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滇、夜郎、邛都地区“濮人”和彝族的关系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滇、夜郎、邛都“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说明西汉时滇、夜郎、邛都三地民族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当，已处于耕田，有邑聚的发展水平上，而且三地之民头饰特征相同，都是“魋结”。《汉书》、《后汉书》将“魋结”记为“椎髻”，如《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有夜郎国……其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滇、夜郎、邛都三地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风习基本相同，说明三地民族族源上也应当有密切的联系。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战国末年，秦国商人就经由蜀地而“南贾滇焚焚僮”。《汉书·地理志》作“滇焚僮”。《史记·西南夷列传》在集中叙述了秦以前“滇国”的历史之后，紧接着便说“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檄，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焚僮、髦牛”，即从“滇国”的焚族中贩卖奴隶人口和牲畜。又《史记·西南夷列传》言“滇”与其境的“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劳浸、靡莫与滇既然同姓，理所当然是同族。 ③所以“滇国”的主体民族是焚族， ③而“焚”与“濮”同，指的都是同一种族体，“在西汉时，焚、濮两字因音近而通用，汉儒遂似焚代濮，这就是《史记》、《汉书》中有焚无濮的原因”。 ④从考古方面看，有的学者认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器上的人物“就是古代的濮人”。 ⑤“他们可能是构成滇族中的一种，而同时又与彝族有关。” ⑥晋宁石寨山文化与祥云大波那铜棺墓文化、剑川海门口遗址文化有一定联系，有铜石并用文化(海门口文化)——早期青铜文化(大波那文化)——青铜文化鼎盛期(石寨山文化)发展继承关系痕迹。 ⑦说明祥云大波那文化和剑川海门口文化也可能是“濮人”创造的。《华阳国志》记载今云南巧家、会泽一带有“故濮人邑”、“濮人冢”，云南礼社江为“濮水”、广南等地有“白濮王”，《汉书·地理志》记载今云南石屏、建水、峨山、通海等地有“胜焚县”……，说明滇境“濮人”分布较为广泛。濮人即“与彝族有关”，说明源于“濮人”的彝族先民秦汉时代已分布于今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
关于“椎髻”之俗，在滇池周围发掘出的滇人“男女均叠发为髻，中间以带束之，惟男子之髻在头顶，而妇女之髻则拖于脑后”， ⑧滇人是“濮人”，“与彝族有关”，滇人墓葬中出土的“椎髻者”应该就是彝族先民“濮人”中的一种。彝族中的“椎髻”之俗直至明清时代仍普遍风行。如天启《滇志》卷三十：“罗婺……男子结束高顶”景泰《云南图经志》卷四：楚雄府“有罗舞者……男子髻束高顶。”康熙《罗平州志》卷二：“鲁屋倮罗……男女两截衣，缠大头。”乾隆《易门县志》卷六：“罗婺……男子髻束高顶。”道光《大姚县志》卷七：“罗婺……束发高顶。”“罗婺”、“鲁屋”、“罗舞”指的都是彝族，即今天的“罗婺濮”支系。其他支系也有椎髻之俗，如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扯苏……男女束发裹头。”“白罗罗……妇女椎髻”。同书引《元谋县志》：“个倮，乃属生彝，缠头跣足，结髻。”雍正《阿迷州志》卷十一：“母鸡蓬首椎髻。”道光《定远县志》卷二：“倮罗……男人缠头跣足。”康熙《广西府志》卷十一：“白倮罗……髻插骨簪……”前述夜郎、邛都习俗略与滇同，都有“椎髻”习惯，那么夜郎、邛都之民也当与彝族有关。
