩卖人口，有的卖淫。那些在贫苦生活中挣扎尚未吸毒的人，面对贩毒高额利润，也不能无动于衷。留在村里的妇女们想方设法凑齐毒资，成群结队前往云南下关贩卖海洛因。贩毒女性中，孕期妇女较多。这是因为被抓的吸贩毒女性可以保外哺乳（花钱就能放回）。一些乡村干部、教师和医生也加入了贩毒队伍。竹核乡贸易公司一位经理，拿几十万公款贩毒，导致公司破产。短短几年，竹核平坝上的几个村几乎家家有人涉毒。1996年小温泉社78户中，有 74户家中有成员吸毒或参与贩毒。
多数吸毒人员长年在外不归，乡村干部既无办法监控，也掌握不了确切数字。大家都认为1995、1996、1997这三年是高峰，1998年后已经开始下降。下降的原因：一是当地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打击措施；二是各家支采取了干预行为；三是吸毒人员大量死亡(据说已有300多人死亡)；四是群众已经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加强了自我防范意识。
2-6-3性病流行情况: 竹核乡中心卫生院每个月治疗的性病仅有一、两例，但据该乡一家较大的私人诊所医生介绍，他们开业一年多以来治疗的性病已有400多例（患者包括片区8个乡）。这说明性病在当地农村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多发病。患者主要是经常外出的流动人员。乡村医院没有诊断性病的设备，医生只能凭经验诊断，而感染上性病的人，往往也不让医生检查病症，医生往往只是根据他们要求开的药或打的针推断可能是性病患者，治疗效果也无法评估。外流人员之所以回乡治病，是因为乡村医院治疗费用很低，花几十元就能够控制或治愈。在县市正规医院，同类治疗要花费数百上千元。
2-6-4艾滋病流行情况：竹核乡1997年发现2例HIV感染者；1998年11例，1999年6例，2000年8例，2001年4例，以上共计31人。其中男性30，女性1人。最小15岁，最大37岁。这些人分布在拖都、火洛、小温泉、大温泉、木渣洛、古拉莫、莫洛等7个村社。其中4人已经发病死亡，8人外流，4人劳教，5人失踪，在家的只有10人。他们有的是外地检测出来通知本县，多数为县检测哨点在戒毒所发现的。
2001年12月，在州里统一部署下，竹核乡3个村集中检测了1000人，对象是15至50岁的一般人群，结果又检测96个HIV感染者。这样，该乡陆续检测出来的艾滋病感染者就有127人（含死亡8人，未包括怀疑为艾滋病发病死亡的吸毒者）。另外，还查出一些人患性病、结核病和肺病。
表1：2001年竹核乡艾滋病感染者分布表（略）
三、导致彝族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行为、心理及其根源（略）
四、社会结构变迁与毒品伤害控制
由于对“三无盲流”人员实行强制收容和遣返政策以及农业生产季节性的劳动力需求，彝族外流人口不能长期稳定地生活在城市，而是不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周旋、游动，导致吸贩毒和性病艾滋病在人口输出比较多的乡村社区泛滥。因此，乡村社会体制能不能有效应对毒品伤害，保护社区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就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乡村社会是怎样组织和建构起来的？是什么机构和人员以什么方式管理和服务社群？有什么机制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冲突？这些都与毒品伤害控制有最直接的关联。事实上，50年来彝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社区毒品和疫病的控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但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社会存在另外一种二元性，而且是一种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层面的二元社会结构。从组织层面上讲：存在乡-村-社3级干部序列的基层政权系统（包括党、团、妇联）与社区长老—宗教领袖—家支头人—各房各户家长为序列的自组织系统；从文化层面上讲：一方是以乡村干部、教师、医护人员为代表的依靠国家资源从事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流文化（汉文化）系统；另一方是以村寨长老和宗教领袖为代表的依靠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维系传统生活方式的乡土文化（边缘化的彝文化）系统；从经济层面上讲：一方是依靠国家工资和补贴生活但从事农村工作的非农业人口，另一方是从事传统产业的农业人口。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结构是凉山彝族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两次巨大社会变革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产物。
4-1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凉山奴隶制度与鸦片种植：
4-1-1等级制度：1956年以前，凉山彝族由“兹莫（统治者）”、“黑彝（武士和头人）”、“白彝（平民）”、“阿加（安家奴隶）”、“呷西（家内奴隶）”五个等级构成。贵族、平民和奴隶各为种姓，实行等级内婚。其中黑彝占总人口的7%，白彝占53%，安家娃子占33%，锅庄娃子占7%。历史上凉山一直由“兹莫（后来的土司）”统治，明清时期，黑彝势力崛起，把兹莫土司赶出凉山腹地，自成贵族。白彝则沦为隶属民。奴隶通过战争、抢掠和人口贩卖从周边汉族地区得来。
