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地上的古代居民，按汉文史籍的记载，以黄河流域的夏王国为中心。其周围是东夷西羌，南蛮北狄。说整个西南部有三个大的部落族群：即西部的氏羌族群，西南部的百濮族群，南方的百越族群。夏人自称“华夏”。往前追溯，是炎、黄两个大部落。炎黄之前就迫到伏羲。说伏羲与女蜗相配为夫妻。传说女蜗以黄泥造人，造了许多男人和女人摆在地上，泥人便有了生命。男女相交，繁衍出人类，然后才有了中华民族。因此，伏羲、女蜗，被当做中华民族的始祖。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最初的文化。因此，伏羲被当做中国的“人文始祖”。传说伏羲是虎图腾部落。伏羲，许多史书常写作虎羲，是虎图腾的标志。女蜗是东方的龙图腾部落。还有“有巢氏”“隧人氏”的传说。说当初，世界莽莽荒原，毒蛇猛兽极多，为避毒蛇猛兽，人们把住房像雀鸟一样搭建在大树上，谓之“有巢氏”。以后发明了钻木取火，又谓之“隧人氏”。一自然那都是极远古时代的事了。
（图片：李宗委绘）
当今的民族学、史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有一个自称“夷”的部落族群。他们系何许人？分布地域？文化特征如何？夷与伏羲、炎黄又是怎样一种关系？本文试图就此作一探索。
一、有关“夷”的记载，及其分布
夷，按中国汉字的造字规律，从大，从弓，意为身背弓箭的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夷’，东方之人也。”也就是常说的“东夷”。夷部落众多，称“九夷”。《汉书·地理志》载，越嶲郡苏析具有“尼江”，颜师古注：“尼，古夷字”，说“夷，上古余纽脂部，中古余母脂韵，读余母三等，古音归‘尼’母。”可见，“夷”，早先专指生息繁衍在中原华夏以东，今苏北、山东一带的古代民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载：炎帝“长于姜水（渭水）”,“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山东）”。由此可知，东夷，实际就是炎帝部落分支人山东的一支。“夷”并非他称，而是自称。“夷”字，汉时被用以泛指少数民族。《古汉语字典》 解释：“夷，古时指少数民族，明清以后也指外国人。”
炎帝分支人山东的自称“夷”（尼），自然炎帝部落也属于夷（尼）人。黄帝，史载：“炎帝和黄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就是说，炎黄部落，同属于古夷（尼）人族群，只是后世的汉史学家们，奉炎黄为华夏的“正朔”，不称他们为夷（尼）罢了。
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云：“颛顼、帝喾、皋陶、伯益（司马迁《史记》写作“伯夷”)，是四个最先融华夏的夷人分支。”彝族学者陈英，在其论文《彝族先民对祖国历史所作的贡献》中指出：“在三皇五帝时期，只有夷、戎、羌、狄、苗、蛮诸族，华夏尚未形成。”“应该说这四个夷人分支与戎人、羌人、狄人、苗人、蛮人的一部分共同融合，始称华夏。”颛顼、帝喾，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实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帝喾；是黄帝的曾孙高辛。尧帝又是帝喾高辛的儿子。可见，中国上古史上的三皇五帝，都是古夷人”。
无独有偶，生息繁衍在西南云贵高原的彝族，历来的自称就是：“尼（夷）”，彝文古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都记载，彝族先民最初有一个“尼能时代”。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代。据记载：尼能氏，最初生息在云南滇池、洱海及滇东北、包括昭通在内的广大地区。后，为了扩展生存地域，向北迁徙，进人四川乡盆地，建立起以成都为中心的古巴蜀国。以滇池、洱海为中心建立起的古滇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住古巴蜀的古夷（尼）人，因内忧外患（彝尼称“洪水”) ，无以为生，祖先笃慕，率种人经宜宾过金沙江南迁回云南，落脚在东川、会泽一带的罗尼山（黑虎山）。后，笃慕部落的六个儿子（部落）武、乍、糯、恒、布、默，在罗尼山祭祖分支。武乍入滇中，糯恒入昭通，又向凉山发展，布默人黔西北，与当地的原住古夷（尼）人结合，创建起古夜郎国、古滇国等众多部落王国，从此奠定了现今彝族人的分布格局。
