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彝族的分布仍相当广。建昌地区的“罗罗”，即今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州的彝族。东川地区的“罗罗”，即近代昭通、鲁甸、大关、彝良、永善等地的彝族。芒部一带的“罗罗”，即近代镇雄的彝族。永宁和水西的“罗罗”，即近代四川叙永至贵州西部一带的彝族。曲靖地区的“罗罗”，即近代沾益、罗平、陆良、马龙、宣威一带的彝族。滇中地区的“罗罗”即呈贡、富民、昆阳、易门一带的彝族。橙江府的“罗罗”，即近代澄江、江川、路南一带的彝族。广西府的“罗罗”，即沪西，师宗，弥勒，邱北一带的彝族。临安府和开化府的“罗罗”，即近代建水、石屏、蒙自、开远、峨山、新平一带的彝族。广南府也有“罗罗”。武定府的“罗罗”，主要指武定、禄劝、元谋一带的彝族。楚雄府的“罗罗”，即近代楚雄、牟定、南华、双柏、景东、景谷一带的彝族。姚安府的“罗罗”，即近代姚安、大姚的彝族。大理府和蒙化府的“罗罗”，即今邓川、云龙、宾川、洱源、巍山一带的彝族。丽江、永胜也有“罗罗”。永昌和腾冲的“罗罗”，主要散居于保山永平、腾冲等地。顺宁府的“罗罗”，主要散居于保山、永平、腾冲等地沧源一带。普洱府也有“罗罗’。在这广阔的范围内，清代彝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总体说来，云南彝族地区地主经济得到了发展，数以十万计的汉族军户、民户来到彝族地区，增加了劳动力，增垦了土地，带来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彝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黔西、滇东北彝族地区，封建领主制衰落逐渐转化为地主经济。水西地区，在改土归流以后，地主经济在坝区和部分山区也发展起来。但封建领主制仍残存于偏远山区。乌蒙等地，改土归流前已有地主经济的因素，改土归流后，地主经济逐渐占居了统治地位。边远山区仍有封建领主制经济残存。自雍正年间以后，先后加强了对越荞、马边、峨边、雷波等地的统治，清理田亩，登记人口，设立场期，进行贸易。在一些坝区，地主经济开始发展。凉山地区奴隶制仍残存。
一、清代彝族地区业已存在许多街集，表明商品交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清代彝族生活的地区已经有许多集市，汉、彝各族在这些集市亦称街子上进行商品交换。滇西、滇中、滇东北、滇东南、滇西南分别以姚安、楚雄、澄江、曲靖、蒙自、新平为例，其街市分布如下：
姚安军民府“近郡之夷，名罗罗，夷、散摩都，......交易用盐米，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②
楚雄府楚雄县“城东三十里米市街，三十五里腰站街。城西南四十五里子母街，城东南四十五里饱满街。”澄江府新兴州有“州城市，城北七十里北城市......”。
曲靖府寻甸州“城东南为甸头厂街，距城二十里，凡六十八村。城西南为东马里新街，距城四十五里，羊街距城五十里，凡四十二村......”。
蒙自县“城西三十里大屯街，三十五里鸡街，七十里倘甸街......”。
新平县有“本城街、新化街、慢干街、太和街，⋯”。③
贵州水西彝族地区，“汉苗杂处，每逢市场贸易”①的记录表明，这一地区亦当有不少街市。
四川凉山地区，“汉番交界处，每月立定场期三次”，⑤及“定地交易”，⑨显然已有集市。汉、彝族在此进行商品交换。
通过对以上典型的彝族居住地区的考察，我们发现，广大的彝族地区定时、定地进行商品交换。总之，清代彝族地区业已存在街集，“附近居民无论买物卖物，均于是日集于一地，作尽日之交换”。⑦
二、交换物品、规模及其价值形式