夜郎境内有“濮人”，史学界已无疑议，只是《华阳国志》将夜郎之“濮”记作“夷濮”，而《后汉书》却记作“夷僚”，就此史家有些争论。其实同一个民族被记作不同名称是常见的，“夷濮”、“夷僚”指的应当就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建宁郡谈藁县中的“濮僚”。而“濮僚”应该是今天彝族“濮拉”、“泼拉塔”支系的先民。《元史·地理志》记曲靖路马龙州“昔焚刺居之”，普定路仁德府“昔焚刺蛮居之……后乌蛮之裔新丁夺而有之”。这里的“昔时”指的是元以前的历史时代。“焚刺”应当就是“濮僚”，因为“濮”与“焚”同，“刺”与“僚”音近。清时将“濮僚”、“焚刺”又记作“朴刺”，乾隆《开化府志》卷九中就记载有今曲靖、师宗、富源、罗平、文山各县，红河建水，昆明陆良、石林等地有“黑朴刺”、“白朴刺”、“花朴刺”、“朴刺”等。所以《华阳国志》中的“濮僚”、“夷濮”、《后汉书》中的“夷僚”就是《元史》中的“焚刺”，乾隆《开化府志》中的“朴刺”，今天分布于滇东、滇东南一带的彝族支系“濮拉”、“泼拉塔”。从地域上看，“焚刺”、“朴拉”、“濮拉”、“泼拉塔”等活动区域与夜郎境相连，有些地方如“普定路仁德府”本就是夜郎区域之一部分。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的夜郎“竹王”传说与永昌哀牢“九隆”传说相似，都是一女子在水中触“竹”或“木”而生“竹王”和“元隆”(九隆)，说明两地民族有亲缘关系。竹崇拜习俗在今彝族中也普遍存在，20世纪40年代雷金流在滇桂边考察时就发现彝族中有类似竹王传说的故事， ⑨而云南澄江一带的彝族崇拜竹，“每以一丛金竹或兰竹作为种神，向它祈福求子。” ⑩90年代初，笔者到云南楚雄、思茅、大理、玉溪四州区交界的哀牢山上段考察时，发现当地彝族“罗罗濮”支系李、鲁、罗、普诸姓中有崇拜竹的习俗，他们以某一种竹(金竹、凤尾竹、箭竹或龙竹)作为祖先灵牌而四时祭祀。彝族竹崇拜与夜郎竹王传说当有一定关联。
《西南彝志》等彝族古籍中有“六祖”之“穆克克”部“据濮地而有之”、“彝变濮”、“濮变彝”等等记载，这里“濮”、“彝”相区别而称完全是为了方便翻译，“彝”并非自称，《西南彝志》中的“彝”仅只是形成今天彝族中的一个源，之所以能“彝变濮”、“濮变彝”，“六祖”之“穆克克”部又能长期在濮地活动、生息，说明“六祖”各部与“濮人”文化上有共同之处，源流上有密切关系，所以说彝族“也许与古代的夜郎有关。” ⑾
汉代之邛都乃今四川省西昌市为中心的地区，当时当地“耕田，有邑聚”的“魋结”之民也是“濮人”，也当与今彝族有关。
史籍中反映今四川一带的“濮人”活动情况时，“濮”、“焚”并用，如左思《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华阳国志》记载蜀郡临邛县(今邛崃等地)有“布濮水，从布濮来”，郪县(今中江、三台等地)有“濮出好枣”；以“焚”出现的如《吕氏春秋·恃君览》：“氐羌呼唐，离水之西，焚人野人。”《礼记·王制》“屏之远方，西方日焚。”《华阳国志·蜀志》记蜀国保子帝“攻青衣(今雅安)，雄张僚焚，”《汉书·地理志》焚道县《注》说“应劭日，故焚侯国”(焚道，今宜宾一带)。《史记·平准书》说汉武帝通西南夷道“散币于邛焚以集之”，《司马相如传》说“南夷之君，西焚之长”，“且夫邛笮西焚之与中国并也，”《索隐》“西夷邛焚”。
以上所引，说明今四川包括“邛都”等地大部分地方都有“濮人”活动，确属为“百濮所充”，而“邛都”邑聚耕田的“魋结”之民当是“濮人”无疑。
