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彝族先民的称谓有：昆明、嶲、叟和僰等，史学家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将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各部落统称为“西南夷”。其中昆明族是形成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重要部分，与现彝语支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近现代彝族主要源于昆明族。东汉时期，其主要聚居于滇西洱海和保山（哀牢）一带，并逐步发展成了今天滇西地区的彝族。嶲则是与昆明族群相生相伴的一个族群，《列传》中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叟也成为了西南夷北部、滇池流域内的主体民族。而僰在汉代主要分布于今云南昭通、贵州毕节、四川宜宾一带。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在这些地方置犍为郡，下设朱提县（今昭通）、南广县（今镇雄）、堂琅县（今会泽、巧家和东川一带）。所以僰与彝族也存在密切的关系。
较早记载汉代彝族服饰的史料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文曰：“哀牢夷妇人沙壹生子名九隆，被推为王，后娶当地十女为妻。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这种“衣皆著尾”的穿着与彝族一种古老的尾形装饰相似，一般称为“尾饰”。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永仁、姚安等县的男女所穿的羊皮衣仍然留有“尾饰”。双柏县彝族在跳虎笙舞时身披毛毡，也留有“虎尾”。体现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一种原始信仰。此外，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葬群中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所呈现的人物所穿着的服饰很大一部分都与今彝族服饰相类似，亦有“尾饰”，其与今大小凉山彝族男子的“察尔瓦”非常相似。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具
纺织是影响服饰工艺和服饰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部分青铜纺织器具和贮贝器盖上的平织机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些木制纺织机部件在形式上类似，据研究为水平式踞织机（腰机）。这不仅证明了我国纺织技艺历史悠久，而且也是汉武帝平滇后中原文化流入的旁证。中原与云南手工技艺和文化的相互交流为滇池流域民族服饰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晋宁石寨山西汉后期的一号墓中，出土了铜鼓形贮贝器，器盖上铸有纺织作坊的图案场景。其上铸有铜俑18人，一般高约2.5厘米，惟女奴隶主稍高大且通身镀金。器盖沿边坐着纺织者，从右起有两人在纺织，不用纺轮而用手捻，次为6个织者，各用原始的腰机而织。最后一人右旁置一案，案上有织成的布二匹，案的中间置有光滑形圆如卵石器一个，大概为最后加工以布磨光的1。此场景展示了当时织造布匹时从捻线、纺织最后到成品的过程。彝族的鼎织机及其织造技术，基本上保留了古代的原貌。踞织机的形状、结构不仅与两汉魏晋南北明时期无大的变化，甚至连部件都大同小异。2彝族称踞织机为“牙海”。此类织机既无机架，也无机台，通常是在地上立一木桩，供拴经线之用，经线的另一端则系在织者腰间的布轴上。织布时，织者席地面坐，两腿伸直分置于织机两侧，用双脚的脚底板将系经线的经轴两端蹬直，呈箕踞状，踞织机名称即由此而来。彝族的踞织机上共有10个部件:系经桩、经轴、分经棒、定经杆、综杆、布轴、打纬刀、投纬棒、幅撑及背带，与滇池地区和滇西地区其他时代出士的踞织机部件大致相同。织布前有很多准备工作，除纺绩、络纱及上浆等工序外，还有上经。彝族的上经一般包括挂经、定经和分经三个步骤。3在汉代我国内地已经普遍使用斜织机织布，但从以上资料来看，彝族地区的纺织依然以踞织机为主。虽然此时织布工艺相比内地稍有落后，不过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化的作坊式生产。
汉代晋宁石寨山青铜器的上男子椎髻于顶，髻若角状，将束髻之带飘扬于后者，与晋代云南昭通后海子霍承嗣墓的壁画中的彝部落形象梳“天菩萨”，头拖红缨和额头前后两髻且拖红缨者相似：或髻外缠帕，或髻根大如盘，或髻外缠草辫纹发箍数道者，此等发饰在五十年代凉山地区普遍可见；而“头髻缠帕，头帕一端往往竖于头前以为装饰”者，很可能是其后来演变为“以帕裹头，并立于额前”的英雄髻;妇女“披发于背，以带束之”,披发是彝族妇女的显著特征之一，这在历代史籍中非常见，直至清代以后，彝族妇女才始编辫戴帕帽。凉山义诺地区的妇女现在梳辫时，耳鬓尚要留两绺散发，可能是披发的遗制。4汉代扬雄的《蜀都赋》说：“昔天地（朱提，今昭通）降生杜宇，密促之君。”“密促”，彝语，也称“促”、“促密”，即为“椎髻”（有以前额发留绕而成，有头饰物立椎髻而成两种）。今汉俗称“英雄髻”或“天菩萨”5。《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均提到嶲、昆明“编发”。《新唐书·南蛮传》说昆明人辫首、左衽。王溥在《五代会要》卷30中说昆明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都椎髻、跣足。6从农耕方式和人们的法式紧密相关，草原游牧生活的人们“辫发”而坝区稻作农业的人们“椎髻”。汪宁生先生认为“椎髻”是农耕的需要,而农耕民族相对稳定的生活,为复杂的“椎髻”创造了条件。