彝族地区的街市，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而且，市场的规模反映了商品交换发展的水平。据有关记载，定远今牟定“三月二十八日，就城外南郊东岳宫赶市，四方远近，商贾汉彝，买卖农器货物，至四月初二方散”⑧。蒙自街天“至期则远近毕至，百货咸集，日出集，日入而散”。南华一带“普楷七子载培这一辈约康熙时汉族商人和豪绅相勾结，源源进人山区贸易，带入布、针、线、盐、铁工具等物品，在山区集市上出售，然后购买山地土产品香菇、蜂蜜、黄蜡、鹿茸、路香、熊胆等及各种兽皮，回到城镇去售买。与此同时，回族商人也跟着进人山区，进行同样的交易。四川雷波、马边地区，则“土产沃富，远货他乡，而白布红盐，则取资于外郡是以道途虽险，商贾流通，远方之人，闻风糜集”。又“中同坪罗三溪两场，商贾云集，每逢街期，汉夷赶集者七八百人。”马边地区“布帛细绸，悉数货于汉地，”并且“其逼近夷地市场厂方，每逢赶集场期，夷人辙出贸易”。四川甘洛地区的“独立白彝”，“本乡彝族从事商业的经营......而在本地经营者却甚少，间或亦有一些人从双河场，田坝等处购入一些日用品，分与邻人，其价格与市集上的价格相差不多，因而获利极微，没有专门从事这种经营的。”也有一些汉族商人进人山村叫卖。他们带来的货品以盐、布、铁锅、沙罐、酒、菜油、桐油、锄头、镰刀、弯刀、针、线为主。每次背来几十斤盆、几匹布和其他的一些日用品。广西隆林县德峨区彝族“能够自己制造日常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因此，各族人民需要在市场上买的东西显然不多，主要交易的是生活用品，盐、布匹、针线、被毡、锅头、鼎锅和三脚灶以及生产上用的犁头。可见，清代彝族地区商品交换以日用品及山货药材为主，商人肩挑贩运，每次成交量不大。
彝族各地区商品交换过程中，货币价值形式不尽相同，四川雷波“独立白彝”，居民内的交换形态主要采取物物交换的一般价值形式，也有货币价值形式，比价如下:
一升包谷：
一斤铁或2～3斤废铁锅
一升谷子
1升荞子
一卡烟
一斤酒
一斤盐=3～5钱鸦片=一张羊皮
一升大米=1升黄豆
一斤盐=100斤南瓜
一锭银子：4～5件土布
2只羊
2.5～3两鸦片
60发子弹
一锭银子即十两，一两银子=5～6斤盐。
凉山地区奴隶主阶级在内部相互买卖奴隶，“或以牛羊马匹相交易”，即牛打马算。每逢街期，当地彝族将少量的荞麦、包谷、萝卜等产品“背负出与汉人易换布匹、针线等物”，有时他们将“贝母、黄莲、附子、厚朴、察香并包谷之类，人汉地俱换布尺、烟、盐、针线并细绞等件”。
云南东北乌蒙、东川一带与贵州西北的水西地区，早在明代以前就有“场市贸易”，贵州于清代雍正年间“汉苗杂处，每逢场市贸易，少则易盐，多则卖银”。云南永昌地区“货物皆自外来，明时贸易以物易物，今则银钱互用也。云南、贵州彝族地区，雍正九年年“乡僻苗倮，皆知用钱”。
清朝中叶以后，云南、贵州彝族地区矿治业普遍衰落，社会分工与交换随之出现萎缩局面，迄至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场市贸易中，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以物易物”，即简单价值形式的统治地位，凉山地区“以物易物”延续至解放前。⑩
三、清王朝对凉山彝族地区商品交换的规定
清雍正六年年，“二月壬午朔，兵部议覆，川陕总督岳钟琪条奏苗疆善后事宜，称“建昌为边疆重地”应重兵把守，不得琉渝，为维护清王朝在建昌地区的统治，防患于未然对建昌地区的商品交换作了规定，“汉番交界之处，每月立定场期三次，彼此公平交易，该管官选差兵役稽查，不许汉民用强短价，及兵役借端措勒。或其私人夷穴交易，另勾结情弊，从重治罪，地方失察者，一并治罪”，这一政策，对于汉彝之间公平交易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宁静地方，减少摩擦。但也体现了清朝制造民族隔阂，试图分而治之的意图。清道光十三年年，四川总督鄂山等奏称凉山地区仍应严加防范，“添设夷官，应准于清溪之撤角，木须，松坪一带各设夷长一人，夷目一人，在阿吾地方稽查夷汉出人峨边之曲曲鸟设立夷长二人，夷目二人，在木城冈地方稽查夷汉出人。”另外，“定地交易，应准饰厅县赶集日期，清溪之撤角一带，酌定在马烈交易。峨边之曲曲鸟一带，酌定在盐井溪交易。越之临日河一带，酌定在马日贡交易。初二、十六，一日二次，该管文武亲往弹压。越厅属之凉山，以河为界，初二为期，一日一次。附近马时贡铺户，距敲脚河尚有六十余里，每逢交易日期，伤铺户运物往售，责令土司带领野夷头人在敲脚河边代为交易。夷人仍不许过河。其汉人向入夷地开木笋等厂，永行禁革，违者治罪”。