今凉山彝族较为集中的昭觉、美姑等大凉山中心区，史籍中没有记载有无濮人活动，但其南有“邛焚”、“西焚”在西昌一带活动，其北雅安、邛崃一带有“僚焚”、“布濮”，其东南过金沙江有“故濮人邑”、“濮人冢”，其东宜宾为“焚道县”，有“故焚侯国”……“濮人”对大凉山有环四周分布之势，因此凉山中心区不可能没有濮人活动，宜宾一带的濮人因“汉民多，渐斥徙之”， ⑿这部分“徙之”的濮民也有西进的可能。今凉山中心区发现的石板墓可能就是“濮人”坟，而凉山彝族中也有远古时当地有“濮苏”、“乌乌”活动的传说。凉山一带的彝族当是“六祖”中的“糯”、“恒”两部与当地“濮人”融合以后形成的。大概魏晋南北朝时将“濮”及“六祖”之裔合称为“叟”、“斯叟”、“徙叟”，唐时又析称为“白蛮”和“乌蛮”，“白蛮”就是“濮”之裔，“乌蛮”当为“六祖”之裔。民主改革前，凉山被称为“曲诺”(白彝)的部分可能就是由当地“濮”、“焚”、“白蛮”发展而来。由于“濮”、“焚”是“羌之别种”，“当为氐羌族群中的氐人”。 ⒀与源于“昆明诸种”的“六祖”之裔有渊源关系。故而凉山彝族“诺”(黑彝)、“曲诺”(白彝)中有“白彝和黑线彝本是兄弟”的古老传说。 ⒁
《水经注·江水》引《地理风俗记》说“焚于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之”，《说文》：“焚，犍为蛮夷也，从人棘声。”“濮人”因为较早就能耕田、邑聚，后又不断地受汉文化的浸染，因此在西南夷中“最仁”、“有仁道”。今彝族中部方言区称受汉族习俗影响较大、特别是对已不会讲彝语的彝族为“西濮”，哀牢山上段沿礼社江分布的“罗罗濮”彝族对明清时从滇东东川(会泽)等地迁去的彝族就称为“西濮”，对从湖广等地迁去的汉族则称之为“湖广苏”。又大姚县据《滇志·地理志·大姚县》记载，大姚“唐置西濮州”。临近大姚的永仁、姚安等地有石板墓，“也当是氐人墓葬”， ⒂氐人即濮人，姚安、永仁两地之间的大姚古时当也有濮人活动。而大姚、东川等地自古有铜、银等矿，汉人早已经营之，当地濮人受汉人风习所染，故而也有“仁道”，被其他彝族支系称为“西濮”，地名也叫“西濮州”，甚至巫师也叫“大西濮”。“西濮”与“西焚”同，今分布于滇东一带的“阿西濮”彝族支系极有可能与史籍中的“西焚”有关。
今云南、贵州等地的白彝即史籍中被称为“白罗罗”的可能就是由“濮”(焚)直接发展而来，因为历史上他们也有“夷中最仁”、“有仁道”的痕迹：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楚雄府定远“白罗罗之类……更慕诗书，多遣子弟入学，今亦有中科弟者。”乾隆《农部琐录》卷十二《种人传》：“白罗罗……江川、大理、姚安日撒马都……大抵寡弱易治之夷也。”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洒摩……有农而仕者，尤彬彬也。”康熙《云州志》卷五《风土考·种人》：“撒马朵，稍有汉人之风，性情嗜善。”雍正《临安府志》卷七《风俗·附种人》：“白倮罗，近渐习王化，同于编民。”道光《寻甸州志》：“白罗罗……衣冠多效汉人。”乾隆《贵州通志》：“白罗罗，亦在大定之水西、安顺、永宁州皆有之。”
滇、夜郎、邛都等地“濮人”如上述，与现代彝族关系密切，今滇、黔、川等地彝族历史上与“滇、夜郎、邛都”等地的“濮人”有渊源关系。
二、永昌郡“濮人”与彝族之关系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沙壶”、“元隆”(九隆)故事后说“南中昆明祖之”，说明“昆明”与“哀牢”有亲缘关系，因而“祖之”。又《蛮书》卷三载，南诏首领异牟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说明建立南诏奴隶制政权的“乌蛮”与“哀牢”有渊源关系。清咸同时哀牢山李文学起义军中的将领张兴癸、杞彩顺、杞绍兴等都是“罗罗濮夷”、系蒙舍先王细诺罗之“遗裔”、“贵胄”。 ⒃说明张兴癸、杞彩顺、杞绍兴等皆为“哀牢”之后，且又都是“罗罗濮”彝族。