4-1-2家支组织：家支（氏族和宗族）是凉山彝族的基本社会组织。它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外婚集团。每个家支都有从祖先开始世代相连的“父子连名系谱”。每个男子都要记忆和背诵自己的谱系，以明确自己的身份地位、责任义务和亲属网络。家支相对集中居住在若干自然村落。但大的家支可以分布很广，甚至遍及凉山各地。一般家支人数都有数千。黑彝与白彝各有家支。全凉山大约有一百多黑彝家支和近千个白彝家支。白彝隶属于黑彝，但黑彝家支之间互不统属，各有自己的领地。没有统一的政权机构，家支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地方政权组织的作用。每个家支都有大大小小的头人(苏易)，管理本家族事务，也协调处理家支间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
4-1-5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
凉山自近代以来就是中国西南著名的鸦片种植地区。民国时期，内地禁绝鸦片种植以后，半封闭半独立的凉山就成为内地鸦片的重要供应地。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的鸦片生产和贸易很发达，吸食鸦片的人也比较多。据竹核乡黑彝马家头人回忆：当地种植鸦片的历史有100多年。最早是从汉区传来，主要种在山上土质好的旱地里。因为当地经常有冤家械斗，不能形成鸦片市场，所以产品要通过金阳卖到云南，换枪支弹药。也有西昌汉族商人带上布匹和盐等生活必须品来换。当时的鸦片价格1锭白银（九两）只能换2两鸦片。不是每家都种鸦片，有好地和勤劳的人家种的多。马家就种得多。当时有50%的成年男子吸鸦片。
凉山的鸦片经济是在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由于鸦片是使用白银进行贸易的，为了换取白银并用白银购买枪支弹药和奴隶，以壮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黑彝集团不顾鸦片的社会危害，在统治范围内大力推行鸦片种植，不仅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奴隶大量种植鸦片，还鼓励隶属农户栽种。他们还与汉族地方势力相勾结，在凉山周边地区开辟鸦片贸易市场和奴隶交易市场。鸦片贸易使汉族地方的白银大量流入彝区，改变了长期以来彝族在双边贸易中的不利地位，避免了民国时期内地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对凉山的冲击。但是，武器的更新也使彝汉武装冲突和彝族内部的家支械斗迅速升级，大批彝汉群众被抢掠、贩卖为奴。而且，大量土地用于鸦片种植，传统农牧业的生产和经营遭受严重破坏，导致粮食不能自给，普通群众始终在饥饿线上挣扎。另外，因为吸食鸦片的人很多，破坏了彝族的人口素质，也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4-1-2集体化时期的无毒社会1952年10月1日凉山彝族自治区在昭觉成立，并陆续建立了12个县政府。先后动员数百个彝族头人在新政权任职。1956年凉山实行民主改革，宣布“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实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废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奴隶主的土地，并征收其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但是，奴隶主的其他财产依法予以保护”（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手册》）。那些反对废除奴隶制度，举行武装叛乱的奴隶主被镇压。
几乎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集体化运动也在彝族地区全面展开，形成了与内地相同的“政社合一”的体制。乡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过集体生活。人民公社成为乡村唯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家支头人受到打击，家支活动被明令禁止。在反对“封建迷信”的运动中，禁止彝族毕摩从事宗教活动，没收并烧毁彝文经书，禁止继续沿用习惯法处理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改革被认为是落后的风俗习惯。至此，凉山彝族固有的传统社会结构基本瓦解，其自身文化的内在活力完全被抑制住了。
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与社会在结构和功能上的高度同构，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利于调动一切社会资源进行社会改造。所以，在这一时期，凉山的禁毒工作和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传染病的防治取得了辉煌成果。鸦片禁绝了，天花、霍乱、性病、血吸虫、麻风病等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或被根除或被完全控制住了。健康状况的改善，使彝族人口迅速增长。