建昌地区，彝汉之间疏于交往。在有限的商品交换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夷人通事”职业者，“更有夷人通事，由该场各店铺客民供其长住，资其日食往来场上以待交易者，谓之牙口。”
上述有关建昌地区场期交换的种种细节规定，表现出清代彝汉之间民族的隔阂，社会交往疏远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之间的社会分工已有了新的发展
四、彝族地区矿物开采引起了频繁的商品交换
清初，特别是乾隆年间，云南、贵州、四川彝族地区，铜、铅等矿产的开采规模日渐扩大，同时也带动了商品交换活动，如马立地区乾隆年间开厂以来的四十余年，出现了这种情况“历年出铜自完课外，分商售卖，四方贸易接踵而来，号为鼎盛一时，因有小成都之名”，另据胡庆钧先生考证，凉山心腹地区的交脚汛，嘉庆、道光年间，三百多户汉人在这里兴起了市集，城有条街，主要是由于乌抛铜厂生产发展的结果。
清代，云南彝族地区采矿业逐步发展，有众多的矿厂，“香树坡厂楚雄府南安州属，马龙厂南安州属，秀春厂定远县属，发古厂寻甸州属，长发坡厂镇雄厅属，红石岩厂路南州属青龙厂元江州层，美都厂易门峨交界处，金钗厂蒙自县属，大茂领白铜厂定远县属。”在矿区及附近城市商品交换频繁，“厂之所需，白米、粟、薪、炭而外，凡身之年披服，口之所啖，室宇之陈设，攻采煎炼之器具，祭祀宴餐之仪品，引重致远之奋产，毕具商贾负贩。”
在彝族矿区，开矿及“走厂贸易者”多系汉人，“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川各省民人，亦多来省开采，至于外夷，虽产矿确，不谙煎炼，多系汉人赴彼开采。”“......今在彼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另外，像蒙自“蒙邑之境少流寓之民，多其土著，率皆前朝实边之人，民愿而谨，重农怀土，惮于远行，贸易不出其境，不敢与富商巨贾斗智争逐，虽有铜锡之厂，而四方商贾专其利。蒙之人不敢过而问焉。”
厂矿的兴衰对彝区的商品交换影响极大。如马边“自乾隆五十五、六年，厂衰之后，各商携本返里，一切贸易裹足。”
五、汉族进入彝族地区从事商品活动并从中谋取暴利
吴大勋对汉族在彝区的贸易活动有详细说明，“滇本夷地，并无汉人，历代以来，征发戍守，迁从贸易之或不得已而居此，或以为乐土而安之。降至近世，官商幕客流落兹土，遂成家室，盖缘道途绵远，盘费难支，日积一日，年复一年，无复归期，永为客户。大抵江浙之人居多既好体面，又难吃苦，手乏身疲，不能行动。至今城市中皆汉人、山谷荒野中皆夷人，反客为主，竞成乐园。至于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江西、楚南两省之人只身至滇，经营欺骗，夷人愚蠢，受其笼络，以至积攒发家、娶妻置产，虽穷乡僻壤，无不有两省人混迹其间。”嘉庆年间，临安地区，“历年内地人民贸易往来纺织如梭”。四川甘洛“独立白彝”地区“平时常有汉族的小商贩出人村庄，以沿途叫卖”。广西德峨彝区“外地来的商人很多，其中又以贵州、宾阳来的汉族商人最多”。“滇黔各处，无沦通僻村，必有江西人从中开张店铺，或往来贸易。”