著名学者刘志一用古彝文破译的《夏禹书》云：“生地聂（尼）子，堕进齐春，欣尚往来。”以白话解为：“荒野聂人；到了春天，喜欢往来。”刘志一先生将“生地”释为“海岛”，前者有一定道理，后者就得打问号了。荒野与海岛，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再说，夏朝的中心在今山西、陕西，离东海之滨尚有千里之遥，当时的夏人不可能关心到东海上的居民。在人口不多的夏朝时，东海岛上有居民的可能性也极小。夏人眼中的“生地”, 只会是其部落王国周围、夏人很少涉足的蛮荒之地。湖南洞庭湖畔彭头山遗址出土的族徽符号 ，刘志一先生用路南（石林）彝文破译为“尼”。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在《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中，通过彝族“十月太阳历”创制与发展轨迹，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中国文明源头追溯到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古文化之中，用“十月太阳历”的文化内涵，破解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难解之谜。其思路是从伏羲开始的。他多方考证，从伏羲崇“虎图腾”“葫芦祟拜”“阴一阳八卦”等交化特点，认定伏羲是彝族先民的一支。彝族自称“尼（夷）”，伏羲部落自然也是尼（夷）人，与炎黄的夷（尼）人族属相吻合。
《帝王世纪》《盐铁论·国疾》等许多书籍都说：“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西羌，是因羌人在中原之西，其部落也众多，分属于多少民族无法定论，其中就包含了今彝族的先民尼（夷）部落，伏羲部落就是其中之一。史载：禹的出生地在今四川汶山郡广柔县的石纽，那里世代都是彝族先民古夷（尼）人的生息地域，当然禹也属古夷人。（集解》引皇甫谧云：“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也。”夷（尼）在彝语中为黑色，意为崇尚黑色的人。史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也崇尚黑色，可见秦始皇要追其族属也属于夷（尼）人。由引可知，夷（尼）人在先秦时代，在中原地区分布很广。东夷属夷（尼）人，长江流域的洞庭湖畔有夷（尼）人，伏羲、炎黄属夷（尼）人。连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夏禹，创建延续八百年江山的周朝第一个国王周文王，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都属于夷（尼）人。他们与世居云南、四川金沙江两岸的夷（彝）族人，在血缘文化上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据《彝族源流》《 西南彝志》 记载：尼能时代，夷（彝）族先民曾经作过多次大分支，其中有些就迁徙到了“宇宙的东方”。远古时代迁人巴蜀盆地的古夷（尼）人，凭据那里肥沃的土地，发展很快，人口众多，文化也相当发展。万年前，在地球第四纪冰期过后的世界性“大洪水”时，巴蜀盆地洪水横流，无以为生，又被迫分支向四面迁徙，沿长江往东迁人湖南、湖北等地。从湖南、，彭头山遗址中出土的族徽符号 （尼），依稀可见其踪迹。往北迁人甘南，后趁洪水后中原人口空虚，从甘南进人中原的，是伏羲部落。汉史书载“伏羲生于成纪（今甘南天水）”就是证明。以畜牧为业往川西北迁人康青藏高原的，是后来被汉史书称为“西羌”的“尔梅、尔玛”诸部落。（山海经·海内经）载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这也就是氐羌是古夷分支的有力佐证。后来，羌人中的一些部落，如“博”“兑巴”“藏巴”“康巴”等，逐渐演化为藏族。今彝羌文化有许多相同相似的东西，许多史家不了解彝、羌的分支历史，就把彝族支系说成是“氐羌后裔”，实际是本末倒置。
自称夷（尼）的彝族，是个历史极悠久的民族，其历法“十月分兽历”“犷十月太阳历”“刻划文字”等都可以追溯到万年以前。今生息于西南的白、纳西、哈尼、土家、傈僳、拉祜等，在语言上都归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原因是这些民族的语言、语词、语法结构都与彝语相似。说明这些民族与彝族同源共祖，是一个祖先族群在远古历史上逐渐分支走向独立的，因此，他们也都是西南远古时代的夷“尼”人的后裔。
