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民间群众文化的彝族歌谣来说，罗婺彝族的毕摩文化更显得博大精深。
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主体，它的包容量十分庞大。广义而言，它包括彝族的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宗教、风俗、伦理、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农学等内容；狭义而论，毕摩文化的基本内容有二：一是毕摩原始巫术，二是毕摩宗教经典。
时过境迁，由彝族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掌握、传承的毕摩文化由于失去土司权力的依附而逐渐衰落，加之彝族大众不识本民族文字的历史事实，对彝文和毕摩文化传播存在着先天性的障碍；更兼改土设流以后，依附于土司的毕摩逐渐走向民间，毕摩知识作为一种私人化的谋生手段，进一步失去了公共领域内的流通土壤。是故，对于一切设想完整地复合毕摩文化原型，让现代人深刻领略原始毕摩文化堂奥的种种尝试，在今天无疑是无能为力的了。
所幸的是，武定彝族古老文化的丰富蕴涵，吸引了一些目光宏远的专家学者，武定浩如烟海的毕摩文化经他们的发掘研究展示，也被小心翼翼地掀开一角，其光芒四射的彝族文化魅力一次又一次引起人们阶惊叹。
据调查，武定境内的彝文石刻目前尚存的有400余块，分别为摩崖石刻、纪念碑、乡规民约碑、墓碑、指路碑、地界碑、山神碑等，其中以墓碑为最多。大多刻于明清时期。
历史上，武定境内的彝文古籍的存积量到底有多少?这是一个没有一个专家学者能确切解答的疑难问题。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受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年轻的学者马学良先生深入到武定彝区考察彝族语言文字。
从马学良先生的著述中，我们依稀可以看见，才情高迈、踏实谦和马学良与金沙江边寻访到的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毕摩一起，骑着惯走崎呕山路的乌蒙矮脚马，经过6天的艰苦跋涉，从昆明到武定，再从武定到万德慕连乡土司衙门。他不是瞎闯乱撞而来，在此之前，这位年轻的学者已经到过云南的路南、寻甸、宣威、禄劝等彝族地区，投师向毕摩学习了两年多彝语和彝文，对彝文经籍有了一定了解，他执意要到罗婺土司所在地的武定见识更加系统和正宗的彝族文化，是受到他的同事、曾经徒步金沙江千里彝区的李旭初和一位老毕摩的竭力推荐。
应该说，当时的马学良等对武定彝族文化也是一知半解的。他接受了老毕摩的建议，"去武定求经，原来武定是明季风记土司的所在之地……因为凤氏土司，所以当年武定可算得倮(彝)族文物兴盛之地，我们推测现在必还可探寻出一些遗迹，因此我们决意到武定去。"
武定慕连乡50多岁的末代女土司那安和清，热忱地接待了这位热爱彝族文化、尊重彝族人民的陕西籍的青年学子。马学良被待若上宾，在土司衙门中住宿下来。从此，千里迢迢而来的马学良一头扎进彝族文化的海洋里，潜心调查彝族风俗习惯，师从毕摩研究彝族经典。他惊讶地发现，"武定保族文化，多荟萃于土司所在地；且风氏历代兴学，鼎盛时期，土署有博学呗毫(即毕摩)数十人，现存保经善本，多为此时写本，凤氏又虑写本历代传抄，难免遗误，因鸠工雕板印刷，流传民间。凤氏之后裔，皆精通倮经，且辟藏书楼，网络保经与汉籍，蔚为大观，惟屡经变乱，历代文物，付之一炬！"
作为一个深入彝山寻经探宝、而不是浮光掠影为了猎奇的虔诚学者，马学良从灵魂深处为彝文典籍在兵火战乱中被摧残殆尽的现实发出揪心恸肠的万分痛惜， "我们到了土署，听到这种消息，深有来时恨迟之感。检视现有藏书，仅余一点残迹，不免怅惘于怀……"。作为一代学人，年轻的马学良在惋叹之余，刨根问底地追寻彝文典籍，他得知，一些土署藏书还散落在民间，特别是在土司家中做过毕摩的人，在告老还乡时，顺手牵羊地把土司藏书携归已有。又听说离土署20余里的地方有土司营盘一座，那氏土司先人为了防备变乱，将彝文经书雕版及一部分珍本送到营盘内珍藏，青年学子马学良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热血沸腾，立即骑上快马，赶到营盘寻视，结果又令古道热肠的马学良大失所望。营盘中仅剩下彝文雕版数十方，至于彝文经典，多被盗窃，或被目不识丁的守卫士兵当作柴草烧掉了。惟有往日土司出征作战时穿戴的野猪皮销甲数袭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伤心失望之余，马学良郁郁不乐地检得一袭土司销甲，回到万德土司府署。
夜晚，马学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面对被他称为"日渐没落的天书"(彝文经典)，他忧心如焚，怎么也不能人睡。只身深入彝区的马学良当然不是束手无策的书呆子，他机灵一动，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召开毕摩大会，收回散落在民间的彝文经书。
马学良先生的建议得到了女士司那安和清的大力支持。作为慕连土舍的最后一代掌门人，那安和清以女性特有的细心，观察到马学良热诚研究彝族文化的纯正动机。她为一位外族青年学者对彝族文化的真诚热爱所打动，为了帮助这位青年完成彝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同时也为了复兴本民族的文化大业，女土司决定不惜重金召开一次史无前例、规模盛大的毕摩大会。
