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彝民族形成与希慕遮世系
希慕遮世系是研究彝族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主线。滇川黔的彝族，多数承认是笃慕的后代，许多还保留着世系谱谍。笃慕六个儿子建立的武、乍、糯、恒、布、默六部，遍布云贵川三省彝区。凉山的曲涅和古侯两支，分别属糯、恒两部。四川永宁河靠近赤水河的毕节一部分属恒。从赫章、毕节、大方到贵阳半个贵州，属默部。威宁到盘县、宣威及黔南北盘江属布部。乌蒙（今昭、鲁、大关、永善）属恒部。芒部、东川、属默部。滇池周围和滇西属武、乍两部。用笃慕世系研究彝族的形成发展，世纪断代，是有代表性和科学性的。
彝族是多元的融合体，形成之后也在不断分流整合，不是由一种单一的种族衍变而来。这是任何民族也不例外的客观规律。研究一个民族的族源，追朔到民族形成的多细胞……那是人类共同祖先、生命的起源，人类学、生命学科研究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学的范畴了。至于彝族是不是羌人之后？没必要去理论鸡与蛋孰先孰后的问题。
从希慕遮到笃慕，这三十一世，六七百年时间，是彝族形成的时代。希慕遮之前无据可靠，无本之源不敢妄言。希慕遮从旄牛徼外来到邛之卤，人名和地名一样，不仅他一个人也不仅邛之卤一点地方，史籍只记了个代表的人名和地名。希慕遮的民族部落，在以邛之卤为中心的广大地域里，征服了广大地域里的部落，把他们融入自己的部落民族。三十代人不知融入多少部落，迁徙过多少地方，形成了彝民族的共同特征。他们生活在强紫外线的高原，皮肤较黑；以狩猎游牧为主获得的食物结构，身材魁梧健壮；广阔的山林草场，最宜打猎放牧；为了既不破坏侵占山林资源，又方便放牧狩猎，把村寨房舍建在山脚，这种居住习惯一直保持到近代。彝家寨子多建在大山脚下。村子和领主庄园后边是座山，这山叫做“后龙山”。它是神圣吉祥的象征。山上一草一木都不得擅自损坏。而善于种田的苗族，多居住在半山坡。既不侵占良田也方便耕作。故有“彝家爱窝窝，苗家爱坡坡”之说；气势磅礴，极目千里，崇山峻岭的乌蒙山区，陶冶了豪迈的民族性格；和野兽生死搏斗，培育了英勇善战、尚武、崇武的精神；虎为山林之王，凶猛难敌，彝族崇虎。三十一代人，形成了彝族的共同生理特征和共同的民族特性。
笃慕之世彝族这一民族已经成熟。笃慕巧妙地把位子传给六个儿子，在不同的地方，六个儿子都成了君长。从此父子相传，政权和君位私有化。笃慕之前，政权和君位也许是能者之取，德者居之。也许30世摄珠笃是他的前任不是他父亲。一代君长取的名号首位互相衔接，表示这个氏族部落的延续存在吧。笃慕之后的父子连名，就是嫡亲父子了。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权形式，六个部落也继续延续下去。
除了笃慕支系之外，还有些其他支系的彝族。因为他们也有相同的民族特征，也就认同为同一民族了。
这个民族汉人叫“夷”自称“诺夷”。都是尚武善战的缘由。“彝”是解放后才使用的。“夷”是身背弯弓，全副武装的人。彝语“诺”是武士、军队，“苏”是某种人。“诺苏”是司武打仗的人。当然也是有崇黑色，黑色民族的含义。古时初到彝区的回族，多是当兵从军而来，彝语称回族“撤纳”。“撤”是汉人，“撤纳”即汉人武士，当兵的汉人。
