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各个民族的成员，都很注重本民族的历史根源。对本民族古人创造的文化和传统习俗，每个人都有如自家先祖遗物、遗像般珍重心理。因此，各民族的传统情感和事物，才没有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粉碎。
本文作者，彝学专家马昌达先生（左）
笔者童年在彝家山寨操着半生半熟的汉语背诵私塾古汉语启蒙课文时，试着吃力地转换思维，把寨老们摆谈的彝族历史故事内容向先生请教，先生指点说：“我们彝家六祖先人的根源，要读得懂呗摩师人的彝书才讲得清楚”。从此启发了我要学彝文探索先民古事的欲望。
青年时代到单位工作后，脱离了学习本民族文字的环境。读刊物登载的彝族北来说、东来说之类的百家争鸣之说，似乎各说均有理，可总叫人莫衷一是。
成年“半路出家”攻读彝文，有幸在从事彝族历史文献翻译研究工作中，系统研读彝文史书和有关汉文史志，并有机会到很多地方，对有关古迹遗物进行对照考察，便在脑海中形成“彝族六祖分支之前还有更早的先人”，“彝族土生土长在云、贵、川”等领悟和理念。
于是，下功夫结合历代贵州彝族更事，撰写文稿、抛砖引玉。在得到同仁们指导补充，并给予“理顺了彝族历史大脉络”等鼓励之后，用心将草稿深加工整理出来，意在广泛争求同行指导，并让没空系统阅览彝汉史料和考究有关古迹文物的同胞，用很短的时间读此万言稿件，即可对滇川黔彝族历史情形有个简明了解。
（贵州彝族同胞，图片来自互联网）
一、哎哺尼能至六祖分支时代
（一）哎哺初民时代
哎哺，直译为形像。有天地、阴阳、乾坤和原始等意义；有以补、恩布、夷僰等同音异写。
《西南彝志》（《哎哺啥额》）等彝文古书说：在远古清、浊二气混杂蒸腾的朦胧宇宙中，清气和浊气经过不断交融、变异、升华而后“清气浮为天，浊气凝成地”混沌初开。
在阴阳、寒暑和风云、雨露等大自然的作用下，天地间产生了“会动有生命，有血又有气”的万物和最初的人类。彝族称这一原始时期为“哎哺时代”。
据地质、考古、人类学家研究结果表明：距今5800万年前的显生宙、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时期，亚、非两州栖息着大批类人猿群。到晚中新世时期，受喜玛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使云贵地壳逐渐隆起。环境生态的急剧变化，迫使大批类人猿在改变生存方式的同时逐渐改造了体质结构，终于向从猿到人的方向演变发展。
哎哺之世，“凶猛的野兽，在林间奔跑；人巢居树上，采果子为食。”是为汉文史书记载的“有巢氏”时期。是时的哎哺人类，还未形成完整的语言系统。
哎哺人类经过长期探索，采取“人与人联合，捆柴点火把”的办法“吓跑了猛兽”。便开始从树上下地觅食，去有水的地方饮水。是为汉文史书记载的“燧人氏”时期。是时的哎哺人类，在集体觅食群体穴居中，已形成了较完整的语言体系。
带头点火把吓跑猛兽的人，被称为“哎奢耿诺佐”。义为：在森林和原野间生活的哎人类群体中有知识的仁人。
哎哺人类通过反复体验气候冷暖，不断观察花草树木荣枯等自然变化现象，在“密姆喽嘎”地方（今云南滇池和洱海之间）设“记年树”和“记月石”，使哎哺群体得以
在时今、季节变化中，适时捕捉马、牛、羊、猪、狗、鸡等幼兽幼禽驯养，适时烧山撒播荞谷，用以补充食物。是时的哎哺人类，已开始创造最初的文字符号，用以记录知识。
带头设“记年树”和“记月石”刻划历法的人，被称为“哺哲普额克”。义为：给生活在大地上的哺人类群体记录学问的智士。
人类初民在长期感悟中，产生了知识和智慧。知识和智慧，是文化的内核。各民族一代代人，在为生存、发展而拼搏、实践、思索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路和行动方式，便有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语言是各民族心理的基础，是各民族文字的底座；语言文字，是各个民族世代人民创造出来的无名氏作品；语言文字，牵连着各个民族远祖的精魂；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就是各自的文化史和通史。
从此开始，一代接一代的彝族人民，把有知识智慧，能记录学问的仁人智士称为“奢哲”，对其无比敬重崇拜，以致产生了后来在彝族历史上很有名的耿奢哲（又称举奢哲）等写作《诗文论》和《诗律论》 的大文豪。
彝书记载的“哎哺时代”的原始人类，已被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发现距今1500万年的开远“腊玛古猿”和距今800 万年的“禄丰古猿”以及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遗骸化石。在贵州黔西县的沙井发掘的5000多件旧石器，已被考古学界鉴定结论为比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还早的古人类制造的生产、生活工具。
（二）尼能原始时代
尼能，直译为青红。有女里、尼乃，宜伦等同音异写。
掌握了“火”和“原始历算”的哎哺先民们，在战胜猛兽侵害和气候制约的基础上，在古代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由近及远地集体觅食，群体穴居。在漫长的谋生过程中，在气候适宜，食物丰富的滇池、抚仙湖、洱海地区和四川盆地生息繁衍的哎哺人类，最先形成了村落定居格局。
集聚于今宜宾一带的哎哺人类，尚青色，叫“尼兹人”； 集聚在今成都一带的哎
哺人类，尚红色，叫“能沽人”；以此为代表，合称“尼能时代”。
《中华学初论》中华民族篇说：喜玛拉雅造山运动的强大外因，使隆起的云贵高原上正在形成的人，向四方迁移。经四川盆地进入三峡高地和秦岭，再向华北平原辐射，以及留在云贵生存发展的古人类，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尼能时代的人类，处于“男的不知娶，女的不知嫁，知母不知父”的原始社会对偶婚阶段。为避凶猛的水生动物危及母婴安全，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尼能的女子，如鸟栖树上”。