民国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毕摩大会在慕连土署隆重召开。附近数县的20多位知名毕摩如期赶到，女土司那安和清派人殷勤招待，每人发给丰厚的烟、酒、米、肉，让毕摩们自煮自食。这是一场不动干戈的鸿门宴，其功利目的非常明确：动员毕摩交出他们的先人从土司署中带回家中的经典，尽量还原彝族文化的本来面目。当日晚上，20多位毕摩高手的竞技大赛拉开序幕，数百名赶来看稀奇的群众把土司衙署围得水泄不通。女土司那安和清扯着浑厚的彝腔主持大会，她把彝族文化曾经的辉煌和现实的衰落作了一番切肤之痛的回顾与反思；把她在马学良先生的激发下，决心振兴彝族文化的打算竹筒倒豆般倾诉出来，女土司情绪激昂，说到动情处，简直是声泪俱下了。按照彝族的习俗，远方的来客马学良先生被推荐出来首先咏诗。满腹诗书学问的马学良也不推辞，出口成章地把来到此方的任务和召集毕摩大会的意义用诗歌吟咏出来，端坐两排的毕摩竞相崭露自己的才华，纷纷唱诗酬答，女土司不失时机地派人送来一坛美酒以助诗兴。酒酣兴浓，在灯火辉煌、人声屏息中，毕摩歌声此起彼落，竞才竞艺，互不相让，通宵达旦，人们意犹未尽。毕摩大会成了赛诗赛歌大会。
第二天清早，依然沉浸在激动之中的女土司找到马学良先生，与他商量筹办彝文学校的事，在这批毕摩中选择优良者为教师，教授彝族青年学子学习彝文、研读彝经。这正中马学良先生的下怀，他借机精研彝文经典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选择经师的任务就交给马学良和他带来的毕摩，经过精心的挑选，他们选中了两位毕摩留下作经师。又经过严格的挑选，招收了十几名资质优秀的彝族青年学生。
彝文学校终于开学了，慕连土司衙门内古色古香、环境幽雅的锡质堂成了现成的学堂。三个毕摩，十几个学生在锡质堂内终日书声朗朗，课经诵读之声不绝于耳。女土司也常来参加听课讲经，凭她的口传，马学良和学生们学到了很多彝族古典礼俗。马学良先生也亲自给学生们授课，教学生收集整理民族文化的基本知识、国际音标、边疆历史，教他们汉文写作，循循诱导他们热爱和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要单纯地把来学习彝文经典当作日后去当毕摩，赚取羊腿去养家糊口。马学良境界高远的教学倡导，无疑对开启这批土生土长的彝族学生起到了耳目一新的作用。当然，谦虚好学的马学良先生深请教学相长的道理，教会学生汉语写作， "使他们能够写出自己保族的礼俗，我之所以能多了解一点保族社会的真实情形，大多得力于这些学生。"
一个多月后，各地民间所藏的彝文经书也源源送还土署。马学良先生苦心孤诣搜求彝文经书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是多么的欣喜痴迷啊。他和老毕摩、还有几个成绩突出学生把经书一本本翻译出来。经过精心的研究，马学良自己恳切地承认，他对彝文经书的造诣，比以前大大提高了。
马学良先生对他搜集得来的二千多册彝文典籍作了分类研究，基本理清了武定彝族文献的九个类别：
(一)祭经。包括：1．作斋经；2．作祭经；3．百解经；4．除祟经。
(二)占卜经。包括：1．膀卜经；2．鸡骨卜经；3．签卜经；4．占梦经。
(三)律历(四)谱谍(五)伦理(六)古诗歌及文学(七)历史(八)神话(九)译著
时至今日，我们能够完整地看到，马学良先生以深厚的汉文和彝文功底翻译出来的武定彝族典籍有《太上感应篇》、《作斋经译注》、《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以及彝族"祭礼研究"、"婚姻与婚歌"中纷繁细致过程礼俗人歌谣。这些饱含着马学良先生心血与智慧的彝族文献翻译作品，为后人对武定彝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马学良先生对武定彝族文化研究的贡献，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为给读者提供一个以管窥豹地了解武定彝族文化，同时了解马学良先生的翻译风格的机会，我们特抄录马学良先生翻译的《作祭献药供牲经》中的一段，以飨诸君：
尔生一月时，幼小质不清。
尔生二月时，啼声震中庭。
尔生三月时，认识父母手。
尔生四月时，温暖睡母怀。
尔生五月时，母哺食味美。
尔生六月时，会坐头偏落。
尔生七月时，会转动一周。
尔生八月时，会立臀下降。
尔生九月时， 口间露笑色。
在武定彝区生活和工作的近一年时间内，谦和而执著的马学良与彝族土司和彝族群众打成一片，与彝族亲密无间地融洽相处。淳朴、热情、善良、豪爽、好客的彝族人民也把马学良当作知己看待，竭尽所能安排好他的生活，帮助他完成学术调查研究任务。女土司敞开宽广的胸怀，让他参加族内各种重大的祭祀活动，青年们邀请他参加外族人严禁加入的夜会……在这种十分融洽的人际关系中，马学良"至少可以缩短一年的时间"，提前完成他的调查研究工作。
武定彝山没有辜负马学良先生，他在武定彝区开展社会调查和研习彝文典籍近一年，是他一生在民族学领域耕耘中收获最大的时期，为他日后成为新中国民族学科的带头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学良先生踌躇满志地离开武定时，慷慨到家的武定彝族，又把从彝民手中搜集起来的2删多册彝文经典无偿赠送给他，并派数十匹骡马长途跋涉、护送出山，让马学良把它们安全无虞地带回西北。有感于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武定彝族人民坦荡无私的胸怀和武定彝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成就了一位新中国优秀的民族学家。
