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甸境内马厂、野石新时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考察看，鲁甸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活动。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春秋战国时代，杜宇氏族的兴起，并开始了矿业的开发；汉代对“朱提银”的开采、冶炼，使之成为有较高价值的特有货币，在全国流通，创下古朱提银的辉煌篇章而载入中国金融史册。因鲁甸境内朱提山出善银，而命名为朱提银，又因朱提银，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朱提郡、朱提县。这一名称历经880余年。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被乌蒙（昭通）、小乌蒙（鲁甸）所取代。乌蒙这一名称历经990余年。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改土归流”后，乌蒙被昭通取代，小乌蒙被鲁甸取代，置鲁甸厅；民国2年（公元1913年），改厅为县；鲁甸这一名称至今270余年，其间虽小有变化，仍以鲁甸命名。

   一、新时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

   根据境内马厂、野石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鲁甸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活动。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劳动工具先是用天然的石头制成。这种主要使用石制工具的时代，考古学上称为“石器时代”。又根据发现的不同石制工具及有关的活动遗址来划分不同的发展阶段。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旧石器时代”；把掌握磨制加工石器阶段叫“新石器时代”。从马厂、野石出土的文物分析研究看，鲁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4000年前，已有人类居住,并形成村落。

   马厂遗址位于鲁甸县城东北部约5公里的茨院乡葫芦口村，面积约10万平方米。1954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到昭通普查时发现。1980年3月，省、地有关部门再次对遗址进行调查并试掘。1982年文物普查时又作进一步调查，经省、地文物部门和有关专家多次考察鉴定，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村落遗址，距今约4000余年。遗址在马厂营头，村子在一小丘陵上，小丘高出地面3～5米，四周地形低洼，形成一片天然的沼泽。文化层主要分布在东、南、西三面，土丘边缘接海子一带，以西面文化层最厚，达1.3米，并分上下两层，上层为褐红色，下层为深灰色，均含红烧土块、木炭屑和陶片。出土物有陶罐、陶瓶、陶碗、陶钵、陶勺、陶片、石奔、石刀、石斧等，属生产工具，石质坚硬，磨光技术和钻孔技术精良。另出土铜斧、铜剑各1件，器形古朴，制作粗放。遗址面积大，内涵丰富，文化层较厚，保存较完好，周围环境优美。

   野石山遗址位于文屏镇普芝噜村野石，距县城4公里。长期以来，当地村民在田间地头耕作中常常会从地里挖出陶片、陶罐等物。1982年文物普查时，文物工作者通过考察，初步确认是一处规模较大，文化层较深，内涵丰富，破坏较轻的村落遗址。2002年4月5日至6月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市文物管理所、鲁甸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野石山遗址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田野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区位于遗址标志碑西北部，发掘采用探方方法进行，共布5×5平方米的探方17个，发掘面积425平方米，地层堆积共五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扰土层；第三层为灰黑土层，内含大量陶片、陶器和石器等物；第四层为红褐色土；第五层为纯净黄褐色土，再往下便是生土。清理发掘简易陶窑1座，灰坑2个，柱洞20个。出土的文物主要是陶器、石器和铜器，陶器以夹沙黑陶、灰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黄褐陶、红褐陶及个别灰白陶，器物多为素面，发现的纹饰有绳纹、戳印纹、刻画纹、压印的旋纹和轮制旋纹。可辨器形有罐、壶、杯、碗、盆等。其中以罐的形制为多，陶纺轮出土较多，共有116件。石器主要有斧、石奔、刀、箭、石簇等。这次发掘共出土器物369件，陶片400袋，其中陶器252件，石器100件，铜器13件，骨1件，矿渣1件，树皮制品1件，铁器1件。考古发掘取得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在探方地层里发现大量器形相对完整的陶器，这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考古发掘中也是相当罕见的。二是文物考古工作者普遍认为：野石山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一遗址至少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器时代。据对出土物的标本分析所做碳-14测定，相对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遗址分布面积将近50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3～1.7米，遗址平面分布形状略呈长方形，遗址西面靠山，东为田地，交通便利，自然地理条件较好。

