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家族是指生活于某一历史时期，具有较高诗歌创作水准的家族。诗人家族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文学创作传统，有三代以上一姓为主的诗人群，有家族诗文集流传，对一个时期的地域文学甚至整个文学史产生较大影响。
黔西北历史上，以诗歌创作传承文化的家族有金沙潘氏家族，毕节路氏家族等，但从古至今延续不断，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兼得，影响较为深广的彝族诗人家族，余氏家族是第一个，也是省内惟一的。
一、毕节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
贵州毕节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黔西北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黔西北历史文化悠久、厚重、多元。五六十万年前的“观音洞”古人类文化，殷商时期的中水文化，秦汉时期的夜郎文化，魏晋到唐宋的罗甸国、罗施国及明清贵州宣慰使土司政权延续1470多年形成的土司文化，清朝大定府、威宁府时期形成的土、流文化交融在黔西北。现代史上的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个党支部、川滇黔红色政权、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在黔西北，形成了红色文化。史前文化、民族文化、夜郎文化、土司文化、红色文化对黔西北乃至贵州文学产生了重大而多元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黔西北各民族文化呈现交融和互补的状态。
根据20世纪以来国内的9次地下发掘报告及大量出土文物，国内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位于黔西北乌蒙山脉东麓的赫章可乐就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夜郎国的中心地带（极少数学者认为是夜郎国都邑所在地）。夜郎文化从一个重要方面证明了黔西北文化的悠久而丰富、独特而精深，价值巨大。当代著名学者王岳川认为：“夜郎作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国度，是‘西南夷’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方国或部落联盟。多种族群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因子经碰撞和互渗，各民族在大杂居环境中逐渐积淀在夜郎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夜郎文化与周边几乎同期发端的滇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同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文化史价值和人文价值。长江文明中的河姆渡文化、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以及夜郎文化均不可忽略。夜郎文化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这神秘地出现又神秘地中断的夜郎文化，形成了两千年的历史文化之谜。夜郎古国尽管灭亡了，但夜郎文明还在云贵高原某些少数民族身上在传承着。”“从某种意义来说，研究夜郎文明是对中华文明完美的文化版图和两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补充，是对汉民族中心主义的扬弃，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的尊重……那些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故国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版图的基本单元。而深入探寻多民族的历史人文景观的流变，正是展示中华文明的东方生态文化特征，唤醒集体文化记忆的最切实而有效的方式。”（王岳川：《发现东方与重释夜郎文化》，2004年9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彝族是黔西北土地上文化起源早，文学作品丰富，文学理论产生最早的民族。早在西汉时期黔西北已经出现了彝文字作品。20世纪80年代，由王子尧翻译，康健、王冶新、何积全整理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收录了南齐时代黔西北著名彝族文化大师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这部书的彝文原本为黔西北彝族著名毕摩世家磨布阿侯氏世代珍藏的珍本，当时这些文艺论著并不是专门单独写作的，而是阿侯氏所珍藏的大部头彝文经籍如《芒部世系》、《阿着仇家史》等中的一部分。