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彝族学者，数十年如一日，用心血和汗水叩开了彝文古籍翻译的大门；他是一个粗犷豁达的高原汉子，倾其青春年华，用理性和睿智守护着乌蒙彝族文化的根脉。他，是毕节市彝文古籍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继超。
“门外汉”走上“古译”路
一间不足10平米的陈旧民房，两张桌子，一张沙发，这就是王继超的办公室。狭小的屋子里，塞满了书籍和手稿，桌子上更是没有一点空间，连一杯茶都放不下。
在这个办公室里，王继超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地做着彝文翻译。在别人看来，这份工作枯燥无味，对于王继超而言，这是他的全部。
1957年3月，王继超出生在威宁自治县龙场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从小与贫困相伴，他的骨子里透着农村人特有的坚强与执着。从威宁师范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龙场中学任教。农家娃当上了人民教师，乡亲们都说王继超是“鲤鱼跳农门”，可他想走得更远。
1982年，为了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举办的彝文文献干部专修班，王继超拜访了当地一位彝族老先生，在20多天时间里学了3000多个彝族文字，终于得偿所愿。两年的民大学习经历，成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
“从小生长在彝寨，深受结亲、嫁娶、丧葬、祭祀等民俗活动的影响和熏陶，于是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继超把自己走上彝文翻译之路归功于“保护得比较完好的民族文化生态”。
王继超的翻译工作是从收集整理彝文古籍开始的。
“彝文古籍经历了几次浩劫，例如吴三桂平定水西时，销毁了很多彝文古籍。还有‘文革’时期，彝文古籍被当作封建迷信，损失惨重。”王继超介绍说，幸存下来的彝文古籍大多散落在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条件有限，这些书籍正遭受虫蛀、雨淋和烟熏火燎。
为了抢救这些书籍和资料，王继超常常跋山涉水，进村入寨。在通往彝族村寨的崎岖山路上，陪伴他的只有一台录音机和一只白酒桶。
“有酒就好说话。”酒是彝家汉子交流和沟通的润滑剂，往往几杯下肚就能成事。但也有不管用的时候，一次寻访遭遇“闭门羹”，让王继超记忆犹新。
1991年夏天，王继超和往常一样收拾好简单的行礼，走上远行的道路。
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赫章县可乐乡封沟大坡一户姓赵的人家。他准备了五六瓶鸭溪窖酒，只为看一眼赵家保存的几本古书。可对方不仅不给看，还毫不客气地将他赶出门：“不要说是你，就是北京来的、贵阳来的都不可能看到，那是我家的传家宝。”那一夜，王继超忍着饥饿、带着遗憾走了几十里山路，直到凌晨2点才找到住处。
这样的挫折并不少，但他从未气馁，他用执着换来了成功。
几十年来，王继超和他的同事们收集到彝文古籍5000多部、文献资料10000多种。
“声威震三界/势力达四方”、“青矛阵阵掉/红戟队队落” （出自《俄索毕余攻打苏僰武》）。
“乌撒阵势显/宛如雄鹰鸣/阿哲剑出鞘/乌撒缰绳断” （出自《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
这些对仗工整、韵味十足的诗句，就是王继超和同事们从彝族古籍里翻译过来的。这不仅考验翻译者的古今彝语词汇的积累，对其汉语语言艺术的驾驭能力也是极大的挑战。
在翻译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王继超只能从自己的知识积淀中去搜寻相关的信息。“因为我们无法走进古人生活的场景，无法面对那些曾经的事物，只能尽力地回忆那些听过的故事和看过的仪式。”就是这种从小耳濡目染的民族文化生态，帮助王继超克服了一道道的翻译难关。
“对我而言，彝族文化的发掘、整理、翻译比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更具魅力，更能实现自我价值，这个舞台是我真正想要的！”王继超说。
黔西北遍开“索玛花”
40余年苦心钻研，100余项成果，在执着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中，王继超用心血换回了等身的著作。
《宇宙人文论》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
《爨文丛刻》（上）、《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记录了全国彝族的数百代谱系、分布，回答了彝族的起源问题，记录了彝族在贵州分布与活动3000年以上的历史。
《支嘎阿鲁王》、《支嘎阿鲁传》等彝族史诗，堪与《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媲美。
《苏巨黎咪》、《海腮耄启》等文献，是关于教育、律法、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研究、继承和弘扬……
一本本彝文古籍译著，像一朵朵绽放在乌蒙山麓的索玛花，演绎着彝族源流的精彩，闪耀着民族文化的光芒。
利用彝族文字图画之美、象形之美、厚实之美、灵变之美、多彩之美，在大方古彝文化胜地集中收集展示古彝文献；在“贵州屋脊”韭菜坪创建“天书石林，石头字典”古彝文化景观；彝语歌曲《阿西里西》入选统编教材走进全国中学音乐课堂……黔西北保护传承彝族文化遗产可谓成果斐然、亮点纷呈。
随着翻译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彝文古籍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传承价值正在被激活。
在这个过程中，“王继超”成了人们熟知的名字。他先后获中央、省、市级表彰20余项，曾3次进京参加表彰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3年，王继超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众多的光环背后，折射出王继超30多年来为弘扬民族文化所付出的艰辛。
“活字典”守望传承人
荣誉，和责任的份量一样沉重。
如今，已有40年工龄的王继超，再有两三年就退休了。对于翻译工作的传承，他忧心忡忡。面对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专业技术人才青黄不接常常会让王继超陷入久久的沉思。“彝文古籍翻译研究中心现在还有空缺的编制，但门槛相对过高，懂彝文的人进不来；没有编制的，收入没法保障，别人又不愿意进来。”王继超的语言中包含了太多的感慨和无奈。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做这个工作，也不是喜欢的人就能做好这个工作。”这是王继超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彝文古籍翻译人才难于培养的重要原因。
厚重的彝文古籍要用彝族的母语去释读，再转化为汉语，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彝文古籍整理翻译必须具有深厚的彝语基础和较高的汉语水平，两者缺一不可。
如今即使在赫章、威宁等一些闭塞的彝族村寨，年轻人使用的彝语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异化，传统文化要素中的习俗风情已渐渐消失，这就加深了释读彝文古籍的难度。
2010年，王继超所在的毕节市彝文古籍翻译研究中心争取到资金8.9万元，在全市挑选了30多个懂彝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彝族学子进行集中培训，聘请专家为他们讲授布摩的经书和基本的仪式程序。但是，很多参加培训的学子外出务工，半途而废，培训效果并不理想。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在寻找和培养传承人的过程中，王继超的心中有一幅蓝图：挖掘一批彝汉双语中的佼佼者，通过相关高校代培和翻译老师带读等形式，让他们迅速成长；培养一批热爱彝文古籍专业，掌握彝族情、婚、丧礼习俗和相应词谱的彝族学子，充实到翻译研究的队伍中去……
寻找，还将继续；传承，仍在进行……
原载：《当代贵州》2013年32期；文字来源：新疆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