4-1-3双重社会结构的形成：
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乡民有了土地使用、生产经营、商品贸易、人口流动迁徙等权利。但作为代价，基层政权不再为乡民直接提供生产和生活保障。亲情和血缘纽带关系再次成为人们唯一可以直接依靠的力量。于是，家支活动又兴盛起来。家支作为凉山彝族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及沿用习惯法原则调处民间纠纷的传统得到恢复，社区的整合、乡民的社会保障仍然依赖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和民间社会力量。但恢复后的家支只负责民间事务，不干预地方政治。因此，基层政权仍然发挥主导作用。乡政府通过掌握的仍是社区权利中心，对社区公共事业具有决定权最广泛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但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凉山也出现了基层政权与家支制度相重合的现象。一些民选的村社干部往往同时是家支头人（或由家支推举出来担任公职的青年才俊或当地企业家，他们已经成为地方新权威，有些还直接当上家支头人）。也就是说，多数村社干部实际上多重身份。他们既秉承上级旨意按政策法规办事，又要根据习惯法调处家支和社区内部事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向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结构分化和整合转变。
1993年开始，一些居住高山的人又开始私种鸦片。1997年竹核乡某村就种植14亩鸦片；2001年昭觉县乌坡乡又发现有种鸦片的，种植者尚在押。据凉山州公安局统计，1995年至1999年，全州共铲除罂粟苗380万株。不过，据我们了解，当地彝族重新种鸦片的目的不是用于吸食也不提炼海洛因，而是为治疗疾病，或自己用或卖给他人。
2-2社区权威的影响力：彝族社区存在国家公职人员和民间社会权威两股精英力量。公职人员指乡镇干部、教师、医生和县政府其他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税务、邮政、信用社）工作人员。他们的人数一般在50--80之间，多数为大中专毕业。其中乡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是社区中最关键的人物。外人没有他们的支持配合和引介，就不能在乡村开展工作。但这些人工作在乡上，家属却在县城，服务几年都会返城。他们虽然从事与乡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却不能融人乡村社会。他们当中有事业心的人，往往以改造乡村社会为己任，因而是现代化的锋线人物。
民间社会精英有德古（长老）、苏易（头人）、毕摩（宗教祭师）、世袭贵族后裔（兹莫土司、黑彝）、村社干部、民营企业家、退休回乡干部、民间艺人等。这些人有的代表传统社会，也有人代表新兴的市场经济力量。
2-2-1德古：凉山彝族社区最具权威性的人物是“德古”，即汉族所谓“长老”。他们是社区事务的公共调解人。他们年长，辈份高，出身名门望族，有家支背景，熟知历史典故，通晓习惯法，了解各种案例，处事公道，社区信任度高。相邻社区和家支也经常邀请他去主持调解一些大的案件，其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可以超越本社区范围。
2-2-2头人：彝族由于人数众多，家支内部又分为“支”和“房”。家支是“家”和“支”的总称，“家”是指整个氏族（俗称家族），“支”是指家族内部的分支，支下还有房，房下才是家户。各房有各房的头人，各支有各支的头人，最后还有代表整个家族的头人。头人有大小之分，但都可以称为“苏易”。彝族家支头人并不世袭，也不出自选举，而是靠个人的品格、学识、才能、门第、财富、公益心和影响力自然形成。
2-2-3毕摩：毕摩是彝族知识精英。他们通晓古彝文经典，了解各家支谱系，熟知天文历法和历史掌故，会占卜和巫术，通过主持各种仪式活动，为他人治疗疾病排解忧患。他们每天走村串户，信息灵通，交往广泛，受人尊敬。毕摩一般是父子相传，需要7-8年时间的学习才能出师。另外，彝族中还有一种巫师，彝语称为“苏尼”，专职跳神、驱鬼、治病，苏尼不懂经典，也不是师承而来，多因患了某种疾病，神智恍惚，自以为有苏尼的灵魂附体，病愈后就可以进行宗教活动了。苏尼不会作大的法事，所以，宗教地位和社会声望均不如毕摩。
2-2-4兹莫后代及黑彝：兹莫是世袭贵族，民改后虽然丧失统治权力，但仍保持自己的尊严和荣誉。他们有显赫门第，强烈的社会发展意识，并在行为上严格自律，因而在社区享有最高的声望。兹莫人数极少，但内部认同感强，外部影响大，其作用不可忽视。黑彝是凉山统治阶级，亦被尊称贵族。其家支的头人一般担任德古，可以充当跨家支的社区调解人，受到各阶层尊重。黑彝家支的家规家教极严。其成员极少参与吸毒、贩毒和高危边缘活动。上述一个阶级两个阶层的情况足以说明传统社会地位和文化规范对凉山彝族的行为约束力之大。
2-2-5民营企业家：彝族民营企业家是彝族社会近10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个新阶层。他们的人数不多，但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传统文化薰陶下，他们注意把经济实力转化为社会影响，在社区扮演多种角色。在企业当老板，在家支当头人，在乡村当干部。竹核乡的阿牛麻里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是私营企业家，还是乡政府民选副乡长，兼任大温泉村党支部书记和阿牛家支头人。九口乡的马黑工人也是私营企业家，乡政府民选副乡长和马黑家支头人。近年来，这两个人还分别在当地发动家支开展禁毒活动。