后来，尼能群体后裔，便把尚青和尚红的先民聚集的古宜宾、成都两地称为“尼兹洛姆”（尼兹大寨）和“能沽洛姆”（能沽大寨），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彝族口语和文献中。
是时，居住在古宜宾、古成都地区的尼能群体，在畜牧、农耕、制陶文化上，已具有较成熟的水平。
彝书记载的“尼能时代”的古人类情形，已被考古工作者在滇、川、黔地区发掘出很多旧石器、新石器和古陶器文物，以及很多穴居和聚落遗址。仅贵州威宁自治县境内，已在草海东山下出土15万年前的旧石器41 种和共生哺乳动物化石8种；又在中水吴家坪发现的面积为一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出土石斧、石镰、石锄和陶器共5000 余件。
（三）实索母系时代
实索，指尼能氏后裔实阿武和索买遮为首的古人类群体。彝文翻译和汉文史志用实勺、什索、卓赤、诸此，朱提（古汉语读作蜀实）蜀叟、雋叟、蜀山等记音。
尼能先民在漫长的“男愿人不兴，女愿人则兴”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发展过程中，由实阿武和索买遮两氏族“兴起了开亲，兴起了嫁娶”礼仪。标志古代彝族社会从原始母权制走向父权制过渡时期。
《水经·注》说：“帝子为诸侯，昌意降居若水（雅砻江）即所封之国，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而生高阳”；
《史记》说：“帝颛顼高阳者…… 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又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
《史记集解》 说：“禹生于石纽（川西北），西夷之人也”。
由此得知：古夷人母系社会崩溃后，有大禹等部发展到黄河流域，成为华夏奠基者之一。留居西南的实、索（蜀叟）两氏，各传10代到皮武古和列哲舍之后，实索氏（蜀叟人）的游牧群体中，有一部分从“喽姆密尼”（汉文史志称“旄牛徼外”）进入甘陕地区。在与中原人往来对流的漫长过程中，实索（蜀叟）部落群体被称为善操弓弩的氐羌或氐叟或蜀叟人。
《 尚书·孔安国传》 说：“《 牧誓》 载助武王伐纣之八国中，蜀为蜀叟”（《 后汉书·刘焉传》 亦有类似记载）。
《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武都郡（郡治为今甘肃成县）西接天水，北接始平（今陕西兴平县），土地险阻，有氐叟；阴平郡（郡治为今甘肃文县），东连汉中，南接梓橦（今川北剑门关西南），西接陇西，北接酒泉，土地山险，人民刚勇，多氐叟”。
彝书载“实索时代”母系氏族向父系过渡时期直眼人活动情形，近年已被考古工作者在四川盆地发掘出很多古聚落遗址和“纵目人陶俑”以及祭祀场等等遗物。修筑成渝铁路时，在九曲河发现的“资阳人”，属15000 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当是活动在四川盆地的早期“实索（蜀叟）人”。公元1936 年，在滇东北洒鱼河边的古墓中，出土汉王朝颁给当地土著居民首领的铜印，上刻“汉叟邑长”四字印文。当是晚期“实索（蜀叟）人”活动的实证文物。
（四）希姆遮父系时代
希姆遮，在彝汉文史志中译音有希弥哲、希米遮、孟赾等同音异写。
时至各方纷起讨伐商纣王之时（南京天文台根据哈雷彗星出现的周期计算为公元前1057年至1046年）在“希姆古嘎”地方（当在今西安一带）称雄的希姆遮，率领实索（蜀叟）部参与羌、髳、庸、微、卢、彭、濮各部，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
两年后，武王卒，其弟周公旦代幼年成王摄政。因以武庚为首的殷纣王残余势力勾结周成王的管叔、蔡叔、霍叔等举行大规模武装骚动，希姆遮带领善于“前歌后舞”地战斗的实索（蜀叟）群体，与部分卢、羌、濮人一道，从“希姆古嘎”经“喽姆密尼”，返回“入居邛之卢”（邛，即今川西凉山一带；卢，即川南、黔西北、滇东北一带；《括地志》 称“戎府以南皆卢地”。戎府，即今宜宾）。
希姆遮率部回到先民发祥地之后，与原地居住的实索（蜀叟）群体，发展成为崇拜龙、虎的卢鹿部族（卢鹿亦作鹿卢，后作倮儸，义为龙虎；彝族原始社会母权时代崇龙、父系时代崇虎），希姆遮被后世历代彝族尊崇为父系一世祖。
《大定府志》 和《贵州通志》 、《安顺府志》、余达甫（若泉）著《且兰考》（且兰即扯勒）等方志、论著说：
“孟赾者，助武王伐纣者也”。
“一世孟赾，从旄牛徼外（喽姆密尼）入居邛之卢”。
“大定（即大方）地隶罗施（即罗甸国，亦称罗施国或罗氏国，罗即卢）昔称卢鹿”（后称倮罗）。
彝书所载“希姆遮父系时代”的古人类文化，已被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半坡村、贵州威宁中水镇等地发掘出陶器刻文，并在川、滇、黔发掘出很多商、周时期的青铜兵器和用具。在楚雄彝州出土的铜鼓数量，可称世界之最。通过这些文物折射，可知彝族在父权制确立时期已具有较高的手工业工艺和彝文运用水平。
彝族原始社会于商末周初确立父权制后，从一世希姆遮之后开始父子连名至32世六祖分支之际（其父子连名世系载《爨文丛刻·上编》见附后世系表），彝书记载的重
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过程有：
—— 密喳拐称雄“液哪”和“液舍”
密喳拐，希姆遮六世。彝汉文史志译音有密作拐、恒乍耿、诧规等同音异写；液哪，义译为黑水，指今北盘江流域，有云南、溢纳、以那、以拉、迤那、夜郎等同音异写；液舍，义译为黄水，指今南盘江流域，有溢实、玉舍、于实、于矢等同音异写。
希姆遮父系发展到6世密喳拐之时，部族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极好的南、北盘江流域创立了基业，密喳拐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黔西州续志》说：“孟赾之后，六传而至诧规，居濮及乌……濮即云南之东川、沾益，乌即贵州安顺、兴义。濮与乌，又相连而并也”（相连而并，即部落联盟。今四川凉山彝族称：濮乌人是彝族历史上最强悍的先民）。