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彝族古代诗学理论跨越了魏晋南北朝到清代1400年左右的历史时期，其中魏晋时期有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和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唐宋时期有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阿洪的《彝诗例话》、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明清时期有佚名的《彝诗史话》、佚名的《诗音与诗魂》、佚名的《论彝族诗歌》以及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
黔西北古代彝族诗学论著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诗学体系，在诗学范畴方面，提出了“根”、“影”、“魂”、“主”、“骨”、“题”、“风”、“味”等独特的诗学理论，其中“根”、“主”、“骨”等理论范畴是其他民族的文艺理论中所没有的。因此，无论从产生的年代看，还是从诗学的理论色彩、创新价值看，黔西北彝族诗学理论都堪称博大而厚重，这个文化贡献是巨大的，它把黔西北乃至整个贵州的文化层次、文化品位一下提高了许多，而且改写了贵州文学发展的历史，把贵州作家文学的起源时期上推了千余年。
就当代翻译、整理和出版彝文献的情况看，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现更名为“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从1955年到1966年，整理、翻译了《西南彝志》等25部。1986年以来至今的24年间，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原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100余部2000多万字的彝文古籍，公开出版了其中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62部、120余卷、1826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等一批成果连获省部级以上大奖。
黔西北历史上，一些具有开放文化意识，开明政治眼光的彝族首领对家族文化（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济火、阿佩、普贵、阿画、奢香、奢苏、安贵荣等彝族先驱，以开放的文化意识、文化心态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交流，也影响到整个家族和地域的文化观念。
毕节大屯余氏家族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从明代开始就学习汉文化（如洪武年间永宁宣抚使禄照派遣长子阿聂、次子阿智到太学学习儒家典籍），学习汉语诗歌的创作技巧，十几代人延续不断，直到今天，终于蔚为大观。芮增瑞《彝族当代文学》认为，以毕节大屯余氏为代表的一批彝族诗人“无论它的内容和格律诗的形式，都深受汉文学的影响，都是学习汉诗的形式，与彝族传统文学相比，有比较大的距离。这些诗是彝汉文化交流的产物，这些作家诗人都是接受汉文化熏陶走上诗坛的”。
但是，毕节大屯余氏彝族家族中的诗人们也有各自的文化选择。余家驹、余昭、余达父、余宏模偏于政治型，安履贞、余珍、余祥元偏于自我情感表现型。当代彝族学者安尚育认为：“清代黔西北诗人，在接受汉文化方面，由于各自不同的文化选择和审美价值取向，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继承和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反映又有不同层次，因此展现不同的文化品格。这正是跨文化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安尚育：《清代黔西北彝族诗人的文化品格》，《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
二、毕节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的源流