   从已发掘出土的文物看，鲁甸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进入到铜、石器并用时代，主要以马厂遗址中出土的铜斧、铜剑为代表，约在商末、西周初期。据范文钟先生考证：昭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铜、石器并用时代，出土的若干铜器足以证明。青铜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以显示威严与地位的礼器，也是他们使用于战争的武器和生活、饮食器具。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的铜制文物，早在战国、秦汉时代，“朱提”、“堂狼”（云南高原及滇东北）即今鲁甸、巧家、东川等地为重要的银、铜产地。

   二、春秋战国时代杜宇氏族的兴起

   关于杜宇氏族的说法有多种，一些问题尚有争议。但从有关史籍和考古中确定，杜宇就是朱提人。又据有关专家考察证实，与鲁甸现有的地名应证，杜宇氏族最早就居住在今鲁甸野石，并与彝族的共祖笃慕是同一人。

   首先，从有关古籍书中看：据西汉杨雄《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本蜀论》说：“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梁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四川通史》（1993年版）将《蜀王本纪》的“从天堕”解为“蜀国以外”，并以“止朱提”释为“来源于朱提”，肯定杜宇就是朱提人。刘少匆在《三星堆文化探秘》中说：“古人对天上山上，有同义之意。神仙们生活在天上，实则生活在山上。……所以，从天堕，当作从山上下解。”从古籍中寻其迹，得出结论，杜宇与梁利皆为朱提人，各为一部落。杜宇氏族与梁利氏族通婚，标志着两个氏族联合，以杜宇氏族为主，从朱提山下到成都平原。经过征战，在杜宇的带领下战胜了其他部族，强盛起来，统治蜀地其他部族，取得了蜀地的统治权。

   其次，从“野石山新时期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看：野石山与“三星堆”有密切的联系。2002年4月，云南省文物部门组成专家队在野石山进行了小面积发掘，仅在425平方米的面积，就发掘出许多远古时期的石器、陶器和青铜器，其中有鸟形模样，与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07年12月，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及“三星堆”博物馆联合组成“寻访南丝路，探秘三星堆”考察团到鲁甸，先后到野石山、乐马厂等地进行察看，并详细察看鲁甸文管所馆藏出土文物，他们对鲁甸野石山出土的少量青铜器很感兴趣。“三星堆”博物馆馆长肖先进先生说：“终于在昭通（鲁甸）看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子。”

   再次，从鲁甸现存的彝语地名看：鲁甸是彝族的祖先居住之地。2008年7月29日，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沙马拉毅一行到鲁甸“寻根访祖”，考察探寻杜宇与朱提山的历史渊源。在考察鲁甸野石山古文化遗址后，与昭通市、鲁甸县彝学会有关人员一起，对当地的彝语地名进行认真分析，他说：“野石”从彝语语音看，应是“水边”的意思，“普芝噜”（野石山附近）在彝语语音中应是“祖先居住的地方”。在春秋时期，野石山正处在“千顷池”畔，普芝噜与野石紧紧相连，从出土的文物看，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沙拉马毅高兴地说：通过这次考察，可以说我们这次“寻根访祖”已经有了收获，普芝噜就是彝族祖先居住的地方，是彝族的发祥地。可以说杜宇就出生在鲁甸。

   又据陈英在《笃慕――杜宇》中说：“就笃慕与杜宇的祖源、身世及部族源流作比较分析,感到彝、汉古籍记载的笃慕……和杜宇,就是指的一个人。”易谋远在《彝族史要》中也说：“笃慕，我们疑他即是春秋中期的蜀帝杜宇。这不仅因为笃米的‘米’与杜宇的‘宇’是韵通转，笃慕的‘慕’与杜宇的‘杜’音很近；并且，按贵州水西安氏谱系估算，笃慕生活的年代与杜宇所处的春秋时代相近，尤其是在同一蜀地上，均因为首促进当地进入文明时代而得以彪炳史册的人物，这很可能指的是同一个人。”街顺宝在《夜郎庄乔与笃慕》中经过分析对照《元史·地理志》、《华阳国志》、《西南彝志》说：“但这些材料说，六祖分支之前，六祖及笃慕及其先人并没有到过后来迁到的这些地方，武、乍之来，是第一次经营，攻城掠地才得扩展势力，说明笃慕遇洪水而自滇池地区逃难的传说不可靠，笃慕只能由蜀而来，而笃慕也即杜宇，两人的许多经历都很相近，有人说二人为同一人，不无道理。”由此印证了杜宇与笃慕就是同一个人。