濮与乌相连而并的地域，就是液哪（夜郎）的最初版图。
—— 卢鹿部与可蒙部联姻（即联盟）
可蒙，有可姆、考姆、昆弥、昆明等同音异写；陇贤君著《 中国彝族通史纲要》称古莽国；其势力范围，在今澜沧江和雅砻江流域，北与博纳部（白狼部，义译大山部）相连。（ 马学良先生认定：《白狼王歌》特别与彝语相近）。
希姆遮13世卢鹿部迫勒道的势力在今云南东半部和贵州西半部崛起之后，迫勒道娶当时在今滇西和川西一带称雄的弥可蒙之女可蒙舍楚为妻，以联姻结成部落大联盟。
迫勒道长子道赤叩 （又随母系称弥赤叩）与毕以，实楚等部联合，首兴“纪”（君）掌权，‘莫”（臣）行令，“布”（师）祭祀的“三位一体”宗法统治制度。当时的实楚呗摩已是掌典籍司宣诵、祭祀的大经师。
迫勒道和可蒙舍楚的后裔道氏9部中，长房道赤叩掌握宗法统治权后，有7部演变为后来的西南地区部分彝语支民族；唯有幺房道慕尼不变，被其后世至今的多数彝族尊
为直系先祖。彝书因而有“彝始道慕尼”的记述。
——武氏十二部，十一过河变
道慕尼下传15世到娄珠武（希姆遮28世）之后，后裔因“住地野兽多，迁往液阁去”（液阁，为四川盆地），形成“武氏十二部，十一过河变，武洛撮不变”的对流演变和融合分化格局。留居先世密乍拐地域的武氏，称“武液哪家”。
武洛撮，有落措，老撮等同音异写，义为石人（今岷江上游有很多石人冢）。直到宋代，汉文史志仍在称呼居住贵阳一带的彝族为“矩州石人部”。其所居之山，亦称石人山。陇贤君在《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中，把一直在四川盆地放蚕收茧织丝绸的实索（蜀叟）人和石人统称为“蚕丛氏”。
——洪水泛滥
武洛撮下传两代，为希姆遮31世笃阿慕。彝汉文史志音译，有仲牟由，仲牟由男、隆穆、祝明、居木、居木乌伍，笃阿姆、独幕俄、笃米、独姆、独慕等同音异写（有的学者称其为“杜宇”）。
在“笃慕的时代，泛起了洪水”后，居住在液阁（四川盆地）的“祖先笃阿慕，骑着他的马，赶着牛羊群，迁往洛尼博”（洛尼博，义译为青石山或青龙山；在金沙江右岸的滇东北境）。
毕节地区辛亥革命先驱余达甫即余若泉（彝族恒部扯勒氏又称且兰氏后裔）在《且兰考》中说：“周之叔世，杜宇称帝于蜀。蜀有洪水，隆穆避居南方，诸夷奉以为君”。
《中国彝族史学研究》一书认为望帝杜宇和隆穆之名，即笃慕的同音异写；其活动中心，在今四川成都、广汉，郫县一带。
公元1989年11月23日，新华社报道：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钱玉趾先生破译郫县出土的古蜀国铜戈铭文为“诺苏用的铜戈”（诺苏，彝族自称）。
（五）六祖分支
笃慕部族在云南洛尼山为中心的广阔地带，从事畜牧和农耕逐步繁荣起来，与东、南、西三方的青，红、白三部卢鹿结成联姻（联盟）体系，笃慕被各部古夷人尊为宗法首领。
笃慕死后，这一联盟统一体系即告解体。强盛的笃慕后裔，拖着原始社会母权制的残余尾巴，按母系三支，分为父系六部。
母系一：武乍支系
一部 慕阿切 武支系
二部 慕阿可 乍支系
分布（宗法割据）“楚吐姆卧”地方；即今滇南红河流域和滇东的南北盘江流域，滇西哀牢山区和苍山洱海地区。
母系二：糯恒支系
三部 慕阿热 糯支系
四部 慕阿卧 恒支系
分布（宗法割据）“洛博姆阔”地方；即今川西凉山和乐山地区（称曲涅、古候二部）以及滇东北（称西恒乌蒙部）和川南（称东恒扯勒部）等地区
母系三：布默支系
五部 慕阿克 布支系
六部 慕阿齐 默支系
分布（宗法割据）“舍液尼朋”地方；即今金沙江南岸东西两端的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川、曲靖和贵州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安顺地区、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和黔西南两州等地区。
这一历史过程，为今滇、川、黔、桂四省（区）多数彝族所讲的“武、乍、糯、恒、布、默六祖分支”（有部分没有“六祖分支”概念的彝族，则分别称希姆遮6 世密喳拐或13世迫勒道或28 世娄珠武为先祖）。
六祖分支，当在公元前5 世纪左右的春秋战国之际，当时，依仗武力实行宗法割据西南的彝族先民父系宗亲，在行使长子（即长房）主持祖宗祭祀等宗法权力中，第一部武祖慕阿切以大长老即大家长、宗族长（汉文史志称大鬼主）身份，承袭先世武氏十二部后裔拥有的宗法权力，统治和奴役胞族，形成集宗法权、族长权、行政权于一身的宗法奴隶主贵族阶级，亦称“武液哪家”。
《大定府志》等汉文史志，把这种宗法社会形态，描述为“西南夷俗尚鬼（尚鬼，应为彝族崇拜祖先）以竹为葆（葆为尊重、保护）谓之鬼筒（彝族称祖宗灵筒）推其大宗主祭（大宗，即长房、长子）谓之大鬼主”（彝语称长房、长子为“赫歇”，没有’‘鬼主”的意思；明朝天启年间的彝族起义将领安帮彦称自己为“四裔大长老”，可见安帮彦当时也认为“大鬼主”之称不确切）。
这一历史过程，为今滇、川、黔、桂四省（区）多数彝族所讲的“武、乍、糯、恒、布、默六祖分支”（有部分没有“六祖分支”概念的彝族，则分别称希姆遮6 世密喳拐或13世迫勒道或28 世娄珠武为先祖）
六祖分支，当在公元前5 世纪左右的春秋战国之际，当时，依仗武力实行宗法割据西南的彝族先民父系宗亲，在行使长子（即长房）主持祖宗祭祀等宗法权力中，第一部武祖慕阿切以大长老即大家长、宗族长（汉文史志称大鬼主）身份，承袭先世武氏十二部后裔拥有的宗法权力，统治和奴役胞族，形成集宗法权、族长权、行政权于一身的宗法奴隶主贵族阶级，亦称“武液哪家”。
《大定府志》等汉文史志，把这种宗法社会形态，描述为“西南夷俗尚鬼（尚鬼，应为彝族崇拜祖先）以竹为葆（葆为尊重、保护）谓之鬼筒（彝族称祖宗灵筒）推其大宗主祭（大宗，即长房、长子）谓之大鬼主”（彝语称长房、长子为“赫歇”，没有’‘鬼主”的意思；明朝天启年间的彝族起义将领安帮彦称自己为“四裔大长老”，可见安帮彦当时也认为“大鬼主”之称不确切）。
二、秦代至东汉时期贵州彝族“纪莫”政权史事
纪莫，是彝族宗法地方政权君长，彝汉文史志译音有苴摩，主穆、纪姆、兹莫等同音异写。