马学良先生也没有辜负武定彝族人民，他为发掘、保存、研究武定彝族文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从武定带出去的2000多册彝文典籍，是传承和弘扬武定彝族文化的一大笔精神财富。我们十分庆幸，是马学良先生高瞻远瞩、不失时机地搜集并带走了这批宝贵的财富，才使得它们免遭20世纪60-70年代中国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灭顶之灾。这批被马学良先生称之为"天书"的2000多册彝文经典，被马学良先生"半售半赠"地移交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图书馆珍藏，发挥它们应有的开发研究价值。马学良先生从武定返归后，勤奋钻研武定彝族文化，翻译经籍，撰写文章，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边政公论》、《学原》、《西南边疆》等刊物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结集出版的《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中，90％以上的篇幅是关于武定彝族文化研究的。马学良先生对发掘和研究罗婺部彝族文化，功莫大焉！
武定彝族文化的旷世魅力，不仅仅吸引一代学术名流马学良先生。
在马学良先生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传玺先生，于1958年12月。受云南省民族调查组的委托，率"武定、禄劝彝族调查组"一行10人进入武定万德原慕连土署开展社会调查，历时两个月，写出调查报告《武定县万德区万宗铺村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收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公开发表。武定万德彝区丰厚的历史文化积存一直牵动着张教授，1983年3月，张教授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武定，二下万德，对他"长期思考、研究的某些问题或资料进行一次复查，亦颇有收"。1995年，张传玺教授将他集半生心血的研究成果、洋洋五万多字的《云南彝族慕连土司史迹补正》在《燕京学报》(一九九五年新一期)专刊发表，其内容涵盖"慕连土司那氏世谱"、"慕连土司疆域与治所"、"万德《慕连土署平面图》复绘"、"兰启裔群墓神道碑"、"上、下十三村反土司斗争及其遗迹"五个方面，是人们了解武定慕连那氏土司三百七十余年历史的学术著作。张传空教授还以一个痴迷于武定彝族历史的学者身份，向有关领导建议将万德那氏土司衙门恢复原貌，建成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其拳拳之心，感人至深。
我们不会忘记所有对武定彝族文化研究有过卓越贡献的每一个学术赤子，何耀华先生就是其中的翘楚。
早在1963年，何耀华先生师从著名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专家方国瑜教授，攻读中国少数民族专业研究生时，方教授就布置何先生校注檀萃著作的《武定凤氏本末》，在查阅了明清以来数部云南省志、20多部有关县志的基础上，经过半年多伏案面壁的苦苦钻研，终于写出了校注初稿。之后2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何耀华先生始终关注有关武定凤氏的史料，经过不断的补充修订，终于在1986年向读者奉献出26万字的《武定凤氏本末笺注》。这是一部考据严谨、旁征博引、去伪取真的学术著作，它广泛采摭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诸学科的材料及田野调查资料，对南宋淳熙至清朝乾隆末朗六百年间以罗委部为代表的云南彝族历史进行了史、论结合的阐述和考释，是一部信息容量很大、别具特色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为钟情武定彝族文化的一位严谨学者，同时长期担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何耀华先生，以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完成笺注《武定凤氏本末》的科研工作后，意犹未尽地写道："在彝族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云南武定地区的彝族具有同等重要的典型意义。如果说四川大小凉山和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研究，过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末，对武定地区彝族的研究则还很不够，或者说才刚刚的开始……"诚哉，斯言！何耀华先生不愧为武定彝族文化的又一位杰出的知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