   三、汉代已开采冶炼朱提银

   朱提银矿的开采冶炼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从境内马厂遗址中出土的文物青铜器铜斧足以证明。汉代境内朱提山即已有银矿的开采，品质优良，称朱提银。应该说朱提银的开采冶炼，起于春秋战国，兴起于汉代，隆盛于清朝。

   “朱提”是昭通的古地名。按《汉志》颜注引苏林载：“朱音铢，提音时。”《爨龙颜碑阴》亦说：“朱提”一般按古代地名的特殊读音，应读为“殊实”。还有一种说法：“朱提”一名是分别由两个上古时期汉语的通假单字构成，其义为美好之语。范文钟先生释为：“朱提山为美丽飞驰的群山，先有山名，古产银，故又称银为‘朱提’”。按刘平轩：“朱提音义考”朱提银产于朱提山，如是，朱提山就可释为美丽飞驰的群山。朱提山是秀美挺拔，飘逸如飞的群山形象。

    “朱提”的读音在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一书中标注为：“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昭通。……境内有朱提山，产银多而美，后世因以朱提为高质银的代称。”“朱提”一词的出现，最早出现于西汉杨雄《蜀王本记》：“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书中所描述的是春秋时期之事。从“朱提”的读音看，是从本土先民“僰人”（或彝族）语音演化而来。在鲁甸境内，至今还存在不少土著民族语地名，如“啰章嘎”、“普芝噜”、“阿噜伯”、“查拉”、“穑滴海”等。这些地名都是用汉语语音移植的字面，难于用汉语语言解释其真正含义。

   据《水经注·若水》载：“朱提，山名也。在（朱提）县西南。县以氏焉。”《汉志》朱提县云：“（朱提）山出银。”《续汉志》朱提县亦云：“（朱提）山出银、铜。”由此可知，“朱提”一名源于朱提山。朱提山所产白银质优天下，所以朱提曾为白银的代称。鲁甸县龙头山境内历史上有朱提乡、朱提小学之称。发源于猫猫山（古朱提山）山麓黄泥寨的鲁甸龙树河，下游至昭通称洒渔河，至大关、盐津称关河，至水富称横江注入金沙江，因发源于朱提山，史称“朱提江”。因朱提山出善银，称“朱提银”。因产“朱提银”，汉时，在今昭通、鲁甸一带设“朱提县”、“朱提郡”。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由于封建王朝忙于削平内地割据势力，无暇顾及边疆。至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位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以打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今四川省南部和云南省东北部置益州辖犍为郡，领朱提等12县，鲁甸属朱提县辖地。同年，汉武帝又派唐蒙前往番禺（今广州）打开通往南越的交通道路，并招降南越，并设置犍为郡；后又派人修筑从僰道经朱提到牂牁江的道路，沿途设置邮亭。史称这条道路为“南夷道。”因昭通汉时称“朱提”，故又称“朱提道”。“朱提道”的开通，进一步扩大了汉朝的疆域，同时也促进了朱提地区的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为鲁甸境内朱提山银矿的开发、冶炼、利用提供了条件，也为“白银之乡”、“朱提银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王莽时期，建国二年（公元10年），进行货币改革，将全国通用货币分为金、银、龟、贝、钱等品，名叫“宝货”。其中银货币属于二品，按当时与钱的比值，银货以重八两为一流，值小钱一千铢；但因朱提银成色好，含纯银比重大，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铢，其比质值高于其他银货币的比质50％以上。朱提成为朝廷铸造银币的地方，产量高，成色名列全国之冠，冶炼技术精湛，与汉嘉金齐名。西汉、东汉时，社会政治情况，相对处于较稳定的时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朱提银的开采、利用，处于兴盛时期。