秦始皇统一中原前后，六祖默部慕阿齐6世即希姆遮38世武穆纠，在希姆遮6世密喳拐的“濮与乌”、28世娄珠武后裔武氏十二部“武液哪”、32世六祖武部（亦称“武液哪家”）的地域崛起（今云南东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即承袭六祖分支前的娄珠武后裔武氏和六祖武部的传统宗法权力的基础上，确立了宗法奴隶制。彝文古籍先后称这一区域为“武米”（武氏之地）和“液哪米”（黑水之地）；汉文史志称其境为“夜郎国”。到武穆纠之子纠阿诺之时（《中国彝族通史纲要》等书写作纠洛或龚龙；并认为纠阿诺、纠洛、龚龙即汉文史志记载的多同）汉武帝遣唐蒙人境灭夜郎置牂柯郡，由武穆纠和纠阿诺承袭的“武米”和“液哪（夜郎）”宗法奴隶制方国“纪莫”政权从此衰落。
《大定府志》记载“液哪”（夜郎）地域说：“夜郎（夜哪），盖东有遵义，中自大定（今大方），西连曲靖而西包东川、昭通，南跨安顺、兴义而止乎泗城（今广西北境），故曰：夜郎最大。”
与这一段历史有关的文物、古籍，有威宁出土流入昭通，而后被收藏到西南师范学院的彝文“液哪”（夜郎）铜印（见《昭通画报》照片）；有已翻译出版的《彝族源流》记载的“武液哪世系”和已在贵州民族学院翻译成卷册的《夜郎法典》、《夜郎在柯乐》、《夜郎史传》等。
西汉中央政权被王莽篡夺后，西南夷地区自然灾害和战争并起：先是滇东北境发生“二十一日计一百二十四次”的大地震；后是王莽连续“调巴蜀、广汉、犍为吏民”和“天水、陇西骑士”，驱“二十多万人马兵夫”，对“纷起反莽”的“西南叟夷”进行6 年多的镇压（见《 镇雄大事记》）。
在自然灾害和战祸并起中，笃慕后裔布部慕阿克7世德阿布，默部慕阿齐11世德阿施，相继从云南中部东移，进入慕阿齐7世纠阿诺后裔在滇东、黔西一带的分布地各君一方。
——六祖布部德布氏后裔，进入北盘江流域的兴义、兴仁、安龙、贞丰一带的，称布吐珠液君长家（彝文古籍翻译有必吐珠义、濮吐珠液等同音异写）；进人今安顺一带的，称布播勒君长家（彝汉文史志译音，有必拜勒、不波楼、普露静、热布巴拉、巴兰、普里、普宁等同音异写）；进入今威宁、赫章一带的，称布俄索君长家（彝汉文史志译音，有必俄索，毕俄勺、布乌撒等同音异写）。
——六祖默部德施氏后裔，除勿阿克（烘阿克）在云南东川承袭闷畔部必额勿君长宗法权力，称阿竽卢君之外，（又称兜苴或都主部，凉山称阿都）其余各部进入贵州情况为：
勿阿楼（烘阿轮）称慕卧热君长（郎岱）；勿阿乃（烘阿乃）称阿洼惹君长（普安，有阿旺仁等同音异写）；他们的后裔为明代以来的盘县（老普安）、郎岱（慕卧热）普安（新普安）一带的龙氏、陇氏和安氏。
勿阿纳（烘阿纳）进入黔西北后，在鲁必嘎纳地方祭祀祖先，驻治今赫章柯乐（古液哪君故地），发展先祖道氏纪、莫、布（君臣师）三位一体宗法制度为纪、莫、布、构（君臣师匠）四位一体宗法奴隶制地方统治政权；以耕、牧为本，兴采矿、冶炼各业，把柯乐建成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落邑。
彝文古籍记述：能沽落姆（成都大城）是织帛、打铜的地方；由能沽落姆经尼兹落姆（宜宾大城）过柯乐落姆（柯乐大城）即到点措落姆（点苍大城即今大理）。就是彝族先民们“冲泥如雷吼，制作咂酒坛”的地方。今遗存在毕节地区境的南方丝绸之路——“南夷道”上的古文物，有赫章柯乐出土的“武阳传舍铁炉”（武阳：今川西平原之彭山）等众多物件，有威宁可渡河畔的“烽火台”等。
《爨文丛刻·治国论》等彝文古籍说：“汉光武年间，君长勿阿纳与伊佩徒钟义、什益咪阿佐二贤臣，论述安邦治国之道”。
《大定县志》载：“勿阿纳自立为王，立规章法今，设四十八目”; “勿阿纳已而入晋乐。晋乐，夷语谓之更诺（汉语译音称黑羊，彝义为：林原）即今贵阳也，又西南驰至都匀洞，夷语谓之租义歹（义为彩虹地）……于是部族转盛西南，越存水（存水、遁水、牂柯江即今北盘江）至竹子岭（竹子岭在今云南会泽境）世谓之卢鹿部（卢鹿或鹿卢，义为龙虎，多称倮罗）卢转罗，为罗氏鬼国（应解释为：龙虎部落宗法奴隶制地方政权）”。
樊绰在《蛮书》中说：“此等部落，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跪拜……大部落则大鬼主（大宗主），百家则小鬼主（小宗主）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
勿阿纳后裔，为明清之际的贵州、水西宣慰使安氏统治家族。
三、蜀汉至中华民国时期贵州彝族史事
公元二世纪末，中原曹、刘、孙三氏纷争，西南黄巾军在马相带领下杀益州刺史。是时，李恢任庲降都督，治所从南广（云南镇雄）迁驻平夷（今毕节），彝族比跻（毕节）部在内外夹击下西入云南楚雄（见《大定县志》），彝族默部德施氏勺阿妥后裔妥阿哲（汉称济火）从芒布（云南镇雄境）入居比跻（毕节）举行宗支大祭立祠，称其地为龙更（噜迪，陇勾，汉文史志称罗甸国）。
刘备入蜀后的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为实现其“隆中对策”，兵分三路实施军事和政
“讨伐平定”。
孔明亲率西路军，经建昌（今凉山）杀高定，渡沪水（金沙江）南下永昌（今云南保山）灭雍凯，而后东进与中路军李恢和东路军马忠会师建宁（今曲靖），对孟获实施军事攻城威慑和政治攻心结盟的战略。
诸葛亮采取“图画”示意，解决语言障碍，贯彻汉夷都是共一个天地日月和国家的龙的传人，大家都要服从太守统治，官吏、酋长要体恤夷民等政治纲领（见《华阳国志．南中志》）实现了“隆中对策”中“南抚夷越”的南征目的。又运用马谡“攻心为上”之策，与资助南征军兵马粮草的妥阿哲（济火）祭天盟誓，奏请汉后主封济火仍为罗甸国王“世长其土”（罗甸，罗为老虎，甸为坝子，即今毕节市虎踞山下的市区坝子）后人为之刻石竖碑，被彝汉文史志称作“妥阿哲纪功碑”或“济火纪功碑”（残文内容见《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其后，罗甸国驻治东移白乍戈（汉文献中有的将白乍戈写作牂柯，白为山坡，乍戈、乍果、牂柯为云雾笼罩，即雾笼坡）称其势力范围为“阿哲米”（即妥阿哲辖地），治所“慕俄格”（慕俄格金殿遗址今为奢香陵园）。
同时，蜀汉封南中俊杰孟获为“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之“中丞”官爵，将移往蜀地的“万余家南中青羌”加以整编为劲卒，号称“飞军”，加强了蜀汉“北伐曹魏”的人、财、物力。（见《华阳国志、卷四》）
