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的秋夜，凉意已经浸透了山谷。火塘里的栗木烧得正旺，噼啪的火星偶尔溅起，落在年过七旬的毕摩阿普莫的羊皮袄上。他铺开一卷泛黄的家传古籍，那是他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封皮已经磨得看不清字迹，里面的古彝文，却依然清晰，像一群活过来的远古精灵，在跳动的火光里舒展。
阿普莫拿起一根烧黑的柴棍，在火塘边的青石板上画了起来。先是十个黑白相间的圆点，排成上下左右的阵列，然后是九个数字，填进了三乘三的格子里。“天一地六水，地二天七火。” 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彝语念着，声音在寂静的山村里回荡，“天九立作首，天一立作尾。”
这不是西南深山里独有的巫术符号。千里之外的黄河洛水之滨，两千多年来，中原的学者们对着同样的数阵，奉之为 “宇宙魔方”—— 河图.洛书。
这不是一场跨越千里的偶然相遇。
2020 年，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考古学家们清理出了 5300 年前的北斗九星祭祀坑。九个陶罐，排成了北斗的形状，中间的一个陶罐，对应着极星。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天文祭祀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早在 5300 年前，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天文观测体系。
而在乌蒙山的深处，同样的天文观测，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彝族的毕摩们，直到今天，还在用同样的方法，观测北斗的斗柄，来确定季节，来指导耕牧。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被中原奉为上古秘宝的河图洛书，会一字不差出现在西南彝族的家传古籍里？为什么 6000 年前中原的陶文符号，能被深山里的老祭司一眼读懂？
当双槐树的陶罐，遇上阿普莫青石板上的数阵；当河洛地区的考古遗址，遇上乌蒙山的家传古籍；当 6000 年前半坡遗址的陶文符号，被深山里的老祭司一眼读懂，一幅被岁月尘封了数千年的文明图景，正在缓缓展开。
我们终于明白：那些被认为是中原独有的文化源头，那些被疑古思潮宣判为 “宋人伪作” 的神秘图式，早已在西南彝族的文化血脉里，完整保存了数千年。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后世的建构，而是刻在文明基因里的远古同源。这正是孔子所说的 “礼失求诸野”，当中原的文化在历史流变中模糊了最初的模样，偏远的西南群山，却为整个中华民族，守住了文明的根脉。
一、符号的密码：失落千年的图书重现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里的这句记载，困扰了中国学界两千多年。
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先秦典籍语焉不详，直到宋代才突然重现？数百年来，无数学者质疑：这两幅图，会不会是宋人伪造的？
南宋绍熙四年，大儒朱熹站在武夷山下，望着西去的蜀道，发出了一声长叹。为了厘清《周易》的源头，他已经寻访了大半个中国，却始终找不到上古流传的河图洛书。他听闻蜀地藏有上古的秘图，于是委派自己最信任的弟子蔡元定，踏上了艰险的蜀道。
那是 1190 年的冬天，蔡元定背着行囊，沿着古栈道，翻过大巴山，一路向西。他走了三个多月，才在蜀地的深山里，找到了那几幅世代传承的古图。他带着这三幅图，一路风尘仆仆赶回福建，交给了朱熹。
朱熹如获至宝，将其中两幅，列在了《周易本义》的卷首。从此，这两幅图，成为了后世易学的标准图式，流传了近千年。但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疑古派的学者们说：这根本就是宋人伪造的，先秦根本没有这东西。
直到 20 世纪末，当彝族的古籍整理者们，翻开了家传了几十代的《土鲁窦吉》，这个千年谜题，才终于有了答案。
图 1：汉族传统河图洛书与彝族付拖鲁素的完全对应，二者数理结构毫无二致，仅名称与阐释角度有所不同
在彝族的语言里，这两幅图，有着完全不同的名字。河图，他们叫 “付拖”，意思是 “阴阳联姻”；洛书，他们叫 “鲁素”，意思是 “龙书”。
而它们的数理结构，和朱熹《周易本义》里的河图洛书，分毫不差。黑白点数，九宫排列，甚至连数字的顺序，都一模一样。
更令人震撼的，是彝族先贤留下的完整注解。这是中原文化早已失传的，最原始的源头解释。
在《土鲁窦吉》的《五生十成》篇里，彝族先贤这样解释 “付拖”，也就是我们说的河图：
“天一生了水，洪水泛四方，地六生水道，滔滔江水流。 地二生了火，火光亮煌煌，天七生火焰，火星先出现。 天三生了木，九山有森林，地八也生木，枝长挺粗壮。 地四生了金，九地金银根，天九生金银，遍地出金银。 五行产生山，地根生天上，地十生了山，生了九座山。”
这和《尚书》里记载的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几乎一字不差。
而在《十生五成》篇里，对 “鲁素”，也就是洛书的解释，更是直接揭开了它的本质：