希慕遮世系，从鼻祖希慕遮到康熙三十年末代水西土司安胜祖，传115世；到芒部末代土司陇庆侯，传113世。基本吻合，是可以采信的。用世系考证彝族历史的纪年断代，每世取值25＜20年为宜。古代人性发育基本成熟，就婚配，生育能力具备就生育。大于25取值，古人不懂晚婚晚育；小于20取值也不合生育生理机能。要每代都十六、十七岁婚配，一婚配就怀孕，头胎都没有夭亡长大，上百代人代代的头胎都是男孩，这绝对办不到。取几个数列试算：努尔哈赤到宣统，十三人十一代平均每代26：大理南诏传12代十三世，每代21。
（二）昭通彝族
在哪里形成了一个民族，这里就是这个民族的发祥地：这个民族在这里定居下去，他就是这里的土著民族。形成彝族的笃慕之世，已经在昭通的巧家东川或更腹心地带居住；世居濮、僰人等大多数也融入了彝族。昭通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彝族从形成到今世，都有在昭通居住，彝族是昭通的土著民族。
昭通，指的既不是昭通坝子，更不是城区小范围，而是相对昭通市辖区的文化社区。巧家、东川（含会泽也纳入这个区域）。笃慕的居驻地域不会是一座洛宜山，而是以洛宜山为象征代表，周围的东川、巧家、禄丰和昭通地方的一大片地域。笃慕的的部族是个庞大的部族，有苦干“邑”。这个部族分成六支，都有强大的力量独立向四方三省发展，每个支一定有上千的人。没分支前怎能像今天的都市，集中生活在一座洛宜山狭小的地盘里。而其彝族也没有在山上的居住习惯。既在山区，不在山上。就是六祖分支，也不定在洛宜这座山上。洛宜山是个标志象征，或许指的是连绵的群山，洛宜不是哪座山。彝族就有以某些山为标志的习惯。按娄衣记载，我们家在五通山分支，定居在一棵大松树下。其实在一个芒部一个村庄分支，居住在松林的前边。
长期生活在昭通的彝族，有恒部、默部两大支系。西部恒部，东部默部，东川、巧家也属默部。
昭通古时汉名窦的甸，彝名德歹仆窝。笃慕之世可能就有部族到达这里。六祖分支，武部先到了这个地区。武部迁走后，不知何时恒部到了这里。恒部的一部分人去了凉山，一部分留下来成为后世的乌蒙部。在昭通的恒部，到第八世阿统强盛。阿统两个儿子，长子留在昭通，次子领着一部分部族到四川古蔺一带，赤水河两岸建立部落，成为扯勒部。留在昭通部落，到十九世乌蒙当酋长，后世把地名和部落名都叫乌蒙。乌蒙当是东汉时人，而阿统则是西汉时人。乌蒙政权延续到了雍正五年初，改土归流结束，凡两千余年。
默部十三世德施，在东川一带强盛起来。到二十世勿阿纳，不容于兄嫂迁到赫默钟显，即今镇雄、赫章一带，在可乐建立了可乐大城。可乐今天成为了全国十大考古遗址。赫默钟显，汉称大雄甸和牂牁一部分，故妥阿哲史称牂牁人氏。勿阿纳之兄留东川，后世为阿芋歹部。二十六世有妥芒部、妥阿哲弟兄俩。分支后妥芒部留在赫默钟显，成芒部部始祖。弟弟到牂牁，助诸葛亮南征，封为罗甸王（今大方一带），为水西始祖。芒部历时一千四百七十年。
（三）昭通彝族的社会、经济、文化
昭通古代彝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先进行列。明朝初年实行土司制度，先进地区称土官，文职；后进地区称土司，武职。昭通的乌蒙和芒部都是土官，文职。昭通沃野万顷，水旱均宜。盛产银铜，地处南丝绸之路沿线。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形成了繁荣的朱提时代。朱提时代，给后世的社会发育和经济文化发展，起来重要作用。
秦灭蜀后，想继续向南发展，没有实现。郡县的设立，五尺道的修筑，都直到了今天的宜宾。高县一带，也在汉武帝后才设立了“羁糜高州”。昭通境内的“秦修五尺道”，“颇置吏焉“都是句空话，武帝之前都属夜郎国的组成部分。据即将面世的”彝族通志“界定，夜郎就是个彝族的社会政权。昭通的恒部、默部、武部，在加上后来众多融入彝族的濮人、僰人，也是一个彝族为主的社会。
