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我与李国祥、李雄海、年金华三人，随高文老师赴滇东北宣威开展田野调查。这片因火腿闻名遐迩的土地，实则沉淀着诸多被淡忘的记忆、被轻视的历史与被误解的民俗。此行让我跳出单一认知，真切触摸到宣威多元立体的文化脉络。
一、古朴葬礼：彝族生死观的活态呈现
同为彝语东部方言区，宣威彝族的丧葬习俗与我熟悉的禄劝、武定地区差异显著。宣威彝族保留着更为传统的 "古朴" 仪式，如厘算、报丧、开吊、亲迎、转场、指路、献水、献牲、做灵、送火、复山等仪式，据高文老师讲，如果严守原来的仪式，整个葬礼下来，有五十多个仪式，需要吟诵五十多部经典。葬礼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强调彝族人传统的灵魂观、自然观及生死观，体现彝族及国人始终追远思想，将整个村寨的家族调动起来，将遭遇突变的村寨进行强有力的缝合，同时教育子女及公众善待老人，积极进取，开拓人生赋予生命价值，丧礼仪式使得彝族传统在坚守中传承。随着传统的复兴，文化自觉意识增强，不少彝族老人也主动要求子女将来逝去后按照彝族传统仪式办理。而此外的一些彝区因文化变迁及种种原因简化葬礼，部分传统丧俗却发生改变，仅毕摩文化基础好的地方，或者是传统文化深厚的村落得以留存。宣威彝族依靠内在的文化机制，进行族内外社群互动，坚守家族外婚与族内制，婚礼与葬礼密切相连。送葬中强调女儿的角色，称姑爷为马郎或麻郎（ma33lang33）麻意为兵丁，译为护送亡灵的卫士。通常是大女儿献给牛、二女儿献羊、小女儿献给猪。明清后宣威为重要的农耕区，朝廷禁止杀牛，改为大女儿献羊，将献牲等级降下来，一定程度上缓解女儿们的经济压力。彝族人认为，没有女儿的敬献，父母的葬礼是不完整的，所以“倒过河酒”“献牲”是葬礼必有的仪式，认为进献后，亡灵在赴祖的路上，也走的坦然。葬礼不仅是对逝者的告别仪式，更是生者处理悲伤、重建生活秩序的重要过程。它融合了文化、伦理与心理需求，具有深层社会功能。宣威彝族葬礼仪式的传承与呈现这也恰恰证明了宣威民族文化的韧性与活力。
在这次参与的丧葬仪式中，诸多传统习俗改变了我的常见认知。如今21世纪仍然有不少人将这类仪式视为 "封建迷信" 或 "耗资耗时"，主张废除，甚至部分彝族知识分子也难以理解。实则应摒弃文化俯视视角，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去观摩、理解与尊重 —— 这并非落后的遗存，而是彝族祖先崇拜与生死哲学的具象表达。仪式中 "转场" 环节极具特色：晚饭后，亲戚尤其是女儿组成吊唁队伍，在主家管事及柴摩（精通仪式的人）的口令下按照长幼有序，亲疏远近关系，敲锣打鼓、吹奏唢呐，随行人员手持花圈、纸马等祭品有序的进入祭场。孝子亲自到迎宾门外跪迎，清朝宣威举人孙绍康在《河东营赋》中这样介绍：“丧葬椎牛，毕摩祝忱，环绕歌哭，夜集磷萤火......”时至今日，这些仪式很好的延续下来，成为葬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吊唁队伍与主人家面面相跪喝过奠酒后，需按彝族阴阳八卦阵型绕灵场行进，助力逝者归祖。各队伍围火而坐，自有乐师轮番吹奏，间或穿插酒歌演唱与铃铛舞表演，既缓解了丧葬的悲戚，更彰显了 "灵魂不灭、生生不息" 的传统哲学。而不同的是，彝族丧葬不需要烧纸钱买路，因为他们世代生活在这片西南土地上，是世居而非客居，或者是暂居或侨居。因而伴随着毕摩吟诵《指路经》《献牲经》《献水经》《献药经》《解冤经》等经文，子女的虔诚祭拜，逝者在祀词中踏上归祖之路，生动呈现了彝族人的“灵魂不灭”“三魂”的生死观、“祖先崇拜”“动物崇拜”的哲学观和慎终追远的孝道文化。因此这也并非简单的仪式堆积，而是对逝者的缅怀与尊重，生者情感慰藉和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更是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传承。
（图为葬礼中部分仪式照片）
二、土司遗址：民族交融的历史见证
丧葬仪式结束后，我们随高老师探访东山安于蕃土司墓地。我们沿着山路，寻到安土司的墓旁，斑驳的碑文和隐约的墓画，它们静谧地藏在城市一角，而多少风云也渐渐被淡忘于这片土地。作为元明清时期统治沾益州（今宣威及周边）的彝族世袭土司，安氏家族以安举宗为开端，因平叛有功获封，世袭十八代长达 436 年，统治范围北至宣威、南达富源，东抵贵州普定，西及昆明寻甸，掌控四十八个军事据点，是宣威历史的重要篇章。
《滇志》载：“元时，安举宗为曲靖宣慰使。其后有禄哲。明初平南，哲妻实卜与夫弟阿哥归顺，卜授乌撒土知府，阿奇授沾益土知州。至十一世安九鼎，世绝。妻安素仪典州事。明朝末安其禄传重镇，重镇传安民。清初安民投诚，仍授世职。安民死，安世基归流官管理，世基死，以其妻龙氏辅孤。康熙四十三年，子于蕃承袭。雍正四年，少保总督鄂具题参革“改土归流”。七年（1729年）十一月奉旨安置于蕃于江南江宁府。”安于蕃逝后灵柩没有运回，后人设衣冠冢于东山土司署衙后山。我们还参观了土司署衙，残留的一间祖房，据说改土归流后，大量的房屋被拆，宣威一中内的大成殿内的多数木材，均由土司旧屋木料修建而成，清朝也通过大量的推广教育，解构原有的土司文化基础，同时强化儒学教育，夯实国家治理基础。改土归流后首任流官张汉，就是以教育的功绩而名垂宣史。