根据《彝族源流》和《西南彝志》的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彝族就活动于川滇黔境内，并建立了几个有影响的部落国，如僰侯国、古滇王国、古卢夷国、古蜀国。《通雍余氏宗谱·远祖》记载，彝族自始祖希幕遮之世进入父系社会，传至31世之祝明进入六祖时代，形成了六部。六部之一的恒部又经过了18世变迁，进入了德额九子时代，德额九子之长子德额隆是乌蒙部始祖，幼子德额奋（又作德赫辉）是鰼部通雍氏（或谓扯勒部）始祖，毕节大屯余氏家族（彝语为奢姓）即为鰼部通雍氏之后裔。关于“通雍”之意，余宏模先生解释说，它既有宗族谱名的含义，又有“长松树的地方”之意，“即其分宗之地，以松树设祭，并以松树为宗族族徽”。（见《彝族历史文化论丛》第161页）《遵义府志·建置》上说，仁怀就是古鰼部。可知当年德额奋率彝部从白水江出发，经彝良、镇雄、赫章、毕节、金沙至仁怀，入四川古蔺，“在今赤水河两岸，拓境创业，世居于此”（引同前书160页）。
余氏彝族家族古代属“六祖”分支的恒部后裔，彝语称其为“扯勒”家族。该家族自滇入蜀，长期统辖赤水河两岸黔蜀边境，被封建王朝册封四川永宁宣抚使。明末天启、崇祯年间——1621～1638年，西南地区爆发“奢安之乱”——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和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联合反明。率兵围困成都，攻占重庆，自称“大梁王”的奢崇明，就是余达父的十三世祖。后奢氏败亡，奢崇明一子奢震改名余化龙，遁迹隐世，其后裔长住四川古蔺水潦（今四川省叙永县水潦彝族乡）；另一子奢辰改名余保寿，其后人居住并承管毕节大屯（今贵州省毕节市大屯彝族乡），于康熙年间始建大屯土司庄园。
大屯，彝名为“写国底”，旧作“卧泥河”。清顺治年间，奢辰投诚后奉旨安插在卧泥河，截至1949年，奢辰（余氏）家族在毕节大屯繁衍了十二代人，其谱系大致如下：
一世：奢辰。奢崇明子，彝名阿姑，改汉名余保寿，娶郎岱龙土司之女奢伦为妻，生子三人：长子张凤岐；次子佚名，早卒；三子张翔，又名杨三。
二世：张翔，实为大屯庄园第一代主人。
三世：杨翰桢，又名张余亭，彝名龙铿。叙永府学生员，有文武之才，雍正年间（1723～1735）为云贵总督鄂尔泰及总兵翰勋所器重，委以晓谕乌蒙土府禄万福改土归流重任。有二子：普习、阿琚，皆早丧。
四世：因普习、阿琚早丧，该世缺。
五世：杨余仲（扯勒部水潦支四世余仲麟第四子，字宪章，彝名龙灼，过继到大屯），生三子：长启乾，早卒；次朝栋，过继水潦；三子廷栋，承嗣大屯。
六世：杨廷栋，字君爱，又名启秀，彝名龙宗。敕授武略校尉，无子，以水潦堂兄余国栋次子余人瑞过继，承管大屯。
七世：杨人瑞（即余人瑞），字五玉，号蓝田，敕授儒林郎。生二子：长家驹，次家骐。
八世：余家驹，字白菴（庵），小字石哥，曾过继水潦余人凤为子，后召回。贡生，诰赠武翼都尉，生子余珍。
九世：余珍，字子儒，号宝斋，又号海山、坡生。诰授武翼都尉，戴蓝翎，袭大屯土千总。生子六人，惟三子象仪、四子振仪存，余皆早殁。
十世：余象仪，字雨生，国学生。无子，由水潦余一仪次子余若瑔过继为后，承管大屯。
十一世：余若瑔，字达父，前清秀才，留学日本，学习法政。1910年夏毕业归国，通过清廷学部测试，授法政科举人。贵州辛亥革命后，到贵阳任省立法院议员、临时副议长，1911年夏到1917年夏流落京沪。1922年秋到1927年10月以贵州省法制院委员任大理分院推事、刑庭庭长，1934年被省主席王家烈聘为省政府名誉顾问。生二子二女：长子祥桐，留学殁于日本，次子祥河；长女梦环，次女祥元，能诗文。
十二世：余祥河，1931年生，1949年后病殁。
奢辰一支世居的毕节大屯土司庄园，包括时园、亦园、洗心书屋、罂石精舍、雅堂、双玉印斋、“松声竹韵”楼、仓房、绣楼、碉堡等建筑，占地6000余平方米，是全国仅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彝族土司庄园之一。一般认为，此庄园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经乾隆、道光年间扩建，精心设计施工，清末民初又加以修葺，遂成气象恢宏、风格独特、情趣盎然的庄园。庄园依山势而建，坐东南向西北，按中轴对称、三路构筑布局，逐级升高，纵深递进，融会贯通，四周墙体采用银石铺砌墙基，青砖砌成高约5米的围墙，主体建筑为三路三重殿宇，廊桥相连，保留了唐代建筑的园林风貌，并融入了彝族文化中的龙虎图腾观念。余氏彝族诗人群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
三、毕节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的文化传统与创作概貌
余氏家族虽为彝族，但崇尚汉文化，具有饱览汉文典籍，喜好诗文创作，兼擅学术研究的文化传统，颇类杜甫家族的“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进雕赋表》）。既固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广泛深入地学习汉文化，尤其是以汉语古诗词创作为家事，以汉学为根柢，成为余氏家族的根脉所系。正如史志所载：“水潦虽居深山崇箐间，而余氏一门，恒殚心典籍，博雅好古，一洗山川之陋。”（《叙永厅县合志》卷二十七）又如万慎子所言：“余氏为毕节名族，自其先世，皆以能诗襮声黔蜀间……”（1905年《雅堂诗集序》）。尤其是在大屯土司庄园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中，爱诗文、爱学术、爱书画、爱收藏已蔚然成风。书籍是人类文化进步的阶梯，仅大屯余氏就“家藏书三万余卷”（余达父1928年所作《戊辰十月筑大湾山庄》自注），为家族成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影响到一方地域文化。