汉武帝使唐蒙说服了夜郎，昭通开始设郡县，纳入中央王朝的建制。昭通属朱提，镇雄属南广。而这些郡县机构并没有政权机构的职能，行驶地方政权的行政权力。“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守后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出土的“印章交以诺用”和“汉叟夷长印”都印证了这些记载上正确的。少数民族政权和社会没有改变。有部分中原汉族相继来到这里。一些有作为的汉族，到蜀汉时成为了“大姓”。如孟、李、霍等。大姓者，夷化了的汉族实力人物。他们保持汉民族不融于少数民族；为了取得社会的信任发展自己，自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社会“从胡俗”。朱提时代的昭通，仍然是各部落组成的少数民族社会。一定说成朱提是中原和汉族的朱提，是不切实际的。千百年来，土著人民在悬崖绝壁、荆棘丛中踏出了一条国际大通道。汉武帝使唐蒙在原来基础上兴修秦未成功的“南夷道”，把南丝绸之路改善畅通。汉使在西域发现了枸杞、邛竹，才恍然大悟有条直达身毒、西域的国际通道“南丝绸之路”。如果秦已通了“五尺道”，汉室不会一点也不知道工程浩大的大道。没有土民们开辟的南丝绸之路，汉武帝也想不起在豆沙关来修南夷道。少数民族的历史功绩，不该全归了两朝帝王。史实不以人数多少、声音大小来改变其公正、真实性。
繁荣的朱提时代，史籍记载较祥，出土文物也较多。矿业冶炼兴隆。银铜生产，质高量大，全国名列前茅。铜器工业精美、银质纯度很高。这个少数民族社会，不但畜牧业发达，而且已经进入牛耕时代。出土的汗砖牵牛图证明了这一点。不可能说少数民族只会牵牛不会耕地，矿业冶炼从业者，绝对是汉族没有彝族。我们没有发现矿业厂场人员的花名册，民族成份登记表。中华五千年文明，是56个民族的贡献，繁荣的朱提时代，是昭通各组先民创造的。属南广的默部，社会经济也发展到相当水平。他们已经会派人到成都去采购蜀锦制衣，他们能筹措粮饷助诸葛亮大军，有力量和“孔明先生结盟”，共同攻打汉官。没有强大的物质实力，军事实力，孔明先生不会重视认可的，更不会以功绩卓著封阿哲为罗甸王。晋德里说：“夷人衣皮食肉，居山涧”，还是未化的蛮荒民族，为什么？其采信程度要三思。
魏晋以后，中央在昭通的联系渐渐松弛，唐宋时期基本中断了建制隶属关系。强大了的乌蒙、芒部两大彝族政权，朱提、南广两地各据一方，把昭通平分秋色。这段时间史料不多，知之不详。我们不知，不可推断他无。明洪武年间给订的赋税，每年乌蒙、芒部两府，各府马四千匹，谷八千石，毡衫八百领。除了交给中央这一笔，它还有维持土司、头人政权的负担，维持整个社会生计的生产能力。每年这个区域不产十几万、几十万石谷，不养几万、几十万匹马，怎能承担如此赋税？何况朱元璋正是减徭役，倾赋税休养生息安定人心的时代。可见宋、元乌蒙、芒部的社会生产能力。
元朝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在昭通地方建立了土司制度。土司政权，元称乌蒙、芒部路，明清叫乌蒙、芒部府。嘉靖芒部改土设流失败，芒部还是更名镇雄府。乌蒙、芒部后裔一直任土知府。雍正五年，乌蒙土司禄万钟、芒部第一百一十四世陇庆侯成了末代土司，改土归流结束了近两千年的彝族政权。改土归流完成以后，鄂尔泰为了巩固从四川总督岳钟琪手里夺过来的乌蒙、芒部成果，给米贴土司兼四川磨坡长官司禄永忠莫须有“兄亡赘嫂”罪，禄不服拒捕。鄂尔泰调集大军镇压，妇孺不留，老幼无存，杀尽米贴全部人口四万余人。雍正八年，总兵刘起元等在鄂尔泰支持下，极尽残暴，压榨乌蒙彝族，使乌蒙“远近夷民无生之息，有死之心”，起来反抗杀死刘起元等贪官暴吏。鄂尔泰调集云贵两省兵力横加镇压，乌蒙十室九空，百分之九十三的人被杀戮，一切城坦庐舍荡然无存。经过这两次事件，昭通彝族社会被鄂尔泰摧毁荡灭，基本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后来的年代里，“昭通彝族社会在艰难的缓慢发展着”。