安氏土司统治时期，正是彝族文化与汉文化深度交流交融的关键阶段。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宣威彝族文化遭受重创，部分族人改姓埋名、隐匿民族身份，母语使用范围大幅缩减。幸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当地民宗局与彝学会持续推进民族优秀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当地彝族传统文化的大量保留足以证明宣威彝族人民的民族文化自信与认同，而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吸收萃取，也足以证明他们的包容开放，他们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正从未递减。如今，安土司墓地已入选国家级文物保护名录，这既是对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交融贡献的认可，更是民族文化保护政策的生动实践。
河东营不仅是沾益州安土司署衙所在地，也是后来彝族文化田野调查的重要站点。20世纪40年代初马绍房与傅玉声撰写《宣威河东营调查记》是对云南宣威彝族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民族学与社会学田野调查，记录了其居住形态、民俗信仰、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状态，为后人了解近代滇东北少数民族社会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后来马学良先生在此地做过调查，将彝文经典与彝族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陆续发表了《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男女青年的夜会》《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宣威倮族白夷的丧葬制度》《倮民的祭礼研究》等论文，这些成果后来收入他的《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这次我们到来，也算一次简单的田野回访，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再做一次深入调查。
（图为土司遗址）
三、一览众山小
我们此行亦登临宣威人钟爱的东山。这座距城 5 公里、海拔 2700 多米的省级旅游风景区，山奇水秀，玉美人、倒洒金钱等自然景观引人入胜，核心则是始建于明洪武初年的东山寺（又称松鹤寺）。
景区的历史文化底蕴颇为深厚：寺院最初为道观，清代初期逐渐形成佛道共融的建筑群落，明清两代历经多次修缮扩建，形成以大雄宝殿、祖师殿、财神殿为核心的建筑群，留存的明清碑刻、木雕、壁画，清晰记录着寺庙兴衰与信众祈福的历史轨迹。1943 年，云南省主席龙云登临东山，为寺前牌坊题写 "松鹤寺" 匾额，两旁挂联是龙云旧句：“泉飞云出松常在，城是人非鹤又来。“笔力雄浑，成为景区标志性人文景观。漫步山间，俯瞰日新月异的宣威城，更能体会到这座城市在发展中对文化根脉的坚守。寺庙沿中轴线建有中殿、前殿和照壁，祖师殿两侧建有斋房，中殿前面的左右两侧建有晨钟、暮鼓楼。
“倒洒金泉”当地人称作“倒撒金钱”，位于普陀岩下。传说很久以前，宣威连年干旱，百姓困苦，一位来自普陀山的和尚在此修寺建庙，人们来此祭拜求雨。传说和尚撒出一把金钱，刹时，山风骤起，金钱化作倾盆大雨连降五天五夜，拯救黎民与水深火热中。从此，东山泉泉淙淙，瀑布飞流，回旋的山风吹起，将泉水卷入空中，再飘洒下来，形成茫茫雨雾，每当烈日当空，就形成道道彩虹，构成了倒洒金泉映彩虹的美景。
海会塔所在建筑群坐东向西，由大门、莲池、什锦门、海会塔主体及南北厢房组成。民国时期浦在廷先生将昆明华亭寺海会塔模型带回宣威，自筹资金建塔，并将《金刚经》全文镌刻于壁，倡导火葬，开创了宣威地区遗体火化之先河。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曾获“五等嘉禾勋章”和少将军衔，海会塔的建立，既是个人信仰的体现，也是时代精神与地方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图为东山寺部分照片）
此次宣威之行，让我零距离接触了彝族古老传统的丧葬仪式，触摸了土司文化的历史余温，领略了东山的人文魅力，感受到民族的交往交融。这座以火腿 "出圈" 的城市，实则承载着众多非遗项目与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还有太多未被发掘的文化瑰宝，等待着人们去探寻、去守护、去传承。
作者：张颖（孜莫阿颖），云南禄劝彝族人，就读于红河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彝语方向。
一审：张琼（啊琼念额）；二审：付子怡（阿依拉莎）；三审：李雄海（阿布约木）；指导老师：高文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