余氏家族具有百年以上家学渊源。余达父1910年在日本所作《将归书示桐儿》诗中说其“家学逾百年，幽光久沉酿”，这并不夸张，百年来，经叔曾祖余家驹开创，叔祖余珍、祖父余昭等忠实传承的家学，由孙辈余达父推向巅峰。长期的诗教和学术养成，使该家族出现了诗文创作与学术研究并重的诗人型学者——余家驹、余昭、余达父、余宏模。他们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音韵学、文字学、文学、中外文化比较等，并卓有成就。
余氏家族具有写诗、传诗的家风。“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杜甫《宗武生日》），这种风气为后来的余达父学习、创作、游历、留学、出仕、归隐、著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空间，使其成为余氏家族最杰出的诗人。读过余氏家族的几部诗集，我们感到，汉语古体诗、近体诗的各种体裁，早已被大屯余氏家族运用得相当娴熟。受家风的濡染熏陶，族中诗人辈出，诗集不断涌现，从曾祖一代起，出现了10多位诗人——余家驹、余珍、余昭、安履贞、余邃初、余若煌、余达父、余若琳、余若琪、余梦环、余祥元、余祥炘、余宏模，成就和影响较大的也不低于六七人，例如：
余家驹（1801～1850），字白庵，幼而颖异，年十二失怙，由慈母安氏抚养成人。贡生，诰授武翼都尉。不事进取，奉养母亲于林下。于学无所不窥，平生著述甚富，惜今惟有《时园诗草》行世，存诗375首。在《时园诗草·跋》中，余昭说：“伯父白庵公，以贡生不出应试，奉我祖母，孝善终身。居家勉励儿辈，大率以为朝廷广醇风，为祖宗绵世德，为末俗挽衰敝经济，皆当于读书中求之。至于功名富贵，听其自然，莫皆奔兢，至今言犹在耳边。”
关于诗歌创作，白庵自谓“我生自有面目存，效颦何苦傍人门”（《祭诗》）；论者谓其诗“沉雄浩荡，不名一家，当其上下今古，绝所依傍。奇情快论，破空而出；山川景物，无不别开生面”（《时园诗草》叙永李怀莲序）。时人对余家驹评价极高：“公性情旷逸，与人和平，识与不识，皆称之曰白庵先生，不立崖岸而见者肃然自起。爱敬生平，不干外事，常手一编，长吟短咏。随挈一壶，自斟自饮，机趣横生，终身陶然。工画山水，奔放如诗。尤喜种花，时园中一草一木，皆手泽所植。”（余昭《时园诗草跋》）“公为人风流潇洒，而皆秉于天真，少喜读书而非以求名，故能不汩于俗，学而淹乎古今。兼善为诗，常不雕琢而成，故其词亦豪亦仙，而悠然畅其胸襟。尤喜饮酒，凡杯与勺无时不擎，虽乐在醉乡而神明皎然独醒，盖酒中之圣贤，而不侪乎举世之醉醺。”（李怀莲志余家驹行略）
余家驹是毕节大屯土司庄园的第八代传人，也是余氏“百年家学”的开创性人物，他与子余珍、侄余昭、侄媳安履贞一起，开创了大屯文学家族的偌大格局，到余达父时得以发扬光大。
余珍（1825～1865），余家驹爱子，字子儒，号宝斋，又号坡生，彝名龙灼。居住毕节大屯，“随侍白菴公左右，聆诲课读，家学递传”（余宏模《四余诗草》前言），原本“十年曾勤劬”（余珍《感怀偶作》），意欲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一试不中后弃文就武”（余昭《四余诗草跋》），因“堵剿筹饷，屡有劳绩”，受云贵总督张亮基、贵州巡抚韩超保奏，诰授武翼都尉、赏戴蓝翎，袭大屯土千总职，可惜天不假年。
余珍能书善画性喜收藏，余昭为《四余诗草》所写跋文，谓其“兴至挥毫立就，字势龙跳，求书者踵门络绎，远至秦蜀”，“以其余技，旁及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写生雕镂，无不神妙”，“尤嗜古今金石碑版，名人字画，搜罗甚富”，“尝购古砚百方，自号百砚斋主人”。传世遗作《四余诗草》，收诗刚好百首：“居家处事，可以悉作诗之理；读书作画，可以博作诗之趣；栽花养鱼，可以活作诗之兴；纵谈游览，可以畅作诗之致。情以景生，景随时寓，活泼泼地，独见性灵。”（李怀莲撰《四余诗草序》）“家海山兄性豪华，具巧思。余少孤，伯父白菴公携往时园读书，昕夕与兄同窗同研，意相得也。”（余昭《四余诗草跋》）
余昭（1827～1890），字子懋，号德斋，又号大山，彝名龙补，年十六失怙，随伯父余家驹往大屯读书，“常侍白菴公侧，跬步不离”（《通雍余氏宗谱》），又与余珍兄弟相亲，耳濡目染，被诗人熏陶成为诗人。余昭“诗文下笔如宿构，组织无痕迹”，深得白庵公钟爱——“将来传吾衣钵者，其在阿昭乎？”（事见《通雍余氏宗谱》）。三赴名场未捷，祖母、伯父先后辞世，余昭不得已废学持家。咸丰、同治年间，余昭筹办边防，随营堵剿，功保知县、花翎直隶州知州、候补知府。