继而“命李恢为建宁太守，命马忠为牂柯太守”；马忠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有较明智的建树，因而弘治《 贵州图经志》 说：“罗甸国上表，请尽归牂柯”。马忠死后，牂柯各部“为之立马王庙，遇水旱之灾，众聚其庙祈祷”（通过这种方式象征民族团结便能克服各种灾难）。我们今天可从史志中记载公元225 年至263 年蜀汉时期“南中夷汉安之”的政局评述中，得以明了马忠注重民族问题的深刻意义。
正常的民族关系一经建立，由此而来的是民族间更正常而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对此，东晋常璩在其所著《 华阳国志．南中志》 中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
由此观之，不仅可见民族团结则社会安定和进步繁荣的重要意义；还可从三国、两晋之际进入南中的汉族学者们在其言论中已达到“半引夷经”地步的情形，看出当时彝族文化在南中地区已比较普及。
蜀汉之后，中原连续产生西晋八王混战；东晋十六国裂土；南北朝对垒等长期大动乱。直至公元6 世纪唐灭隋为止的其间350多年中，中原无力顾及西南夷；采取“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政策，彝族宗法奴隶社会在平静封闭中进入鼎盛时期。
公元728 年，彝族在云南大理建都的南诏国四世国王皮罗阁的势力，到达黔西北乌撒（威、赫）渐及黔北播州（遵义）。是时，贵州彝族默部为阿哲阿武、阿哲必额、阿哲阿琪后裔分治戛勒（水城）、慕俄格（大方）、纳阿岱（六枝郎岱，亦称慕卧热）；到唐朝“矩州刺史谢得成招慰昆明（昆明夷）比楼（必额部）等七千户内附”后，以必额莫翁建于今大方城东五指山下的“九重宫”（九层衙）为姚州治所，封莫翁为姚州刺史。从此，贵州彝族对外联系，日趋频繁。（见附后照片）
如《元和郡县志》 叙述当时贵州夷区对外交通情形说：“夷人于大江之上置藤桥，谓之笮”（笮抖即苲抖即索桥。索桥是彝族先民历史上在交通建设方面的一大创举，它无疑是现代铁索吊桥的前身。见附后照片）。
公元8 世纪唐文宗开成元年，默部46 世阿佩入朝“献牂柯地千里，封罗甸王，封其别帅为滇王（寻改普宁王）”唐武宗时，又“封阿佩罗殿王”, “王治在贞丰罗王亭”（见《 唐书》）。
此后，中原“五代十国”分治，无力统率西南夷。至公元十世纪之时，“矩州石人部若藏王入献方物”，而后又“使其子普贵纳土”，宋太祖嘉之，“命普贵为矩州刺史”。“矩州，语讹为贵州”，宋太祖因其俗“授之敇书”，于是“始有贵州之名”（见《大定县志，安氏本末》）。
两宋相争中，贵州彝族宗法奴隶制方国形成于矢、东山、武龙、罗波、罗毋、鸡平、石人、战洞和扯勒、乌撒、水东、水西等地方势力。彝民大多经三岔河或安顺、惠水、荔波到广西，以马与西北战马堵绝的南宋博易盐、布。
《宋会要辑稿》说：“朝延买马，全藉罗殿诸番将马前来邕州（南宁）博买”；从公元1132 年左右起的半个多世纪中，每年冬至之后，“随罗氏鬼主至沪州（川南）市马者，达两千人。”
公元1251 年，蒙古统治者为完成从长江中下游包抄南宋的战略，命忽必烈率蒙人
和色目人军队取大理。公元1253—1256 年，忽必烈的铁骑跨过大渡河后，“革囊以济”渡金沙江，击破大理国，而后东进“阿合图因”（曲靖），实现了“汉习楼船，唐标铁柱”（未达目的）“宋挥玉斧”（无可奈何）伟烈丰功（见《大观楼长联》) ；元军进逼“赤秃哥”（鸭池河）之时，罗甸国遣使向南宋理宗报“大元兵屯大理国，取道西南，将入边”；当理宗“赐万两，使为援”时，贵州阿乍已归附元军，元世祖诏为“贵州宣抚使”随即改贵州为“顺元路”隶四川。
公元1274年，元军回族将领赛典赤坐镇昆明，实行屯戍战略，使元军在西南站住了脚。到公元1283 年，元军在贵州彝区边境肆虐，默部60 世阿里命“民多立寨，依险自保”; 被元军维吾尔族将领脱力世官“率军拔其寨，夺其关”，并“掠马、牛、羊以给士卒”改水西为“亦溪不薛”，先后隶云南、湖南。
“诏命阿里率彝军随征缅甸，阿里不从”元帝即“命皇孙铁木儿不花率兵驻营，屯守关隘，置牧厂于其地”。贵州彝族人民成了元帝国军事管制下的畜牧奴隶。
阿里死后，其妻奢节摄事。公元1301年，元将刘深借诏命率大军压境，“胁奢节索金三千两，马三千匹”征八百媳妇国（今缅甸掸帮）。奢节“因民不堪”，遂“举兵围刘深于穷谷，使其首尾不能相救”。又“与水东宋隆济及乌撒、乌蒙、东川、芒布合劲利健马陷贵州”，继而奋力抵抗云贵、湖广、川陕等八省兵会剿、贵州普安（今盘县）、云南广西（今沪西）、临安（今建水）、威楚（今楚雄）、四川建昌（今凉山）等地彝区亦因不能忍受元军掠夺苛扰，起而响应，起义声势震撼西南山河（见《云南民族史》）。
在“刘深粮尽，道梗不通，存者十不一、二，引兵湖南”的两年后，征剿奢节的八省兵中湖广刘国杰得播州（今遵义）杨氏献策，佯败中遍弃钉板，刺伤奢节兵马蹄足转胜。刘国杰乘势攻入慕窝（即慕俄格，今大方县城）烧杀抢掠。奢节失守，率彝军退守墨特川（今赫章），被刘国杰“破营诛杀奢节”。后人缅怀奢节起义的英烈事绩，在水西城郊（今黔西）为其筑烈姬冢，镌刻“欲铸红颜如黑铁，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墓联，悼念这位不畏强暴的水西女杰（见附后照片）。
这场由阿里到其妻奢节率先反对元帝国民族扩张（征讨八百媳妇国）进而发展到起义抵抗八省兵的战火，由刘深点燃后传到刘国杰手中，烧毁了罗甸国辉煌的慕俄格金殿和宏伟的九重官（九层衙）以及卷佚浩繁的竹简、木刻、皮书等彝文古籍，给贵州彝族
的物质、精神造成了前所未有、无法弥补的损失。
公元1330年，乌撒禄余不堪元朝统治者镇压奢节起义后进一步采取的残酷压迫而“举兵攻城袭营，擒杀官吏”。
此举，立即得到建昌、乌蒙、东川、澄江等夷区齐起响应。当建昌等地反元斗争被镇压之后，禄余又联合亦溪不薛（水西）继续反抗，其威势之猛烈，使元军在“始终无法对付”的情况下，迫使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征讨为安抚”, 黔西北成为元朝“牧养国马”的重要牧场。
其间，贵州彝族人民历代积累的牧马经脸（详见《西南彝志·说马的来源》）更加得以丰富提高。