贯头衣是人类服饰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古老款式。而古代岩画和相关史料典籍中出现的“贯头衣”可能是彝族披毡“察尔瓦”（毛制披毡）的雏形。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人物造型中不论男女皆穿对襟外衣，长及膝;有的似喇叭状，有的有褶似裙;有的披巾，拖曳于后作尾饰。男子束腰带7，骑士披毡，与今彝族披毡相同。史学家方国瑜先生指出：“滇族男子乘马时所披的‘披风’，绝类现在彝族所披的毡。”8另一位史学家马长寿先生也认为：“（滇族）男子的基本服饰，如外出或仪式中则披一圆领的披巾。”9《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载：“倭人，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提及交址人时亦说：“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着之。”又说到永昌太守郑纯，“与哀牢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这种形式的“贯头衣”白天为衣，夜里为被，挡雨挡雪，寒暑不易，是一种古老的服饰形式，且一直沿袭发展至今。现在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西畴县的彝族仍穿着贯头衣，流行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彝族女子也有着贯头衣的习俗。这种衣饰前后没有纽扣，圆领，衣襟不过脐，下摆前后绣有宽波浪形和方形图案，胸、背绣有十字形的波纹，袖宽至肘。彝族穿贯头衣习俗在许多史籍都有记载,其主要特征是“妇女衣胸背妆花、前不掩胫，衣边弯曲如旗尾，如襟带，上作并口，自头笼罩而下，桶裙细折”。清《大定府志》记载水西彝族妇女服饰：“又有方袍，以诸色帛为方块，绣花卉鸟兽其上，连级至方，二尺为一幅。方袍以数十幅为之。其衣为衣前短后长，四周连缀，上开一孔，自头笼下.... .”从这些史籍可见彝族着贯头衣的普遍性。早期的彝族妇女上身穿贯头衣、下着长裙，如一些史料内记载：“衣无开襟，服之自首笼下”；“女衣不开领，缘中一孔，从头而下之”。戴平在《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中说:“……以地理环境对服饰的影响而言,从总体上看,可以作如下的区分,即北袍南裙。北袍的穿着对象,主要包括祖国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南方穿裙穿得较多的有苗族、壮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所以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彝族先民女性多着裙装。
此外，在贵州古夜郎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带钩、铠甲、甲臂、扣饰、铃、手镯、耳环、发钗、帽饰等。10《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中说：“（出土了）一件滇式金缕玉衣，用丝线将数以万计的玉石、玛瑙穿缀在一起”。说明当时的服饰审美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再不满足于服饰的遮羞避寒功能，而开始进一步追求服饰的装饰性。
东晋霍承嗣墓壁画
魏晋时期史书称西南夷地区为南中，此时南中被外来的汉族大姓和土著首领控制，经过长期的地方权利争夺，爨氏取得了在南中的统治地位，并与当地土著部落通婚往来，接受了土著族群的文化，直至完全被当地彝族同化。故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的彝族称为爨人，所使用的文字则称为爨文。魏晋时期的彝族服饰，最先见于记录的是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1963年在云南昭通后海子乡东晋霍承嗣墓发掘出土的壁画中，有夷“部曲”（私人的武士或奴仆）形象，基本特征是椎髻、披毡、赤足。但在椎髻和披毡上又有细微的差异。如东壁下段的人物绘画，上排执幡旗的武士13人，内穿黑衣5人，白衣8人。下排则是骑马执戈的武士，有5人。西壁第一排，绘有执曲柄长刀的武士13人；第二、三排，绘有披毡、赤足、蝌头人像27人，皆赤足，披淡墨色无饰披毡，似为彝族先民打扮；第四排为骑马武士，存4人。这一组壁画的形象上可以看出，其是由彝汉组合而成。