余昭作诗，力主创新，反对袭旧，重视修改锤炼——“言必真性情，精气纸上著”（《偶作》），“改诗如换骨，九转丹方烁”（同上），其《大山诗草》存诗350余首。时人对余昭其人其诗评价极高：“大山诗尤为音节高亮，有明七子风”（《叙永厅县合志》卷二十七）；“先生诗尤豪迈，所钟山川之奇，所撷经使之腴，不获展布，一一发之于诗。故气则雄浑，笔则刚健，确肖其为人”，“其大气磅礴，健笔劲拔，超出恒流，非可以章句绳者”（杨绂章《大山诗草序》）。
余昭“独聚书万卷，以诗名于时”（杨绂章《大山诗草序》），“家居课子孙，手一卷终岁不辍”（同上），其家教对余达父影响颇深。《大山诗草》中有《以筹饷例得捐翰林院待诏自嘲二首》，余昭对“翰林院待诏”这个花银子买来的功名不以为荣反以为耻，他寄希望于子孙后代，期盼他们凭真才实学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青云直上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光绪庚辰岁（1880），若瑔为从伯父雨生公（余象仪）后，大父子懋公携亡兄与若瑔居之，为经理其所后之业，课之诵读艺文，此后亡兄虽与若瑔异居，而席研（砚）不离者将二十年。庚寅（1890）冬，若瑔与亡兄同入学补弟子员，归而大父见背。先考邃初府君谕兄与若瑔曰：宜修举业，以慰先大父之望。”（见余达父1917年所作《亡兄伯烿先生行状》）
1894年冬余达父由黔入滇，住宿高山铺，见到了“先大父”余昭1873年暮春所留题壁诗“墨痕黯淡”，“摩挲手泽，不知涕泗之何从也。敬志数言，谨依元韵”：“崎岖历尽万山巅，重见遗徽幸有缘。拂拭墨痕尘黯黯，摩挲手泽意拳拳。千秋华表魂归去，廿载浮云事变迁。欲效谢生述祖德，自拈斑管涤新泉。”余达父对祖父的作品相当熟悉，1920年古历五月二十五日曾“用先祖四十初度韵”作七律《五十初度》，表达自己彼时彼地“半百生涯忧患里，独乘风雨上南楼”的惆怅伤感。
安履贞（1824～1880），字月仙，乌撒（今威宁）盐仓土司后裔，“十七撄家难，兄弟遭冤奇。十八家被毁，兄逃母受羁”（转引自余宏模《大山诗草》前言），“其诗教多得于（兄）阶平（安履泰字），而成于令偶大山先生”（饶雁鸣序《园灵阁集》），其《园灵阁集》存诗60首，“中多念母吊兄之作，字字从血性中出”（《通雍余氏宗谱》）。封建礼教束缚人性，戕害女性，安履贞却通过十几首爱情诗，记录她这位“乌撒奇女”与“子懋夫子”的美满婚姻。
安履贞与余昭两个彝族诗人的结合，曾经是黔西北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邱宝森（其家谱中为“邱宝楠”）《大山诗草序》如此描述：“（余昭）性慧嗜学，年未弱冠，所为诗已褒然成帙。娶安恭人亦能诗，旗鼓相当，琴瑟静好，美才清福，尤为人所艳羡。”安履贞“非忠孝节烈之书不读，尤嗜离骚，论古具只眼”（饶雁鸣序《园灵阁集》），“性端庄慈惠，律己以敬，待人以恕，相夫教子，永垂模范”（《通雍余氏宗谱》），不仅是“情饶妩媚能强谏，事到糊涂待决疑”（余昭《悼亡室安恭人即题其遗稿》）的贤内助，还协助余昭完成了对若煌、若瑔等几个孙子的早期文化教育——“常课诸孙最严，家人有事禀白，必待课完。曰：此乐为最”（余昭《悼亡室安恭人即题其遗稿》第七首“课读曾欢孙绕膝”一句自注）。
余一仪（1851～1898），字邃初，余达父生父。澹泊于荣利，幼传词章家学，亦精举子业，一试不中即弃去不复习。性好酒，耽书，偶成吟咏不自收拾，存集者《百尺楼诗草》三卷，今已亡佚。“知者谓其隐于酒，义熙高人之流也”（《通雍余氏宗谱》）。因同学杨绂章在毕节担任松山书院主讲，余一仪便将长子若煌、次子若瑔送往毕节求学（事见杨绂章《大山诗草序》）。1899年端午节，余达父“偶步出郊，睹年时侍先君游览处”，曾“感恸”作诗，表达自己“早识趋庭只短景，未应入世请长缨”因为读书应举而忠孝未能两全的莫大遗憾。
道德教育、励志教育是余氏传统家风的重要内容。从早期的余家驹、余珍到晚期的余宏模，诗集中都可见到这方面的内容。如：余家驹《时园诗草》中有《示儿》：“有田不为少，有屋不为小。虽无隔岁储，衣食尽温饱。能俭及能廉，无欲斯烦恼。心虚见事明，气恬随遇好。遭际太平时，守道与行道。”余珍《四余诗草》中有《感怀偶作》：“丈夫不虚生，虚生不丈夫。”《咏怀》：“儒素家风不讳贫，山间林下自栖身。读书味好无逾古，花木情多别有春。何事声名留宇宙，漫因富贵走风尘。谋生我本原来拙，输与当门织履人。”《余达父诗文集》中有《留别崑圃弟三十五韵》：“男儿重立志，弧矢射蓬桑。功名万里外，安在非显扬。努力崇令德，良时莫嬉荒。接物贵和平，树节宜刚方。躁时过自寡，品重神愈康。艳歌伤绮靡，丽质病膏肓……”余宏模《一泓诗草》中有《六十初度》：“道德文章常砥砺，人情世故久淡疏。”《驻东京亚洲文化会馆读〈宗谱〉有感》：“诗书尚礼仁为首，孝悌持家德在先。”
可以说，以上这些诗句，已经化为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一以贯之的家训，也是家族文化的一部分，经过上百年的积淀，内容较为完整，今天仍然有价值。
四、毕节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的影响
以家族群体创作诗歌、传承文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延续下来的传统。