（四）对几个分歧问题的看法
唐朝昭通为乌蛮七部中“阿蒙”部，因为史籍上宋代首次出现乌蒙，乌蒙部和乌蒙都认为是建于宋代，宋朝人。
乌蒙是笃慕十九世孙，代代相传。如果是宋时人，宋太祖到明初才400年，传了80余代，每代才4岁多。乌蒙应是汉代人。唐的阿蒙就是乌蒙。音译时，用了两个相近的谐音字。彝语乌蒙应是“ηmu”，阿，乌与“ηmu”相近。阿蒙部应该就是乌蒙部。
宋封乌蒙为阿杓，阿杓是笃慕之后，乌蒙部首领，矛盾重重难成立。
据有关资料记载，阿杓姓罗名星，字杓。有姓有名还有字，典型的汗文化。而且子孙相传，代代相继。彝族在唐宋时代，还是父子连名，熟记娄衣还没用汉姓更不说字。明朝或由皇帝赐姓，或自命汉姓。如水西姓安，纳西姓木姓和，怒江傈傈族土司姓线都是皇帝老官赐的。罗星有标准的汉姓姓名，却没娄衣，父子连名的彝名。彝族没有娄衣，叫根骨不正，在那个年代是不认可的，不正宗。笃慕之后，岂能没有娄衣？彝名也一定有。祭祀婚娶都得向祖宗神明通报，一部之王绝不能缺。阿杓的家谱所载，不像彝族更不像乌蒙之王。罗星宋神宗年代封王。神宗到今世1000年，传了20代，每世50年，难有此事。除赵姓皇室，宋朝舍不得给个王。多少统兵数十万，半世血战沙场，功勋卓著的将军也没得个王子，罗杓的战功和级职，封不到王，连个勋爵还差得远。要当乌蒙之长，一只有朝廷委派。雍正改土归流之前，没有委派外籍任土酋之例。二只有自己取得政权。然后清朝廷认可，这也没有多大可能性。作为军人，可以暂时夺得乌蒙，要服众并得以巩固那就难。要脱离朝廷的关系又要生稳，那就更难了。这与彝族传统理念相悖，到民国招赘为婿、吃绝业都要说得清根骨血统，道得明来龙去脉。乌蒙下属头人，乌撤、芒部、东川邻居，多少人虎视眈眈，盯着这个位子这块地盘！怎容得一个江西人来当大苴慕？王连芳同志的“云南民族工作会议”，也谈到小凉山彝族在这方面的观念，几乎使他不能理喻。罗杓没有力量对付乌蒙势力。明嘉靖芒部改土归流，因不服政权易人发生的沙保之乱等。战乱历史八年，前后动用兵力十多万，耗尽国库财力，最后以失败告终。罗星怎有那份力量？罗星笔者以为：阿杓，姓罗名星，字杓。江西人，汉族（或非彝其他民族）。从军后，随军到滇川征战，有军功。与当地民族相处融洽，常做土酋座上宾，称兄道弟，颇有声望。乡人戏称乌蒙为王。后世讹作“宋封阿杓为乌蒙王”。
文献记载，水西始祖济火（活济）助诸葛南征，因功封罗甸王，彝文记为妥阿哲。妥阿哲怎会译作济火（活济）？希慕遮世系还有个笃慕之孙第三十三世齐雅洪?这关系到彝族历史的断代，关系许多问题，上下相差几百年，悬殊几个朝代。
济火和齐雅洪音很近，但许多史实矛盾，不能相印证。济火，明文记载，牂牁人。深目……水西之祖。齐雅洪，之世还在以东川为中心的滇北，他之后十七世勿阿纳才到贵州牂牁，他怎么会是牂牁人氏？在哪一世又回东川，到勿阿纳才返贵州？齐雅洪为蜀汉人，传到安胜祖已八十三世，一千四百七十年，每世才17.7小于20年。而妥阿哲至安胜祖，传59世每世23年合理。济火既齐雅洪，为何又记为火济？
妥阿哲即济火（火济）。德施为第八世。第二十世勿阿纳兄弟，兄留东川后世的阿芋歹部。阿纳到贵州发展。二十六世妥芒部、妥阿哲，兄芒部建立芒部，弟阿哲助亮南征，成水西之祖。这样的历史脉络合乎逻辑。妥阿哲之所以译为济火或火济，汉、彝语言障碍所致。