   蜀汉时，朱提银的开采、利用逐渐处于衰退时期，《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书说：“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晋时，处于没落状态。正如魏宏在《南中志》中说：“（朱提山）旧有银窟数处”。

   乐马厂银矿位于境内龙头山镇朱提山下，在鲁甸县城西南40公里的八宝村。其山脉走向，自大水井，沿牛栏江，经老君山、水口坳、新营盘、紧风口、三道箐、大梁子、轿顶山、猫猫山、火干梁子、干沟梁子，直伸昭阳区大山包和永善县五莲峰，长梁子为朱提山主脉。主要矿区有大佛山、老君山、金钟山、五台山、营盘山、黄矿山、照壁山、观音山、青龙山、仙人岩、红石岩，西瓜地、萝卜地。当地有：“大佛巍魏体至尊，仙人洞里方修成。五台营盘青龙现，一堵照壁朝老君。萝卜西瓜观音种，红岩黄矿地内存。一片金钟打得响，龙头摆尾奔天生”之说。以老君山为中心的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其矿洞有天成洞、万昌洞、挡阳洞、大有洞、福禄洞、长发洞、狮子莲花洞、金马洞、元宝洞、天生洞、清焦洞、转龙洞、太阳洞、倒油洞、凉风洞、白马洞、玉龙洞、元龙洞、雷神洞、四合洞、挖口洞、黑风洞、三阳洞、四新洞、上八洞、下八洞、狗洞、水血洞等30多个。洞深几百米至上千米，里面多有岔洞和配风巷。在观音洞、狮子莲花洞等大洞里，还设有办案的“官坊”和赶集的“豆花铺、草鞋铺”及唱戏的“闹堂”等。清乾嘉鼎盛时期，云集10万多人开采，年产银50万两，额铜1800公斤。当时，整个乐马厂矿区，大小矿洞满山，冶炼大土炉48个，炉火通明。道路四通八达，纵横数十里，从矿区至县城相距40公里，一路檐灯高挂，昼夜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繁盛冠于各县，狮子、莲花、福禄、朝阳四洞，名溢海宇。士子之北京会试，至卢沟桥手摩全国府县题名刻石，‘鲁甸’二字为之陷落，其盛名可知。” 考中即将外放的官员，都想来昭通鲁甸过一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瘾。整个矿区，大小矿洞星罗棋布，众多炼炉火光熊熊，热闹持续半个多世纪，使“鲁甸”名播中原。乐马厂大旺，新建了一批工矿集镇，以龙泉中心集镇为主，分别建了乐马厂集镇两条街，多为铺面，经营商业，各省会馆林立；水口坳集镇长达3里；龙泉中心集镇街道30余条，还有三官庙、财神庙、川主庙、关帝庙、清真寺、观音寺、大佛寺等建筑群。由于矿山工人和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上升，对外地各种商品的消费能力激增，遂使昭通府城成为万商云集之地，促进了昭通、鲁甸和邻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今宜宾）”成为乾嘉时期昭通工商业发达的真实写照。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乐马厂银矿逐渐萧条。历经晚清和民国，鲁甸失去了曾有的辉煌。留给鲁甸人民无限遐想，激励着后人不断探索，并期盼乐马厂银矿再度辉煌。

   四、纷繁的三国两晋南北隋时期

   东汉末年战乱后，中国出现了魏、蜀、吴3个政权。刘备在成都建立政权后，开始对南中各郡进行统治。刘备采取稳进南中的方针、策略，首先选择朱提为据点，为蜀国军资供应地之一。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所编的《话蜀汉》中载：刘备夺取四川之初，由于财政困难，曾充分利用朱提山的银矿资源“铸造直百五铢，调整物价，设立农市，增加税收”以达到“府库充实”。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犍为属国改为朱提郡，属庲降都督辖地，领朱提、汉阳、南广（今盐津）、堂琅、南昌（今镇雄、威信、贵州赫章一带）5县，以朱提县（今昭阳区）为郡治。境内属朱提郡朱提县辖地。蜀汉延熙元年（公元238年），从朱提郡中划出部分境域，即今镇雄、盐津、威信，四川珙县、兴文，贵州赫章、水城一带设南广郡。辖南广、南昌县。鲁甸仍属朱提县辖地。