中国历史上以诗歌创作传承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家族不少，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最有影响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和彭城刘氏家族。根据六朝史书和钟嵘《诗品》所言，琅琊王氏中善于诗文者不下三四十人，如王羲之、王俭、王融、王筠等。陈郡（今河南太康附近）谢氏也是当时有名的豪门大族，出了不少著名文人，如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谢氏先辈中有东晋名相谢安，早年与王羲之及东晋玄言诗人孙绰、许询、支遁相游，善属文。谢安的侄子谢玄，侄女谢道韫，孙子谢混也是著名诗人，其诗开始变革玄言诗风，并开谢灵运山水诗之先。谢朓早年即有美名，文章清丽，得王俭赏识。谢朓尤其擅长五言诗，风格清隽，警句时出，对唐诗产生了一定影响，沈约称之为“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彭城刘氏家族是梁朝有名的文学家族。《梁书》本传说：“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宋代的苏氏文学家族彪炳史册：苏洵、苏轼、苏辙均为唐宋八大家中的重要成员；苏轼的诗词在宋代首屈一指，其生活态度与方式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族可以推动某个时期，某个地域文学的发展。如苏轼文学家族就是这样。苏轼散文曾经是一代士子学习、应考时模拟的范文，苏轼的词开一代词风，三苏散文是宋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对于推动北宋文学和四川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贵州毕节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出现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承继了魏晋时期黔西北彝族先哲举奢哲以来的文化传统，在贵州汉文化处于相对繁盛的清代，余氏家族诞生了第一位诗人余家驹；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余氏家族出现了两位彝族女诗人（安履贞、余祥元）；在贵州文化相对衰微的近现代，余氏家族出现了杰出诗人余达父；在文学家族濒临消逝的当代黔西北，有诗人余宏模、余祥元起而振之。余达父是这个诗人家族进步、开放文化观的典型代表，是近代黔西北最早走出国门的人物之一，更是以诗歌在日本文化界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和黔西北风采的第一人。他一方面固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注意吸收汉文化的精华，成为一代杰出的彝族知识分子传承彝文化，融通、运用汉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典范。家族文化是未来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它的传承速度和效应是社会传承方式不可替代的，因此，研究、推介余氏彝族诗人家族的文化传统、文化理念、文化传承方式、诗歌创作成就和经验，对于毕节试验区未来的文化（文学）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贵州毕节大屯余氏诗人家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它开启了黔西北历史上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并重的家族文化传统，对贵州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产生了良好影响。地域文化的因子中本来就包含着家族文化，因为家族文化总是某个地域的存在物，它必然辐射于桑梓，形成一个桑梓文化场或文化圈。其次，它开启了明清以来黔西北彝族知识分子主动学习汉文化，以创作、传播中国古典诗歌作为国际文化交流方式的先河。这个家族中的余达父就是积极学习汉文化、创作大量古诗词、最早走出国门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彝族诗人。余达父“博识能文，好吟咏，与日本诗人森槐南结诗社，则主其盟，故颇负时望。”（平刚：《余健光传》，见余宏模《赤水河畔扯勒彝》第14页）他带着自己的《雅堂诗集》留学日本，并在东京印刷。在与随鸥吟社、思古吟社的雅集中，多次即席赋诗，其诗歌、书法作品在日本汉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三，它为黔西北今后的文化传承提供了一个范式。黔西北是毕节试验区的所在地，它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文化软实力，以家族群体写诗、传诗，尤其是创作古典诗词，是一个大可借鉴的范式，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第四，余氏彝族诗人家族不仅有男性诗人，也有女性诗人。从性别文化的角度看，这是彝族家族开明、平等、和谐文化现象的明证，是对当时汉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教条的对峙，是彝族进步价值观的体现，这必将影响其他民族的价值观。
