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在四省区中，尤其以云南的彝族为最多，有450余万人，约占全国彝族人口的65%。自清朝开始，就有专家学者涉足于彝族的研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彝族的研究步入了健康发展的热门话题，也是争论的焦点。那么，到底彝族的族源源自何方？流向哪里？我认为彝族的根在昭通，或者说彝族是以昭通为中心的乌蒙地区为主要发祥地向西南各省迁徙繁衍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是在原始社会崩溃、阶级社会确立的时期形成的。昭通是否是彝族最重要的发源地呢？昭通，周代称“窦地甸”；汉代称“朱提”，古读音为殊时；唐代称“乌蒙”；清朝雍正九年（公元1732年）改名为昭通。窦地甸、朱提、乌蒙都是一组语言语音翻译，用汉字写成的表音文字地名，大多是彝族部落首领名，逐步演化为行政区化名而来。比如，昭通原来的名字叫乌蒙，镇雄原来的名字叫芒部，这些都是彝语音译汉写的结果。事实胜于雄辩，在雍正改土归流之前，乌蒙这片土地上彝族多汉族少。昭通古代是以彝族为主体聚居的核心区域，其辐射范围在从昭通分别到四川成都、贵州贵阳、云南昆明大约400—500公里半径的广阔地域之间。说明昭通是中国彝族主族源地具有十分充足的证据。
考据之一：《彝族指路书》的指向是昭通
一是《乌蒙彝族指路书》的翻译整理出版，使族源问题明朗化。2002年昭通《乌蒙彝族指路书》的整理出版，彝族的族源问题始露端倪。
《指路书》，顾名思义就是指引路线的书。彝族至今还保留有为死去的人，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原来居住地的习俗。也就是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一站一站地将灵魂送归祖先原居地。叶落归根，思念故土，饮水思源，得鱼而不忘筌。彝族人民以此独特的方式，每当人逝后，就要请毕摩为他（她）的灵魂指路，让魂归故里，也有个最后的归宿。这个归宿既不是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教的路，也不是通往“上帝殿堂”的路，更不是通向丰都城的鬼路，而是通往祖宗原来居住的中央故土。《乌蒙彝族指路书》中说到，古代彝族是以昭通为中心向四周迁徙发展繁衍的。
《乌蒙彝族指路书》中，上卷为乌蒙卷，下卷为芒部卷。从源头上，将昭通的鲁甸作为中心，向四周迁徙繁衍。
二是《彝文〈指路经〉译集》印证了《乌蒙彝族指路书》的族源指向。1993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族了由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全书共18集，指路终点指导昭通。书的前言部分叙述：“……一部《指路经》就是一个家或家族迁徙史，如把各地、各家支（家族）的《指路经》汇集在一起，显然就成了一部完整的整个彝族迁徙发展及古代彝族活动地域概况。因篇幅及经费所限，本集整理翻译了云、贵、川三省的路南（石林）、红河、弥勒、双柏、武定、禄劝、中甸、宁蒗、罗平、大方、威宁、盘县、赫章、甘洛、普格、喜德、盐边、美姑等十八个县的十八个彝族家支的《指路经》。这十八个点虽地处各异，之路出发点不同。但每条路径最后都指向昭通、会泽一带的滇东北地区。《指路经》中清晰地反映了滇东北是今分布云、贵、川、广西四省区彝族较早的发祥地，后随着六祖分支而播迁西南各地”。
昭通与会泽、威宁等地上水相连，唇齿相依，古代这些地方属于犍为郡的管辖范围。会泽是1958年才从昭通分出去的。对于彝族历史有关汉文史书上记载相对较少，但与昭通彝族史的联系，可谓藕断丝连。