西南民族大学的罗曲教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四川叙永天台山的河图洛书石刻。他说：“这些石刻，是彝族先民留下的，他们把自己世代传承的文化，刻在了石头上，就是为了能传给子孙后代。这不是彝族独有的文化，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
中原因为战乱和迁徙，失传了这些文化的源头，而西南的彝族先民，却把它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一代又一代，口传心授，家传的古籍，哪怕在最动荡的年代，都没有丢。有的家族，把古籍藏在房梁上，躲过了兵灾；有的家族，把古籍埋在地下，躲过了灾荒；有的毕摩，哪怕自己吃不饱饭，都要把这些书，好好地保存下来。
这就是孔子说的 “礼失求诸野”。当中原的文化，在历史的流变里，逐渐模糊了最初的样子，偏远的西南群山，却为整个中华民族，守住了文明的根脉。
二、历法的密码：数阵里的宇宙规律
如果说符号的一致，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天文历法，就是最硬核的证据。
长期以来，洛书的九宫数字，一直被视为神秘的术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不管是横的、竖的、斜的，三个数字加起来，都是十五。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彝族的学者，给出了答案：洛书，根本就是十月太阳历的数理模型。
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的上古历法之一。它把一年，分成了十个月，每个月三十六天，全年三百六十天。剩下的五到六天，作为过年日，不计入月内。这种历法，以观测太阳的运行来确定冬夏，以北斗斗柄的指向来确定寒暑，它的准确性，甚至优于我们今天用的公历。
而洛书的数字，完美对应了这个历法的结构。
图 2：洛书九宫与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对应关系，每对数字对应十月历的阴阳月份，共同构成五季时空体系
天一和天九，对应十月历的一月和九月。一月的时候，太阳在最南边，天气最冷；九月的时候，太阳回到最北边，气温刚好对称。它们合起来，就是老阳，对应水季的两个月。
天三和天七，对应三月和七月。三月太阳在东边，万物生发；七月太阳在西边，草木繁茂。它们合起来，就是少阳，对应木季的两个月。
地二和地八，对应二月和八月。二月太阳在南回归线附近，天气转暖；八月太阳在北回归线附近，天气转凉。它们合起来，就是少阴，对应火季的两个月。
地四和地六，对应四月和六月。四月太阳在西边，天气最热；六月太阳在东边，天气开始转凉。它们合起来，就是老阴，对应金季的两个月。
而中央的天五，对应五行的土，也对应那五到六天的过年日。那是整个历法的枢纽，是一年结束，新的一年开始的日子。
原来，洛书里的 “戴九履一”，根本不是什么神龟的背书。那是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运行规律！
一月太阳在南，九月太阳在北，它们的气温对称；二月太阳在南回归线，八月太阳在北回归线，气温同样对称。这就是为什么，洛书里的每一对数字，加起来都是十。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季节周期里的阴阳对应。
而河图，对应的，就是十二月太阳历的模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其实就是一月播种，六月收获；二月发芽，七月成熟。这是农耕文明里，最朴素的时空规律。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天干、地支，在彝族的文化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在中原的文化里，它们却成了散落的珍珠。
因为彝族，完整地保存了上古的天文历法体系。而中原，在后来的文化流变里，逐渐忘记了这些概念最初的天文本义，只留下了碎片化的记载。
中国科学院的天文学史专家陈久金，曾经说过：“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起源，都与十月太阳历有关。”
当年，陈久金教授和刘尧汉、卢央一起，在云南的彝族地区，调研了整整五年。他们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彝族村寨，找了几十个老毕摩，才整理出了十月太阳历的完整体系。当他们把这个体系，和阴阳五行、河图洛书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震惊了：所有的谜题，都解开了。
原来，阴阳，就是十月历里的寒暑；五行，就是十月历里的五季；八卦，就是十月历里的八方；河图洛书，就是十月历的数理模型。
这就是为什么，这套历法，能传承上万年。因为它太科学了。它的回归年的误差，只有不到 0.01 天，比古埃及的历法，比古罗马的历法，都要准确得多。直到今天，很多彝族的老人，还在用这套历法，来指导耕牧，来安排生活。
而这些成果，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民，共同创造的。不管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部族，还是迁徙到西南的部族，他们共享着同一套宇宙认知，同一套时空体系。这从来不是中原文化单向输出的结果，而是我们从同一个文明源头，继承下来的共同遗产。
