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0—21日，由红河学院彝学专家龙倮贵教授带队，红河学院的李金发博士、费晓辉老师等一行数人赴滇东北地区对彝族文化进行了调研，调研组人员来自红河学院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红河学院国际彝学研究中心、红河学院图书馆等机构和部门。调研的目的主要围绕彝族毕摩文化、彝文古籍文献展开，旨在为省院省校合作项目“云南重要彝文古籍数字化整理研究”进行项目调研。据悉，该省院省校合作项目是由红河学院和西南民族大学共同合作研究，项目立项时间为2014年，项目负责人为龙倮贵教授。
调研组成员和昭通市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龙飞主任合影
20日，调研组在昭通市进行了考察。昭通市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龙飞主任向调研组介绍了昭通彝族毕摩文化的基本情况，以及彝文古籍文献收集整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据介绍，近年来，昭通市在当地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昭通属于传统的彝区范围，虽然现在昭通市的彝族人口不算多，因为在清朝初期经历了残酷的改土归流屠戮，导致大量彝族人口惨遭屠杀，数量急剧减少，地方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致使彝族在昭通由世居主体民族变成边缘族群，在封建时代遭受严重的民族歧视和压迫。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下，彝族人民才翻身做主。从司马迁的《世纪》记载，一直到唐宋时期的汉文史料，从昭通一直到曲靖，皆是“髻椎、披毡”的彝族先民广泛居住。从彝文古籍资料上看，昭通是古代彝族的发源地，古代彝族首领阿普笃穆曾经在昭通进行分封分支制，分封其六个儿子为候王，并向不同的地理方位迁徙，奠定了现代彝族的基本分布格局。现在彝族中的绝大多数支系的彝文经籍或口传经《指路经》为逝者亡魂指路，其终点在今昭通境内，彝经中说到昭通的“葡萄井”，均有：“骑马者要下马歇息，口渴要喝三口水，不渴也要喝三口水，过了此地就到祖界，祖界水价昂贵”的叙事。昭通市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对250多部重要古代彝文文献进行了收集、整理、存档，但是由于力量所限，还未能将这些所收集的彝文文献翻译成为现代彝语和汉语，一定程度上，这数百部彝文古籍成为了“天书”，亟待对其进行翻译、出版和研究。据介绍，散落在昭通偏远山区的彝文古籍文献还有许多，但是近年来收集的难度加大了，情况呈两极化趋势，一方面，部分拥有彝文古籍的民众缺乏必要的认识和保护，任之破坏和弃烂，使千百年的文化遗产灭绝；另一方面，部分群众认为这些“天书”是稀有文物，收集时索要高额费用，甚至给一页的钱才给看一页。这两种情况都使得对昭通彝文古籍的抢救、普查、收集活动的困难增大。据悉，昭通市境内流传的彝文古籍涉及古代彝族的历史源流、君王世系、宗教、祭祀、军事、农业生产、民间文学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调研组成员和曲靖市彝学会李红昌会长合影
21日，调研组在曲靖市进行了考察，拜访了市彝学会，曲靖市彝学研究会会长李红昌向调研组进行了情况介绍。在彝族古代史上，曲靖地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诸葛亮和彝族首领孟获的争战与结盟就发生在曲靖。曲靖，因为交通便利、经济发展速度快，社会变迁程度剧烈，彝族文化流失现象非常严重，文化不自信，少数民众存在一定的文化自卑感。据马学良先生研究指出，在解放前，宣威地区的彝族就以做倮（明清时期对彝族的他称，属贬义）人会倮语“为耻”。但是，今天曲靖市境内却流传着大量的彝文古籍文献，这些书由于是用古彝文古彝语按照诗体文的形式书写，因此，需要专家学者将其翻译成为现代彝语和现代汉语，由于缺乏经费和人力的支持，大量的彝文古籍犹如“天书”，一般人看不懂了。即便如此，曲靖市彝学会尽自己所能，从各种渠道抢救和收集彝文古籍文献，但是力量所限，所收集上来的彝文古籍文献，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民间还散落着大量的彝文古籍文献，有些还从未被外界知晓，内容涉及古代彝族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曲靖地方的风土人情，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是彝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曲靖市彝学会成立于2010年7月，目前的能力也仅仅停留在“收集”的层面，收集上来还需要有专家翻译出来，可是书很难收集，懂古彝文的专家更难找到，因此，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