《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大姓，多出金帛聘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弈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这里“贪货”的夷人，当是少数，较多的是为生活所迫而成“部曲”。彝汉同为“部曲”，这进一步加深了民族融合的程度。壁画中椎髻者所饰有4种:第一、只梳“天菩萨”者;第二、梳天菩萨，头后拖红缨者;第三、额前梳天菩萨，但头后另有一髻，且拖红缨者;第四、额前梳天菩萨，头后亦另有一髻，但不拖红缨者。一排的13人，皆赤足、披毡，有两种:一种是披土黄色缀小圆圈纹披毡者9人;另一种是“披暗红色缀树枝条状纹的披毡”者4人11，恰好是发髻相同披毡有别，披毡相同发髻有别。从头饰不同和披毡颜色、饰纹不同来看，绝非绘画者无意之作，而是画其形、表其义的。这些同是椎髻、披毡、赤足者，是由不同的支系组成的。各支系有自己的发饰和徽记。披毡上的圆圈纹，凉山彝族释义为太阳。他们可能是以太阳或某种植物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这与很多史前民族用徽记区别不同支系的做法一致。晋代彝族先民在基本装束相同的前提下，在头饰和服饰上已初步显示出差异，为我们提供了彝族服饰衍变的珍贵实证12。同时这也说明到了晋代，彝族先民的服饰在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各地彝族的头饰和服饰羽翼开始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南诏王议政图》
唐代的彝族服饰在相关典籍内出现得较多，制衣材料也要比以往先进。《南诏德化碑》文曰：“家绕五亩之桑”。杜佑《通典·边防》记载，洱海地区有“丝麻女工蚕织之事，出絁、绢、丝、布”。唐代樊绰的《蛮书》卷10中记载，当时南诏向唐王朝进贡的物品中就有“纺丝”。《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卷7说:“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三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织人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粗，原细人色......亲贱男女许以披之。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蛮书》卷9又说到:贵族妇人“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新唐书》卷222亦云:“妇人不粉黛......贵者绫锦裙襦，上施锦一幅。”从中可以看出，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此时，棉纺织品也开始出现，《新唐书》卷222中说:“大和、祁鲜而西，人不蚕，剖波罗树实，状若絮，纽缕而幅之。”但是，这些“纺丝锦绢”依然是贵重之物，仅用于制作统治者服饰和进贡中央王朝，百姓着装相比魏晋时期没有太大变化。南诏纺织品的穿戴有身份地位的区别。所谓贵者富者“纺丝朱紫以为上服”，而“庶贱”者不得服(上服)，只许衣相绢，13就是指身份不同而穿着不同。唐代的彝族服饰中，南诏时期最为典型。《通典》中记述云南彝族在南诏统一以前的服饰特点为：“男子以毡皮为帔，女子拖布为裙衫，仍披毡皮以帔。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髻，男女皆跣。”南诏统一后，据《南诏野史(下)》载:“黑倮.....男挽发贯耳，披毡佩刀，妇人贵者衣套头衣，方领如井字，无襟带，自头罩下，长曳地尺许，披黑羊皮，饰以铃索。”《云南志》卷8《蛮夷风俗》也记述了南诏时期的彝族服饰:“蛮，其丈夫一切披毡。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特异耳。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羽仪以一及诸动有一切房甄别者，然后得头囊。若子弟及四军罗直以下，则当额络为-髻，不得戴囊角，当顶撮髽髻，并披毡皮。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军将亦不以为耻。曹长以下，得系金法苴。或有等第战功褒奖得系者，不限常例。”“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缺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谓腰带曰‘法苴’。”“妇人，一切不施粉黛，以酥泽发。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两股辫其发为髻。髻上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贵家仆女亦有裙衫。常披毡，及以缯帛鞘其髻，亦谓之头囊。”另外，《云南志》末卷记载了南诏王的衣着:“异牟寻衣金甲，披大虫皮”，而大臣以下赏则虎皮为上服，《云南志》卷7云:“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曹长以下，得系金法苴（金腰带），罗苴子以下系皮腰带。《新唐书·南蛮传》则云:“尚绛紫，有功加锦”。从《云南志》和《新唐书》中可以看出，南诏时期服饰已经成为了等级制度的外化，而且和官职、战功挂钩。
