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关系到彝学发展的方向与前途，关系到建立彝学这门学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关系到中国彝学的特殊品格、旨趣、目的和结构体系。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是我们目前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所在。我希望彝学界的同仁们能够多考虑一些学科建设方面的问题，能够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逐步明确学科发展的长远方向，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历史责任，明确在目前阶段我们应当去做、而且条件也允许我们去做的各项具体任务，加强团结，同心协力，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彝学学科建设。在此，我想结合自己的体会，从中国彝学学科建设的定位、中国彝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彝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中国彝学与学术对话等方面，谈一谈我在中国彝学学科建设问题上的一些想法。许多看法并不成熟，对国内外彝学学术发展的观点，可能有的同志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我想正好借这个机会与大家进行交流，共同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通过交流与讨论，达成共识，以便携手合作把工作做得更好；即使达不成共识，“百家争鸣”也可以活跃学术气氛，开拓思路，对今后的学科发展也不无裨益。
一、中国彝学学科建设的定位
彝学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来讲，也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轨迹，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际性的彝学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学术史。正如大家所知，国际彝学研究滥觞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的半个多世纪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与国际藏学、蒙古学、纳西学、苗学、瑶学等学科并肩而立，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众多学者的瞩目。1995年第一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大学首举成功；1998年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在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胜利召开; 2000年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在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举行; 2001年国际彝学工作会议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 2004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将在法国巴黎举办。可以说彝学业已成为一门国际化的显学。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彝学研究始在科学意义上进入学科的建构，在学术走向上则由语言、文字、历史的研究渐进到彝族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而扩及到宏观的彝学理论探讨；九十年代以来，更多的本民族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与其他民族学者一道共同拓展，中国彝学也在更新自己的学术形态，朝着一门既体现中国彝族人文传统，又汲取世界先进人文理论的现代学科的方向发展。然而，彝学是否存在自身独特的学科体系？我们过去并没有从学术意识上来自觉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从理论上来这个问题。彝学的学科建设要从本民族社会与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人文传统特点的、系统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
中国彝学的学科建设怎样定位？根据国内外这门学科发展的趋势和祖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建立的中国彝学，概括地说，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人文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彝族人文特色的系统化的彝学。以下分述之: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虽然当今学界充溢着各种学派与思潮，各种理论与方法，其中不乏值得我们批判地予以借鉴和吸收；但是， 我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与唯物辨证法的基本原理。在彝学研究工作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也须放弃过去那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开放的学术体系，并根据新的现实和经过检验的科学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在治学与科研的过程中，应当结合自己的相关课题，重新阅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社会、历史和艺术、文学、宗教等问题的论述，对马恩关于民族、神话、史诗、宗教等方面的个别论述，本着熟读精思与联系实际的态度，从中学习经典作家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学习他们批判地吸收前人与同代人的理论与见解的方法，并体现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当今社会与学界如漫天飞絮一般充斥着矛盾和纷扰。身处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作为彝学研究者，既当深鄙“诡行以邀名，曲道以媚时”，也要清醒地进行独立思考，坚定地守持正确的信念。对待学术理想或价值问题，说到底是个人生观问题。我认为，应当以彝学研究为使命，沉潜于治学，针对个人应有的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平行学科与辅助学科知识比较薄弱的环节进行自觉的“补课”，有意识地深化自身的学术养成。每一位严谨的学者，都当在清峻的生活环境中保持一种平和的治学心态，不随俗流，不计名利得失，以庄重的学术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严肃的学术行为和严谨的学风文风，脚踏实地、专心致志地进行科研工作，方能捍卫学术尊严与职业道德。这是我在学科建设思考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基本态度。