《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郡“蜻蛉县，有盐官，濮水出”。《汉志》云：“仆水至来唯(今新平、元江一带)人劳。”劳水再下东至麇伶(今越南河内一带)人海。《汉志》：“秦臧县牛兰山，即水所出，南至双柏人仆。”“即水”为今源自武定经禄丰注人礼社江之绿汁江，则“濮水”(仆水)为礼社江。礼社江古即称“濮水”，说明该流域自古为“濮人”所居，朱希祖在《云南濮族考》中称：“濮族因仆水而得名，不如谓仆水因濮族而得名，犹焚道因焚族而得名也。” ⒄濮水可能就是因彝族支系“罗罗濮”之先民在此居住而得名。礼社江流域“罗罗濮”彝族中有其先祖“俄罗濮”在当地教民种地、养畜、狩猎并亲自移山逐石的生动传说，这一传说中的“移山逐石”部分充满着神话色彩，说明“罗罗濮”彝族支系已较早时期就在此活动。蜀汉时，蜀军曾从礼社江源头祥云、弥度等地顺江而下，今礼社江岸南华县马街乡地界有“诸葛营”，当地彝族中也有蜀军在此安营扎寨、屯田等诸多传说。传说内容具体而无神话色彩。故天启《滇志·地理志》楚雄府镇南州云：“汉为朴、落所居。”“朴、落”就是“罗罗濮”先民。当地彝族巫师“朵西”给亡人“开阴喉指路”时所提及的山水名称也在其方圆几百里的范围之内。同时当地还有一些与“濮”、“哀牢”有关的古地名，如“濮掌”、“波罗”、“大濮罗”、“哀牢甸”等。另外，当地彝族中流传并广为传唱的“亡灵调”、“过山调”、“赶马调”、“山鸽子调”、“跳锅调”、“左脚调”等曲调中，都有一共同特点，即每唱完一节都以“笑哀牢、尼约者”结尾，并且无论所唱内容是欢爱或是痛苦，唱到这部分时都充满着凄婉、忧伤、悲凉的情感。今保山、临沧、怒江、思茅、大理南部等地彝族民歌曲调中也较频繁地使用颤音，歌声凝重、悠扬并有浓烈的哀婉色彩。这一地区彝族民歌中所表现出的这一特点一定与该民族历史上的际遇有关。笔者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社江西岸考察时，就此问过一些彝老，只说“笑哀牢、尼约者”的调尾系哀先人而来，究竟“哀”谁不得而知，从其地有哀牢甸、又属哀牢山系、传说又有与永昌哀牢“九隆”神话有关的内容综而观之，今哀牢山区“罗罗濮”彝族先人古属永昌哀牢人，哀牢主体民族族属应为“濮人”。以上所提曲调之哀婉特点，当是“罗罗濮”哀其先人曾被鹿爹所杀，尸体又为“虎掘而食之”的悲惨往事。 ⒅今“罗罗濮”祭虎神，理由便是“祈求虎不再伤人”。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中的“闽濮”、“裸濮”当就是今天分布于云南凤庆、镇康、云县、景东、景谷、墨江、普洱等地的彝族支系“罗密濮”。“闽濮”之“闽”虽与福建之“闽”为同一字，但史籍中福建等地并无濮人活动的痕迹，也无闽越人迁居永昌的记载，因此“闽濮”当与“闽越”之“闽”无关，盖乃永昌系民之一自称，常氏遂以“闽”记之耳。“裸”与“罗”音近，“闽”与“密”同，“罗密濮”在汉晋时当为两支系，故“闽濮”、“裸濮”分见之，因皆为“濮”，以后便融为“罗密濮”了，这与民族形成发展的规律也相合。
《新唐书·南蛮传》中提到的故永昌郡的“文面濮”、“赤口濮”、“黑焚濮”三濮，据张福先生在《彝族文化史》一书中认为，三濮习俗与哀牢同，而“哀牢夷是彝族古代先民的一支”，故“三濮”也是彝族先民的组成部分。 ⒆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沙壶于水中触木而孕，生十子，后其子孙“衣著十尾”，《后汉书》记作“衣皆著尾”。这里的“尾濮”指的是哀牢人衣饰似尾型。今滇西、滇西南一带彝族服饰中仍普遍保留有类似于“著尾”的习俗，如有妇女系围腰长带飘后的习俗，也有左衽女装前短后长似尾的特点，有两块长形饰以绣花的后摆飘带等等。这些特点在故永昌郡地面上生活的傣、佤、阿昌、景颇、布朗、德昂等民族中则较鲜见，因此，“尾濮”应当是彝族先民。