《大定县志》总结彝族养马经验说：“水西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则马健无病”。
元顺帝元统二年，默部64 世陇赞卒，元帝国一面给其子霭翠（奢香丈夫）冠“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以怀柔；一面加紧在其境实施“屯垦戍边”的征服战略；不过20 年，贵州少数民族世代开发出来的所有水边良田，坝区沃土之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军屯、民堡，彝族人民被赶上苦寒贫瘠的高山。
我们现今不难看出，纯粹“靠天吃饭，等雨喝水”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产力十分低下的高原彝家，要在交通闭塞、气候恶劣的环境中得到发展进步，是何等的艰难。
在长期求天拜地无济于事的体验中，生存意识使彝家产生了坚韧不拔的毅力，通过世代艰辛拼搏，奋力劳作，实践真知指引他们，将冰冷刺骨的深谷山箐之水，引人盘绕的沟渠，使之在曲折流淌过程中受热升温，而后注入梯田，比之冷水直接灌田，提高谷物长势和提早成熟并增加产量。高原彝家的这一创举，为“要吃大米饭，等到二辈子”的民众，为山区梯田开发，带来了生机（见附后梯田照片）。
公元1357 年，红巾军明王珍占领四川后，建昌、乌撒等地彝区立即响应，附从攻克关隘，直入昆明驱大元梁王铁木儿不花往滇西逃遁；公元1368 年，元顺帝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逃回蒙古草原；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即位，改八番顺元路沿边宣慰使司为贵州宣抚司隶四川。洪武四年，霭翠入朝，随即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令霭翠位于各宣慰之上，设治所于贵州城内（今贵阳
市宅吉坝；宅吉又写作则溪，义为仓库）。
贵州宣慰司地界：东到龙里卫；西至四川乌撒府；南到广西洒城州；北至四川播州（见《 寰宇通志》）；其西南地界：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其《 黔游记》 中说：“此地（指安庄哨）在昔为安氏西南尽境，故今犹有安庄、安笼等诸名。盖安氏之地，昔以盘江之西为堑，而今以三叉（三岔河）为界”。
公元1381 年，朱洪武兵征云南大元残余梁王，霭翠命总管陇约到镇远通道候迎，备米、毡、马、牛、羊、刀、弩各一万以助军资（见《贵州通志》）。
历史上贵州彝族人民为祖国统一，巩固边疆所作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征南军傅友德、兰玉、沐英三将得霭翠资助入滇，大元残余梁王把匝刺瓦尔密投滇池自杀。明军取威楚、攻大理、回取滇东北时，前锋李英不遵朱元璋“自古诸夷叛服无常，盖以其地险远……训服之道，必宽猛适宜……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之敇谕而兵扰乌撒，在乌撒女首领实卜率众抗击下，于作寓壁法（义为：虎啸山崖）战死李英。
是时，水西彝族首领陇赞霭翠年事已高，遣其妻奢香率15人随袭水东宋钦夫职的刘淑贞，入贡方物及水西马。明太祖大悦，重赐归。
其后，乌撒等诸部聚百二十人入贡，明太祖不究战死前锋李英之往事，加赐乌撒实卜，深得诸夷民心。
是时，身为皇后侄儿的贵州都督马烨“素恶奢香”；又“尽思灭诸倮而代之以流官”；故“常谋激怒诸部而后加之兵”；把贵州人民通道迎候和资助大明征南军，为明朝统一大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和友好交往置之度外。
奢香因“不堪其为”，亲赴都督府理论，马烨“叱壮士裸其背而笞之”，引起“四十八部咸集奢香军门”,“愿尽死力助香反”；奢香在马烨求之不得的诸部愤怒中，审时度势，为顾全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大局，对四十八部表明：“反非吾意！”即控制住一触即发的战祸；遂谋之刘淑珠为之走诉京师，自己饮耻宣慰使司，注视身贵为皇亲国戚的马烨动静，把握应变贵州时局。
朱元璋闻诉，命刘淑珠归招奢香入朝。奢香与侄女奢助（后为儿媳）率把事等，赴金陵“奏诉马烨激变状”。朱元璋权衡利弊，取“治罪一人以安一方”之策，乃大义灭亲“诏马烨还，数其罪而下狱”（见《明史·贵州土司传》）。
自水西陇赞霭翠卒，奢香代幼子摄政后，重用汉才陈友德为阿牧（总管）“大举开道设驿”。
朱元璋赞曰：“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
其后，奢香遣子霭翠阿迪入贡，请入太学。朱元璋依彝音赐其姓“安”名“迪”，并谕国子监：“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
于是，贵州宣慰使司所属宣抚司、长官司及播州等，亦各遣子弟入贡请入国子监；乌撒军民府阿能遣其弟忽山及倮罗生二人入贡，请入太学；“上特允其请”。洪武25 年，安迪学成归，“上赐三品服”。从洪武26 年起，水西纳粮从八万石连年递减至二万石，大大减轻了彝民负担。
上述史实，足见明初统治者确有“蛮夷之人……不可以中国之法治之”的明智变通之举，可算明朝初年的封建中央治理贵州的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亦足见“安邦不可一日无兵，养兵则图长久无战”的彝家古训中军事思想作用。
公元1396 年，奢香卒，葬于被元军刘国杰部捣毁的慕俄格金殿遗址洗马塘畔，并建奢香祠于墓地。
朱元璋遣使赴水西祭奠；赐奢香为：大 明顺德夫人。
安迪贡马谢恩，袭贵州宣慰使。
有诗人赋“帐中坐叱山川走，谁道奢香一妇人”等诗句赞奢香，并给其以“赤手斩都督的彝族女首领”和“明代杰出的彝族女政治家”以及“民族团结的典范、国家统一的楷模”等等评语；在史志、著述中不乏所载（见《隋园诗话》、《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毕节地区人物志》）。
特别是奢香开偏桥（施秉）至水东（今贵阳市和安顺市境）；