而那些节日，也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每年的夏至，彝族的群众，会过火把节。那是十月太阳历的新年。村村寨寨，都要点起火把，绕着田埂，绕着山林，驱邪祈福。男女老少，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通宵达旦。现在，不光是彝族的群众，周边的汉族、苗族、布依族的群众，都会一起过来过节，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就像一家人一样。
每年的冬至，他们会过星回节。那是十月太阳历的另一个新年。他们会祭祀祖先，会打扫房屋，会准备丰盛的食物，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
上万年了，这些节日，从来没有断过。它们就像活的化石，见证着我们共同的文明，见证着我们共同的根脉。
三、文字的密码：从陶符到彝文的远古连线
如果说历法，是我们共同的宇宙观，那么文字，就是我们共同的文明记忆。
1954 年，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出土了一批距今 6000 多年的彩陶。上面刻着 32 个神秘的符号，没人能读懂它们的意思。
郭沫若先生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但数十年来，没人能解开这些符号的秘密。考古学家们，对着这些符号，研究了几十年，都摸不着头脑。
直到彝族的学者李乔，在一次考古会议上，拿到了这些符号的拓片。他看着那些符号，突然觉得，这和他从小看到的古彝文，太像了。
他把这些拓片，带回了云南的红河，找到了村里的老毕摩，李八一昆。
李八一昆，一辈子都生活在山里，不懂汉语，也从来没出过远门。他一辈子，都在看古彝文的经书，给村里的人祭祀，祈福。
李乔把拓片递给他，说：“阿普，你看看，这些字，你认得吗？”
奇迹，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老毕摩只是扫了一眼那些符号，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指着那些符号，一个一个地念了出来：“这个是水，这个是火，这个是山，这个是日……”
他一共认出了 23 个符号。辨认率，高达 72%。
他说，这些，就是我们的古彝文啊。是我们用来记录祭祀的祷词的。
李乔当时就震惊了。6000 年前，中原的彩陶上的符号，竟然被深山里的老毕摩，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不是孤例。
在山东邹平的丁公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片距今 4100 年的陶片。上面刻着 11 个流畅的字符，这些字符，和后来的甲骨文，完全不一样。学界困扰了十几年，没人能读懂。有人说，这是东夷的文字，有人说，这是外来的文字，还有人说，这是伪造的。
直到古文字学家冯时，看到了古彝文的资料。他突然想到，这些字符，会不会是古彝文？
他试着，用古彝文的读音和意思，来解读这些字符。
竟然，全部读懂了。
那是一篇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里面写着，要祭祀祖先，要祈求平安，要驱走邪祟。里面甚至出现了彝族的始祖，“阿普渎” 的名字，还有鸡骨占卜的习俗，和彝族的传统，完全吻合。
更令人震撼的，是甘肃的大地湾遗址。距今 7800 年的文物上，36 个刻画符号，考古学家研究了几十年，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彝族的专家王继超，跟着考古队，来到了遗址现场。
考古学家拿出那些符号的照片，说：“王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们看看，这些字，你认得吗？”
王继超看了一眼，就认出了大部分。其中一个符号，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是酒啊。我们的古彝文里，酒字，就是这么写的。”
考古学家们，当时就惊呆了。7800 年前的符号，竟然能被今天的人，一眼读懂。
图 3：彝族毕摩的古彝文经书，这些古老的文字，竟然能破译数千年前中原史前遗址的陶文符号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8000 年前，当我们的先民，在黄河流域刻下这些符号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文字体系，和后来彝族使用的古彝文，是同一个源头！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安徽凌家滩遗址，那个距今 5300 年的玉版上，会有一个八角星纹。
1987 年，凌家滩遗址出土了这个玉版的时候，整个考古界都震惊了。这个八角星纹，到底是什么意思？学界争论了几十年，有人说，这是太阳的象征，有人说，这是图腾，有人说，这是星象。
直到彝族的学者，看到了这个图案。
他们说：“这不是我们的八卦吗？这不是我们的八角吗？是我们用来标记八方的符号啊。”
直到今天，彝族的服饰、漆器、背心上，还随处可见这个八角星纹。和 5300 年前，凌家滩玉版上的图案，几乎一模一样。