宋、元、明、清各代，今滇西、滇西南乃至滇中一带，仍有以“蒲”出现的“濮人”在活动。《太平御览》卷七九一：“云南郡……亦多夷濮，分布山野。”《元史•本纪》：“至顺二年五月癸巳，云南威楚路之蒲蛮猛吾来朝。”明天启《滇志》卷三十：“蒲人，……在景东者，淳朴务农。”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永昌府》：“蒲蛮，一名蒲子蛮。”康熙《永昌府志》卷二十四《种人》：“蒲人，即古百濮……本在永昌西南徼外，讹濮为蒲。”乾隆《腾越州志》卷十一《杂记》：“蒲人，即濮人声之转也，散居山谷。”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顺宁府》：“境内多蒲蛮，男子椎髻跣足。”雍正《顺宁府志》卷九《彝俗》：“蒲蛮……穿麻布衣。”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蒲蛮，又名蒲人，今宁洱、思茅、威远有之，古称百濮。”康熙《定边县志》：“蒲蛮，男耕女绩，织布为生。”雍正《阿迷州志》卷十一：“蒲人，即古百濮……”
滇中一带，自古本已有濮人，蜀汉时及其后又从永昌等滇西各地迁入了一些，如《华阳国志》永昌郡“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郡界，以实二郡”。天启《滇志》卷三十：“蒲人，永昌凤溪、施甸及十五喧、三十八寨皆其种，……流人新兴、阿迷、镇南……”
总之，彝族与古“濮人”有渊源关系，彝族自称中的“濮”、“泼”、“拔”等是古“濮人”之“濮”在彝族文化(自称)中的延续，史籍中虽没有一脉相承的记载，但仍有“濮”、“焚”、“仆”、“朴”、“蒲”、“普”等线索可寻，同时可以用民风民俗等民族学资料相验证，彝族谱系中的“阿濮”、“阿普”之“濮”、“普”，当也与古“濮人”之“濮”有关联，古“濮人”为形成现代彝族的主要源流之一。
注释：
①参见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自文清《彝族自称考释》载《贵州彝学》，民族出版社，2000年8月。
②见蒋炳钊：《濮和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民族》，载《百越民族史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参见尤中：《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第2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④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⑤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的古代民族考》，载《考古学报》1979年4月。
⑥冯汉骥：《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载《考古》1961年9月。
⑦参见童恩正：《夜郎境内的彝族先民》，载《夜郎考》讨论集第1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⑧汪宁生：《云南考古》，第68、6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⑨参见雷金流：《滇桂之交白罗罗一瞥》，载《旅行杂志》18卷第6期。
⑩雷金流：《云南徵江罗罗的祖先崇拜》，载《边政公论》第9期，1944年9月。
⑾余宏模：《贵州古代彝族与夜郎族属关系》，载《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
⑿华阳国志·蜀志·焚道县》引《秦纪》。
⒀⒂⒄ 马曜：《云南简史》第8页、第9页、第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⒁束世澄：《论凉山彝族解放前的社会性质》，载《新建设》1961年第6期。
⒃(清)夏正寅：《哀牢彝雄列传》。引自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第60页、61页，民族出版社，1980年。
⒅参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