三是在许多彝族《指路经》中的指路终点在昭通。在许多《彝族指路书》中，要到祖先原居地时，都要到一口井，井中有甘泉，凡是要到祖先原居地时，都要喝上三口。书上说：这口井叫“马拉益蚩“，到了这里”渴也要喝三口，不渴也要喝三口“。到底有没有口井？大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是昭通的葡萄井。云民民族学院的张纯德教授在《彝族始祖笃慕若干问题探讨》文中说：“彝族各支系指路经上都将亡灵指向昭通，据说昭通市葡萄井马樱花树下边，出来一股甜水，口渴要喝三口水，不渴也要喝三口水，到了阴间后水价贵，难喝上水”。
很多的指路经，最后一站是：滋滋朴窝。这“滋滋朴窝”到底在哪里？就在现在昭通市政府所在地。“滋滋朴窝”，绝大多数学者研究都认定是在昭通（乌蒙），陈本明先生考定最为可信。他查了《明一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都在《乌蒙军民府》都有“朴窝”记载：“以平坦为朴窝，（城）东南一舍有朴窝，盖四望平坦也”。《昭通县志》记载：“（雍正）八年八月，鲁甸土酋禄鼎坤子万福判…总督调川、黔兵及滇军进攻，十二月讨平逆党。遂废天梯土城，另建今城于二木那，亦名朴窝，易乌蒙为昭通”。
“乌蒙”更名为“昭通”距今270多年了，昭通为什么叫“昭通”？据记载是反其“乌蒙”的汉语语意为“昭通”，就是反“乌暗蒙蔽”为“昭明宣通”。“乌蒙”的彝语语言内涵是“乌暗蒙蔽”吗？不是。是以彝族六祖第四支德额罗之子罗乌蒙的名字而命名。还有的学者认为，彝语言中的“乌”，汉语是“头”或“首”的意思，“蒙”是汉语“天”之意。其意思是“天之首”，通俗地讲也就是“王中王”之意。这是“改土归流”时，统治阶级对昭通彝族地区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劣迹写照。
考据之二：古籍中记载的关于昭通是彝族主族源地的确凿考证
正如汉语因地域而呈现语言多变一样，彝族语言也因地域不同而语言异化，为此，考证古籍，就必须从古籍记载中通过认证分析，考证，从中去伪存真找出有力的证据。
一是《白狼歌》的考证。在《后汉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书中记录了白狼部落慕义归化的44首白狼歌，许多专家学者根据书中的白狼语与汉字语音对译记录的研究，发现其语言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语言最为接近，特别是彝族和纳西族的语言。歌中说“天”为“母”，今天的彝族说“天”也叫“母”。但研究者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这歌是在什么地方什么人作的。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录这三首“白狼歌”是这样记载的“…有犍为郡掾（文秘类的人员）田恭与之习狎。颇晓言，臣轧今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旨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当时的犍为郡就是现在的昭通市、会泽、东川，贵州威宁、赫章、毕节，四川高县、珙县、筠连、宜宾等这一大片区域。恰恰是犍为郡的人，才有既懂彝族语言又懂汉族语言的人才，将其翻译奏上。
二是《史记》上的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原字为“鬼隹”的合字，意思为“椎”，也读椎。）结，耕田，有邑聚。“以上说夜郎、滇、邛都这些地方都是”椎结，耕田，有邑聚。”在昭通出土的文物证实了以上的记录不假。