2-3文化特点与自我教育形式
2-3-1语言文字：彝族自有语言文字。彝文有古彝文和规范彝文两种，古彝文为表意文字，只有毕摩使用，不在群众中通行。规范彝文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在国家支持下，于1981年推广的音节文字。它从老彝文中选取810个表意字符代表彝语中的不同音节，易学易用。目前凉山州的彝文出版物、学校双语教学和扫盲教育都用这种文字。彝族群众学习这种文字，通常用几个月时间就能掌握，甚至用于文学创作。所以，凉山懂规范彝文的人较多。但因出版物少，所以使用强度和范围还是不大。民改50年来，凉山彝族成年人虽然多少会些常用汉语，但听广播和看电视仍有困难。至于汉文，则只有中学以上学历的人才会。所以，任何针对彝族乡村群众的宣传教育都必须使用彝语彝文。
2-3-2民间文艺：凉山彝族具有浓厚文化积累，注重家庭和社区生活，民间文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口承文学有神话传说、史诗、歌谣、寓言、韵语、谚语、谜语及诵唱。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民间乐器有月琴、三弦、马布、口弦、胡芦笙、胡琴、唢呐、竹笛等，各种乐器都有其乐曲。乐曲的音调和结构相当稳定，能够独奏、合奏和伴舞。凉山彝族舞蹈也多，仅“达体舞”一项就有数十种套路和步法。彝族民歌有山歌、情歌、哭嫁歌、祭祀歌等，而且毕摩念经的腔调也类似吟唱。这一切，使凉山彝族村寨在节庆期间成为“酒的王国，歌的海洋”。彝族年轻人酷爱音乐，喜欢聚会，他们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喜欢自编自唱，在集市上你能够买到很多他们自己录制的彝族民歌磁带。
2-3-3民俗活动：彝族乡村每10天赶一集。逢集日，多数村民有事没事都到聚集，或贸易或消费或会友或者纯粹来看热闹，因此不论大小远近，凉山农村的集市上总能聚集数千人。所以，集日是开展各类宣传活动的极好时机，但彝族人忌讳在公开场合谈论性话题，所以在集市上直讲解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效果不佳，甚至引起群众唾弃。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用文艺节目传达禁毒和行为自律方面的内容。高寒山区冬季时间长达4-5个月，农民没有多少农事，所以结婚、过年、走亲戚、祭祀活动等都集中在这个季节。彝族最隆重的节日是每年11月的“彝族年”和6月的“火把节”，一般所有在外的家人都会赶回来过节，这些时候是对外流人口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机会。平时则应利用傍晚，彝族人围在火塘旁边喝酒聊天唱歌时，用文艺节目吸引他们，或者分开性别做宣传教育。
五、综合防治模式及其经验教训
我们的第三个目标是针对少数民族高危人群的行为特征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探索将弱势群体、传统文化整合进现代疾病预防和关怀体系的路径和模式，试验毒品伤害控制的本土化模式。
毒品和艾滋病在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中肆虐，说明它是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解决它的根本办法是为弱势群体赋权和改变少数民族的边缘处境。从人类学的观念和视角提出的主张，要被政府及卫生部门接受并加以推广应用，还需要拿出能够在操作层面上落实的具体办法和路径。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目标人群生命和健康的严重关切。我们认为应该在目标社区最终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毒品和艾滋病社会控制机制”，并推动卫生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在所有艾滋病疫情严重的社区逐步推广应用“竹核模式”。
为此，在中英项目结束以后，我们立即申请了世界银行小额赠款项目“凉山腹心地区毒品和艾滋病社会控制行动”。为了实施该项目，今年7月，我们又一次深入竹核，在区公委和片区8个乡政府的支持下，动员组织民间权威人员，改组成立了“竹核片区民间禁毒与艾滋病防治协会及8个乡分会”。以该协会为主体，在片区8个乡范围内全面实施毒品和艾滋病社会控制行动。尝试通过提高边缘和弱势人群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打击贩毒活动，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减少高危行为发生率，降低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
协会的主要任务：
一、 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国家有关禁毒的法律法规，宣传禁吸、禁种、禁贩、禁制“四禁”工作，宣传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创建“净土社区”的方针政策；让村民充分认识毒品的危害性，了解党和政府的禁毒决心，树立起“人人关心禁毒，个个参与禁毒”，“热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良好乡村风貌。
