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香（公元1361～1396年），名舍兹，四川古蔺人。明朝贵州宣慰使霭翠妻，后援例赴阙任摄贵州宣慰使。本文就奢香贡马和明初（明太祖洪武年间）的贵州马政进行研究探索，以纪念中国明代贵州彝族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奢香逝世600周年。
（一）
贵州彝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安顺、六盘水和黔西南等地区。黔西北的大方、毕节、黔西等县是彝族先民聚居的地区。彝文《西南彝志·六祖的起源》记载，源于彝族默系的阿者部主要居住在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故有“水西”之称。古代彝民多不署姓，故明太祖赐霭翠安氏。霭翠为阿者部水西安氏六十六世，元末被封为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兵威远振”，霭翠颇识时务，于洪武五年（1372年）归顺明朝，原官世袭。明初，贵州有四大宣慰司即思州、思南、播州和贵州宣慰司。明太祖鉴于贵州宣慰司在经略滇黔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六年（1373年）诏霭翠位各宣慰之上”[1]
，治所贵阳。水西安氏显赫一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出一位彝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奢香。
奢香于元至正二十年（1361年）出生于四川蔺州宣抚使奢氏豪门，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洪武八年（1375年），年仅十四岁的奢香与贵州宣慰使霭翠结婚。时霭翠体弱，奢香多辅其政。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霭翠病死，“其子阿期陇弟（安的）年幼，奢香代其职”[2]
。“二十九年（1396年），香卒，朝廷遣使祭之。”[3]
诰封顺德夫人，钦差择地葬于今大方县城北二里洗马塘。奢香享年仅三十五岁，先辅佐其夫后任摄贵州宣慰使，主要干了四件大事，第一，正确处理贵州都指挥使马烨激变事件，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表现出奢香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第二，率众在水西、水东开道立驿，“遂开偏桥（施秉）、水东（开阳）……诸境之道。立龙场（修文）等九驿于其境内……自是道大通而西南日益辟。”[4]
有利贵州及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第三，学习先进的文化，例如，“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己酉，香遣其子的朝京师，请入太学。上谕国子监官：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5]
第四，贡马，使马成为联系明廷与贵州土司的直接纽带。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侧，是一个湿润的亚热带岩溶化山原山区，广泛分布着各类草地，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贵州有许多地区均产马，周去非《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说：“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道、罗殿、毗那、罗孔、谢蕃、腾蕃等，”上述各处，除大理，特磨道在云南外，其余地区皆大致在贵州西北部，西部、西南部。
贵州西部向来产马，著名的有“水西马”和“乌蒙马”。田雯在《黔书》中专门记述说：“水西、乌蒙近于西，故多良马。上者可数百金，中亦半之，其鬻放外者凡马也。……水西之状甚美，前标鸡鸣，后瞰犬蹲，膈阔膊厚，腰平背圆，秣之以苦荞焉，啖之以姜盐焉，遇暑渴，又饮之以齑浆焉，体卑而力劲，质小而德全，登山逾岭，逐电歘云，鄙螳螂而笑蝘蜓也。龙髭凫臆，肉角兰筋，志倜傥而精权奇也。有马如此，不可谓非良矣。然而未若乌蒙之异也。乌蒙之马，体貌不逮水西而神骏过之，食筤之根，饮甘泉之水，首如確，足如盂，齿皆黄区，耳则桃记，以平途试之，坦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隐然有不受羁勒之意，所以英雄之才不易测，而君子之道贵养晦也。”[6]
唐宋以来，西南地区的川马、大理马、黔马和广马就齐名著称于世。贵州产的马，矮小精悍，体质结实，行动敏捷，驮载力强，善于爬山，素有“爬山虎”的美称。故贵州马成为明太祖在“经略南荒”高原山区的战事和驿传、交通运输中不可多得的良物。时至今日，《中国马品种志》仍将贵州马（黔西马）列为良种马之一。
由于贵州马的优良，唐宋以来一直作为进贡物品上贡封建中央朝廷，“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三十九部顺化王子若发等三百七十七人来贡马百六十匹。”[7]
在播州（遵义）地区，养马历史悠久，土司杨氏从明初至万历年间先后向明朝贡马102次，一次多达300匹。在水西（大方、毕节等地区，常以水西马进贡，仅洪武年间就贡马35次之多）。
贵州产马，且出良马、名马，为奢香贡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马源。奢香贡马，可谓秉承贵州土司进贡马匹的习常，恰投明太祖需大量用马“经略南荒”和回赠金银、锦绮以安抚贵州土司的时势。现将奢香贡马或遣人贡马情况分类叙述如下：
第一，邀宠贡马。贵州土司均看重皇帝赏赐物品与名号，并引以为荣。洪武十四年（1381年），贵州宣慰使同知宋钦死，其妻刘赎珠代袭，遂遣其子诚入朝，明太祖赏赐锦绮及米二十石，钞三百锭。这在贵州反响极大，“霭翠羡之，于其再朝，则遣奢香随赎珠后，率土酋十五人入贡方物马匹。太祖大悦，杂赐文绮、织锦、金环、绣衣等物。”[8]
