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6年3月，从云南省弥勒县借调到原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搞全国彝语普查。工作队撤销后，留在云南工作组调查彝族文字；后来才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彝语文研究的。
记得我刚到工作队时，才是个20来岁的青年，不大会说汉语，字也识得不多。要搞这么重大的工作，对我来说，真是困难哪!在成都队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国际音标、语言学基础知识和调查研究工作中的有关注意事项，并且同中央民族学院来的大学生一道记音、整理音系、写调查报告。我初步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知识和听音、记音、归纳音位等基本功，取得了具有独立调查研究工作能力的队员资格之后，我们便分赴到云南、贵州、广西等省，深入彝族地区，进行实地普查，收集有关彝族语言文字及社会历史人文材料，为解决彝族文字问题作准备。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叫我回云南普查。到昆明后，先调查昆明郊区的“子君”、“撒梅”，后分配我同王若琴(女，中央民族学院的大学生)、黄贵炯(西南民族学院的干部)、杨德清(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干部)到文山州去普查。
从昆明到文山州除有一条简易的公路直达而外，在州内县与县或县与区乡之间，几乎没有公路。那时候的汽车是用烧煤炭作动力的大蓬车。公路凹凸不平，车在上面行驶，颠簸得非常历害。上坡下坡，车上的人都得下来步行。否则，上坡车子爬不上去，下坡刹车不灵又容易发生事故。如果遇到下雨塌方，那就更糟糕了。车子走不了，前后又没有村庄，只好在车上过夜，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乘汽车到文山州普查时，车子走到开远大山坡脚就下起大雨，山洪暴发，加上公路正在扩建，路滑泥烂，汽车走不动了。雨刚停，司机就要我们把行李放在车上，人全部下来步行爬坡。等了半个钟头，汽车才慢慢地爬上山来。从开远坡头到砚山县城，只有两个多钟头的行车路程，可我们足足走了6个钟头。到砚山已是夜深人静了。城里没有行人，只有一盏微弱的灯光若明若暗地在汽车站上闪烁。司机把汽车开进站，要我们在车站上过夜，天亮就继续前进。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二点我们才到达目的地――文山州府所在地。
文山州的边远山区，交通情况就没法说了。区与区、乡与乡、村与村之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相连接，连一尺宽的人行道都没有。那时区、乡一级都没有旅店和招待所，干部下乡都要自带行李住在老百姓家，我们也不例外。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还可以雇马来驮行李或当坐骑；没有条件的地方，就得背上20多公斤重的行李，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特别是到边境线上普查时，山高林密，悬崖峭壁，野兽出没伤人，残匪拦路抢劫，两三个人是不敢走的，要请解放军护送。在这里步行，最讨厌的是寄栖在路边的旱蚂蝗和牛虻(当地人称牛虻为牛蝇)。走路时要把裤脚扎得紧紧的，防止蚂蝗钻进裤腿里面去咬人。为安全起见，也为了节约时间，我们这次普查，一般是把发音合作人请到县里或区里头普查的。可有的地方，不得不到农村去普查。到农村普查就更辛苦了，这种苦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我是农村来的，有时还有些吃不消，从大城市来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如我们到文山县大兴寨、砚山县倮可腻、邱北县舍得村普查时，住的是草房，房屋多年失修，破破烂烂，若遇上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滴小雨。脸盆、口缸和碗便成了接水的工具，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这些地方的房子，没有窗子，黑洞洞的，光线极暗。家里没有桌子，只好用卡片箱放在自己的双膝上，边发问，边记音。这里的彝族，一般不会汉话，在普查中，我们说的汉话，发音合作人听不太懂；发音合作人说的，我们又不知道他在说些啥?有时候，为解释一个词，我们手舞足蹈地比划了半天或去找实物来给他看。这样一来，一天也记录不了多少个词。白天还可以工作，晚上就不行了。因为家里没有灯油，点的松明和松香。这种东西，烟气很大，人们被它薰得吐出来的痰和擤出来的鼻涕也都是黑漆漆的。