（二）从实际出发
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学术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实证研究的精神， 从彝族社会现实出发，进行理论分析与探索，自觉地参与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事业与彝学学科建构之中。作为一个彝学研究者，首先要认识彝族社会。这个目标固然具体，但中国彝区之大，彝族历史之久，如何下手呢？我相信科学研究必须有可靠的资料为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出自自己的观察，所以要着重实地调查。我们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激烈和最巨大的社会文化变革，诚如费孝通先生指出:“我们的社会将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它在发生些什么变化？怎样变化？为什么这样变？这些都要探索，我们要勇于探索，新的东西要有新的认识，而新的认识来源于实际。”故而， 基于本土文化的彝学研究，应力求学以致用、“经世济民”，加强应用研究，在田野调查中贴近民众的生活实际，体察百姓的心理愿望，力所能及地为当地人民做些实事，这应当成为一种治学态度，也当成为一种学术取向。
（三） 具有中国彝族人文特色
“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学术上，不同国家的学术界对某种共同的人文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会有一定的共同点。大体上说，文化的交流，学术的对话，对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外在条件。但是，对任何一个民族的学术研究和对它的理论思考，中外学界乃至每一位学者都有自身的特定取向，不同的学者也都有自己的学术方向。学术研究由于学者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学术传统、社会制度、思维习惯和治学方法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国外彝学不是中国“土生土长”出来的，所以它的基本概念范畴、理论方法等都带有它所产生的西方社会及其学术传统、思想观念的深深痕迹。这些基本概念、思维方式与中国彝族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人文传统存在着距离。在这个方面，借鉴国外的彝学研究，如同人类学／民族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面临着从不同的“文化根基”上如何融汇贯通的问题。迄今为止，国际彝学依然处于学者个体化的微观研究，虽然大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趋势，但当代西方学者多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并未将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界定，或进行学理上的综合、系统的探讨。中国彝学则正在逐步建立起厚实的研究基础和日趋丰富的理论内涵，并在历史地形成自己的研究对象、基本范围、重点课题、结构形式、工作方法与范畴体系。所以中国彝学要发展，主要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中国彝学研究也应当具有中国特色，具体而言，也就是说在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要有自觉意识，自觉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彝学研究，体现出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
二、中国彝学的学术体系
一种学科的建立、发展，大都要形成一定的体系，尽管各个学科的体系有所不同。中国彝学作为一种多支系的族群文化传承，有着内在统一性与相对的稳定性，它虽然由各地方、各支系具体的人文事象及其历时性的发展所构成，而又决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一支系的文化传承或单一文化事象的发展变异的迭出与相加。因此， 中国彝学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民族资料的简单堆砌和文化事象的以事论事的汇编与沟联上，必须进一步去探究这些单个、局部的文化因子之间的人文贯串线索，藉以把握中国彝学的全局，建立起学科意义上的学术体系，即对中国彝学进行科学的建构与总结。而这种建构与总结必须实事求是地结合彝族本土文化，但又要超越纯粹经验的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关于中国彝学的学术体系， 我认为应该具备两个特点:第一是多支系的特点，第二是系统化的特点。
（一）多支系──彝学的人文品格
在东方文明的国度中，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富有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纵观横览，西南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当数彝族；分布最广的也是彝族；支系最多的仍然是彝族。历史的古远，支系的众多，塑造了彝族文化的深厚根基与宏富内涵；“大杂居、小聚居”的广阔分布又铸就了彝族文化的多元形态与差异格局。从社会形态的发展来说，直到解放前，彝族地区还同时存在着原始公社制残余和奴隶占有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诸种社会形态，可谓是一个社会发展史的天然博物馆；在婚姻形式上，既有原始社会的多种形式的自由婚恋方式，又有大小凉山奴隶制下严格的等级内婚、家支外婚与姑表优先婚，还有汉族化的封建婚姻。从文化类型上看，不同地域或不同支系的彝族文化也呈现出各具异彩、五色斑斓的丰富色调，既有纵贯魏晋至明清两千多年历史的古代诗学理论之荟萃，又有原始古拙、天真率直的神图、鬼板、泥塑等巫祭造型艺术之流存。因而，中国彝学研究应当将各支系的人文传统与文化现象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仅从彝族古籍文献的分类来看，如从地区角度分类有：⑴凉山文献；⑵滇南文献；（3）滇中文献；（4）滇东南文献；（5）滇东北文献；⑹黔水西文献；⑺黔水东文献；⑻黔乌撒文献；⑼广西文献。