从上述的种种史料可见，中国远古时代的夷（尼）人，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部落族群，其生息的区域，从西部、西南部往中原地区延伸直到东海之滨，可谓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大族群。只是这个大族群，当时比较分散，还未形成一股有统一组织和领导的势力，部落各自为政。以后，各自在自己生息的地域逐渐形成独立的民族群体，加之文字的创造与发展、成熟滞后，数千年后人们追溯他们，古籍之中只有一些不成体系的零星记载。可幸今夭的民族学大大发展，我们凭据古籍中一星半点的记载，结合古代语言的存留，结合地下出土的文物，还可依稀窥见其生存发展的大致面貌。
二、古夷族群的文化特征
古夷（尼）人既然是一个同源共祖的大族群，在血缘、经济、文化上，必然有许多密不可分的联系。斯大林划分民族有四个要素，一是共同地域；二是共同经济；三是共同的文化；四是由共同经济文化造就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四个要素，古夷族群全都具备。虽然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发展，形成了许多不同语言、文化（包括服饰、习俗）的独立民族。这些民族，我们不妨将他们称为古夷系民族。这些古夷系民族，现在所处地域不同，都已有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发展程度也各不相同，有的比较先进，有的还相当落后，但追溯其古文化，都可以发现许多相同相似的文化特征：
（一）信奉多神崇拜与祖先崇拜
在悠远的古夷（尼）人时代，还无所谓科学，人们理解不了为何日月东升西落？雨雪风霜，四季转换？草木兴衰枯荣？他们以人类的情形猜度自然，人类有家支、部落、部落联盟、俄姆（君王），认为自然界亦有看不见的神灵主宰着它们。天地万物都各有自己的神，还有统管一切事物的大天神。这些神灵也像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人世间要达到畜牧农耕万事如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无病无灾、人丁兴旺，就要敬献神灵。理解不了人为何生老病死、做梦？便认定人也有主宰，此主宰被谓之“鬼魂”。人有善恶之分，鬼魂如是。善鬼护人，恶鬼害人。做梦，认为是灵魂出游。生病乃至死亡，认为是灵魂游离人体，或为恶鬼所害。要健康，就要叫魂，要驱除恶鬼，要求助祖先的魂灵护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多神崇拜、祖先祟拜活动也就应而生。
彝族，是一个较完整地继承了古夷（尼）人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彝族人中，多神崇拜、祖先祟拜极典型，各种祭祀、献鬼驱形式名目繁多。有史料表明：远古尼能氏的母系时代就已经产生出祭司、梭哉（巫师）一类神职人员。民俗学研究时资料表：所有舌夷系的民族中，都有各种形式的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古夷族群文化的一大特色。现谓之“原始宗教”。在西方，多神崇拜在中世纪就已消失，出现了“主教”“基督教”等现代宗教，西亚的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伊斯兰教！”，印度有“佛教”，中国从老子开始倡导“道教”，唐时又传人“佛教”。1840 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数千年的中国大门。西方人为了宣传他们的价值观，许多传教士也随之涌人，在中国百姓中传播他们的宗教理念，但收效甚微。中国人，特别是古夷系民族，绝大多数奉行的仍然是多神祟拜）和祖先崇拜。信奉的神大多基本一致。如彝族人崇拜天神策格兹，有管东南西北四方的天神奴母兹、能母兹、图母兹、尼母兹。汉族人崇拜玉皇大帝、四大天王。两族相较，如出一辙，称有些不同。其他古夷系民族崇拜的天神也大体一致。彝人祟拜水神——龙。其他各族也如是。其他如山神、树神、石神等崇拜，或多或少，在古夷系民族中都存在。祖先崇拜在古夷系民族也都盛行如彝族人崇拜“独阿姆”（母系首领）、“阿卜笃慕（六祖之父），汉族人崇拜“炎黄”，开口便是“炎黄子孙”。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年年有人去祭拜，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来祭拜者，络绎不绝，甚至连国家领导也不例外。楚，现大多融合于汉族，据楚文化研究的许多书籍、文章介绍，当年的楚人，原始一宗教极盛行，而且其祭祖内容、习俗与今彝族极相似。
(二)崇拜虎龙