二、 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降低传染病危害。重点抓好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使乡村群众了解和掌握预防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减少和杜绝高危行为的发生。
三、 采取多种形式的禁毒行动。对本辖区的吸毒人员采取集中戒毒和家庭戒毒相结合的办法；组织吸毒和脱毒人员法制学习班；对学习帮教后仍不悔改的吸毒人员和劳教戒毒、强制戒毒后又复吸的人员送交公安机关处理；对有悔改表现的吸毒人员给予关心、鼓励和帮助；对劳教戒毒、强制戒毒出所人员采取结对帮教措施，防止复吸。
四、 成立“禁毒巡逻队”，组织会员守村护寨，不让毒品进入村寨，阻止本辖区人员涉毒，不让外来涉毒人员进入本辖区。发现、掌握毒品线索后，及时向公安机关及禁毒部门举报，并协助公安机关抓捕涉毒人员。
五、 结合彝族乡村社会文化特点，实行“家族连带责任制”。各乡分会与村寨内各家支头人签订责任书，各家家长与本家支头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其家庭和家族成员不参与贩毒和其它违法活动。如果发现家族内有人贩毒，不能隐瞒和包庇，必须及时举报，否则要追究全体家族成员的连带责任（罚款），以此强化集体约束力和责任心。对十五周岁以上的家族成员严加教育和管理，让他们充分认识毒品的危害和预防艾滋病的意义，使其不涉毒、不染毒、不违规、不违法。
六、 组织“艾滋病知识宣讲队”，深入各村社开展同伴教育活动（分性别），把艾滋病知识直接宣传到户到人，使十五周岁以上的村民都能够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七、 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组织各乡各村成立“禁毒与艾滋病防治文艺宣传队”，利用各种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发挥彝族语言文字的作用，收集和创作有关青少年行为教育题材的文艺节目，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宣教活动，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改变社会风气，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
八、 对艾滋病感染者的行为进行引导和教育，对生活困难的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庭给予关心帮助，保证他们在社区内能够正常稳定的生活。
九、 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及政法部门对辖区内的“三无”外流人员进行管理，结对帮助教育“三无”外流人员，使其安心生产，建设家国，不再盲目外流。
结束语
本项目是一个人类学应用研究课题。其经验和模式是在田野调查和宣教实践的基础上获得的。反映了彝族民间社会精英的自主意识和项目组成员的专业视角。这项研究传递给我们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边缘社会同样具有自我调适的内部社会结构和文化资源；二是个人和群体行为的改变必须建立在行为主体主观努力的基础之上。只有尊重当地人的主体性，发挥边缘和弱势人群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才可能消除群体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危机。因此，任何不顾当地社会文化条件的强制灌输和单靠外力推动的行为干预，都不可能有良好效果。
项目的关键环节是使边缘社会自我调适的内部机能做出适应性反应，依靠民间社会力量持续开展高危行为干预和宣传教育活动。并且，同本地以外的组织建立联系，推动政府部门工作，形成内外结合、全社会积极参与的艾滋病社会控制机制。
在社区采取行动是全球控制HIV/AID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高危社区建立艾滋病控制的有效机制？怎样使本土资源和目标人群进入预防和关怀体系？是当前艾滋病防治策略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进入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课题。本项目倡导的禁毒和艾滋病防治的本土化模式，不仅是药物依赖和艾滋病社会控制的新思路，也是通过实践证明可以广泛应用的典型事例。
另外，本项目实现了学科应用研究人员的角色转换，即从幕后走向前台，从收集决策参考的经验材料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转变为真正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实际操作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的全过程，把基于人类学的理念和视角提出的主张，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加以验证。
（200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