如按方言（支系）分类则有：⑴诺苏文献；⑵乌撒文献；（3）纳苏文献；（4）撒尼文献；（5）阿哲文献；⑹聂苏文献。不论是从地域或是从支系来进行划分，其间都有某种潜在的文化通衢，这便为我们引出了支系化的人文现象及其框架下的地域性特征。建立中国彝学的体系取决于中国彝族社会文化的实际，面对支系众多、分布广泛的彝族文化，我们还当看到彝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族群，其文化也有着一脉相承的总体特征，比如，“六祖分支”、“阿普笃慕”、“支格阿鲁”、“彝文文献”、“毕摩文化”与《指路经》都是超地域、超支系的共同文化特征，也是彝民族族体认同的文化标识。总之，在漫长的历史的进程中，彝民族创造和发展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与族群各支系的纷繁复杂和彝族文化的多元性相适应，在凉山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也存在着异常丰富的古今交融贯通、原始与现代杂揉并存的多元化人文现象，从地域性而言，义诺、圣乍、所地三个次方言区的文化流存，也表现出共性与特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异常丰富的研究泉源，在中国彝学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系统化──彝学的学科结构
系统化的彝学，也就是说，要建立中国彝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彝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从1934年杨成志先生的调查研究算起，虽然已有60年以上的历史， 已经出版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但是，对这门学科的整体结构及其体系作概括论述，尚未有人尝试过。如何建立中国彝学的学术根基即建立中国彝学的结构体系的问题，仅就我本人的看法，略作如下概括:
（1）本土文化研究
彝族本土社会各方面文化事象的调查探究，可分为综合的研究或单一的研究；整体的研究或局部的研究，概括的研究或个案的研究。本土文化研究还可以综合以下两种维度的探讨，即支系性、地域性的本土文化的探讨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探讨。
近年来，国际学界研究彝族的学者大都是人类学者，他们将彝学视作从属于文化人类学的“族群研究”的对象之一，所谓“彝学”也就是“彝族研究”，他们称中国境内的彝学研究者为“本土人类学者”。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国际彝学界的人类学者面临着如何与本土人类学者就彝族社会中发现的地方性、支系性的文化事实与一般文化人类学理论形成对话的问题，开始关注本土知识与人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国际彝学是对中国彝族社会及其人文类型的描述与解释，也形成了国际彝学人类学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中外彝学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彝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解释张力加以协调，因而人类学在彝学研究中的引进及其本土化的过程，在解决中国彝学研究自身的独特理论体系与一般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接轨问题上尚待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实际上，第一代运用严格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彝族社会进行研究的，并不是西方学者，而是从中国本土派往英美法学习社会科学的一批青年学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杨成志、林耀华等就是留学回国后，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较为完整地运用到彝族本土文化的观察与研究中，以他们的研究实践开创了人类学区域性分支学科中国彝学的先河。因而，就本土研究而言，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才是中国彝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现代科学相继传入中国本土，促使中国学界对各民族的研究实现了新的飞跃，这可谓是中国彝学的重要拓展阶段。当时的学界，由于借重于国外的学术渊源与传承各不相同（如就人类学而言，在英国为社会人类学，在美国为文化人类学，在法国为民族学），也由于从事彝族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海内外所接受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中国现代彝学研究就有了综合各家之长的多学科性质，代表性学者有杨成志（法国民族学）、丁文江（人文地理学）、徐益棠（社会学）、马学良（语言学）、林耀华（英国社会人类学）等人；而当时本民族学者的自观研究则以岭光电先生为代表。这样古老的彝族文献在其悠久的人文传统中由记录与论评进入了诸多学者的视野交接之中。各方学者也同时从事系统的调查和理论概括，运用社会─人文科学的方法（如历史地理法与比较研究法）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多方面地开拓了彝学的天地。我们彝族学者进行本土文化的自观研究有自身的优势:首先，本土文化研究者更易于把握社会与文化轨范与族群本身的生活方式的相关性；其次，只有在本土社会的透视中，彝学工作者才可能了解自己在文化本土中的社会角色，并给予自身一个贴切的社会定位。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研究本土文化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对于彝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仅就国内的彝学研究而言，八十年代已经有人提出应该讨论“彝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等问题，但学科问题迄今为止仍未得到充分重视，也没有形成科学的界定。当代中国彝学的勃兴，使这一学科有了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尤其是长时期以来中国彝学被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等传统分类研究所涵盖与概括的历史局限已被突破。但迄今为止，整个学科建构的进展现状确有待于迅速改进，尤其因为当前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单一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缺少纵向横向的联系与宏通的思考，这就必然要限制住研究者的视野，造成我们对彝学的观感上带有“见木不见林”的缺陷。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会迟滞整个中国彝学学科建设的步伐。怎样才能将世纪之交的中国彝学从百尺竿头上更推向前进呢？我认为，除了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各项专题性研究外，从学科建设的高度从总体结构上对这门学科的对象与任务作一番审视与阐述，为当前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彝学体系奠定理论基础，建构系统而全面的学科结构。