虎，是兽中之王，其捕猎时的勇猛果敢，让人望尘莫及；龙，是一种虚幻之物，来无影去无踪，能升天入地，在古夷系民族的心目中，是主水的神，有水必有龙。在马克思主义未传人前，从皇帝到平民，都没有人不笃信它的存在。彝族人崇拜虎龙，以虎龙为图腾，自称“罗倮”。彝语罗为虎倮为龙，意为虎龙图腾的人。在远古渔猎的母系时代就已产生。虎是彝人的原生图腾。龙祟拜起源于哀牢夷的“九隆神话”，是古夷社会从知母不知父的原始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时的产物。虎龙祟拜，至今在古夷系民族中盛行不衰，成了古夷及其后裔的一大文化特征。在古夷系民族生息繁衍之地，地下出土的文物和雕有虎龙的文物累有发现。如古滇国地域出的文物中有虎蛇（龙）。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虎龙形雕塑、雕刻，也随处可见。河南淮阳，炎帝的都城，就出土了一座虎龙墓。在墓主人的骨骸两边，用贝壳各摆了一只虎一条龙。闻一多先生研究中国龙，说：牛头、鹿角、虎掌、凤爪、鱼鳞，是中华民族多图腾融合的象征。见解独到，很被人推崇。西水坡虎龙墓一出土，才真相大白，它不过是古夷人虎龙祟拜的产物。距今六千年前，还无所谓中华民族，哪来的图腾融合？有人从中国的堪舆学、星象学中的“左青龙右白虎”作解释，显然也是牵强而已。从今传的彝族古文化可得知，古夷人崇虎龙之外，有“尊左，以左为大”的习俗，虎龙墓的虎，正好就摆在墓主的左边，龙摆右边，显然，它体现的“尊左”习俗。虎是原生图腾，自然为大。彝族自称“罗倮”，虎也摆在前头。有人说伏羲祟虎，女蜗崇龙，龙是东夷人的象征，也不过是猜测罢了。似乎“东夷”生息于东海边，就该崇龙。实际上，东夷是炎帝的分支，炎帝祟虎龙，东夷人自然也是虎龙并祟的。
虎龙祟拜在中原古夷区，经过夏、商、周的演多几历代王者都以“真龙天子”自居，这样，龙的地位上升。甚至有“独尊龙”的趋势，对后世影响很大，于是有了“龙的故乡”“龙的传人”之说。虎，地位下降，只是在军中在民间被人推崇。而在西南的彝语支各族中，虎仍是第一位的。羌人崇虎，彝族、哈尼族等崇黑虎，土家族、白族祟白虎。在学者中知名度很高。无论怎样，古夷的虎龙崇拜，世代沿袭，龙腾虎跃，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力量的象征。
（三）创造有刻划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了许多远古’时代的陶符，如距今五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丁公村遗址陶符。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姜寨遗址、甘肃大地湾与马厂遗址陶符、八九千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陶符等等，几十年无人能破译，只好称其为“原始人的刻划符号”。自20 世纪80 年代末，彝族老作家李乔与彝族毕摩李八一昆合作，用彝文破译出西安半坡遗址的二十多个陶符，见诸《人民口报》 报道，上述几十年无法破译的陶符，相继被专家学者用彝文作出破译。不断传出的消息，令许多人感到莫大困惑：世居云贵高原的彝族文字，为何能破译远在数千里之外中原的陶符？确乎是“天方夜谭”。有人猜测：彝族原在中原，是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步排挤到西南的。无独有偶，在彝族世居的彝区云南呈贡金宝山，距今1200年前～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现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是“么夺织”，是彝族竹祟拜祭祀的遗物。在古夜郎地、巴蜀盆地也出土了类似陶符。这一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否真如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所说，源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文化？用古夷（尼）人发展、迁徙的观点看，自然是肯定的。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出土的，从3～5万年前到1500年前，可以排成系统的古人类化石可以作证。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前～10000年前的刻划式彝文和具有万年以上历史和“十月历”也可以作证。中原传说的“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实际是伏羲把古夷初创的刻划文字、八卦带到中原的一段远古历史。