偏桥（施秉）达容山（湄潭）至四川境；
偏桥（施秉）至草塘（瓮安）至龙场（修文）至水西（黔、大、毕）达乌撒（威宁）、乌蒙（昭通）；北达四川永宁等驿道，沟通中原，引入水利器具，改变山区“种多宜荞，谷稻鲜登”状况，并促进“盐布通商，茶马互市”等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业绩，使后人赞不绝口。《 黔记》 说：“奢香九驿，夫马厨传皆其自备，巡逻干掫（音周，义打更）
皆其自辖，虽夜行不虑盗也，夷俗固亦有美处”。
为使奢香的伟烈丰功典范今人、启迪后人，党和政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的1988 年元月下文，把’奢香墓“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逐级逐年拨款，将明、清兵燹和“文革”中破坏至面目全非的“奢香墓”修葺一新，并经中央、省、地、县决定，逐级拨款新建“奢香博物馆”依“文物保护法”调、征散存各单位和民间的“彝族历史文物”集中保护列展，激发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以先世英烈作榜样，努力搞好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见附后照片）。
安迪袭职后，即在水西兴办彝、汉双语文教学，使高原彝家儿女在首先学好本民族语文的基础上渐识汉语文；古老的彝文彝书亦渐为外界所知，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的彝文典籍中，有用彝、汉文对译，以汉文注贵州水西、云南东川、四川叙永、建昌等地彝音的《华夷译语》藏本，是为明代国子监让倮罗生从彝文对照字义习读汉语文的教科书。
明代自朱洪武（1368）到英宗天顺（1457）的近百年间，贵州安氏袭宣慰使，直管水西48 部；宋氏世袭宣慰同知，管水东、贵竹、养龙、中曹等十长官司；治所均设贵阳城内大、小宅吉。
明成化年间，宣慰使安贵荣睥睨贵州城“是直水西毡衫叠塞耳”而长居水西。朝庭因之谕安贵荣和宋然：“非有公事，不得离开贵州城内治所．不得掸还水西”（见《明宪宗成化实录》）。
此间文物，今仅存安贵荣妻察肯买纳（奢脉）捐资以银、铜、锡合金浇铸的彝汉文合壁“成化钟”（成化钟彝文铭，已翻译编入《 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并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另有安贵荣建于明弘治6 年的贵定盘江惠政（瓮城）桥（见附后照片）。
公元1578年（明万历15年）贵州宣慰使安国亨通汉妇不听劝告而弑其叔。命案诉京（有潜往京师者为之窥探），上命“土司夷民事，都听抚案问理”（见《明神宗万历实录》）。直至隆庆年间，安国亨方悔前之所为而“察瞻穷困，劝民辟地，整草务农桑；概为整理，驿道皆复。”
于是，四十八穆濯（头目）十二格则（嫡系十二宗亲）百二十玛衣（庶系兵将）千二百衣苏（旁系家支）皆请复其冠带，“境内大治，夷民安业”。
总督杨茂勋可能意识到一点具体问题后，在其奏疏中虽污蔑贵州少数民族为“睚眦怒目而挺剑，喑鸣怒吼而弯弓”的“蛮苗”；但不得不陈述：“贵州一省，在万山之中，苗蛮六处，言语不通，治之道不得不与中土异，当取兵不劳而坐安边境之策”（见《清圣祖实录》）。
公元1637年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乘在昆明造成独霸一方之势而举兵搞分裂。
当吴三桂自云南出兵经贵州时，安坤妻禄氏力助已成人的安圣祖与乌撒总兵朱万年抗击吴三桂；当吴三桂为实现其阴谋，在湖南衡州建宫室称周王时，坤妻禄氏协子率众，攻杀吴三桂安置贵州毕节、大定、平远、遵义、黔西、安顺等地的爪牙兵将4.184人。
清军入黔包抄湖南讨吴三桂时，总兵蔡毓荣赞安胜祖攻吴贼甚力，授以乌撒土知府衔，且许事平后，“复水西宣慰”。
吴三桂暴卒衡州后，清军追剿其子继位周王吴世藩时，安胜祖送款捐粮助之，率水西乌撒各部彻底击毁吴三桂父子的割据残余势力。
康熙特谕兵部派员“善为经划”吴三桂实施的“割故壤”等事宜，兵部侍郎库勒纳到西南会同云贵总督上疏：
“安胜祖宜去乌撒土知府衔，水西宣慰使仍以安胜祖承袭”（见清《圣武记，卷三》）。
至康熙三十七年安胜祖（彝名：额奋密钟）卒，无子，乃改土归流。
元、明、清三代土司制度，是封建中央政权对产生于家族组织和血缘纽带之上的彝族大家长头人“纪慕”（苴莫）的授封与确认。
在历史进程中，废除日益腐朽的土司制度已成为历史必然。
清代在彝族地区“改土归流”，从康熙四年起在贵州施行，至雍正之际的公元1726年由滇黔桂三省总督鄂尔泰具体经划实施，将隶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直至公元1731 年，才得以在滇黔桂三省最后完成改少数民族土官为汉族流官309 处（见《简明历史词典》“改土归流条”)。
从此，改土归流的大定府，正式辖黔西、织金（平远）威宁三州和毕节一县及水城一厅。今毕节地区赫章、纳雍、金沙三县，至民国时才分别由威宁、大方、黔西划分设立。
《大定县志·水西安氏本末·下》总结说：“安胜祖卒，因无子承袭而改土归流。于是，安氏为宣慰使者遂绝。然四十八目，多为安氏（宗亲）为之，咸自谓土目”；安氏自汉后主建兴三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凡一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中朝，（其）号凡六（次）更称蛮长、罗甸王、姚州刺史、顺元宣抚使、贵州宣慰使、水西宣慰使；而于其国，常（称首领）为苴莫不（更）改”。
若从公元一世纪东汉光武时的勿阿纳起，到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 年）的末代纪莫（君长）额奋密钟（安胜祖）乏嗣停袭，实施“改土归流”为止，其间1.600余年传65 代，为东汉 卢鹿君长；蜀汉封罗甸国王；唐封罗殿王和姚州刺史；宋封矩州刺史；元封顺元宣抚史；明封贵州宣慰使；清封水西宣慰使。但此间的彝族人民，却不知道变更多次的封号官职含义是什么。