（2）彝学民族志学
即对本土文化进行共时性描述与阐释。彝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当借鉴人类学对小型社区或族群支系的透视以及对文化的整体观和制度关系分析的强调，通过对小型社会单位，比如一村一寨的透视性调查，深入到被研究者中，体会和理解民众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彝族学者在自观研究中要避免本身文化价值观和主观规范的制约，避免实地调查中“先入为主”的盲点，采用较为微观的的社会文化整体描写法，即“民族志学”的“厚描”法（即详细描述）。每一位从事彝学研究的工作者都应当掌握“民族志学”的方法，大家用科学的搜集、整理、表述、撰写的原则、观念和方法，来分头进行不同地域、不同支系的“厚描述”，这是中国彝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包括描述性、资料性、工具性的梳理与研究，尤其是文字表述方式上， 在描述过程中应该加强科学性，要用理论的思维去安排和叙述，使“民族志”的写作达到再现彝族人文精神与文化风貌的目标，为理论验证和比较分析提供详细、可靠的资料来源与实证价值。比如林耀华先生四十年代完成的《凉山夷家》，还有王昌富同志撰写的《凉山彝族礼俗》都是成功的“民族志学”研究范例（这方面的理论著述可参考美国人类学家戈尔兹的《文化的阐释》一书）。彝学民族志学包括描述、搜集、整理、分类、保存、使用与解释本土文化资料的原则与方法，逐步开展并完善彝学资料索引、目录提要、资料库、数据库的建设等工作环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掌握电脑民族志的统计、量化与分析方法等。
（3）彝学文献学
作为科学意义上的彝学，诚然是一门现代学科，其兴起与发展的历史仅有一百多年，虽然严格意义上的彝学研究发端于上个世纪下半叶，但作为这门学科的基础而言，可谓是“古已有之”，其建构形式即是考古材料与古籍文献资料。中国彝学的历时性研究，除了考古材料外，大都依据文献的文本分析，其主体大多由彝文古籍的史承杂纂所构成，同时也要参考汉文及其他民族文字的相关记载。尤其是围绕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这个宝藏，各方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大量的开发工作，无论在记录、整理、辑佚、选编、诂笺、考证、解析、评价或其他专题论说与阐发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浩繁。从学科意义上讲，彝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所蕴藏的极为宏富的文化史料与彝学资料，在保存和运用彝文化方面，形成了中国彝族独特的人文类型与人文传统。这一历史过程也可视作中国彝学的酝酿期与积淀期。其总体特征，我认为可以这样概括：我国古代的彝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族群迁徙、发展、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彝民族共同体文化的一些基本形态；同时由于毕摩思想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控制，彝文化表现了口传与书面的分野，以及阶级、阶层、支系、地域的差异。彝文化的总体趋向通过天文、伦理、历史、宗教、哲学、文学、语言等记录与评价活动揭示出来，彝文文献既有百科全书式的人文知识集萃，如贵州的《西南彝志》；也出现了专门化的编著，如凉山的《玛木特伊》（教育经典）等，其他散见的理论见解如诗学理论，也是各个历史时期族群文化思想史的一个部分。在祖国幅员辽阔的西南高地上很早就出现了彝族毕摩文化这座民族文化的巍巍山峰。毕摩执掌的彝族文献，无论就其历史渊源之深厚，其文化创造之灿烂，都堪称是西南少数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范型。作为自成一体、独具特色的书写文化传统，在自成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建构起了经籍宏富、体系博大、内涵深刻的精神文化体系，并以文字和口诵的形式获得广泛传播，产生了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故而，在独特的文化母体和宗教土壤中孕育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彝族毕摩经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品性，在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中具有重大的科研价值。当今，有学者提出了“彝文文献学”这一研究范畴，我认为是符合中国彝学的学术历史的。
（4） 彝学学术史
中国彝学的成长与发展，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运动与变化，构成了中国彝学研究的专门学及其学术史。一方面，文献记录与历史评价，阐述了彝族人文传承中的书面记录和口头传统的历史。它是长期地、稳定地存在于民族文化基础部分的族群生活文化史，以及对于这种人文传统的观念评价系统，包括对民众信仰习惯、口承文化、社会组织、农耕生产与带有精神特征的饮食居住、服饰姿态等行为的历史描述和历史见解，便构成了中国古代彝学独特的发展史迹和典型的流存表征。虽然历史上，毕摩知识阶层对彝族文化传承的记录、整理及论评，多采取直观印象式的表述，散见于史志杂乘等各类彝文经籍著述之中，难以给人完整的、系统的概念，也尚未进入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抽绎或概括阶段。但是，从中我们不但可以钩沉出中国彝文化的文献记录与历史评价，还可梳镂出各支系文化传承中的人文记录和文化活动的历史，从而探索出中国多民族文化体系中彝文化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与特征。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的彝学研究，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经过老一辈彝学研究者筚路褴褛的开拓，历经长时期的演进发展和几起几落的波折，如今已从复兴过渡到了学科建构的新的历史阶段。彝学学术史应该包括古代彝族知识分子对本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描述、总结和提炼，也包括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彝族研究者的分析与研究。世纪之交，我们应认真回顾中国彝学研究那源远流长的历史，总结和概括中国彝学的源流和历史发展，审思并观照其学术演进的主要特征和学术流变的主要脉络，才能对中国彝学所形成的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有比较确切的把握，也才谈得上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推陈出新。
