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生杜磊（DruC.Gladney）改变了我对在中国做田野工作的旧观念。1982年马舍事件沸沸扬扬时，杜磊到中国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语言。这是中国政府专为少数民族学生办的一种大学。杜磊在那儿的身份是访问研究生。他的时间主要在北京渡过，但也抽空到中国各省区游历，特别注意收集各地穆斯林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的情况。他对那儿的教授们说他要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做民族学研究。教授们鼓励他，说等他找到资助就跟他们联系。我劝杜磊要识时务，到台湾找个题目做得了。但他不以为然。一年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几位教授的帮助下，他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到那里做访问学者，并设法在宁夏和相邻省、市、区进行了更多的实地调查。
两年后，杜磊从中国回来，安排了中国国家民委官员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大学。作为回报，官员们邀请我们1986年访问北京、成都和昆明的几个民族学院。我们有6－7个人参加了这次回访。除会见渴望与外国同行交流见解的不同年龄学者之外，我们许多人还做了讲座，听众有学生也有老师。我们团里有一位凯斯（CharlesKeyes）教授是研究泰国和越南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专家。他给当地学者做讲座和对话时，我担任翻译。翻译当中，我开始对民族认同这个题目发生兴趣，但觉得自己还这方面研究的资格还远远不够。我们访问过的几个民族学院后来都接待过来中国做田野研究的华盛顿大学人类学专业老师和研究生。
但我本人的研究却没有借重过这些民族学院的关系。1986年9月，我们这个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前不久，凯瑟琳．托姆洛诺维奇博士安排四川大学的童恩正教授访问西雅图。我跟他见面时，就产生了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工作的想法。这倒不是我对少数民族感兴趣，而是因为民委的官员们对于外国人到中国做实地调查似乎比别的部门更开放。马舍事件导致的三周时间限制似乎也没有涉及到他们主管的范围。认识到接触中国某个机构并不一定意味着建立研究工作关系，我就跟童恩正教授探讨由他邀请我到中国做实地研究的可能性。童教授当时是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他邀请我1987年3月到成都去讨论有关细节。
此时我已经准备到四川和云南去过我的春假。我事先争取到一个项目的经费，要研究经济现代化对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影响。我象个经过些阵仗的将军一样，准备到中国去验证自己十多年来实地研究台湾工业化与家庭关系中形成的一些论点。我要找一个即有汉族又有少数民族的地方，选两个汉族和两个少数民族村落，两者中又各有一个远离当地的工业中心，作为观察家庭变迁中的工业化与民族特点这两个变量的对照。我没费什么劲儿就使中国学者交流委员会的人相信我对中国西南的彝和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家族结构还算略有所知(其实我所知甚少，但比他们多些，所以能蒙混过关)。这样，我到四川和云南就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实地调查选点（童恩正教授建议我选攀枝花附近），二是说服当地官员准许我和我的中国合作人（无论最终是谁）到那里去做入户调查。
