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水西地方政权还继续了一段时间的宣慰使统治时期。雍正年间开始，彝族在贵州境内已经失去统治地位，经过改土归流的重大历史变革，彝族不但在政治上彻底改变了，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与文化传承、人口结构等方面，都全面转变了历史的走向，直到民国结束，才与中国各族人民一起翻身作了主人。
一、安坤与吴三桂之战
清军入关后，继续清剿明王朝的残余势力。安坤被许依然领其旧地而为清廷招抚，此后，安坤为清军让道、引路，参与剿杀明朝残部，特别是多次参与吴三桂的剿杀行动，有功于大清。康熙三年（1664年） 正月，明将常金印与皮熊招集人马，与土官相约抗击清军，被其同谋陈太告发，除皮熊逃走外全部被抓获。皮熊藏匿在水西深山，多次派人劝说安坤抗清，安坤不答应。
安坤有小妾“美而体香”，吴三桂向安坤求取这个小妾，安坤没有答应，吴三桂因此怀恨。在抓获常金印之后，吴三桂诱使常金印引带说安坤参与反清斗争。安坤知道后害怕了，与外甥乌撒土司安重圣商量对付吴三桂，招皮熊帮助带兵，土目察革剌、慕魁周室、把总高揆等也响应安坤。总督杨茂勋与吴三桂联合报告朝廷请剿。康熙三年三月，吴三桂率领云南十镇兵，从毕节七星关进入果勇城，令四川总兵刘之复驻兵大方断安坤退路，命令贵州提督李本深率领四镇兵到六归河会剿，由于误把六归河写成六广河，使吴三桂进入水西境内，被安坤设计包围两月，军粮将尽而没有外援。此时，土目安如鼎派遣人去侦察贵州李本深军情况被抓得知吴三桂被围。李率大军赴援。清军内外夹击，安坤、皮熊败退。后又经数战，安坤率妻禄氏退守木弄箐。十二月，吴三桂与刘之复、李世辉攻木弄箐，安坤从箐上以木、石击下，兵不能进。吴三桂分两路兵从安坤后面进行偷袭成功。安坤退回大方的杓里箐，其妻禄氏走乌撒。吴三桂在杓里箐搜索抓获了安坤和皮熊等。次年，吴三桂派遣李世辉攻乌撒，禄昌贤、安重圣、安重乾相继被抓，乌撒攻克。吴三桂平定水西、乌撒之后，奏报朝廷分设为四个府：以大方城为大定府、以水西为黔西府、以比剌城为平远府、以乌撒为威宁府，设四总兵镇守。
二、末代宣慰安胜祖
安胜祖是安坤之子。吴三桂反清后，安胜祖与其母禄氏主动组织水西、乌撒兵马抗击吴三桂。因此被总兵蔡毓荣授予乌撒土知府衔，并答应平乱后恢复宣慰使之职。安胜祖接受朝命后，献米4000石给蔡以助军粮，并继续名正言顺地开展打击吴三桂反叛的战斗。康熙二十年，蔡毓荣派穆占等攻击平远吴三桂守军高起隆，即组建先锋部队，为其前导，搜索前进，杀获数百人。攻打平远时，又杀叛军千余人，吴三桂兵将王会举城降，而高起隆等分别逃跑到永宁、黔西。水西军继续为官军前导，一路搜索杀贼前进，又杀获数百人。在攻打吴三桂守将张足法、杨应选的黔西阵地中，安胜祖从小路抄其后而上山，从山上攻打，清军从下面攻击，打败张、杨之军，一直追杀到高家桥。张足法逃走，清军收复了黔西。
水西兵又追吴部残军至滥泥沟，擒获吴部巡抚张惟坚、都司秦杰等。后又配合清军成功收复大定，并派兵四出清剿逃跑的吴三桂部文武官吏，收降了萧鸣凤、杨茂、杨应选、喻正郎、田茂年、王己等。适逢蔡毓荣率兵从大定进击云南，安胜祖派兵千人为之清道，颇有斩获。在此外多次与吴三桂部属的交战中，水西兵都取得不小的成绩。安胜祖率部先后杀吴三桂叛军官兵6693人。
平定吴三桂后，安胜祖还没有得到朝廷任命为宣慰使的诏书，就向朝廷上书自陈其功。后经康熙批准，安胜祖仍袭水西宣慰使。同时建立阿武长官司，以土目阿武执掌。但是，安胜祖任水西宣慰使和阿武为长官司长官，都不允许干预军事、民政，没有实际的军、政权力了。此时是土官与流官并存的局面，流官掌握了军政大权，宣慰使和长官司徒有虚名而已。康熙三十七年，安胜祖卒，无子。阿武也没有子嗣。于是水西所属地改归大定、平远、黔西三州流官管辖，水西地区完全进入了流官统治时代。
三、改土归流
所谓改土归流，系指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的形式。水西安氏在实行长达1474年的统治中，不管是封王还是实行土司制度，都与中央王朝从秦代以来就推行的郡县制度是相矛盾的。因此中央王朝对地方方国政权的土司政权进行统一改制而“欲郡县其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马烨欲激奢香反消灭水西而“郡县其地”未遂，安贵荣企图减龙场驿，巩固其土司统治地位，到明王朝对安万镒、安万铨、安国亨任宣慰使时战事纷争的关注，再到朱燮元推行的“土目分治”都是改土归流的递进演变中的冲突表现。到吴三桂捏造种种诬陷之辞，利用朝廷的名义攻杀了安坤，并于康熙四年将水西所余十一则溪之地改设大定府、黔西府和平远府，以乌撒为威宁府，次年攻下郎岱后以之属安顺府，改土归流才得以较为彻底的进行。虽然在吴三桂反清之后，安坤之子安胜祖因平叛有功，于康熙二十二年被重新恢复“水西宣慰使”之职，但这只是土司官制的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水西之地“自康熙四年设立流官，相安已久，粮差悉无违误”，因此安胜祖虽然为宣慰使，“然皆不许预军民事，而其权藉轻矣！”宣慰使只剩下了徒有其表的虚名。所以在安胜祖于康熙三十七年卒而无子之时，朝廷借此停止了宣慰使职的袭任，顺理成章地将水西“所属地方，改归大定、平远、黔西三州流官管辖”，并将乌撒的地盘改设为威宁府，废除十二宗亲（十三则溪）、四十八目等彝族传统的宗法统治方式，开始实行里甲制度。至此，水西土司在黔西北的统治结束。但由于改土归流不能一步贯穿到基层，“改土归流”后，水西地区仍然保留了157家土目。新中国成立前，有些土目还分别担任区长、乡长等职务，家里有私人法庭和与之配套的机构人员，在军事上养有私人武装，用来维护土目自己的势力，看管犯人，守家，行政上设有头人，管事，并养有奴隶娃子等。
