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报》1992年2月份刊登了一个叫周继芬ZhouJifen的单身母亲写的作品。周继芬原是个芭蕾舞演员，现在是女性文学作家。
郝瑞，你好！作者周继芬（这东西译不回原样，找报纸扫描！－海洋）
崎岖的西南丝路蜿蜒在遥远的边地。这是万里关山中的一条古老而神秘的路。作为“西南丝路农户经济综合调查队”的一员，你迈着两条长腿在路上跋涉。
凤凰树Thephoenixtrees的冠盖勾勒出你高大的身影，山道上的沙石聆听着你急切的脚步。流火的烈日认识你，扬尘的狂风认识你，因为你曾一趟趟地走过西南丝路，翻过古老关山，脚踩过攀枝花的热土。
你曾在乡间睡过短小的木板床，曾蹲在泥地上用煤油炉做过饭，也曾揉着发红的额头在农家的门楣上贴过“小心碰头”的纸条。
攀枝花市文管办的柜橱里保存着两床鲜红鲜红的被罩。拂掉上面淡淡的灰尘，我们又看见了你。看见你匆匆从大洋彼岸来，谈笑风生地在农家的婚宴上入席。当年的新郎新娘早已为人父母。但每当他们看到那被罩，抚摸那棉被，就会想到你。你在遥远的美国西雅图，是否也闪过相同的记忆？你忘不掉远方的攀枝花和远方的攀枝花人。初次来访三年后，你再次来到攀枝花。你走在雨天的土路上，带着半裤管泥水。你又去访谈，不用向导，因为路已是老路，人还是熟人。你在易沙拉村与农民朋友马春安冒雨赶路，边唱边跳边说话。雨水，泪水，蓝眼，黑眼难分清。
你初次见到马春安时，他坦诚告诉你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你也坦诚答复：“我当时还小，没跟中国人打过仗。但我父亲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咱们是盟国”。
就这样，两双不同肤色的手紧握在一起。马春安碰上了异国知音，就合盘端出家底，把家谱、地契，甚至乾隆年间的告示都拿给你看。
你遵守普通中国人的纯朴孝道，不像很多美国人那样让老年人单过。你把老母接到身边早晚相伴。你说母亲年岁大了，下次再来攀枝花得先给她送终了。中国的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旧历年三十晚上，你从攀枝花市文管办主任邓教授的父亲手里接过压岁钱时，还象征性地跪在地上，正重地磕了三个头。是什么留住了你的脚步？是什么打动了你的心灵并催下了你的泪水？是你那在美国盼望游子归来的老母？还是你眼前这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人？
你说：攀枝花美丽，美得像我的老家西雅图，我爱攀枝花。
这里的老乡说：攀枝花也爱你。
如今，攀枝花的木棉又在含苞欲放，梧桐树也在由黄转青。可你何时能再来？来跳农家的圆圈（打踢？）舞，来吃彝家的炖猪肉，来玩吹鸡毛或拔河，来一起重游这山山水水，来扯动你那双长腿，来讲你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听说你又有了研究的新课题。那我们在攀枝花的蓝天艳阳下向你说欢迎的日子也不远了。你好，郝瑞！StevanHarrell,Hello!
这篇文章见报时，周继芬跟我还没见过面。报导依据的资料是老邓提供的，还获得了1992年《四川日报》最佳叙事文二等奖。事实上，我的眼是灰色，易沙拉那人叫毛春兰，但不是给我看告示的人。那告示是顺治年间的，比乾隆早一百多年。说攀枝花跟我老家一样美时，我指的是洛杉矶。旧历年那三个头是磕给老邓岳父的。老人家也觉得那挺有意思。
这一切都使我疑心自已讲经历或写民族志文章时可能会出多少错。但有一件事还是让周继芬（我事后见到并喜欢上了她）说量了：母亲过世后，我确实又去了中国，具体时间是1991年9月，为的是探讨一个新项目的可能性。这次主要是跟省民族研究所合作，做的是名符其实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研究，但主要在凉山州进行，虽然也对攀枝花有所涉及。
那次短暂行程中，我先在成都呆了10天，然后跟省民研所的周锡银所长南下西昌。周所长很瘦，很疲倦，身体也不好，但还是坚决陪我。这大概跟我们要联合申请的研究项目较大，将涉及四川包括凉山在内的三个自治州有关。在西昌，我经人介绍而认识了凉山州民族研究所长曲比什美和一个叫嘎嘎尔日(GatgaLyrssyr)的年轻研究人员。我们讨论了项目计划的主要部分，我在项目中的作用，还有次年在盐源县和攀枝花的田野工作。
嘎嘎和我那天下午过得不错，先参观彝族始隶制博物馆，接着又爬泸山。我原以为他会陪我去盐源县。但第二天早上，他却来跟我告别并告诉我陪我和周所长去盐源的会是一个叫马尔子(MgebbuLunzy)的盐源本地人。马尔子肤色很深，神态安详，对我的研究题目谨慎地感兴趣。从西昌到盐源要用五个小时，走过那条路被我称为“上天保佑路”：从悬崖外侧的窄路上疯狂地超车，在荆棘丛中，似路非路的坡面上颠簸。动不动就因为堵车、塌方或被人挡道而停上很长时间。翻过一座山梁，下到炎热的雅砻江谷，又沿着尤索河theYousuoRiver爬上一个3000多米高的垭口，终于来到盐源县城所在的那个平坝。