汉族商人在彝族地区通过不正当的交换手段，牟取暴利。“夷人贪酒，昧于计算，江楚奸民，平时以尺布、寸丝，零星什物频赊予之。遂置酒肉延之饮啖，乘其醉后欢呼，出帐指算，一任愚弄。……更有一种狡黠之徒，佃种夷地，预以零星钱，米假货于夷，届收租之时，以酒肉啖之，计算旧帐，一二准作什佰。”另据有关资料，商人在彝区“通过各种手段来谋取暴利，他们出卖的东西很贵，一斤盐要两块法光，一根针和少许线要换一只大肥鸡。他们收农产品时，价钱压得很低，二十斤米只得一块法光，一百斤重的猪最多只卖得十块法光，一张很好的兽皮只值得十盒火柴。”有此一端，“楚、蜀、黔、粤之民，携妻奴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
六、彝族地区官民不平等交易土司对彝族的盘剥，有碍于正常的商品交换
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云贵总督硕色称，总后衙门所需柴炭，草料及土产食物竞令各夷民上纳，名虽给盐兑换，实有勒索压派之弊。......近年开化行销粤盐，盐广价贱，夷民以物易盐者渐少，而陋习尚未尽除。由此可知，官民不平等贸易，有碍于彝族地区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
土司头人对所辖地区彝族的盘剥，曾一度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生产比较单一，彝族除为土司提供产品及服务外，再不能生产更多更丰富的产品用以交换。《巍山彝族左氏土官社会历史调查》恰好能说明这个问题，明清时期，巍山各代土官是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地方封建领主，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一切庄园、山林、土地、水利设施等生产资料都为左家所有，在其管辖内的人民，除他派出的官员和家族外，都是他统治的对象。左土官通过里长、火头等村社头目把土地、山林分配给农奴管理使用，然后再通过这些村社头目，利用村社各种组织形式形成连环保的形式，向农奴征收租谷赋税和派出兵役，为其生产、生活、战事服务。在左家统治的地方，还有专门为左家生产、生活服务的村庄，如泥鳅庄专为左家养鱼，养鹅村、养鸡村专门为左家养鹅养鸡，供左家食用，养马村专门为左家养马匹，左家向朝迁纳贡的马匹多来自养马村。”彝族为土司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因此土司对于市场交换不热心。最终形成有资产者无须交换，贫困者无力进行商品交换。这种情况同样成为彝族地区商品交换的不利因素。
七、阻碍清代彝族地区商品交换的诸多不利因素
1、重农轻商。
宜良县彝族“民生朴素，不善商贾。”嵩明州彝族“贫乏耻为商贾。”守州路居乡彝族“多祟俭朴，不事商贾。”蒙自县彝族“重农怀土，惮于远行，贸易不出其境”，澄江府彝族“不习工商”。路南州彝族“农安耕耘而鄙逐末”。广南府彝族“人尽刀耕，不治末业。”沾益州彝族“不好出乡井贸易，惟知刀耕火种。”寻甸州彝族“不事逐末远商”。定远县“城市多汉贸易是资，乡多彝种火种刀耕。”广西直来厅彝族“鲜为商贩，不慕浮华。”
彝族的重农意识及行为，还表现在他们对农务神的崇拜：“农务之总神，献酒琢他呵，过了些日子，到耕耘之日，坯耕不遇风，原耕不失露，土边蛇不屈，田外鼠不窜，户神好来护，禾秀蝗不害，守神好来守，见守雀不临，田大秧不费，工人腰不疼，禾长就出穗，出穗就结谷，结谷就成实，收割就逢晴，劫匹风力，大仓满，小仓足，大房满，小房充。”，彝族认为，人生在世，以勤劳稼穑为本，“勤于耕种，有富贵福禄。”⑩“国事治理好，既重于耕织，又教以礼仪，永远显耀祖。”
2、居住环境差，生产力低下。