三是对距离昭通市区不到30公里的中水出土陶文（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的研究。1989年，贵州彝文翻译专家王正贤、王子尧用彝文翻译出战国至汉代，贵州威宁中水出土的45个陶文。
四是对甲骨文的研究。文字越古老，越是能说明原始性。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朱琚元教授曾将流传于滇东北彝区的彝文与1965年版《甲骨文编》作比较，两者字型相同的达142字，相近的达86字。
五是《昭通彝族史探》的研究。一个个专家学者通过对彝族的研究，一步步地将彝族最古老的发祥地往昭通方向推进。但昭通本地，由于现在彝族仅占全市人口的3.5%，约14.6万人，对于彝族的研究不够深透。近年来，由昭通社科联彝学专家陈本明先生的专著《昭通彝族史探》的出版发行，第一次系统地展示了昭通彝族历史的发展轨迹，为全国的彝学专家学者所关注。他认为，昭通彝族是以土著为主加外来民族的融合。
考据之三：昭通彝族土著性的考证结论
昭通出土文物明示了彝族的土著性，证明昭通是中国彝族主族源地。
一是用彝文或汉文刻就的4枚印章。其中两枚是彝族印章，另两枚是汉文印章。时间都是战国至汉代，均为铜质。一枚彝文印章翻译为《益那印》，另一枚翻译为《统辖堂琅印》。《统辖堂琅印》为长方形，造型古朴自然，风格粗狂独特，具有浓厚的彝族文化特色。印柄为蹲伏状立体青蛙，阴面是阴印阳文，有7个彝文，自上而下排列。阴面和字里行间有界格。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的王子国、王继超直译为“妥鲁（堂琅）山里手辖印”。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益那印》就是《夜郎印》，是彝文汉写同音异写的结果。贵州民族研究所的余宏模教授认为，夜郎国就在云南滇东北与贵州接壤的地区。昭通出土的《夜郎印》印章，由此更进一步证明了此观点的正确性。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今巧家、会泽、东川一带设堂琅县，属犍为郡管辖。所以，《统辖堂琅印》这枚印章就是彝族管辖这片区域的信物。
另外两枚汉文印章，一枚为《南夷长史》印，另一枚为《汉叟夷长》印。古代称现今的彝族为：夷、叟、蛮、僰等不同。彝族的“彝”是解放后，由周恩来提议用“彝鼎”的彝为彝族的族称。毛主席说：好！有饭吃，有衣穿嘛。后被广大彝族同胞所接受。因此，就将夷、叟、蛮僰等古代彝族统称为彝族。所以，正确的理解是汉朝政府委以彝族管理地方的信物。
二在昭通市鲁甸县的马厂和昭阳区的洒渔分别出土了两块形制一样的东汉时代的砖，人们称为“耕牛放牧”砖。此砖长25厘米，宽7厘米，小面有两幅图，中间有网纹隔开。右图为头扎椎结，身披披毡的人物形象，正挥鞭赶一匹马类牲畜，被抽打的马类疼痛之余，回头张望，形象及其生动逼真。左图还是一头扎椎结、身披披毡的任务形象，披毡的下面有一根细细的绳子连着牛的鼻子，那头牛的两角显得特别长，形象夸张。牛逼下有一堆三角形的土堆。牛与土堆、穿鼻系绳牵牛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一带地区汉代以前就已经进入农耕时代。使用牛耕地的民族到底是不是彝族？头扎椎结、身披披毡的任务形象，与2000多年后现今四川凉山彝族的衣着不无两样。对此，李昆声教授认为，云南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就是在昭通。