（5） 彝学应用学
怎样治彝学而用之，使之成为“经世济民”之学，是当前应用彝学的重要课题。江泽民主席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从现在起到二○一○年，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因此，当前彝学研究的主要学术目标之一，应针对我国彝族地区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 并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朱槠基总理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为我们指出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需要抓好的五项主要工作：第一，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各具特色的民族地区经济；第三，切实抓好天然林保护工程与生态环境建设；第四，集中力量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第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据此，我们也可确立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中的彝学应用性课题，讨论中国彝学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现实性的学术课题。今天的时代主旋律是发展──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中国各族人民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趋势，更为中国彝学提出了一系列急迫的现实课题，诸如城乡发展、人口问题、生态环境、资源再生、可持续性发展、族际沟通、科技进步、民族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知识经济、旅游产业等等。
我认为彝学应用学研究应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追踪研究方法，其主要的学术思路即立足于本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注重定点实地调查与社区研究方法，具有将现实问题与学术问题结合起来的课题意识，同时引入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相结合，社区研究，类型比较与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过程观念与追踪考察研究相参照，注重运作过程和社会机制的研究等，并努力使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事业服务。可以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彝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也产生了不少新的识见。各方学者的努力和实践所引出的问题，有的还应继续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彝学的应用研究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中国彝学的研究方法
当前中国彝学的发展，就其学科建设的需要和自身的特定研究方法而言，我认为应当重视以下几个层面：
（一）实地调查与文献考察相结合
实地田野作业是彝学的基本方法。彝学的田野作业是运用实地考察方法，对各支系、各地区的民俗文化进行调查搜集与综合研究的重要手段，学者的研究资料应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实地考察，来源于亲身调查从通过访问、交谈、观察、勘测、体验等手段所取得的研究资料。彝学研究者都应该将实地田野调查放到学术研究的重要位置。在重视实地田野调查的同时，还应充分关注彝文文献的运用，不应割裂实地调查与古籍文献之间的关联。正如钟敬文教授所言，文献不是民族文化成绩的全部。但是，不妨把它看作整个文化发展的一种尺度。彝族古籍文献是包罗宏富、精华荟萃的巨大文库，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体系，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也难有与之并列者。将实地田野调查与古籍文献研究结合为一体，或钩沉辑佚，或博考旁搜，或贯古通今，或以俗证史，田野作业与古籍运用应成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用不悖的研究方法。
宗教是“古代风俗的贮藏库”（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这说明风俗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因此研究一个民族的风俗必须对该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一周密的调查。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期，国际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在云南彝区数年的实地调查中，从采风问俗入手，将实地调查与研究彝语和彝文经籍结合为一体，一是实地参加彝人的各种祭祀仪式，一是跟从彝族毕摩实地操作各种祭仪，并在仪式过程中深解各类彝经。这样不但加深了对彝经内容的理解，同时得知民间礼俗大多与宗教仪式有关；而且彝族传统文化事象、心理状态等，也莫不受宗教的影响和制约，莫不与其仪式生活息息相关。这样以来，他从日常生活与仪式生活中了解彝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日积月累，陆续完成了有关彝族礼俗各方面的真实记录，这就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的雏形，从中反映了他在调查研究与文献考察相参照的研究方面所走过的一段历程，这一实证性的研究典范也值得我们参照。要坚持以严肃审慎的态度，对古籍材料与调查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这是一种治学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的实践精神。