五千多年了，这个符号，从来没有变过。
原来，文字的起源，从来不是中原独有的故事。
早在汉字诞生之前，整个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就已经共享着一套原始的文字体系。那是我们的共同祖先，在八千年前，创造出来的，用来记录生活，记录祭祀，记录我们的文明的符号。
后来，随着部族的迁徙，一部分部族留在了中原，发展出了甲骨文，发展出了汉字；另一部分部族，迁徙到了西南，把这套原始的文字，发展成了古彝文，并且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这从来不是中原文化单向输出的结果，而是我们共同的祖先，在文明的源头，就已经创造了这套共同的符号体系，我们只是在后来的迁徙中，各自发展，却始终没有忘记，这些符号本来的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6000 年前半坡的陶符，4100 年前丁公的陶文，7800 年前大地湾的符号，都能被古彝文解读。
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种文字。是我们共同的祖先，留下的文明密码。
四、活态的传承：藏在深山里的文明根脉
在四川叙永的天台山，一块历经千年风雨的石刻，静静躺在群山之中。
西南民族大学的罗曲教授，为了找这个石刻，爬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当他终于看到那些刻在山石上的图案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哭了。
那是河图洛书。
一模一样的数阵，一模一样的排列，和他在古籍里看到的，和朱熹《周易本义》里的，完全一样。
这里，是古代彝族的世居之地。当年的彝族先民，把他们世代传承的文化符号，刻在了山石上。他们知道，纸会烂，书会丢，但是石头不会。他们希望，哪怕过了一千年，一万年，他们的子孙，还能认得这些符号，还能记得，我们从哪里来。
这不是唯一的实物证据。
在云南楚雄的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十根图腾柱，高高耸立。它们对应着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月，对应着五行，对应着阴阳。每年的火把节，彝族的同胞，都会在这里祭祀祖先，庆祝新年。上万年了，这个传统，从来没有断过。
图 4：云南楚雄的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十根图腾柱对应着十月历的十个月，传承着上古的天文历法智慧
而在毕节的彝文翻译中心，一群译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抢救着这些古老的文献。
上世纪 80 年代，翻译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条件很差。没有工资，没有办公室，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
罗国义、罗正仁父子，背着粮食，从老家翻山越岭，来到了这里。他们说，我们不能让这些古籍，在我们手里丢了。
罗正仁，每天都在昏暗的油灯下，抄录那些古籍。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他的字，写得工工整整，就像印刷出来的一样。
后来，他得了癌症，晚期。医生说，你别干了，好好休息吧，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罗正仁说，我休息了，这些书，谁来翻译？我要是走了，这些字，就没人能认得了。
他一直写到，他去世的前一天。
他一共手写了 200 万字的彝文。200 万字，那是他用生命，写出来的，我们的文明根脉。
王继超，为了找那些老毕摩，背着录音机，背着酒，走遍了深山。
他知道，老毕摩们，都喜欢喝酒。他就带着酒，去拜访他们。有的老毕摩，住在深山里，路很难走，他就走一天的山路，才能到。有的老毕摩，不愿意把家传的孤本拿出来，怕丢了。王继超就陪着老毕摩，喝酒，聊天，聊了好几天，聊祖先，聊文化，聊我们从哪里来。
最后，老毕摩终于，把那些藏了一辈子的书，拿了出来，给他抄。
王继超说：“我多抄一本，我们的文化，就多留一点。我多翻译一本，我们的后代，就能多知道一点，我们从哪里来。”
那些老毕摩们，也是一样。有的，把古籍藏在房梁上，躲过了战乱；有的，把古籍埋在地下，躲过了灾荒；有的，哪怕自己吃不饱饭，都要把这些书，好好地保存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书，是他们的根，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根。
他们做的，不仅仅是整理彝族的文化。
他们是在为整个中华民族，抢救我们共同的文明源头。
因为这些古籍里，藏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藏着伏羲画八卦的真相。原来，伏羲，不是汉族独有的始祖。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彝族的文化里，同样把伏羲，视为祖先，把八卦，视为文明的开端。
藏着 “天人合一” 的源头。原来，这不是儒家的发明。这是上古先民，共同的宇宙观。彝族的《宇宙人文论》里，同样讲 “天地人同体共生”，同样讲人与自然的和谐。