这次邀宠贡马，影响了奢香以后的仕途，据《乾志》载，“遂于属翠之死奢香亦得循例赴阙，袭宣慰使。”奢香借皇帝赏赐来称誉地方，皇帝亦凭恩宠土司来安抚边疆，以致“报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所敢望也。”[9]
第二，按定制贡马，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钦定“霭翠每年贡方物与马，”[10]
奢香在辅政、摄职时，都积极履行贡马之定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贵州宣慰使霭翠妻奢香等进马二十三匹。”[11]
又据《明实录》和《大定府志》等籍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和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奢香均按定制贡马。
第三，贡名马。明朝初年，贵州养龙坑（息烽内）产名马。洪武十六年（1383年）奢香到应天府（南京）朝贡时，将所获的一匹名马进贡，明太祖视马极良，特赐名“飞越峰”，并命大学士宋廉作《天马赞》“西南自昔出良马，而产于罗鬼国者优良。”[12]
第四，供驿传之马。古代用马跑递文书、消息，驿传站称“马驿”，据邱禾实《新添马政记》新添驿初有马20匹，先为五土司及土民应役。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处理贵州都指挥使马烨激变事件，奢香告御状成功返回贵州后，履行诺言，“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云南昭通）乌撒（威宁）及容山（湄潭）、草塘（瓮安）”[13]
的大道，且“立龙场等九驿，于其境内岁供马及廪积。”[14]
这使贵州山区的交通面貌大为改观。
第五，谢恩贡马。帝王时代，所谓皇恩浩荡，德泽于民，民亦要感恩戴德。洪武二十年（1387年），太祖给奢香“每岁定输租三万石”，奢香“又使其子的贡马谢恩，上命礼部厚赏之。”[15]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奢香子安的从太学学成归来，朱元璋厚赏安的并赐三品服，“香感上厚待意。十月，遣子妇奢助及把事头目允则陇入贡，进马六十六匹。”[16]
洪武年间，奢香本人或遣人贡马共达10次之多，一次贡马多达66匹，有数可查的贡马共有155匹。
（二）
“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马。”[17]
明朝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是非常重视马和马政的。明初重视经营马政原因，首先，元蒙残余势力梗绝了北方、东北方的马源。1368年明军占领元大都，元帝北遁上都、退守塞外和林；西南又有元梁王巴匝刺瓦尔密固守云南。元蒙残余势力一方面对明朝构成巨大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扼守产马之地，使明朝马源吃紧。其次，明朝统一天下，征战和巩固边防需用大量马匹。当时征战杀伐的战争，“自骑兵起，车制渐废。”[18]
骑兵在战争中常常大显身手。元蒙铁骑曾横扫欧亚，所向披靡。马为骑兵的支柱物。故明初要对付元蒙残余势力，巩固天下，不得不致力于马政。再次，用马于农业。明初，畜力耕田犁地，已是牛马皆役。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用马耕田。马因其军民两用价值增大而被严加保护，法律规定“盗马者死”[19]
明太祖初定天下，着力恢复农业生产，广兴军屯、民屯，畜力用马增加。最后，交通运输和驿传也需用马。强兵马，固内安边尤为至要。正如李学一《马政所碑记》中所说“贵州为西南重地而远在万里，‘夷酋’犹悍，觇我（明廷）强弱为顺逆，此势安能一日忘兵，又安能一日忘马。”这一切，使明初经营马政迫在眉睫。
贵州是明初重要的产马基地之一。明朝在贵州获取马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组织养马。明朝既有官府在西北、东北边疆直接经营的监苑马，又有责成民间喂养的民养官马，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元朝在贵州水西地区就牧有国马，“亦奚不薛（水西）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20]
明袭元制，在水西牧国马。
第二，易马、市马。明初马匹不足用，通过与边疆少数民族茶马互易或市马，是获得马匹，保障马源的一条重要途径。《新唐书》载中国茶马互市始于唐朝开元十九年（731年）与西北地区的吐蕃茶马互易，地点为赤岭（今青海湖东岸日月山）。[21]
历代封建王朝均把产马的贵州作为茶马互易或马市的重要市场。北宋已在播州设立市马场。南宋偏安江南多次到西南地区市马为岳飞军补充军马。明太祖尽力与西北吐蕃及西南诸土司修好，以便开辟茶马互易市场。明朝在水西地区仅洪武十七年（1384年）换马和市马就达3次，共获马2200匹。
据《明实录》载，明朝在贵州经营马政，获取马匹的方式是：其一，明朝给贵州土司定下易马指标。洪武十七年（1384年）。“又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乌撒岁易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22]
其二，明朝委托贵州土司易马。洪武十七年（1384年）“诏户部以棉布往贵州，命宣慰霭翠易马，得马一千三百匹。”[23]
其三，明朝派人到贵州市马。洪武十七年（1384年）“宣宁侯曹泰自贵州水西市马还，得马五百匹。”[24]
洪武十九年（1386年）“赍白金两万两千六百五两往乌撒等处市马，得马七百五十五匹。”[25]
其四，明在贵州的都司、卫所直接出面易马、市马。洪武十八年（1385年）“贵州、乌撒、宁州、毕节等卫市马六千七百二十九匹。”[26]