在成都及近郊小住几日，做过几次讲座，并从西南民族学院的人那儿弄到一本诺苏口语语法和几盘磁带之后，我就跟童教授乘上一列去攀枝花的列车的软卧，奔向川滇之间的这座边城。一夜之间就摆脱了成都平原早春的蒸腾雾气而沐浴在攀西大峡谷的盎然春光里。到了攀枝花车站，我们正往下拿行李，就见一位小矮个儿，只有半口牙的人在站台上用把普通话的三、四声颠倒的四川话向我们喊“老童！老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耀宗，攀枝花市政府文物保管办公室的主任。
开始时，我几乎听不懂老邓那急火火的四川口音。坐上吉普半个小时，我们到了市中心，住进了城唯一给外国人住的木棉宾馆（SilkcottonHotel）。我本想小憩一会儿，但想到我在中国大陆做真正田野工作的机会取决于下午的安排，就紧张得闭不上眼，也忘了午饭吃的是什么。午饭后，我们与地方官员见面，其中包括市民委主任李朝深（LiChaoshen），还有市文化局副局长老向（项？）。李主任本人是彝族，还是老邓的上司。向副局长则在1988年桥牌锦标赛时成了我的牌友。童教授为这事显然没少费心。老邓用他那自命不凡的口气得意地告诉我，他已为我们入户调查选好了三个村子，正在联系第四个。他还说攀枝花是研究彝族的最好地方，因为这里至少有三种彝族：北部的凉山彝族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之前，还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南部的云南彝族（攀枝花市的主体部分是从原属云南永仁和华坪两县划出来的）则早已进入封建社会阶段。此外，西部还有一种叫水田彝族的，详情有待研究。他可以帮我们联系任何一个支系。如果我们坚持找个汉族村做比较，他也能随时安排。
当天晚上市里盛宴招待我们。席间，民委的李主任出去几分钟，拿回个奇特的物件：一个红黄黑三色漆制木胎扁圆酒壶，壶肩上斜插一根细管。一个人从壶底往里灌酒时，童教授告诉我，等灌满后把酒壶底朝上翻过来，里面的酒就洒不出来，因为壶里有管子通到上面的开口处，所以用吸管就能喝到酒。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诺苏漆器（详见第7章）。这种酒壶以后我见过很多，但从没见到有人用它喝酒。这次让我吃惊的是，李主任不仅把东西让我看，还把它给了我。
事后，我跟童教授回宾馆房间休息时，又有人轻轻敲门。喊了声请进后，闪进一个身材笔挺，穿整洁的淡蓝色运动上衣并打着领带的人。老童连忙起立，我见此人必有来头，也不敢怠慢。果然，来者是张伯喜？（ZhangBoxi）书记，当地权力金字塔上的第二号人物，同时也是童教授的四川大学校友。他语速很快，但更接近普通话，是顺便来见他的教授朋友并对我来攀枝花做研究表示欢迎的，接着又问我们想不想跳舞。我们跟张书记来到攀枝花宾馆楼上的舞厅。文化局正在那举办舞会。老童一个接一个地跟年轻貌美的姑娘们起舞，从老邓和书记的女儿到宾馆服务员。我一面假装潇洒，笨拙地带着姑娘们瞎转，一面后悔自己上高中时不该故意忘掉我母亲专门送我到stupidcotillion？学到的那些优美舞步。攀枝花市党委第一书记，当地的总老板是高大倜傥和引人注目的韩国宾HanGuobin。他也停步致意并祝我们好。回房睡觉时，我已经昏昏然。
但我们根本没时间思考，第二天早上就要去昆明。老童已请攀枝花的人给我搞车票，但他们或是有难处或是另有打算，反正天亮后我又跟老邓坐上了前天的吉普。同车的还有老邓的妻子，我叫她曾嫂，一个姓马的年轻研究人员，还有后来成了我知心朋友的司机戴万平DaiWanping。我们在路上要翻四架山，花11个小时才能到昆明。停车休息时，我们曾在鸟瞰金沙江的山坡上照相。路过的土林使我想起家乡加里福尼亚的红石峡谷（RedRockCanyon）。在元谋的路边店吃午饭时，感到肝尖特别对口，老邓又要了一份。饭后，我们在一个开满红杜鹃rhododendrons的高山坡上采花，又在车后座上大嚼黄瓜并把瓜蒂顺手扔出窗外。到达昆明后，我在云南民族学院找到住处，但其他人却住不下，只好另找住处过夜。次日我就乘飞机经香港返回西雅图。
就这样，我一举达成了与中国共产党（那些翩翩起舞的书记们看上去挺招人喜欢）的妥协，与中国民族学的话语(难以置信他们居然真相信五个社会阶段之类的东西)的妥协，还有与攀枝花政府机构(待人非常体贴)的妥协。我身上一下子背上了田野工作者实施研究任务时所面对的几重忠诚性困境：研究对象的安全和福祉，合作者的利益和安全，资助机构的要求等等(见Hsieh,1987)。唯一欠缺的就是再到一个少数民族村落里花上一段时间。我为此开始埋头从书本和磁带上学习诺苏口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