改土归流作为极其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一是从政治体制上彻底结束了彝族地区方国政权和地方土官统治政权；二是彻底打破了沿续一千多年的行政区划；三是彻底改变了彝族地方的民族结构，彝族从主体民族转化为“少数民族”；四是改变了传统文化的走向，从以地方民族文化为主体转变为以学习和接受汉文化为主。
四、文献典籍的复兴
彝族历史文献，即彝族史书的编写，以父子连名谱为线索——在于国，服从于世袭制的君长制政权；在于家，服务于以祭祖活动为核心的祖先崇拜。所以，大约在“洪水泛滥”（六祖崛起的象征） 之前，彝族各部的史官（即布摩或摩史）已开始用彝文收集、编写本部历史的工作。此后，众多的奢哲们一代又一代，不间断地从事编写本部，甚至全民族历史的工作，直到清康熙朝的中晚期为止。彝文典籍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等。水西地区的彝文文献典籍到明代时不会少于10余万册，但由于奢安反明和清初吴三桂攻打水西等战乱，有不少被损毁。清初以来，一代代的布摩又继续传抄与续写了大量的彝文文献。
大方、威宁、赫章等县的一些世袭布摩的家中都有他们传抄的大量文献典籍传世。
毕节是我国彝文古籍文献蕴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1966年以前，民间的收藏至少在5万册以上，尽管有三分之二左右毁于“十年浩劫”，但被国家机构收藏和民间散藏的至少还有8000余册。文献门类的齐全，在全国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是毕节彝文翻译组自上世纪1955年成立至1985年二十年间（因“文革”被中断10年） 整理翻译了33部、58卷，900余万字的成果，有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宗教、军事等分类。二是1986年至2008年，整理翻译彝文古籍109部、169卷、2000余万字；按门类编译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等一批成果连获省部级以上大奖国家图书提名奖、国家民族图书一等奖等。三是对全区5000余部彝文古籍，展开卓有成效的调查，登记了3500余册，对其中的1274册进行了42个类别进行分类。四是2000年6月至今，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今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 担国家民委下达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贵州卷一》项目的编纂，再次对全区的彝文古籍文献作了一次深入细致的阅读整理，按全国统一的标准，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彝文古籍文献在十六个大类上都能挂上号。现在，该项目的2900余个条目、100余万字的成果已交出版社公开出版。
五、传统文化的传承
彝族有丰富的民间文艺。口头传统方面有开天辟地神话、史诗，如《洪水泛滥》、《天地祖先歌》、《支嘎阿鲁》等，有民间故事《哪哩故事》等，有传说如《祖摩阿纪家》等，特别是关于奢香夫人有《济火庙训子》、《奢香放马》、《朵尼桥》等传说。还有漆器、服饰、民间绘画及其他工艺等等，都承载了大量的彝族传统历史文化内容。
古代建筑中的向天坟，既是观测星象的天文台，又是埋葬亡人骨灰的陵墓，其建筑呈巨大的圆锥形而顶端有凹口，被誉为“东方金字塔”。九层衙是按照彝族传统哲学理念建造的官衙，蕴涵了彝族古代以三、六、九及其倍数为吉祥的思想，其在今大方县城北的遗址，以及后来在今纳雍县乐治修建的卧这宣慰府遗址可资考证。大屯土司庄园既把彝族古代哲学宗教思想中崇拜虎图腾的理念融入选择庄园的地势等方面的取向，还融合了汉族建筑文化和大和民族的建筑文化，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阔大胸襟。
《撮泰吉》和《克合呗》是水西地区和乌撒地区都在传承着的原生态传统仪式舞蹈，保留了深厚的彝族历史文化内容，与大方彝族漆器髹漆艺术一同被国家收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六、汉文化的学习