家族文化的引领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先进的家族文化能引领桑梓文化，形成桑梓文化圈，进而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我们课题组在考察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曾经生活过的毕节市大屯彝族乡时，深切地体会到这里的人们对余氏家族的崇敬心情。土司时代已经过去200多年，为什么这里的人还如此津津乐道这个家族？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深深的民族文化情结和文化影响。文化的地域影响必然会产生所谓的文化场。作为文化场的显性符号，毕节大屯至今还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余氏土司庄园，它就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中的建筑风格是富有东方特征的，它以中国传统的建筑模式为主，也有彝族土司殿堂宏伟开放的架构，体现这个家族的文化理念。园中的匾牌、楹联透射出这个家族的文化追求。如“雅堂”匾牌悬挂于书房，表明这个家族穷究学理的高雅旨趣；亦园的对联“莺花日办三春课，风月天生一稚人”表明这个家族具有春日读书作文，吟风弄月的高雅文人趣味。余氏重道德、重文化的家族精神至今还影响着大屯，我们在考察中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崇尚知识，尊重学者，犹存当年古风。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家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作为封建制度层面的家族文化已经基本消失，但是，作为特殊的社会心理，作为中国人伦理亲情重要载体的家族文化，迄今不仅仍然存在，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延伸，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家族观念家族文化在现代化社会中并非尽善尽美，甚至它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需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而更新而重铸。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的是，今天中国的家族观念、家族文化，在本质上是良性的、能够成为现代新型文化补充的、成为特定群体心理安顿和精神支持的民间文化。它的主要作用是文化传承和亲情延续，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合理成分的创造性发展以及对当代文化构建的有益启迪”。（李宗桂：《家族文化的当代价值》，《人民论坛》2009年第12期）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潮流交互影响，形成多元化格局，作为中华民族，首先要建设好自己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中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而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李翔海：《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2010-11-10《南开大学报》）我们认为，家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一枝奇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载体，它以家族传承的方式演绎文化精神。家族的凝聚力自古以来就很强大，建设高品位的家族文化，进而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02-01）《百年家学 数世风骚：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研究》；文图来源：云村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