   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改国号为晋，称晋武帝，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地方政权建置为州、郡、县三级。《晋书·地理志》载：朱提郡统辖5县，朱提县为郡驻地（今昭阳区、鲁甸县）。《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在南中设宁州，统辖7郡（后为8郡），境内仍属朱提郡朱提县。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政权，史称东晋。这一时期比较混乱。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由于晋王朝及宁州剌史王逊在宁州、南中对“夷族”中的贵族分子的镇压，所以“犍为太守朱提大姓雷诏、流民阴贲、平乐太守董霸等，破牂牁、平夷、南广，北降李雄（成国帝）；建宁爨量与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懂，保兴古盘以叛。”各少数民族上层乘机起兵，各自为政。全国已陷入混乱分裂的割据状态。

   从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到隋统一的170年间，全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南北朝南齐时，分置南、北、东朱提3郡。南朱提辖朱提、汉阳、堂琅、南秦4县，鲁甸属南朱提县辖地。北朱提辖河阳（今永善、绥江）、义城，东朱提辖今贵州水城、毕节、赫章、威宁。北周武帝保定二年（公元526年），在南宁州东北部分置恭州，鲁甸属恭州辖地。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因战争饥荒大量死亡，流离失所，南丝绸之路时通、时断，及不正常。

   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王朝，并于公元589年灭了南朝政权，统一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设恭州、协州，属南宁州总管府，恭州辖今永善、昭阳、鲁甸、巧家、会泽、东川，协州辖今镇雄、彝良及贵州威宁。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爨氏攻陷恭州，隋王朝废恭州入开边县，鲁甸属开边县。

   五、漫长的唐宋元明时期

   公元617年，李渊夺取了隋朝政权，建立了唐王朝。继承隋朝时期统一的局面，所置州、县仍以部落为基础。在朱提地区复置恭州，后分曲州、靖州、协州。昭通鲁甸一带居住民为“乌蛮”。系从“叟”、“昆明”族中分化而来。《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叟即叟夷。

   “乌蒙”一名是彝族先民首领的人名。最早出现“乌蒙”一词的是明朝《大明志》载：“乌蒙府为古名窦地甸。唐朝时乌蛮仲牟由之裔阿统者始迁于此甸，至十一世始强，为乌蒙部，宋封阿杓为乌蒙王。”李正清先生在《乌蒙试解》一文中考释为：“蒙夔”是“乌蒙”变音而来的。乌蛮仲牟由之裔唐时阿统及阿猛，宋时之阿杓等，考之古音：“阿”、“乌”两个音节声母相近。而在彝语中“乌”或“阿”义为首领，“谋”在现代昭通语言中，仍读为“蒙”，即“蒙山”、“蒙夔”的“蒙”。因此，“阿统”、“阿谋”、“阿杓”等，为“蒙地”首领的意思。唐、宋时，封建王朝为了表示对彝族先民首领的信赖，将地方之名随人转，将名命为“乌蒙”。《寰宇通志》在“乌蒙府”条说：“乌蒙乃其酋长之祖名，历代相承有其地。”将所居住及管辖的山区亦随人名转称“乌蒙山”。“乌蒙”一词，在彝语中为“美丽、富饶”、“盛开的山花”之意。

   《新唐书·南蛮传》、樊绰《云南志》载：北部的“乌蛮”与东部的“乌蛮”中的东北部一片相连。属于东部乌蛮部分，其中又分七部落。即：一曰阿芋路，今昭阳、鲁甸一带；二曰阿猛，今巧家一带；三曰夔山，今昭鲁至会泽一带；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两者在今会泽、宣威、威宁一带；六曰磨殿，今宣威一带；七曰勿邓，今四川凉山一带。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王朝与南诏发生战争，南诏势力已东踞石门，境内属南诏东川郡乌蒙部，时称阿竽路部，今鲁甸县城称鲁望。南诏（公元732～902年）时期，今昭阳、鲁甸隶属拓东节度使。