三是东汉霍氏墓中的壁画。1963年在昭通西北后海子发现的具有确切纪年的古墓室，古墓室有一顶四壁，都绘有极其丰富的彩色壁画。其中以西壁下方的绘画尤为特别。在四行人物中间的两行人物，身上都披着红、黄、黑等各种颜色的披毡，头上仍然扎着“椎结”式样的发型，与汉砖的形象如出一辙。其形象一眼就知道是彝族。这墓葬于东晋“太元十口年二月五日改葬朱提。……魂来归墓”。这空空如也的墓室，高约2.6米，南北进深3.05米，东西宽2.8米，是霍氏在昭通的衣冠坟墓。在昭通出土的大量“椎结”铜发钗，其形如同管筒一样，出彝族之外还有哪个民族有此发型？这一“披毡、椎结”的民族形象与滇民族的发型和披毡式样、形制大体相同、滇民族的“椎结”短化变圆，“披毡”也短化。一方面说明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逐步进化改良；另一方面，说明不忘“椎结、披毡”的原始民族服饰特征。
这一典型的彝族服饰，其他有关文献中也有不同的记载。
四是盐津县豆沙关唐袁滋摩崖。彝族文字的书写方式独特，左书右行。所有的老彝文，在书写时都是从上到下直书，从左到右排列。这与古代汉语的排列方恰恰相反。
有关彝文的这种书写方式，在一些汉文书籍也可见到。《论衡·恢国》上说：“蜀人（叟人），椎髻，左衽，语言为左言，或说要重译，都说与中原不同”。
位于盐津县豆沙关，有一与大理德化碑齐名的唐袁滋摩崖，至今保存完好。其书写方式独特，与彝族文字的书写方式一样，可谓一脉相传。这是唐朝恢复中原与云南的和好关系，结束战争，派使节路经昭通，到大理册封彝族首领异牟寻时留下的摩崖石刻。石刻从左到右排列，从上到下直书，汉文，除“袁滋题”三字为篆书外，余为楷书。若用古汉语书写方式识读，则很难读通；如用彝文的书写方式去识读，则一读便通。
全文8行，120余字：“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土吐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昭通肖瑞麟著《乌蒙纪年》中，对唐朝袁滋摩崖这种书写方式说：“……盖南诏本阿育王旧封行释氏，《贝叶经》（现在西双版纳的傣族还用贝叶写书）左列书表陈中朝，以此故。朝敕从其习，就例如是，袁滋刻石摩崖，亦如是耳。”
在昭通现今流传在民间的彝族古籍至少600余部。从方言上看，有东部方言，也有北部方言。在东部方言中，有芒部土语，也还有乌蒙土语。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左书右行。
五是乌蒙王阿杓的坟墓夷都山。位于盐津县的普洱镇有个叫夷都山的地方，顾名思义有夷人都城的山。根据《盐津县志》记载，其上有夷人城遗址，怀疑有一所坟墓是乌蒙阿杓的坟墓。当地确实有一所古老的坟墓，坟的主碑被雨水风华了，上面没有一个字，坟的前面有一对石马和一对石羊及一对石狮子。由于坟墓被盗过，现在的坟只剩下空空的墓室了，大约7—8个平方米，高约1.5米。盐津县征集到罗氏家族的一本家谱，上载“始祖罗杓，二世罗守城……”共有20世61人。家谱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罗杓的后代到元、明时期是“鬼主”的记载，很多汉文字记录彝族的风俗时都有“鬼主”的记录；二是《家谱》中有一句叙述“我罗氏起属土著民籍，后世耻乌蒙为夷地，遂误传云，明时始自江西入籍。“与前”自江西入籍”相矛盾。
一语道破天机，罗家不是江西人。因为“耻”的问题，于是将自己说成至江西来的。以至现今罗家的后裔说：是与彝女结婚的，从家谱中看出与罗杓结婚的是一位王姓女老人，若她是彝族的话，当地她的后裔现在却都又是汉族了。对于罗家是彝族有三点证明。（一）罗家后来的几座坟中出土的两个陶罐，被楚雄州博物馆的李朝真馆长一看便知是明代时期的火葬罐；（二）在《彝族创世志》所录“乌蒙”76代父子连名谱中：“29代帕颇毕律，30代毕律阿勺，31代阿勺笃毕……”，“勺”与“杓”的古汉字就是一字，两个读音；（三）根据当地老百姓所说：“这些坟都叫蛮子坟”。根据调查，在老百姓的口述中，有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无论罗家还是王家的老祖坟，当地人都叫“蛮子坟”。