（二）参证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彝族文化的传统和品格，具体地反映在现今各支系动态播布的人文传统中，表明各地彝族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因此， 以民族志为资料确定文化、社会诸特征的空间分布，并以此为根据建立文化─传播圈，按一定地域或支系的文化特征，重构整个族群的文化史。由此，我们可以举少总多，再触类引申，从彝汉文文献典籍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事象来反观史载的彝族历史文化的渊流及其深蕴的远古文明之信息。比如，我们检索贵州古籍中的许多文化古制，在凉山的文化传承中至今还动态地沿传着、保存着。比如祭祖送灵，在彝族各支系的族群生活中都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事象，而且在各地的文化传统中积淀的远古人文信息最为厚重，如果要解释《指路经》与送灵归祖之古俗尚存而不废，就必须将参证研究与比较研究统合到一起。
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除了由其族群系统的本身探索外，还应当参证旁系的文化来进行研究；尤其是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态相近，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密切关系的各民族的文化，更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珍贵资料。此外，尤其与彝族接近的各兄弟民族中，很多古代礼制民俗也有相互的影响，有的还保存在现今的生活惯习中。故而我们从这些现实生活中研究古代民俗文化，可以得到许多实际的参证。马学良先生前些年曾写过《古礼新证》一文，便从西南兄弟民族中所调查的现行民俗与我国汉文记载中有关的几项礼俗进行过参证研究，如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的“椎牲”、“衅礼”、“社祭”、“祭礼割羊牲登其首”等等礼制，在西南诸多民族中的民俗生活中尚有保存，有足与古代民俗文化沟联参证之处。又如，依凭《路南彝族密枝节仪式歌译疏》（撒尼支系路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及其相关仪式活动，我们可以探究到彝族古代社祭与华夏古文化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这里也可引申出参证与比较相结合的一个研究个案。
（三） 周期调查与追踪研究相结合
我们需要强调严肃的田野工作态度与科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提倡周期调查与追踪研究的两相结合，这是当代彝学区别于早期彝学的重要特征。当前中国彝学的田野工作虽有一定的成绩与进步，但实地调查的力度显然与学科发展的要求仍有相当的距离，田野调查与追踪研究仍有存在着长期的脱节。我认为目前中国彝学的周期调查仍未得到重视（诚然经费缺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对于一个有志于彝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必须有从事长期田野工作的思想准备，同时也要重视科学的周期调查。
彝学者不论采取何种调查方法，不论服膺哪一学派的理论，在调查中都必须遵循周期调查的科学程序，确立自己调查工作的学术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周期性计划。我们知道，田野工作的特点是以参与观察为重要表征的。参与观察方法的重要指数则是调查者在定点调查地区的实地调查要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一般而言是一年，即调查者应在实地参与、观察与体验当地民众一年内因季节而异的生产生活、宗教仪式和节庆礼仪等民俗事象，并随时随地地注意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行为、礼节、方式以及心理状态、人际关系、社会互动等等方面的一切细节，才能真正地了解即一年之中随着季节、时序的变化，在人们生活中所形成的不同的民俗事象和文化传承，才能真正去研究当地民众思想与社区文化的实质。周期性田野作业只是实证研究中短期目标，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高度重视定点调查中的追踪研究，也就是说在周期性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必须根据本土文化客观存在的历时性变异与地域性变异建立一个长期追踪的研究目标，进而有计划地进行数年乃至十数年的定点调查与研究。比如，在义诺彝区，随着一年到头的季节变化，畜牧生产的发展，农作物的种植收获及人们生活愿望的心理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惯习，既是彝人关心生产、希冀人寿年丰的心意民俗的反映，同时也关系到农时、耕牧、天文、占候、卜吉凶、祈发展等一系列岁时民俗现象。如果不对这一彝区的民俗传承作周期性的实地调查，是很难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其本土文化中的年中行事、民众心理与民俗传承的系统与轨范的。而怎样正确评价这些仪式生活的现实作用，并因势利导地将其引入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值得彝学者进行追踪研究。
彝学研究者都当在科研工作中寻绎自己的治学方法与技术路线，并围绕自身的学术努力方向设计系统研究的科研框架，进而摸索并确立自己的一套基本研究方法，如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归纳、演绎与分析、综合相统一；鉴别与比较相兼顾；文本与仪式相参照。通常可采取课题设计、文献检索、卡片分类、田野作业及分步撰写的一系列步骤；选择山地彝族各支系中有代表性的山寨聚落作定点田野作业和实地追踪研究，根据田野调查所获取的原始材料和仪式背景结合彝文经籍文献的考察来进行学术研究；逐步形成针对彝学进行系统的、有步骤的、长远的专门研究计划，奠定个人的学术发展方向。
四、中国彝学与学术对话
彝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对象整体作各个部分、方面、环节、要素的纵向和横向的考察，或作表层结构的具体分析，或作深层结构的义理分析，或作整体结构的探究。诚然，中国彝学也同样处于理论建构阶段，诸多的学科建设问题恐未有人论及。在我们自身的学术实践进程中，只有不断地主动选择、吸收人类一切可能吸收的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成果，自我变异，不断更新自己的形式和内容，才能从学科建设上开创出新的领地。
（一）中国彝学的学术走向