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因。原来，我们从来不是不同的族群。我们是从同一个源头出发，走向了不同的地方，却始终带着共同的文化基因。
五、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这段跨越了数千年的文明旅程，我们终于明白。
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近代的发明，也不是后世的建构。它刻在我们的基因里，从远古，就已经注定。
当黄河流域的先民，刻下河图洛书的符号，乌蒙山的先民，也在传承着同样的数阵。
当中原的先民，观测太阳制定历法，西南的先民，也在用同样的规律，划分季节。
当远古的先民，刻下第一个文字符号，不管是留在中原的部族，还是迁徙到西南的部族，都认得那些符号的意思。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从河洛到乌蒙，从黄河到金沙江，千里的距离，数千年的时光，都没有隔断我们的联系。
因为我们，共享着同一个文明源头，共享着同一套宇宙认知，共享着同一个文化基因。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韧性。
我们的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五千年，从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文化，从来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只在一群人手里。不管遇到什么战乱，什么灾荒，总有地方，有人，帮我们把这些文化，保存下来。
中原丢了，西南帮我们守着；官方丢了，民间帮我们守着。就像那些毕摩，那些译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守住了我们共同的根。
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根源。
我们不是因为疆域的统一，才成为一家人。我们是因为，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一家人。
那些藏在河图洛书里的数字，那些藏在古彝文里的符号，那些藏在十月太阳历里的规律，都是我们同源的密码。它们证明着我们共同的过去，也指引着我们共同的未来。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这些共同的文化。在学校里，老师会给孩子们讲，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共同的文化，讲河图洛书，讲十月太阳历，讲那些跨越了千年的符号。越来越多的汉族的孩子，开始了解彝族的文化；越来越多的彝族的孩子，开始了解中原的文化。他们一起，传承着我们共同的根脉。
今天，当我们谈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不需要去建构什么，不需要去发明什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刻在基因里的共同根脉，重新找回来。
因为它们，本来就在那里。从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刻下第一个符号开始，就一直在那里。
火塘里的栗木，渐渐烧尽了。阿普莫收起了他的羊皮卷，青石板上的炭灰，被风吹散了。但那些符号，那些数字，那些文字，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它们跨越了千里，跨越了千年，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它们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说什么语言，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都有共同的根，共同的源，共同的魂。
这，就是我们的共同体，这，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本文作者：周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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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明春，男，四川九龙人，彝族，电视台新闻记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清风物语》，中篇小说《妈妈》、《再见，最后一屡春风》。其中作品《二泉映月》、《恋爱的狮子和农夫》、《稻草人》、《春天》、《第一封信》等入选人教版语文教材和中国语文主题学习系列。作品常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星星诗刊》《青年文摘》《青年作家》《散文诗》等百余家报刊杂志或选入诗歌年选等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