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弥勒彝族文化放置于红河甚至云南的时空坐标中，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维度考量，梳理历史脉络，一条鲜亮夺目的贯穿线，就是在丰沃土壤里追求诗的绽放。天高地厚的彝山赋予了每个生命灵性，普爱宽宏。而生活在彝山的“大地诗人”，承续了浪漫主义，信奉万物有灵，让史诗深度建立在玄虚至极的时空体验里，把故事放在大地上，成为自然之物，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伸出扎进土壤的根系，发枝散叶，从而让历史照进现实，构建一方水土的时空谱系，承载厚重传统文化精神和文脉，走向今天，并将抵达未来。这是我多年来阅读多个版本的彝族阿哲人叙事长诗《爱佐与爱莎》最直观的感受。
我最早听说《爱佐与爱莎》，源于弥勒作家萧鹏。萧老著作等身，为弥勒文化建设洒尽心血。20世纪50年代，他编写的《爱佐与爱莎》在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得到的稿酬据说在当时能买三间大瓦房，因而在弥勒城引起轰动。
一方水土，一方风貌。40多年后，从孕育了这部史诗的土地走出的彝族阿哲人、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师有福多次回到故乡，踏上史诗采集之旅。在儿子师霄的协助下，师有福从1982年开始，利用下乡的时间，走村串户遍访毕摩、歌者。他们悉心体验和深入掘进而又节制恪守，笃行不怠，沉下心来，不轻易放弃追究史诗的每一个重要根节和细节，用录音机录下了一段段“爱佐与爱莎”。2000年火把节期间，他回到故乡高甸村，参与组织举办第一届“阿哲《爱佐与爱莎》歌舞艺术节”时，进一步发现它“有歌有舞，歌舞乐精湛合一”。至此，他全身心投入该书的修订整理工作，终于2007年8月定稿。
“人在地上，云在天上。地上无可见，云上来相见。”我有幸多次在这片土地上听过这样的史诗，它们用思想与历史对话，用心灵与现实沟通，虽然隔着高山和遥远的时间，但就像能跟着诗中那一个个字眼，走进这片山水间的主人的生活和内心深处。
真正的创作，是生活和生命的表达。2022年农历二月初二那天，我走进桃红李白的巡检司镇高甸村委会麦塘村，到石炳林家，请他唱几句。这个70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放下水烟筒就唱开了——一句句歌词似乎早就涌到他的喉咙，只等他开口。他用彝语唱一段，为了让我听懂，再用汉语唱一遍，转换自如，很快就营造了沉浸式氛围。杨绍齐走了进来，看样子年龄不比石炳林小多少。他灰头土脸，一看就是刚刚从地里回来。石炳林的歌声还未飘散，杨绍齐就一下站起来，抱着水烟筒开腔了。他马步稳扎，身子却左右不断地摇晃，像小伙子一样活力四射，头上那顶浸透汗尘的长檐帽来回闪动。他高声歌唱，嗓子却不时发出一丝丝柔和迷人的颤音；他的眼睛发着光，直视着坐在他正面的我。但我知道，这时这个世界只有他自己了。他用他的沉迷告诉我：他唱歌不是为稻粱谋，而是心灵的需要。听他们唱罢，我说起师有福。石炳林骄傲地告诉我：“师老师前几天还回家来，我们在一起喝过酒呢。”
在南盘江沿岸的山山寨寨，一年总有那么几天，人们愿意抛开天大的事，一心一意载歌载舞。感恩春风吹拂大地，感受幸福浸润家园。我想，那一方山水上的人，是真正有根的人。吟诵着这样的史诗，寻找生命的支点，建造心灵的方舟，从而让文化生活的图景生动起来，再艰难的人生，也会过得有滋有味，再平凡的日子，也会闪烁光彩。
古诗云：礼失而求诸野，乐失而求诸郊。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说：“真诗在民间。”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彝族传统的火把节。巡检司、五山一带的阿哲人都要举行纪念“爱佐与爱莎”的跳乐活动。远村近邻的人们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赶来聚在一起。群山一隅，一时琴弦铮铮、笛韵悠悠。
“阿哲跳乐”分小跳和大跳。小跳舞步柔和，歌声轻柔；大跳活泼大方，情绪激昂。通常以小跳开始，至情绪高涨时转入大跳。舞时，男持乐器演奏，无乐器者可拍掌而舞。女双手搭于胸前下摆，右手心贴在左手背四指上（或轻握三指），两手虎口相交，掌心对身，围而右起，逆时针旋转，如此循环。以四弦、二胡、笛子、木叶、三弦伴奏，舞蹈的人们缠绵而又痴情地呼唤着“爱佐”与“爱莎”的名字，尽情演绎阿哲跳乐的动人旋律。歌诗舞乐相融，尽显他们的大地情怀和创造的艺术魅力。
这些年，为了获取一些生命之中最直接的补益，我去得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弥勒百里彝山那些地气旺盛，温暖、光亮、芬芳的村落，我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是那些飘溢着牛粪味的青草远道。走在无边无际的绿林间，常有松果从松树枝上坠落，清音不期而至；我看到农耕、土地和村庄次第出现，还能在乱草中，看到遥远时代遗留的土夯残墙。也只有在这里，我这个平庸的书生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多次站在被夜露打湿的山坡上，仰望久违的星光，等待黎明在鸟叫声中来临，看晨辉抚摸那一片片一坡坡如雪的荞花。
弥勒百里彝山天高地厚，在彝族同胞心中，经书就是贯通天地的书。彝族在弥勒境内分布广泛，典籍数不胜数。卷帙浩繁的彝族阿哲《白马书》（毕摩经书），主要散存于弥勒市巡检司镇的下高甸、陶瓦、麦塘和五山乡的冲子、大西扯邑、法果哨等村寨，分“公书”和“母书”，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齐全，书目繁多，涵盖天文、地理、政治、历史、医药、祭经、占卜等，分门别类，一般使用白绵纸、贡川纸、宣纸，从左向右直行书写。土布做封面装订成册，它交集了历史风物和情感想象，探讨着肉体与灵魂，谁更接近真实，既是对消逝的时间的重构，也是对文化传统的现代传承。一书在手，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它像彝族同胞历久弥新的“传习录”，那些一个个有生命的字眼，仍从一张张散发着五谷味、烟酒味的口中，像清泉一样汩汩四溢，滋润着一方热土上族人的身心。
我想，《爱佐与爱莎》一定有着《白马书》纯正强大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