明朝主要以茶、盐、棉布、白金等物在贵州易马和市马。
明朝将在贵州所得之马主要派作以下几种用途：
（1）调拨外地军队用。洪武十七年（1384年）景川侯曹震奏曰：“四川、贵州二都司于西番、建昌、罗罗之地易马四千二百五十匹，请分给陕西、河南都司将士。……从之”。[27]
直接送京师（南京）。洪武十七年（1384年）贵州都司送所市马四百匹至京师。[28]
洪武十八年（1385年）“四川，贵州二都司送所市马一万—千六百匹至京师。”[29]
给征战军队用。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命给钞价（赏）水西：金筑、乌蒙马直（值）。初，大军征云南，命水西、金筑、乌蒙出马以给军用，水西马一千余匹…”。[30]
（2）贡马。据《明实录》载，洪武年间，贵州的四大宣慰司及其他安抚司、土府、土州、长官司、土巡检，共向明朝贡马达110次，一次贡马多达300余匹。
（3）征马于土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命傅友德取道贵州、乌撒征云南，又遣使谕播州宣慰使杨铿：“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宜率兵二万马三千为先锋，庶表尔诚。”[31]
（4）俘马。洪武十五年（1882年）黔西北彝民“复叛”，“沐英自大理还军滇池，会傅友德兵进乌撒，大败其众，斩首三万级，获马牛羊万计。”[32]
明初在贵州经营马政成效显著，据统计，获马总数在50000匹以上。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贡马与马政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贵州各族人民的负担。
（三）
奢香贡马与明初贵州马政，二者在明朝统一版图、经略西南边疆的过程中可谓相得益彰。如何处理好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之中。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这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封建的大一统迈进的历史潮流是相合拍的。奢香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识大体、顾大局，维护民族团结，支持国家统一大业，当时的时势造就了奢香这样一位彝族的杰出人物。奢香贡马的客观作用恐怕不在于尽义务、邀宠、谢皇恩，而是通过贡马，使马成为联系明廷与贵州友好关系的使者，安定的环境有利贵州发展；贡马反映了彝族人民当时畜牧业发展的文明水平；开道立驿、供驿传之马，对贵州的交通及其开发产生了深远的进步的影响。当然，奢香只不过是贵州古代史上各少数民族中众多杰出女性的一员。奢香所处的时代过去了，历时600年后的今天，她的利国利民的精神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明史·贵州土司》卷三一六，中华书局。
[2]《毕节地区志·人物志·奢香》，贵州人民出版社。
[3]《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4]《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5]《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6]《大定府志》卷四十二，《经政志·土物》四。
[7]《黔记》卷六十，明·郭子章。
[8]《贵州通志·前事志》二，任可澄等著。
[9]《贵州通志·前事志》二，任可澄等著。
[10]《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11]《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
[12]《黔南丛书》，集二，册三。
[13]《贵州通志·前事志》二，任可澄等著。
[14]《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15]《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16]《贵州通志·旧事志》三。
[17]《明经世文编》卷二0二，夏言《议处下场马匹疏》。
[18]《明史·兵》卷九十二，中华书局。
[19]《盐铁论·刑德》。
[20]《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
[21]《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2]《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3]《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4]《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5]《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6]《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7]《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8]《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29]《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30]《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31]《遵义府志》。
[32]《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滇》卷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