彝语通称土司土目头领阶层为“火”（huo），“苴慕”是指大土司那一家那一人。如乌蒙土司禄鼎乾、禄万钟才能称苴慕，他家是苴慕家。禄鼎坤、禄鼎明只称火，不能叫苴慕。土司禄鼎乾也属火阶层。即整个贵族阶层都称火，火阶层中当酋长土司的称苴慕。排行第二叫“济”（qiu或qǖ）.二姐叫娄济（nou qiu），二婶叫嫫济。百姓、下属称酋目阶层加个火字。火嫫济（官二娘）火（阿）济（官二叔，二老爷）。也可倒过来称，称济火（二官）。火济为芒部之弟，自然称火济，也可称济火。汉族同胞把称呼当作了名字记诸史册，引出一番争议。
（五）结束语
研究彝族史，客观上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以致疑窦纵生，矛盾重重不相印证。昭通地方史也受着它的干扰。唐宋时期的昭通历史，真还有些乌朦朦，雾茫茫，不昭不通。还没揭开神秘历史的面纱，看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
我们的问题除了受传统的观念“正统”二字束缚外，主要是资料匮乏和遗漏。我们运用的资料，绝大多数是汉文献，认为比较系统、采信度高的还是正史，治好正史是为中央王朝服务的。和中央中原没关系的不记，有点关系的略记，密切的祥记。唐宋时代的昭通，和中央王朝关系疏淡，记得很粗略，给今人就似隐似现，若明若灭；因为他的宗旨和目的，加上观察的角度和方位，决定了他的取舍，即使不加评述也难免产生错觉，红的后人认为黑的，黑的成红的。米贴大屠杀等的记述就是受到此种原因的扭曲；就是正史，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清楚，也会张冠李戴，含混不清令人费解。“昭通志稿”的“武备、戎事”有段记述：威宁梭戛夷目陇永安。同治二年正月纠众数千，窜拢奎香各寨，庚辰直扑彝良，执州同杨作舟，纵掠数日。《昭通志》成稿到同治，事不过几十年，有的当事人都还健在，但记述就有误、错。陇永安彝良梭戛本人和事件与威宁毫不相干，怎么活生生造出个威宁来？奎香，彝良县城州同治所，拢奎香破县城，本是一回事一个地方，志书记述会生错觉，先拢奎香，后扑彝良，奎香、彝良两地两事。汉、彝之间语音、语言障碍，一个音翻成两个字、三个字，后人就认为是两个人、两件事。诸此种种，不胜枚举。
彝文文献，没有语言文化障碍，不受观点角度的束缚，但仍然有另一方面的缺陷和不足。种种原因，彝文典籍更是残缺不全，寥若星辰。今人使用彝文资料，还得看译文本，古彝文识者是在不多。那些专业翻译者彝文水平也参差不齐，总的蜕化严重。而且常常汉文水平好的彝文差，彝文好的汉文又不足，译出来东西也不免偏差不准；彝族，从来也没有统一过，各部落，各土司各自为政，典籍的成书出各行其是，各说各的，因此也存在着相互矛盾，不能印证统一。
彝族史、地方史的研究，近年来出了可喜的成果。然而还在任重道远，“凡我同志，无须努力”。党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并全力进行。中共十六大胜利召开，指出了这二十年的目标是建设小康社会。构成小康两大事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一定水平；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文化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工程。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十六大精神为动力，学术研究将会出丰硕的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