中国彝学是中国民族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一方华野，也是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的热点。彝族儿女千百年来在西南中国这片富有古老文化、神奇传说、迷人的自然景观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传承和保留着古朴、宏富、独特的文化传统，创造了包括民俗、宗教、天文、星相、历法等人文传统在内的优秀的民族文化，故而彝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中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族群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瞩目。我相信川滇黔桂各方面的彝族学者，在当前实地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立足于国际彝学的整体观照，对彝族文化这笔宝贵的财富的学术价值进行宏观把握和细部探讨，运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对彝学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梳理、归纳、演绎、比较和分析，在彝族文化的调查和研究方面，必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人类文化研究必有所贡献。
彝学界的同仁应围绕学科建设达成基本的共识，推动彝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迄今为止， 川滇黔桂四省区都先后成立了本地的彝学研究组织和机构，各单位和有关高校及政府部门集中了彝学研究和教学的专门人才，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学者和人士对彝族问题素有研究；而且也形成了各省、地、州进行学术交流的优势。但彝学研究从整体的协作问题上来讲是相对后滞的，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纵向（各地方和国内外）或横向（各单位之间）的学术联系，也没有形成一股跨地区的、协同攻关的学术力量。基于此，我们都应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历史重责，逐步明确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以积极、主动的学术姿态进入自己的学术角色，重视整体观念和协作研究，扩大学术阵营，培养年轻一代的学术骨干，吸引致力于彝学研究的自愿加盟本会的学者和有关人士入围，形成一种跨单位、跨学科的彝学研究梯队，以共同的学术理想、学术实践为目标，以彝学领域中的学术课题为纽带，实现在各省、地、州， 乃至各县市、各单位彝族学者及研究彝学的汉族或他民族学者之间的横向学术联系，并将本地区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以纪要的形式及时向各省、地、州有关学术单位及国外彝学研究机构发布，推动中国彝学研究的发展和国际化趋势，发挥彝族学者的主体能动性，营造出中国彝学研究的整体态势。
中国彝学学科建设的宗旨应基本定位于：以振奋民族精神，弘扬彝族传统文化，研究彝学体系的总体建构为宗旨；以探索彝学研究新路，拓展彝学研究领域，侧重彝学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充实研究总体构架为己任；通过集思广益，实地田野调查，在广泛讨论中国彝学体系的理论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对彝学领域中的有关专题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论析和具体充分的探讨；并将讨论成果进行归纳、整理，形成本会纪要，进而扩大中国彝学的整体学术效应。彝学研究的中心主课题应针对彝学体系的建构和相关的理论问题，以及具体的彝学研究专题。我希望各位彝学学者围绕一个彝学主题进行长远的科研攻关，使中国彝学整体的学术框架和学者的学术专长、学术能力协调起来，以期取得最佳的学术效果。
时逢盛世，学科待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彝族地区的社会与文化正在逐步进入一个迅速变迁和飞跃发展的时代。值此世纪交替的历史时期，相对于中国彝学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相对于现代化建设所提出来的许多重大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来说，中国彝学目前的现状的确需要注重联系实际，强调实地调查，并通过追踪研究以深化对社会变迁的理解，深化对经济发展的应用性研究与文化流变的现实性研究。彝学研究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社会实际为研究对象，切合当前的现实要求，扎扎实实地研究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积极为州、市、县各级政府的科学决策出谋划策，使科研成果更加有利于应用于凉山社会的发展之中，以促进经济繁荣、民族团结、文化沟通作出贡献，将中国彝学事业推向21世纪，按十五大精神讲，就是要高举旗帜，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有所突破。
诚然，中国彝学的科研工作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应本着“精品意识”来要求自己，在既有的学术基础上深拓发展，虚心学习，矫过补正，不懈努力。作为一个彝学工作者，在很多时候都在文化的边缘地带经历着痛苦的选择。这种选择说穿了，就是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没有一个恰当的位置，在研究中就不会有自己的个色，同时也不能体察和把握好本民族文化的特质。作为一个彝学研究者，也应该成为一个本土人类学者。不论我们的研究课题是什么，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本土当是一个基本前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作为民族的一份子，学者有责任和使命，在自己的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放弃了自己的文化，摆脱了自己的根基，将一事无成。我并不反对世界主义者，也不想成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我想，人类性或普遍性不是抽象的，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对族群的文化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村落、小小山寨的深刻理解，也会具有人类性的。我们只有运用自己民族所特有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才能建立起一个属于我们的彝学研究世界。我们只有熟悉本民族的生活及文化，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真正把握到本民族的精神本质。因此，田野作业与文献研究仍然是我们坚持的学术路线。
（二）加强多边协作与学术交流