   公元902年，南诏国灭亡后，云南先后建立了“大长和”等三个短暂的政权。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政权，设立八府、四郡、三十七部行政机构，实行分封制，大理王是最高土地所有者，自己占有土地外，大部分分给大臣与部落首领，作为世袭领地。据《南诏野史》载：“大里国的建立，得到滇东北彝族先民为主的乌蒙三十七蛮部的武装协助与支持。”大理政权建立后，仍以部为政治单位，通过与三十七部彝族先民首领会盟的方式，颁赐职赏，把三十七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当时所封的“东川郡”辖乌蒙部（今昭阳、鲁甸、大关、盐津一带，鲁甸称小乌蒙）、乌撒部、芒布部、闷畔部。由于大理国对这一边远地区控制管理松弛，郡内“乌蒙”各部族首领纷纷从事割据活动，至大理国后期，东川郡便只能勉强控制郡驻地的闷畔部范围。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为加强王朝中央集权统治，始行以路统州、县三级制。乌蒙初属“川陕西路”之梓州，后属戎州（又称叙州）。虽然“宋封阿杓为乌蒙王”（《混一胜览·乌蒙路》载）。但乌蒙地区仍处于分散自立，各自为政，称雄称强称霸，相互争夺兼并甚至称王。

   蒙古蒙哥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命其弟忽必烈率领一支大军征大理国，于公元1254年春征服，立“平云南碑”于点苍山。不久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镇守云南，继续攻取其他地方。兀良合台奉命打通与四川驻军会师的通道。据《元史·兀良合台传》载：“遂出乌蒙趋泸江（金沙江），划秃刺蛮三城……遂通道与铁哥带儿合。丁巳（公元1257年）以云南平。”乌蒙自此为蒙古军占领。设置“乌蒙万户府”，鲁甸属乌蒙万户府辖地。在彝族部落中选择部落首领为“土官”，并在原领地范围内充当万户、千户、百户长，仍利用原来方式统治本民族人民。重要的条件是要听从蒙古的驱使调遣。还规定“土官病故，子侄兄弟继之”等世袭统治制度。

   忽必烈继蒙哥位后，于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立乌蒙宣抚司，后升为乌撒乌蒙宣慰司兼军万户，领乌蒙等3路，小乌蒙（今鲁甸）属乌蒙路。至元十一年（1274年），派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建立“云南行中书省”，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仍由部落首领任“土官”。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立乌撒路、乌蒙路，鲁甸属乌蒙路辖地。元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在乌蒙路实行军屯，小乌蒙已有屯军。并设立“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等机构。清查“漏籍户”，划出一部分农户，有“编民”进行屯耕为“民屯”。民屯除耕种“己业田”外，向地方政府租种荒田、耕牛和粮种，向行省交纳租赋。元代在乌蒙屯田，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元惠宗元统三年（1335年），乌蒙改隶四川行省，鲁甸随之改隶。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5次劝降乌蒙等地，均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据《明史·四川土司传》、《明太祖实录》等记载：明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庚辰（公元1381年）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率兵30万攻云南，分兵5万派遣胡海洋率领，由永昌（四川叙永）趋乌撒（贵州威宁），乌撒土官实卜闻明军至，聚兵赤水河拒之，及闻大军继进，皆遁。“于是，东川、乌蒙、芒部诸蛮震惊，虽经反抗，后被征服，皆望风降附。”据《土司传》载：“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以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使司。乌撒、乌蒙、东川、芒部诸部长百二十人来朝献方物，诏各授以官，赐朝服、冠带、绵绮、钞锭有差。”并设乌蒙、乌撒、东川、芒部4个军民府，由四川布政使司代管，境内仍称小乌蒙，属四川乌蒙军民府辖地。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二月，马烨率军进驻小乌蒙，汉、回人民随军移住境内，实行“屯田”。明建立土司制度，是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要少数民族首领听从明王朝的调遣，并征收赋役；明王朝授给首领官职，首领就是朝廷的官吏，并以此提高、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就是土司制度的本质。

