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部分文献
黔之西北部，一个彝族发祥的地方，彝族先民武僰—卢夷—阿着仇部曾经的国度；一个彝族迁徙历史上的集散地，六祖子孙的夜郎、武乍、古侯乌蒙分支逐鹿的地方；一个创造政权传承沿袭千年而令世界称奇的水西、乌撒故地；一个用土地世代供养知识世家——布摩的地方。这片土地曾经散藏传承有数以万册的中国古彝文献。正因为如此，如今的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成为保存有中国最具特点古彝文献的机构。
彝文献由布摩传承抄录。叫做布摩的人，既是传统的文化人，负有传播彝族传统文化与教化育人的职责，又是祭祖等传统祭祀活动的主持人，还是彝族地方政权体制中的三大主要成员之一，有着贵族的身份。布摩同有着史官身份的“摩史”一起，参与编写历史，也参与彝族地方政权所开展的重大活动，其中包括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各类祭祀活动……布摩职业为专门的家族世袭。
彝文这种民族文字在历史上曾一度被普遍使用，因而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值得一提的是，贵州毕节的古彝文献的文献语言发育完善，文献门类最为齐全，在全国古彝文献中，最独具特点。
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陆续的搜集或征集，现珍藏着上千册被称为“牛皮档案”或“羊皮档案”或“麻布档案”的古彝文献。
这批古彝文献，通过四批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目前已有《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十二部勾则》、《丧仪细沓把》、《哭祭亡灵经》、《丧祭驱鬼经》、《局卓布苏》、《伦理经》、《支嘎阿鲁丧仪经》、《婚姻起源书》、《婚嫁曲姐苏》等49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在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收藏的古彝文献中，《宇宙人文论》、《土鲁窦吉》、《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集中反映了彝族的哲学、天文与历法史观；其中《宇宙人文论》还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认识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
《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彝家宗谱》等文献，记录了全国彝族的数百代谱系、分布，回答了彝族的起源问题，记录了彝族在贵州分布与活动的3000年以上的历史。由于贵州是彝族的世居之地，因而这些文献实际上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和记录了贵州3000年以上的历史。在研究历史的文献、考古、田野三要素中，彝文古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要素，而赫章可乐、威宁中水考古出土的文物，则很好地印证了彝文文献的记录。
《益那悲歌》、《夜郎史传》、《彝族源流》、《策尼勾则》等文献，记录了古夜郎王族的27代连续的父子连名谱系，反映古夜郎在毕节市境内活动六七百年的历史，在研究夜郎历史文化中，其文献资料属于唯一性。
《支嘎阿鲁王》、《支嘎阿鲁传》、《曲谷走谷选》等文献中收录的彝族史诗，堪与《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等世界著名史诗媲美。
《苏巨黎咪》、《海腮耄启》等文献，提供了教育、法律、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优秀传统的相关记录，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去研究、继承和弘扬。
此外，《估哲数·农事篇》三卷、《物始纪略》七卷等文献，反映了贵州古代农业社会的历史和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情况，在全国的彝文文献中也具有唯一性。
《彝族诗文论》、《彝诗体例》等文献，是我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它早于同是文艺理论著作的《文心雕龙》（南朝梁刘勰所作）。
毕节的古彝文献，是毕节文化软实力资源中不可或缺的优势资源，其亮点纷呈的辉煌，是毕节一张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文化名片，特别值得珍藏、关注、弘扬。
现在的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原称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整理翻译彝文文献为专门事业的机构。
1952年，中央访问团访问大定县时，彝家献上了一面彝文锦旗，怎奈这天书般的文字耐人寻味，却又令人陌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著名民族学家、人类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高度关注。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与当时大定县的罗文笔老先生就合作翻译出版了《爨文丛刻》（“爨”读音为“ｃｕàｎ”），成为全国在解放前唯一正式公开出版的一部彝文古籍。1955年，一位有志于叩开彝文古籍神秘面纱的乌蒙彝家汉子、时任毕节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的李仿尧，倡导并筹建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并划归在他分管的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之下。李仿尧的足迹踏遍毕节地区的山山水水、彝家村寨。工作之余，他带领工作人员走访彝家老毕摩，并从每家收来一摞接一摞的彝文古籍。他还从大方请来罗文笔之子罗国义老先生，从赫章请来毕摩世家的传人王兴友老先生作主持，各县大有名气的毕摩如陈执忠、李守华等一批人，也纷纷云集于作为临时机构的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在简陋的房间里，过着清苦生活的第一代彝文翻译人罗国义、王兴友老先生等人，凭着对彝文古籍整理事业的一腔热情和对彝文古籍专业的娴熟，夜以继日地展开工作。他们从民间收集来的一摞接一摞的彝文古书中寻觅宝中之宝。终于，一本大书在他们的眼帘里定格下来，扉页用彝文赫然写着《哎哺散额》四个彝文书名，全书有30余万字，记载的内容有哲学、古氏族谱系，以从希慕遮连到水西安氏的116代父子连名谱为主线，叙述迁徙、发展、分支、联姻、祭祖等社会活动的历史，并辐射叙述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四川凉山等彝族“乌、白蛮”各部的“什数君长”父子连名谱及活动史实。书的记载与所述地域的彝族各支或直接对号，或直接挂钩，内容还涉及天文、历法、语言、文字、医药、冶炼、兵器制作、生活用具制作、工艺、畜牧、狩猎、农耕等方面，较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正因为如此，整理翻译者将它取名为《西南彝志》。
《西南彝志》采用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行体形式翻译油印刊出后，受到社科部门和民族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轰动，从此被誉为彝族的“百科全书”。
第一代译人在条件极其艰苦的年代，始终保持着极其旺盛的工作精力，用10年的时间，把《西南彝志》、《六祖纪略》、《天经地纬》、《水西制度》、《水西地理城池考》、《吴三桂入黔记》等25部、52卷彝文古籍翻译出来，取得了 200余万字的翻译成果，为相关的研究部门和收藏部门无偿提供了一大批第一手宝贵的资料。《西南彝志》乃至其他彝文文献神秘的面纱被一幕幕揭开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毕节地区的彝文翻译整理工作被迫中断，彝文翻译工作者也被扫地出门。
经过10年的漫长等待，出于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性质的需要，恢复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呼声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7年10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作为临时机构恢复，被遣送回家的第一代译人再度陆续被请了回来。1980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被中共贵州省委批准为常设机构，贵州省政府给编制5至7人，译人们从此取得了吃“皇粮”的正式资格，第一、二代译人也从此共事一堂。
上世纪80年代，彝文古籍整理翻译工作一度进入中共毕节地委的决策视野，当时的地委主要领导经常过问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工作。1986年，一次性充实了以第三代译人占大多数的彝文翻译专业技术骨干力量，从此彝文翻译工作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28年来，他们一共整理翻译出100余部2000多万字的彝文古籍，公开出版了其中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62部文献，计120余卷、1826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获国家级的图书优秀奖；《彝文典籍目录》、《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彝族卷一》等获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彝族指路丛书》、《土鲁窦吉》、《彝文金石图录》（三）、《水西简史》等获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王继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