在清朝时期，彝族和黔西北土地上的各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已经有许多人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找到一条新的进入社会上层的途径。黄思永等人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进入了清王朝的统治阶级。
民国时期，无论是过去统治阶级的后代即遗存的土目，还是平民阶层中出现的优秀代表，无论是传统的彝族知识分子布摩，还是新兴的思想者和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彝族教育问题，因此在毕节的各县纷纷开办学校，教育彝族子弟。纳雍县彝族土目安庆吾出资兴办“国立以角民族小学”；彝族扒那土目后裔安介泉兴办“大定县义德乡私立平民小学”；大方县达溪人杨景尧，于1940年在家乡举办一个补习班为没有考取初中的学生补习。他又多方筹措资金，准备办一个私立中学，惜心愿未就而英年早逝。
从总体上看彝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一是主动学习汉语文，使用汉语文，<这在水西地区现在仍然普遍存在了山野的彝、汉文碑刻中可以看到>。二是通过读汉文经典，参加考试以求取功名。
三是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如葬俗已经从火葬改为土葬，并且盛行立碑；又如男人基本都穿着汉族服装，对外交游，以保证和拓展生存空间。四是在生产中学习汉族从发达地区带来的先进耕作技术等，提高劳动生产力。
七、人物
清朝时期彝族已经失去地方统治政权，民国整个历史较短，对于彝族来说，许多政治变革和重大事件，都是与清朝和民国的整个政治形势和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特别独立的重大事件。因此，彝族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历史，往往与一些著名彝族人物紧密相关。现将他们的情况简要介绍，以了解彝族历史之一斑。
余家驹（公元1801-1850年），字白，毕节大屯人，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考科举取贡生后，即归隐林泉，回家乡侍奉母亲。他自幼聪颖，工于诗画。今存《时园诗草》上、下2卷，上卷辑诗238首，下卷辑诗153首。传世画作有《清浓山》、《火笔山水》、《入芒布山中》等。
余昭（？年——？年），彝名龙补，毕节大屯人，曾受钦赐花翎直隶州知州，为候补知府。著有诗集《大山诗草》3卷，《有我轩赋稿》2卷，《土司源流考》1卷，《德斋杂著》1卷；另著《叙永厅志稿》4卷（未竟） 等。
余珍（1826年—864年），彝名龙灼，毕节大屯人。他幼年受其父余家驹的教诲，聪慧敏悟，长于书法绘画，工于诗。著有《四余诗草》1卷，辑录诗作百首，其中《大云城怀古》、《层台驿》、《水西道中》、《禽言诗六首》等等录入地方志书艺文志。
余若瑔（1869年—1934年），字达父，幼时过继伯父余象仪而入毕。在日本求学5年后回国，在京考取法律科举人，未受清朝廷一官半职即返回，和周素园一起参加了辛亥革命，被选为贵州立法院副主席，滇军入黔后流落外地。他曾在上海参与创办《斯民报》，宣传民主，鞭挞军阀，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又在北京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执教于北京政法学校。还先后担任贵州省大理分院刑庭庭长和贵州省政府名誉顾问。有诗作《雅堂诗集》14卷，收录1400多首诗作；另有《罂石精舍文集》4卷，《蠖拾尘录》2卷，《且兰考》4卷。
安履贞（1824年—1880年），字月仙，威宁人，余昭之妻。性格刚烈，重大节，有奇才。她去世后余昭把的诗稿和《女诫》十则编为《园灵阁遗草》行世。
黄思永（1799年—1868年），曾任水西土官下属骂写职务，改土归流后，锐意科举，道光五年中举，咸丰十年经引荐京选为福建永春直隶州州同，次年兼理德化县知县。有诗文行世，其后裔黄克学收集整理出版为《慎轩诗文集》。
安履泰（1820年—1846年），字阶平，贵州威宁原盐仓土府后裔。有诗作《瘦马行》、《烈女行》、《虞姬》、《绿珠》、《难中口占留别》、《因感题此》等行世。
杨伯瑶（1896年—1972年），今大方县人。曾任广州驻军司令龙腾庄部连长，“四一二”政变后，回乡组织乡民维持地方治安。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大定时，组织乡民赶制红旗，写欢迎标语，开仓献粮，杀猪招待。临别时赠送枪枝弹药和大洋，后又收留掉队的红军战士刘贤贵、尹发万等3人在家住了三年，并资助他们回到家乡。解放后历任毕节专署民委主任、贵州省民委副主任、贵州省监察委员、贵州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等职。
