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长期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生产生活的交流交往、互鉴互助、融通融合，进而在共建共享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育、不断丰富和完善的。
毕节古彝文碑刻摩崖众多，《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前言”云：已发现的墓碑、桥碑等各类碑刻和摩崖至少有2000块。而笔者通过对已出版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至第三辑的统计，经整理、翻译并录入其中的古彝文碑刻摩崖达94块。这些碑刻摩崖，无论是碑石、摩崖这种载体，还是彝汉文对照这种形式，抑或是刻记的内容，蕴于其中的经济、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意识，不同程度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因素。
● 毕节古彝文碑刻摩崖中共同体意识的表现形式
表现之一：碑刻摩崖在彝区的兴起。彝族主要居住在云南、贵州、四川。贵州又以毕节居多，据《西南彝志》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彝族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但毕节古彝文碑刻摩崖在明代以前较少，明清以后才大量出现。王明贵《贵州省纳雍县内的彝文碑刻（一）》就有“大方县境内现已发现彝文（彝汉文）碑刻203块，其中明朝以前的只有4块，清朝以后和无朝代可考的只有55块，清朝的就有144块之多”的记载。原因有二：其一，源于古彝文字的崇拜。彝族先民把文字奉若神灵，祭祀的就有文字神、书神、知识神等，“祭书神”的时候，杀白公鸡用鸡毛蘸鸡血粘贴于书上，十分庄重。因此，为防止被践踏、污染、亵渎，进而遭到相关神灵的谴责，彝文字以前是绝对不允许放在野外的，自然就很少刻于碑石、山岩上。到了元明时期，随着土司制在彝族聚居地区的实行，特别是奢香夫人当政摄任贵州宣慰使后，为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加强同中央与周边的联系，修通了横贯贵州，连接湖南、四川、云南的驿道，学习和引进汉族文化、加强彝汉文化的交流，才把彝文字的使用从神秘中解放出来，并逐步刻于记功碑或崖壁上。其二，源于风俗习惯的改变。彝族古时习火葬之俗，骨灰要么收殓于器物中，找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藏起来，要么建“向天坟”，墓向天上的星斗，既无立碑的空间，也无立碑的必要。明清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变当地土司专权制度，通过流动官吏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改土归流”政策措施，带动民族地区一些风情习俗发生改变，彝族丧葬制度由火葬改为土葬便是其一。葬俗改变后，墓的指向由天改为山，有了立碑的空间，加之对汉族碑刻文化的吸收借鉴，古彝文碑刻便大量出现。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王继超、王世忠、龙正清主编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前言”有过不同程度的表述。从以上原因来看，碑刻摩崖在彝区的兴起，是各民族打开进出通道之后，加强彝汉文化交流的结果，充分说明各民族在你来我往中相互学习借鉴、共守规则制度，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表现之二：碑刻摩崖彝汉文的合璧。在毕节已发现的2000多块古彝文碑刻摩崖中，彝汉文合璧的不在少数。这种形式的出现，充分体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善于吸收借鉴、融会贯通，以阳光、开放的精神状态，更加顺应形势、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具体来说：一方面，体现了交往交流交融的紧密。王明贵在《贵州省纳雍县内的彝文碑刻（二）》一文中指出：通过对彝汉文合璧的碑刻，特别是墓碑的考评研究，发现树碑立传者多为彝族的上层人物，其中有不少是古时“官家”、土目的后裔，也有在地方上有一定的权势和地位之人。他们思想比较开通、眼界比较开阔、经济比较宽裕。从碑版的排列形式，书法、图案的镌刻，落款、署名的特点等方面看，体现了彝汉文化从形式上的借鉴到内涵上的延伸拓展过程。古彝文碑刻摩崖，既有记录一个家族迁徙婚嫁、家风家教、社会地位等的发展史，也有记录一个地方修桥补路、团结互助、建设发展的奋斗史。树碑立传的目的就是记史于碑、传之于后，希望一定区域的人们共知共悉、共约共治。这些都说明，各民族交往交流越紧密，交融就越深入，共同的思想意识就越牢实。
● 毕节古彝文碑刻摩崖体现共同体意识的类型