那几天全凉山的干部都在盐源县开一个贫困与发展的大会，因此很难找到客房。但周所长还是弄到了几间。我们找了个小饭馆吃午饭，周所长一边吃一边担心不干净。饭后，面带病容和倦色的周所长终于支撑不住，找个借口脱身了。我和马尔子就坐上吉普车去了他的老家百务Baiwu，那是我们打算来年调查的地方。路上有个带小孩的年轻母亲搭我们的车，我向她测试我的诺苏话。一开始她没反应。但马尔子知道我的用意，向她重复了一遍。她终于知道这个外国人说的是彝话。此后，我就能问关于她家和小孩儿的简单问题了。她下车后，马尔子对司机说我这人很不一般，应该送氏个彝族名字，就叫美国木呷吧。木呷是常见的诺苏男子名。我从此就当上了美国木呷，直到1994年才改成海来木呷。
百务是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离盐源县城一小时车程。我们在细雨中受到的招待令人难忘。马尔子虽然跟谁都熟，但下了吉普车后，最抢风头的还是我。脏乎乎笑咪咪的小孩围着我转。马尔子指示他们领我各处走走，等他去找当地干部。干部露面时已经知道我的来意。他们说行，既然你想研究民族，就先呆一个下午，然后每个民族都让你去看一家。我们真的访谈了纳西、藏、蒙古、汉和彝族人家。我拼命地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并飞快地往本子上记录。事后当然还得等他们宰羊让我们一块儿吃喝。我借口周所长有病等着去看，想乘机脱身。但这也不容易，他们非要我答应今后一年半要帮他们多少多少只羊。这我后来倒是办到了。
我们回县后正赶上盐源招待所的贫困与发展大会开宴。于是，我就跟每个前来看新鲜或表示礼貌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干部干杯，也不问谁是什么民族，就冲人家喊“兹穆格尼”。
转天上午，我们急匆匆赶回西昌，跟州民族研究所的人吃了午饭，并见到了从攀枝花来接我的戴师傅。西昌到攀枝花要开6小时车，这给了我俩讨论汉语和世界大事的机会。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借机问我1989年6．4时北京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站后，先跟着老邓对市里的官员进行旋风式的拜访，然后就去看易沙拉，这就是周继芬报导的遇雨那次。次日，我们又花一天前往米易县，用一下午时间从一个回族村了解到不少情况。第三天又去看另一个可能的实地调查点，偏僻的马龙镇Malong。这样，再加了近便些的普威Puwei，我们就能接触到至少四个彝族支系。除了自称诺苏的凉山彝族外，还有亚拉Yala，他支Tazhi和阿布Abu。这次访问的时间比到百务那次还短。我们虽然也简单访问了一家亚拉人，但真正的田野工作直到1993年才展开。.
这次我提交给学者交流委员会的项目建议要成熟得多，包括1993和1994两次考察凉山和攀枝花，研究不同地方条件下的民族关系。我的初步计划是在当地各个田野工作点花上1993和1994两年的1－3月，并在每个点上做下列研究：
1)在小社区进行逐户访谈，大社区进行随机抽样访谈。除每户成员的人口数据、年龄、亲属关系、教育和工作史外，还要访谈民族成份，祖籍和移民史，所讲语言及其使用场合，节日和庆祝方式，婚姻模式，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看法等。
2)每个社区内各个民族的亲属关系网络细节调查。
3)就社区史及其内外部民族关系访问干部和其他重要领导。
4)随时参与节日、婚礼、丧礼和其他仪式，观察民族意识的表现及其效果。
5)收集当地各种文献资料，了解地方历史和经济背景，以及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方面的信息。
我初步为第一期实地调查先了三个地点，准备在凉山州盐源县元宝区（百务）投入一半以上时间（六周左右）。在初期的简短考察中，我已发现那里的民族主要是彝。他们的民族认同表现很直接。但此地也有汉、藏（普米）、纳西、蒙（纳日）和怒等民族。
元宝之后，我计划投入一到二周时间在攀枝花的米易县找两个点做调查，主要是我访问过的马龙和普威乡镇。马龙居民主要是彝族诺苏支系，但也含有亚拉人、白族和汉族。亚拉人认为自已不是彝族。普威居民主要是汉人，但也有至少三到四个地方群体被划为彝族，同时还有少量傈僳和回族。
1994年的三个月研究期内，我初步准备做两件事。一是重点考察盐边、米易及德昌等县的傈僳社区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二是集中考察木里、九龙两县彝藏关系中的彝族部分。具体计划当然要依第一期调查的情况而定。
我得了到经费，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我必须在中国逗留较长时间，考察研究计划中提到的所有地点。我也得到了各级民族研究机构的合作。但后者也有个默契的交换条件：就是为研究机构中的四位资深领导争取一次访问美国的机会，同时还要为一个更大的，为期三年的合作研究项目寻找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