没法工作了，就同发音合作人坐在火塘旁边，一面烤火，一面聊天，一面了解有关社会历史的人文材料。房子不大，人和牛、马、鸡、猪都挤在一起。晚上，人睡觉没有床，没有被褥，全家人都围在火塘边过夜。用火当被子，用凳子作枕头。我们在这里普查，也只能打地铺。可这里经常下雨，地面潮湿，霉气和牛马猪粪的气息都扑鼻而来；蚊子、跳蚤也搅得你无法安眠。村子小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儿四五户。村与村之间，人们说话彼此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若要到各村普查，就得走大半天。有一次，我去了解一个情况，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足足走了五个钟头。
村子里没有水源，也没有水井，人和牲口都饮老天下雨时积蓄下来的塘子水，水又浑又脏又臭，里面还孽生着不少的虫子。塘里的水喝光了，就要到十多里外的地方去背水。滴水贵如油，一小盆水，先洗脸，后洗脚，然后再倒给牲口喝或者煮猪食用。我们的同志因没有水漱口、刷牙，导致齿龈发炎或牙齿痛，脸也肿得很大。这里只产玉米和大豆，人们每天喝的是玉米稀粥或烧土豆。大米白面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两顿。盐在这里是很精贵的，主要用作消炎或作眼药水。除非是贵客来或逢年过节杀猪宰羊时，才用一根细绳子栓住盐砣砣在碗里涮一涮或打蘸水，让盐味消除肉的血腥味，平时是舍不得吃的。由于人们长期吃不上盐，缺碘，当地彝族大多在脖子上长大包。我们在这里普查时，长期没有吃盐，腮巴上都生了长长的汗毛，又黄又瘦。我是云南人，又是彝族，见到这种情况，心里也不是滋味呀!
虽然很艰苦，但是为了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胜利完成，全组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找到一个玉米饼子，大伙分着吃；哪个生了病，全组人轮流去照顾。为提高普查质量，每调查一个点，首先是集体听音、记音、归纳音位，把音系整理出来之后，再由一个同志记音，其他同志在旁边听或去调查社会历史人文材料。现代汉语本身没有浊声母，汉族同志听起来较吃力，就由彝族同志多听一点；彝族同志汉语水平较低，写作能力差，写调查报告时，让汉族同志多承担一些。我是云南人，联络工作由我去做。这样取长补短，分工合作。结束一个点，大家又在一块儿总结，有什么思想情况或对某人有看法，就当面提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真正的内部团结。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彝族群众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广大彝族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我们结束普查工作要离开时，恰好是彝族的传统节日――火把节(每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每年到了这一天，全村彝族都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地欢庆自己的节日，晚上还要聚餐。所谓聚餐是各家把自己家里好吃的菜和酒端来在一起吃，一起喝。今年和以往不同的是，有远道而来的彝族普查小组参加这一盛会，更有一番乐趣。有的把家里仅有的老母鸡或自己家里养的菜蟒也杀了招待我们。离村时，广大彝族群众依依不舍，夹道欢送。有的老大娘还拉着我们的手，用生硬的汉语加彝语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见过由大城市里来的人。你们老远地来到我们这里，帮我们干活，还学我们的话，我们打心眼里高兴。就是我们这里很穷，很苦，没有什么吃的。现在，你们的脸都晒黑了，头发也长了，也学会说我们的话了，就要离开我们了，我们真舍不得放你们走哇!欢迎你们再来。”听了这些朴实而真诚的语言，我们也流下了热泪。
文山州普查，经历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文山州的砚山、邱北、文山、广南、富宁、马关、西畴、麻栗坡八个县，基本上摸清了“阿扎普(筲箕普)”、“坐柯(牛尾巴普)”、“尼苏泼(大黑彝)”、“尼泼(撒尼)”、“阿细泼(阿细)”、“阿哲泼(阿哲)”、“罗卧泼(阿乌)”、“泼罗(黑普拉)”、“兔拉拔(白普拉)”、“普泼(普拉)”、“普佤(平头普)”、“普网(尖头普)”、“期期泼(新黑彝)”、“嘎苏濮(花倮)”、“未昂(高脚倮)”、“莫吉(黑倮)”、“本甘(白倮)”等的彝族语言和社会历史情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彝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