在坟下面的土丘上就是所说的彝人城，现今还有30余个柱础石在寨子里东倒西歪地放着，有的还砌在畜圈的墙上，当时的大石阶梯现在还保留有两段，以前煮酒用的大石缸也还在。
六是彝文碑刻。在市实验中学汉碑亭内的禄米勒彝文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昭通彝族的历史。这通碑刻仅有4个汉字，碑面65×43厘米，彝文面刻60×27厘米，15行彝文。该碑彝文部分介绍六祖布、默两部的分部。在记录旨堵尼益。那迭阿氏支从中分出，取旨贤孙孝，默部勿阿克一支定居东川后，那迭阿氏支从中分出，取旨堵尼益为姓氏标志。定居乌蒙后，祖慈孙贤、尊老爱幼的传统代代相传。与禄米勒汉文碑记载一致：“……大雄甸日，历数十代。代难查考，略述大端。雄甸改土，即今东川。尔祖分派，移居贵黔。府属大定，威宁稻田。地曰阿底，世系几延。及清雍正，乌蒙招安。地僻民少，曾祖来迁。曾祖讳□，不辞辛艰。携祖计那，相宅闸边。领报开垦，西居土田。…父讳米勒，配母龙媛。…”阿底家被朝廷利用，参加乌蒙“改土归流”得以领报田土，从威宁县的稻田坝迁移到昭通北闸的情况。
在昭通镇雄公园的彝文《千秋万代》碑；板桥镇的曽廷元彝文墓碑；场坝乡麻园倮海寨的彝汉合璧的王朝元、王于墓碑和另一通纯彝文墓碑；彝良毛坪乡虎丘村的黄氏神祖碑等等，都分别从不同侧面印证着昭通的历史，共同说明一个不争的史实，即至少在秦、汉以前，以昭通为中心的主体民族已经形成，这个民族就是彝族。古代昭通的彝族文化与今天的彝族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考据之四：民族图腾崇拜方面鲜明的彝族特点
一是彝族的自然崇拜以葫芦、竹最为特别。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民以竹为姓。捐所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
刘尧汉教授，曾对云南省南华县哀牢山彝族聚居区的摩哈苴村进行调查，解放前，该村75户彝族，其中李、罗两姓，各户都以葫芦为祖先的灵位，每户葫芦代表一对祖先，三只葫芦代表三对祖先。就是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根据当彝族毕摩、彝族老人说，彝族原先全用葫芦作为祖先的灵位，因为繁衍分支，才分别用根或其他植物作灵位。
昭通一带，解放前凡是比较富裕的人家都有自己的祠堂，祠堂供奉自己祖先的祖灵，每位祖先都用竹筒做成。比较穷的就用—竹制的蔑萝将祖灵放到里面，放置到中堂神位上方，人不能到的地方。今滇、黔、川、桂的彝族地区，大都有以竹制作祖灵的习俗。制法大同小异，他们在人死以后由毕摩做法事时，并带死者的幼子于山中连根取回一根山竹、截一与幼子拇指相等的竹根，男性外扎九匝红线，女扎七匝绿线，待毕摩念经作法，让死者的灵符其中，再放在中堂供奉。有祠堂的人家就放到祠堂中供奉。这一文化遗迹，到解放初期，昭通彝族居住的地方还比比皆是。最为著名的是龙云家的祠堂和卢汉家的祠堂，从建筑风格上、规模上，都为云南家祠之首。
彝族这一文化习俗，在《宣威州志》里有记载：“黑罗罗死，……以竹叶草根用‘比磨’（毕摩）捆裹以棉，缠以彩线，置竹筒中，插蔑篮内，供于深暗处。”
葫芦崇拜与崇拜实质上就是母体崇拜、生殖崇拜。这在郝金文所写的《试论彝族图腾崇拜与审美意识》中认为“葫芦和竹，母性与多子之美”。彝族相亲时，要盘根问底，寻找家支根源，讲“根骨”。有时候骂人也会讲：“你是哪家竹上的竹丫丫”。竹与根相连，竹与彝族的家支相连，竹从古到今连着彝族人民。