唐代的彝族服饰除了南诏统治阶级系统外还有外沿的众乌、白蛮部落。据《蛮书》卷1载：“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跪拜......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想服制。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唐书》中又载：“（爨蛮）男子椎髻，摘去髭须，左右配双刀，喜斗轻死；妇人披发衣皂，贵者饰锦绣，贱者披羊皮，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掩膝。”《蛮书》中还述及唐代四川一带的彝族服饰：“邛部台登（今凉山西昌、冕宁一带）中间，皆乌蛮也。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曵地。”又，名类第四云:“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表明乌、白蛮的服色、长短不一。然另一特点是“其蛮丈夫一切披毡”。《南诏野史（下）》亦载“黑倮倮，……男挽发于耳，披毡佩刀，妇人贵者衣套头衣，方领如井字，无襟带，自头罩下，长曵地尺许，披黑羊皮，饰以铃索。”《新唐书·南蛮传(下)》说:“乌蛮......地多牛马，无布帛。男子耋髻，女子披发，皆衣牛羊皮”。从以上史料得知，唐代彝底服饰延续了晋代披毡之待点，也显露出不同等级的服饰区别。乌、白蛮妇人衣长曳地或不过膝之俗，直至千年后还在凉山彝族不同等级的妇女装束上表现出来。同时，也体现了彝族尚黑、贵黑的习俗。14据学者对《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的考释，认为画卷中人物服饰分三种:其一是南诏最高统治者，头戴一呈圆锥形的冠，旁有双翅高翘。官吏无冠著有布缠之头饰，这正如《蛮书》所说：“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独异耳”的头囊。王者和官吏均穿一种圆领宽袖长袍，有的系腰带。王者长袍之外有一披风状物，即“披毡”或“波罗皮”(虎皮)嫔妃亦着宽袖长袍，头梳双髻下垂。王者大多着靴，官吏及嫔妃有的穿鞋，有的赤足。亦如《蛮书》所云“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军将亦不以为耻”。其二是普通首领服饰，男头顶统一髻,穿右衽或圆领宽袖长袍，女的梳肥大之髻，亦穿宽袖长袍。男女皆赤足，或穿草鞋。其三是当地少数民族服饰，男子额前梳一髻，穿窄袖短衣，长仅及膝，着裹腿，多赤足。15服饰的变化和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密切的关系，《蛮书》卷3载：“当天后时，逻盛入朝......赐锦袍金带，缯彩数百匹。”《册府元龟》卷971载，开元二十二年，唐朝赐蒙归义“绢二千匹、杂彩两百匹、衣一副以酬之。”《唐会要》卷99载开成四年正月“上御龙德殿，入对朝贺正南诏酋赵莫三十七人，赐金银带、衣服等。”可以看出在唐王朝所赐之物中，以缯帛和服饰居多。唐装的流入使南诏统治者服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普通民众还依然仍保持了椎髻、披毡、跣足的传统特点。
宋代的纺织业与唐相比有了一定的进步，并且纺织是服饰制作的基础，因此也推动了服饰的发展变化。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记载，“地多桑柘，四时皆蚕”。除养蚕缫丝纺织外，当地居民还利用莎罗树，“破其壳，中如柳绵，纺为线，白㲲、兜罗锦皆此为之，即汉地之木棉也”16。据曹学佺《蜀中广记》卷103记载，北宋大诗人苏轼曾“于淯 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弓衣上织有梅圣俞的《春雪图诗》。17宋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纺织品不仅种类多，而且还成为少数民族首领向宋王朝纳贡的的重要贡品。《宋会要辑稿》记载，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八月十一日，东部三蛮中的丰琶蛮王遣使乌栢等向宋朝进贡，贡品中就有莎萝幔、青绯间色莎萝幔、莎萝鞍复、莎剪勒帛、莎萝花毯等纺织品。邛部蛮、两林蜜在向宋朝所纳贡品中也有相当多的自己的纺织品。而贵州水西地区纺织品也较多。据《水西制度》说，在贵州水西，扯勒直穆统治时，其征收做斋追荐、婚姻馈送礼品等，所属合江、泸州、江门、纳谿等仓库各备有绫、缎、布匹等上交。这说明宋代贵州水西地区的纺织业和织布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专门有仓库储存来看其纺织品的数量已相当可观。18