中国彝学是彝族各支系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彝族文化的高度凝聚，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宝库，在当代国际彝学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包括国内外、各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其学术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在各国学者的多方努力与合作研究中，彝学研究的多边协作与学术对话也取得了诸多的进展。1993─1996年由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与中国云南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的【汉族与周边诸民族的民俗宗教比较研究──纳西族?彝族与日本民俗宗教的比较考察】，集中日双方各方学者十数人为一体，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选择彝族、纳西族民俗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凉山美姑彝区和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作定点调查，此外还与日本的民俗宗教进行比较研究。从调查研究的规模和多学科学者的构成上看，这在国内外彝学研究领域也是史无前例的，堪称当代国际彝学研究领域中的一次盛举。因为这种中日各方学者通过学术联合和友好合作，携手进行实地的田野考察，实现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所提倡的“自观”研究与“他观”研究的结合，这种颇富特色的组合研究，无疑有利于彝学研究向深层次和多层面拓展。此外， 法国利氏学社亚洲研究部主任魏明德博士（Bnoit Vemander）与美姑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和凉山民族研究所合作， 采用科学的四行对译法， 翻译出版了大型彝文宗教文献《驱鬼经》的科学资料本， 对毕摩文化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汉族文化的逐步渗透，历史上彝族某些地区相对后滞的社会进程与文化发展状况也有日新月异的变迁。对此，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与凉山一些彝族学者开展合作， 针对民族关系与民族认同等课题，正在进行为期十年追踪调查研究，其方案或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赫瑞教授在凉山地区选择了三个处于不同经济环境的调查点，即在冕宁、盐源和美姑这三个县选择出典型的乡村作为田野调查的比较模型，进而对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变迁与现代化进程进行定点调查与追踪研究，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探究十年之中彝族社会与文化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与演变规律。作为该课题的一个构成部分，由郝瑞教授策划的彝族文化展览【高山图式──中国凉山诺苏文化之传承】已于2000年3月至9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尔克自然史文化博物馆成功举办，这对国际彝学研究乃至当代人类学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德国杜易斯堡大学托马斯?海博乐（Thomas Hebere）教授与凉山州民族研究所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学者进行合作，中心课题是凉山彝族个体私营企业家的调查与研究，这无疑也将促进国际彝学的发展。
上述研究个案，皆是近年来中外彝学界成功的合作研究范例。可以展望，当代中国彝学研究正在进一步地走向世界，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大环境下必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三） 营造学术对话的氛围
我希望各方学者继续拓展多边合作的调查研究，更希望凉山彝学界在已有的合作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充分的学术对话。对话是当代人类学所提倡的一种学术精神，我认为对话也应成为彝学的一个传统，对话也将成为彝学界学术交流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彝学对话可针对不同的学术观点、材料、方法进行讨论、争议、综述，以形成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持续性的学术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彝学者之间在对话的过程中，在彝学理论观点上可以进行争议，在材料上可以相互讨论、借鉴，在田野作业方法上可以相互交流。学术对话的目的是促进学术研究的展开和进一步深入。学术对话以表达方式分类为口头对话与书面对话。口头对话主要是采取举行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和非正式讨论等方式进行。书面对话是用文字的形式进行对话，在学术研究中是一种很有份量的对话形式。彝学的报刊、杂志都应有积极引导对话的取向，即彝学刊物应在所开辟栏目中引导对话，在录用论文的标准上应充分衡量论文是否具有参与对话的水准。此外彝学界对学者的评价也与对话有关。开拓性的彝学研究应跳出原有的理论框架，开辟新的领域，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到学科建构的理论体系中去对话，在更高的学术层次上达到对话的目的。
故而，彝学研究者之间要加强对话，倡导学术争鸣与学术批评的规范与公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从事彝学研究的人都能够从对话中有所收获，中国彝学也将从各国各方学者的对话中明确发展方向，取长补短，突破国别乃至门户之见所囿（有的学术探讨已经超越了正常学术交流、平等对话的学术氛围）。国际彝学研究的多边协作与学术对话，将有助于正确认识彝学研究的价值与地位，对充实与完善国际彝学的交流，为建构和发展彝学研究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参照产生学术上的助益作用。
世纪之交，我真诚地期望中国彝学研究有长足的发展，从国内走向世界，使彝学研究真正同国外学界广泛接轨，从而实现彝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同时，我也期望川滇黔桂四省区的学者不断加强多边协作与学术对话，为彝学研究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可以展望，只要我们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下，与各兄弟民族一道共同繁荣祖国的文化与学术，又有各方学者的携手努力、共同探索，中国彝学研究将进一步走向深入，我们就能再创21世纪彝学研究的辉煌！
＊ 注：本文系一九九九年八月滇川黔桂彝学联谊会第三次会议论文，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稿，二零零二年三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