卢嵩岚（1904年—1953年），威宁人。30多岁前组织武装对抗恶霸，打败过国民党军队。1935年到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五分校学习，曾任60军182师警卫连长，参加台儿庄战役立二等功。后又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部副营长、滇军独立旅突击队营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回家乡任乡长，拥有私人武装3个分队100多枝枪。后率部投身革命，任新成立的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6支队威宁游击团团长。1950年在配合解放军解放云南彝良县城时中弹负伤，随后奉命阻击国民党李弥兵团残部仝文登团于威宁团箐，右臂中弹致残。威宁游击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43师特务团后任团长，后调归毕节军分区指挥，参加剿匪。1951卢嵩岚调任毕节专区政协委员会副主任、毕节专区民委主任。
陆宗棠（1918年—1950年），威宁人，是卢嵩岚外甥。曾先后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南少数民族解放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等进步组织，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指派打入国民党昭通警备区保安司令部，被司令安纯三任命为政工处主任、《滇东日报》社长。同年经党组织批准回到威宁组织游击武装，创办了有近百名学员的教导队，把其舅父卢嵩岚100多人的武装拉入游击队，组成了一支800多人的革命武装，被编为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威宁游击团，任政治委员。他俩率部配合解放军参加了1950年1月解放彝良县城的战斗。1950年3月后，陆宗棠率其所部在威宁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歼灭李国栋和王开学的地霸武装。同年4月22日，在参加平息李弥残部仝文登部叛变的战斗中英勇献身，年仅32岁。
李仿尧（1906年—？），金沙人。19岁任安洛区自卫队长，除暴安良，被群众亲切的称为“李二哥”。后遭国民党军官诬陷“通匪”入狱。抗日战争期间，他多方保护了地下党员张承业、田青等人，深受他们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在金沙县剿匪史上，李仿尧组织了痛打保六团、智取云台寺、沙土保卫战、石场遭遇战等战斗，尤其是乌箐阻击战化整为零消灭1000多土匪的战绩，广为人们传颂。1950年4月，他掩护金沙县委安全撤退，人员财产毫无损失。金沙二次解放后，被任命为副县长。他带领武装人员继续参加了金沙、大方、毕节等县的剿匪斗争。1951年他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次年被任命为毕节行署副专员，在此期间组建了毕节彝文翻译组。曾经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文笔（1868年—1947年），大方人，在家乡开学堂从事乡村教育30多年，成为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开拓者。他1915年从布摩杨腓力研习彝文，造诣颇深。1929年应中国科学院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博士之邀，历3年时间，采用彝文、注音、直译、意译四行对译法，翻译了自己珍藏的7部彝文古籍，总字数近100万字，丁文江亲自作序并题写书名为《爨文丛刻》，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爨文丛刻》是一部价值巨大的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巨献，日本上智大学栗源悟博士称之为是研究彝族历史的新的研究阶段的开始，是研究彝族的宝贵资料。
陈朝光（1912年—1962年），大方人。其祖上与《西南彝志》撰写者热卧摩史益果那埃拔是姻亲关系，曾经出纹银40两请其誊录一份带回家中珍藏。传到陈朝光时，正值民国动荡年月，土匪猖獗，四处焚掠劫财。陈朝光恐《西南彝志》遭殃，精心以厚层夹纸把《西南彝志》包好存入木箱，外用牛皮、草垫、草绳包扎，抬到屋后岩洞中用石头砌成坟墓埋藏了13年之久。解放后才从假坟中取出，书的外皮包裹已经全部腐烂，木箱朽坏，书籍已经潮湿腐烂。他花了一个月时间，用微火、太阳慢慢晒干，另上书壳，精心保存。
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中央组织干部下地方视察民族工作时发现《西南彝志》，把书借到首都北京作国庆展品展出，后这部《西南彝志》就一直保存在民族文化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