对《大定县志》记述“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常为苴莫不改”加以推究，可知康熙之际的贵州彝族，对封建社会意识仍极为漠然。
彝文古籍记载的哎哺氏原始初民、尼能氏和实索氏原始社会母系时代先民、商末周初父系先民和秦汉唐宋时期宗法奴隶社会先民的遗骸、遗址、新旧石器等古迹文物和陶文、碑刻等，已从贵州六枝桃花洞和拦龙桥彝文岩刻、盘县大洞、水城硝灰洞、兴义顶效、遵义桐梓、安顺平坝等地方，先后不断发现。
在毕节地区境内出土的古人类遗址、遗物，先后在黔西沙井观音洞发掘5次，共出土距今60万年前的旧石器5000余件；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吴家坪，除掘出大量螺壳、兽骨等古人类食品残弃物化石和晚期新石器外，还出土一批与西安半坡同类的陶器刻划彝文；在赫章柯乐发现新石器、冶铜炉残址和战国墓、秦汉落邑遗址和大量铜、铁兵器和用器；还在毕节青场、海子街、朱昌、龙场和大方城郊等处，先后发现古人类栖息遗址、食物化石和罗甸国治所遗址、姚州遗址等古迹古物。
原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彝文指路经译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出版的《彝族指路丛书》、是西南各地彝族经师为死去的彝人举行指路仪式所念诵的经典，每卷《指路经》都指往昆明以西最早的老祖宗发祥地，可按所指地名，绘出彝区各家支迁徙路线图。
上述情况，足够说明彝族源于云贵川，曾活动于甘、陕地区。过去对彝族东来、西
来、南来、北来等论说，在彝族历史文献中，查无线索。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讲到：“古夷人颛顼一支，自陕甘先入居川西北，继而发展到川南一带，后又向今云南、贵州发展成为彝族远古先民的一部分”的论断，合乎彝族实索时代之后的父系希姆遮率部从陕甘返回川滇黔的历史事实。但以此为“彝族北来说”的依据，是不充分的。
彝族古代社会统一体的形成，与直接从原始社会氏族制度逐步发展演化出来的宗法组织密切相关。
宗法组织的大家长或宗主、头人即以主祭者为根据，被汉文史书称为‘大小鬼主”的宗法奴隶制封国，只从蜀汉建兴三年起算，至康熙三十七年止，共有1.474年之久，受命于中朝之封号而世长贵州和水西。这种在历史上为大国中小国；为封建大王朝之下宗法奴隶制小王朝；历经征讨攻伐，仍持续千年以上，保持其独家统治的特殊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均实属罕有。
实际上，贵州彝族政权，若上朔至勿阿纳入“更糯”（晋乐）起计算，当有1600 多年史实，载入彝汉史册。难怪当今讲论西南民族史和贵州历史的学者、专家、无一不涉及彝族罗甸、水西政权。
——辛亥革命时期
压榨力越大，必然产生强烈的反抗。在中囯神州大地即将产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阵痛中，贵州彝家儿女在长期压榨下产生强烈的反抗力，他们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拼命斗争。
1905年“中囯同盟会”组成后，贵州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和主张推翻洋人朝廷的革命团体应运而生。
郎岱彝族安健，成为贵州友助会主持人；后东渡曰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积极协助孙中山担负与贵州“自治学社”的联络，指导贵州革命运动。
当安健下孙中山命令达贵州后，自治学社即响应“武昌起义”。
当辛亥革命胜利和外蒙在沙俄支持下分裂祖囯宣布独立的消息同时传出后，贵州彝族代表人物安键、余达甫等，选择了支持孙中山和走祖囯统一之路。安顺、大定、榕jiāng宣布脱离清王朝，拥护孙中山，成立分府。大方分府革命党中，安俊峰就是彝族革命代表人物。
历史，总是在各种矛盾的尖锐对抗和冲突中前进，满清王朝虽在1911年结束了进关260 年的统治历史，但各种社会力量为登上历史舞台而逐鹿十分激烈。
1912年2月，贵州刚选举出立法议员146名，云南唐继尧便率滇军入黔，武力占据贵州立法院，自称贵州总督。
是时，新当选的议员推选曾在曰本留学攻fǎ津，回囯参如辛亥革命，站在用政治和法津手段捍卫辛亥革命成果斗争前列的毕节彝族余若泉（达甫）为临时副议长（见《贵州文史资料》第七辑中黄济舟遗稿《辛亥革命史略》）。
因此，唐继尧诬蔑贵州辛亥革命是“蛮夷大长，窃号自娱”（见《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三期）。于是，举起屠刀，对贵州少数民族大加shā伐。
彝族安三妹、安桂林姑侄率众反抗唐继尧（见《贵州文史资料选集》3~4集中平刚、周素园文）；大方彝族黄济舟带领千余人奋起响应，赶走知府。
唐继尧害怕其镇压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罪行臭名远扬，咨文各省并呈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和囯务院电说：“安氏姑侄坝占民业，图谋不轨，恢复满清”。多方掩盖、辩护，说滇军是“除暴安良”。
安氏姑侄英勇顽强，与滇军死拼大小十余战，安三妹落人敌手，临死不屈，被唐继尧杀害于贵阳，辛亥革命党人平刚、周素园和彝族安键、余若泉（达甫）及安桂林等被迫转移北京、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唐继尧《复囯务院详查安匪桂林赴京上牍电》说：“该苗蛮代表安键与桂林同族近支，安键等特为匪党煽惑；……以至赴京上牍”。
安健先生是首批同盟会员，参加过钦廉起义、河口起义、广州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贵州支部长；贵州讨袁总司令；川边宣抚使（见《贵州地方志通讯》198 3年三期林仲明《安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