   六、清改土归流置鲁甸厅

   明代，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区域，封建地主经济已经形成，朝廷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但乌蒙等地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还比较顽固，清廷势力尚难深入这片地区。清雍正初，清王朝命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鲁甸随之改隶。

   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提出实行改土归流。其奏称：“乌蒙自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土官禄鼎乾不法，钦差督抚会审毕节，以流官交质始出，肆无忌惮，其钱粮不过300余两（交国库），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子娶妇，而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属尚出垫刀费数十金，终无见天日之期。东川虽已改流30载，仍为土目盘据，文长寓省城。青肷400里无人敢垦。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雍正很快准奏，把东川、乌蒙、镇雄3地划归云南省，加封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3省总督，方便行事。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四月，鄂尔泰先革东川六营土目，并派总兵刘起元屯军东川（今会泽），招降禄鼎坤。禄鼎坤率其子禄万福、禄万贵归顺，还将妻子做人质交到省城，自率土兵从征。十二月底，乌蒙土知府禄万忠（禄鼎坤侄儿），受制于汉族，联合镇雄陇联星合攻鲁甸，鄂尔泰命威宁游击哈元生和刘起元等协同禄鼎坤镇压禄万忠，又用与禄万忠有仇的阿底土目攻乌蒙。禄万忠、陇联星退出镇雄，禄鼎坤又率土兵3000人与鄂尔泰合攻镇雄，迫使禄万忠等逃到四川。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完成乌蒙改土归流。刘起元统兵镇守乌蒙镇（天梯），贪婪残忍，流官知府陆世宣主张缓和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被刘起元排斥离去。继任知府与刘起元同流合污，尽情剥削，苛刻勒索，为土司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八月，各村寨土目趁刘祝寿之时，约集数千人围城，刘逃至荔枝河被杀，候补知县栾枝大、司狱陈天锡亦被杀。禄鼎坤参与镇压侄儿禄万忠的目的是想替换禄万忠任乌蒙知府，但朝廷只委以守备军职，后又委为河南归滇营参将。对此他极为不满，赴河南任参将前，与旧部密谋反抗，派其子禄万福回鲁甸以治理产业为名，率兵3000人包围了乌蒙府城，从而发动了包括凉山雷波在内的整个滇东北地区的反抗改土归流的战争。鄂尔泰调集云贵两省兵力，由哈元生、魏翥国和韩勋率领，分3路向乌蒙、东川等地进攻。进攻乌蒙一路由哈元生、徐成贞率领，由威宁出发，十月初八日至迤那经稻田坝过松林直抵乌蒙。恢复府治后，分兵两路，一路向南攻鲁甸，一路向东北攻镇雄等县。进攻东川一路由魏翥国率4000兵，先由王先领兵渡江进鲁甸与哈元生会师，这时四川兵已抵豆沙关。镇雄韩勋一路也与哈元生军会师，并连攻下大关等地。十二月底攻下鼠屯，获东蒙镇印信。乌蒙改为昭通，鄂尔泰令徐成贞署理昭通镇，府城由天梯（土城）移至二木那（昭通），小乌蒙改为鲁甸。改土归流战争，昭阳、鲁甸数百彝族寨子尽遭血洗，十寨九空，幸免者迁居四川凉山。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置鲁甸厅，巡抚张允随，檄筑鲁甸土城，移大关通判驻鲁甸，置昭通镇前营游击署于古寨（龙树新乐）。鲁甸平静。

 

参考文献：

1、《鲁甸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2、《鲁甸县少数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3、范文钟著《昭通历史文化论述》云南民族出版社

4、陈本明、傅永祥编著《昭通彝族史探》云南民族出版社

5、陈本明著：《朱提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

6、昭通社科联编：《朱提文化研究论丛》云南民族出版社

 

文章来源：彝学网(网聚彝学)  http://222.210.17.136/mzwz/news/8/z_8_521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