共同的团结意识。毕节古彝文碑刻摩崖，有许多记载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内容。维护国家统一。《通贵州至乌撒驿道》纪功摩崖的记述表明：“贤良的人犹如树根强枝壮”，要帮助治理边疆，维护团结稳定。该摩崖位于赫章县野马川镇下金山永利河朱家大坡古驿道旁边，刻于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九月十四，形式为彝汉文合璧。讲述的是乌撒土知府禄旧承奢香之志，在奢香夫人明初开龙场九驿的基础上，延“通贵州至乌撒驿道”到云南界、以利、乌撒。奢香夫人是元末明初时期的彝族女政治家，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杰出贡献。“承奢香之志”，本身走的就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治理之路。现藏于大方县文管所的《妥阿哲纪功碑》就有记，对国家“存在叛逆之习者，当无善果”，强调的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刻于赫章县可乐乡营盘村银子岩上的《俄索尼摩崖》，有关于把挡道悬岩凿开一壁，乌撒部设置的兵营，与汉境相通，响应宣告者，在彝族的地盘上设治所。以前有些争执，后来互相避让，和谐相处的记述。一些碑刻如《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碑》还记载了彝、汉、苗、濮（即今仡佬族）、回等各民族共同集资修桥筑路，体现了水西地区社会稳定、政治安定，也体现了这一地区自古就有民族团结、和睦共处的传统。可以说，这种劈山开路，打通的不仅仅是空间阻隔，更是打破了各民族源于地理、历史造成的心理隔阂，实现了往来自由，和平共处，彰显了民族团结意识的不断进步。
共同的经济意识。毕节古彝文碑刻摩崖，记述各民族在经济生活与经济发展等方面彼此融合交流的事例也不少，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和谐、共生、互补、共进的经济发展意识。和谐共生的经济生活。立于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的大方县境内《何家桥碑》记述了慕都河上的桥“像高天与大地接壤的形状一样，往来的人，如鳞甲累累，络绎不绝，运送的粮食赋税，像江河的水流个不停。彝汉人民欢欣鼓舞，不忘祖先笃慕。后代子孙经过这里，畅通无阻”。《拦龙桥碑记》云：“如今我们居住的南北二面和中部地带，都有辽阔的田地，可谓良田千顷。但还有很宽的河蜿蜒其间，河上是运输租赋必经之路，如果不在上面建好一座桥梁，虽然有显赫的官爵，创造了大业，受到交通的梗阻，所得的享受仍然是微薄的呀！”这既是一幅彝汉人民和谐共生的生活场景，更是展示粮税充足的经济生活场景。互补共进的经济联系。位于赫章县兴发乡与古达乡交界处孤耳岩上的《孤耳岩碑》记载“从这半岩上，把这条险道开通后，给所有的人带来便利的交通”“作为贸易经商，更是一条方便的通道”。由此可以看出，那时各方往来贸易经商已经常态化，山里山外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以物易物、以钱购物，互补共进等经济联系。
共同的文化意识。毕节古彝文碑刻摩崖，体现共同文化意识的记述比比皆是，从文化的相互认同、相互学习，到相互吸收和运用，贯穿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念。相互认可。仁智礼义信是汉学中儒家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而阐释伦理义务、宣扬孝道、推崇行善积德，又是毕节古彝文碑刻摩崖的突出特点。立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的《安布宜墓碑》倡导一家之主“把子、媳开导，把孙子体贴，把家族扶持，把亲戚凝聚”；立于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3年）的赫章县白果街道（原白果镇）的《安母苏藏墓碑》把长者说过的“为人子必备的品行是，敬供祖宗，孝敬父母”作为讲道德的标准和要求。这就充分说明了彝汉等民族在做人处世观上的相互认同，也即是文化认同中最基础的认同。相互学习。《通贵州至乌撒驿道纪功摩崖》刻有：“大地上的生存是艰难的，光阴流逝很快，借鉴汉族的人生理念，像高山屹立于大地”。这不仅是认同汉人的人生理念，而且要求学习借鉴，提升自己。而其他民族对彝文化的学习借鉴也不乏实例，据王明贵考证，《赵土母汉彝文墓碑》《盐井彝文墓碑》并非彝族人所立，墓主人后裔一赵姓一钱姓，至今仍生活在当地，均非彝人。
共同的情感意识。毕节古彝文碑刻摩崖有关共建共享、互帮互助的记述，充盈着“各民族一家亲”的情感意识。共建共享“手足情”。立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的纳雍县境内《扯塏箐碑记》记述扯塏箐口以前的桥被冲毁，彝汉民族上下往来极不方便，后来由彝汉民族共同出资重新修桥的事。立于大方和黔西分界处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也有“桥之修建，所用的粮食，所烧的柴火，都来自于民”的记述。通过这些碑刻摩崖记述，共居一处的彝汉民族共建共享的“手足情”意识得到充分体现。互帮互助“一家人”。立于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的《安阿娘墓碑》，位于赫章县白果街道（原白果镇），碑文称：安阿娘“把彝民接济，把汉民救助，把属民关照”。位于赫章县白果街道（原白果镇）的《同结善缘碑》记述“给饥者饭吃、给病者送药，平等劳作，给寒者衣穿”，表述的也是像“一家人”一样的互帮互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体现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维护国家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对照这些内容，毕节古彝文碑刻摩崖不同程度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一些非常积极的基本元素。对古彝文碑刻摩崖的深入研究，对促进各民族团结一心、携手并进，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