宣威“乾罗罗......居必高山深谷”。寻甸“黑罗罗......居山哨者，殊少知识，惟在高冈绕陇，亦力耕之。”江川县“黑罗罗，居深山，住茅屋。”新兴州“黑罗罗，白罗罗，俱居山。”宁州“其居于山林村落之间者，多夷罗之民。”⑩新平“黑罗罗......蛮山大岭，此种尤多。”阿迷州的罗罗“山居刀耕”。习峨“黑罗罗，杂处山阱中”。武定府的黑彝，即黑罗罗，杂处山阱中。楚雄府“有曰罗舞者居山林高阜处以养牧为业”，楚雄县“罗罗山居，刀耕火种”。姚州“至远左万山穷谷中者，火种刀耕，......则黑罗罗也。”⑧云南县今祥云“卢鹿一种，又名罗罗，各居山谷，火种刀耕”。浪弯县“罗罗，皆僻处山谷”。蒙化府“倮罗......多依山谷”。丽江府“罗罗，散居荒山，刀耕火种”。蒗渠土州（今宁蒗）“黑夷一种，生于冷山寒谷之中，居于深箐峻领之上”。顺宁府“倮罗二种，大倮罗，......披羊皮，衣麻布，山栖草舍，火种刀耕。”，景东府罗婺......居山林高阜，有屋无床榻，以松叶藉地而卧。易门县“罗婺，......居山林高埠，牧养为业”。在理府“各州县山等间，多罗婆，撤糜都，糜察。”蒙自县“朴喇，居必深林密箐，刀耕火种，不治水田，岁易其土，以养地力”。开化府“孟乌，......居深山僻壤，择汉人足迹不到之处”。大凉山地区“高山峻岭居十之九，地土痔薄，不产五谷，惟畜养牛马，射猎以供飨*。”，东川府“披沙夷，尽黑倮倮......艺山粮者十之七，艺水田十之三。”由以上众多的史实可知，彝族生活环境差，多数地区采用刀耕火种的粗放式经营，生产力低下，是一种“匮乏经济”。正常的生活消费有一定困难。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或用来从事商业活动，则是更困难的事情了。
3、喜勇好斗。
奴隶主掠夺财物和人口，使得彝族地区经商要冒风险。罗平“干罗罗，《通志》所载好斗勇。”寻甸“乾罗罗，……出人常佩刀剑，好战斗。”广西府“黑罗罗，自恃其贵而强、好争斗。”易门“罗赘，……腰刀长枪，行坐不释，嗜酒好斗。”姚安军民府的罗罗“强悍好斗。”师宗“朴腊罗罗，......形黑好斗。”临安府的“母鸡好斗轻生”，阿迷州“母鸡佩利刃负强弩毒矢，虽父子兄弟，怒则相攻”，见雍正《阿迷州志》。道光《云南通志》记“母鸡，临安、开化二府皆有此种，......俗好斗，佩力负弩。”这些地区社会秩序混乱，彝族内部一言不和，拨刀相向。外族人进彝族地区从事商贸活动，显然要冒很大的危险，从而使正常的商品交换活动受到阻挠。
乾隆《东川府志》记载了奴隶主抢夺人口的情况，“蛮好劫掠，伺行李过，潜出其后缚之......三年驯，则遣牧，狡则转卖蜀，掠自蜀者，又转卖于滇，......被掠者，不知几千百人。”到这些地方从事商业活动，很可能人财俱被虏掠而去。
另外，到凉山经商也要冒风险，汉族商人要找保头，交保费。每经过一个家支地区都要交保费，一般只能保管辖地段及其娃子不加抢劫。倘若遇上比保头还大的其他黑彝前来抢劫，既不能保证追回原物，也不赔偿。
以上几种情况表明，清代彝族地区商品交抉受阻的原因，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有人为方面的因素。
综上所述，清代彝族地区己广泛存在集市，定时、定地进行商交换。彝族地区的商品交换以日用品及山货药材为主，商人肩挑贩运，每次成交量不大当然，此时鸦片交易量也颇大，内容比较丰富，本文暂不涉猎，拟作专文讨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各地区的货币价值形式不尽相同，有以物易物，牛打马算，贵金属充当货币等形式。清王朝对凉山地区的商品交换进行的种种规定，旨在维护清朝的统治，达到对汉彝各族分而治之的目的。彝族地区的矿物开发，曾一度引发了商品交换，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这些地区的矿物开采衰落，贸易也呈停滞状态。在彝地开矿及走场贸易者多为汉人，彝族内部的商品交换不甚发达。是故，有部分汉族商人，趁机在彝地通过不平等交易谋取暴利。土司及官府对彝族人民的剥削，出现了有资产者无须交易，贫困者无力进行交易的现象。成为阻碍彝族地区商品交换正常发展的原因。另外，彝族自身重农轻商，生活环境差，喜勇好斗，及奴隶主的疯狂抢掠财物、人口，均对彝族地区的商品交换产生了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略，请参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