在昭出土的文物中，有两样文物证明彝族的这一古老的文化习俗。一是东汉时候有竹崇拜形象图案铜铃有3个，大小不一，图案却是一样的。二是陶质葫芦，此葫芦是鲁甸县葫芦口村马厂遗址出土的，汪宁生教授的观点是：少数民族的“陶葫芦勺”。李昆生教授的观点则认为：“其外形酷似葫芦，唯体部正中有一个稍大的圆孔。细察之，大圆孔之间乃实心，并不相连，因而，它又不可作乐器，即不是葫芦笙。以陶质做一只葫芦作什么用呢？较合理的解释是崇拜物”。二是彝族2虎龙为图腾崇拜。彝族语言称虎的读音为“Luo”称龙的读音为“Lu”。认为虎龙是强壮、威猛的象征，对虎特别崇拜；人死后灵魂就要化为虎。彝族中有自称“罗罗”，意思也就是虎。
明朝朱某讳《骈雅》上说：“青虎谓之罗罗，今云南蛮人呼虎亦为罗罗，老则化为虎。”《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说：“有青善焉，状如虎。名曰罗罗”。在昭通出土文物中有关虎的形象较多，有石虎，孟氏三枚母子印章，摇钱树的座子也是虎。等等，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彝族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证明。
在《乌蒙彝族指路书》中有个大英雄叫支嘎阿噜，在楚雄有大英雄叫支嘎阿噜的铜塑像，在四川凉山的《勒俄特依》中特别叙述了支嘎阿噜。那时的白天，天上有七个太阳；夜晚，天上也有六个月亮，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是支嘎阿噜射死了六个太阳，又射死了五个月亮，给人类带来了生机。之后，他又治理人间毒虫猛兽。这位大英雄为彝族人民所认同。
大英雄支嘎阿噜，与昭通有没有联系？
在昭通市鲁甸县城后面的山梁子叫：阿噜伯梁子。在桃源乡的普芝噜、野石和茨院乡葫芦口的马厂分别都有三片新石器遗址，三地相距不到4公里，都在鲁甸城近郊，距县城6公里左右，都分布在“千顷池”边上的土丘上。奇怪的是都在阿噜伯梁子下面。按彝族语言的习惯称“龙”为“噜”，“伯”就是“山”，“阿”为发音词，不带任何含义。“阿噜伯”，就是龙山的意思。鲁甸后面的山就叫龙山，也难怪在山背面的乡叫龙树。继而推之鲁甸之名的由来，也不难理解了。加之鲁甸的古名叫“鲁望”，鲁甸的名字是彝族语音翻译用汉字写成的地名。纵观鲁甸县城所在地的地理地貌，与彝族的含义一致。
这说明，这地方古代是彝族居住的地方，以龙位图腾崇拜。大英雄支嘎阿噜曾在这里活动，传说与现实得以连接，古与今相互辉映。
三是从昭通东晋霍氏壁画墓中的龙和虎的位置上看出，“左白虎”、“右青龙”的图画说明，与汉文化的龙和虎的方向相反，正是说明彝族崇尚虎、龙，以虎为大、虎为第一的典型例证。
如今，在芒部镇，古芒部府遗址后面的山崖上，“古芒部”三个大字石刻还是那样醒目。根据《镇雄县志》记载：“这三个大字是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镇雄州知州吴铣为纪念镇雄古地名而书，每字约1米见方，楷书。这里曾是彝族聚居的地方。根据《镇雄州志》记载，雍正“改土归流”之前，全州95%是彝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改土归流”后仅占10%。
彝族的根在昭通，多数彝族祖先曾在昭通居住过。昭通有过山洞人类遗址，属早期智人，云南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昭通是杜宇的出生地，其妻子梁利也是朱提人。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杜宇”与彝族六祖中的“笃慕”就是一人。六祖分支的二支也在在昭通，四川凉山和其他地方的彝族的祖先也迁自昭通，云、贵、川《指路经》送魂的最后一站指向昭通，东爨乌蛮四部落都在昭通境内，乌蒙、芒部在昭通，众多出土文物也证实彝族先民活动在昭通，昭通是彝族发祥地，或者是主要发祥地，那么说彝族的根在昭通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