除了纺织外，制毡技术在当时也趋于成熟。向达的《蛮书校注》引宋代周云飞的《岭外代答》说“西南蛮地产绵羊，固宜多毡毳。自蛮王而下至小蛮，无一不披毡者。但蛮王中锦衫披毡，小蛮袒裼披毡。北毡厚而坚。南毡之长至三丈余，其阔亦丈六七尺，折其阔而夹缝之，犹阔八九尺许。以一长毡带贯其折处，乃披毡而系带于腰，婆娑然也。昼则披，夜则卧......其上有核桃纹，长大而轻者为妙，大理国所产也。佳者缘以皂。”上述的核桃纹，可能是核桃大小的圆圈纹，东晋霍嗣墓壁画上部分彝族披毡上也有此纹，凉山彝族解放前打冤家时，雷波黑彝首领的黄披风上，也镶有黑白圆圈纹，19此纹仅用于披毡(披风)上，且不常见，这一纹饰除推测为氏族族徽的标记外，也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承袭关系。20
由于自唐以来汉族不断迁入彝区，各族生活习俗互相影响。到了宋代，部分地区的彝族服饰开始出现汉化，如《太平寰宇记》载戎州诸羁縻州马湖路(今四川凉山)彝族首领的服饰是: “著夏人衣服，却归山洞、椎髻、跣足，或披毡，或衣皮，从夷蛮风俗。”黎州(今四川汉源一带)郡守余绶《朱缨堂记》说: “蛮商越驳，毡裘椎髻，交错于阛阓之中。”21又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凉山东部马湖地区的胡盐、黎溪等七个村落“多沃壤，宜耕稼，其民披毡椎髻，而比屋皆覆瓦，如华(汉)人之居，饮食种艺多与(汉)同”。但是，当时大部分彝族依然保持着传统服饰特征。《宋史·叙州三路蛮传》描写乌蒙地区的彝族时说: “石门蕃部，俗椎髻、毡披、佩刀、居必栏棚，不喜耕稼，多畜牧。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蛮》中也描写了自杞、罗甸(今云南曲靖、贵州西南部)彝游入邕贸马时的形象:“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耳、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曰:“昆明在黔州南三十里， 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按虎皮”。而河口、马关一带在大理国时期才组成的阿月部，其“桃花蛮”据《云南志》卷4记载:“今亦呼桃花蛮也。本安南林西原七绾洞左右侧居，人披羊皮或披毡，前梳髻。虽拘于蛮，心向唐化。”综上史料文献记载，可知在宋代大部分地区的彝族服饰仍然承继了椎髻、披毡、(首领披虎皮)和赤足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2. 宋兆麟、牟永抗：《我国远古时期的踞织机——河姆渡文化的纺织技术》，《中国纺织技术史资料》第11集，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1982年。
3.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112-113页。
4. 冯敏：《彝族服饰考》，《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
5. 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6. 《册府元龟》卷957昆明夷。
7. 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者古学报》1979年4期。
8. 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内，第53页。
9. 马长寿著、李绍明整理：《彝族古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页。
10. 宋世坤：《夜郎考古综述》，《夜郎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3-44页。
11. 胡振东：《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12期。
12. 冯敏：《彝族服饰考》，《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
13. 方国瑜主编：《云南地方史讲义》（中），云南广播电视大学铅印本1983年，第116页。
14. 冯敏：《彝族服饰考 》，《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
15. 汪宁生：《南昭中兴二年画器考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2期。
16. 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佚文辑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99页。
17.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彝族通史》第三卷，云南人民出版社，第200页。
18.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彝族通史》第三卷，云南人民出版社，第200页。
19. 《凉山彝族文物图谱·服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 冯敏：《彝族服饰考 》，《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
21. 曹学銓：《蜀中广記》卷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