甘肃大地湾、马厂，陕西姜寨、半坡，河南贾湖，山东大汶口、丁公村出土的陶符，实际就是伏羲带去的远古时代刻划文字。那都是一些初创时期的文字，很不成熟，还不能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到了商代，刻划文发展成甲骨文，秦时发展成金石刻文、钟鼎文，才逐渐成熟。后又出现大篆、小篆、楷书、行书，字形字义，结构和书写方法都与初创的刻划文字大相径庭。而彝文不同，彝族地处云贵高原，经济发展缓慢，文字发展也缓慢。加之彝族人把文字“神化”, 只由毕摩掌握，师徒传承，虽有发展，但字形笔划，更多地保留了初创时期的形状，用它破译伏羲时代的刻划文字，自然就容易多。
我们说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就是古夷（尼）的刻划文字。
( 四）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历法——”十月历”
历法，是人类畜牧农耕的产物。 畜牧农耕要准确掌握地球一年中的四季变化，以保证适时栽种，达到丰产丰收的目的。古夷（尼）人通过观察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的高低确定大暑大寒两个季节，弄清了寒热转换的规律。周期是365日。在此基础上，先制定出“十八月历”。后又制定出以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鹿、岩羊、猿、豹、四脚蛇十兽纪日的“十月兽历”。十种兽中，没有一种是人饲养的，都是人类在长期渔猎活动中认识的。仅此一点就可证明，此历法是畜牧农耕初期的历法，时间当在万年以前。后在“十月兽历”是基础上，又制定出积各历法之大成，以十二生肖纪日的“十月太阴历”。此历法被伏羲部落带到了中原，对华夏文明的创建起到莫基作用。据说，三皇五帝时的“颛顼历”，夏朝的历法“夏小正”都是在古夷（彝）“十月太阳历”影响下制定的历法。到了商周以后，才有了“阴历”（农历）, 但十二生肖纪日，却沿袭下来，只是把古夷（彝）的“黑”（雀鸟）改成“鼠”，“毫”（绵羊）改为“山羊”。
在羌族中，古夷（尼）“十月历”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如“以十二月为岁首”，也过“六月二十四”，只是活动名称改成了“庙会”, 但活动的内容与今彝族基本一致。在云南的古夷（尼）后裔彝语支各族中，大部都过“十月年”和“六月二十四火把节”。只是有的地区，把“十月年’，与阴历的春节连着过，习称腊月二十四“过小年”。
（五）有独特的以阴阳五行、八卦为基础的未来预测学
阴阳（雌雄）观，在古夷（尼）中产生的年代很早，“十月历”就分阳年（1～5月）和阴年（6～10 月）十月又以五行分：水公水母、火公火母、木公木母、土公土母、铜公铜母。铜（金）排在最后一位，是五类自然元素中，铜是后发现的。八卦，起源渔猎时代的八方观念。
生活在远古茫茫荒原上的古夷（尼）人，处处充满了危险，付出了数不清的血的代价。他们渴望能预知未来的凶吉祸福。于是，占卜术应运而生。他们坚信万物有灵，以占卜求神灵预示凶吉。毕摩们，通过对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间相克相生的生克制化规律的认识，将五行与时间、方位等相对应，创造出一种自认为很“科学”的占卜方法，这就是最初的八卦。今彝区各地毕摩的许多经书中，仍保存原始的八卦图形。最初的一代伏羲，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造诣的大毕摩。精通刻划文字和八卦，同时又是首领，不然就不会有“伏羲画八卦，造书契”传言于世了。
进人中原的古夷（尼）人，凭着中原肥沃的土地，经济文化都得到迅猛发展，未来预测学也随之发展。夏朝有《归藏》，商朝有《连山》，周朝“文王拘而演周易”，将伏羲的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至此，中国的未来预测学最终成熟定型。唯物论者不相信这一套，斥之为“伪科学”，但上下五千年，以《月易》为代表的预测学，始终伴随着历史发展，成了中国的一大神秘文化，至今还有许多人在研究它。
（六）有黑白互回的太极图
黑白互回的太极图，是古夷（尼）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宋代以前，中原的道家、阴阳家都常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不知道有太极图的存在。据周士一、潘启明的《“周易参同契”新探》考证，此太极图，是宋代理学家朱熹（l131～1200）晚年，委其好友蔡季通经荆州到四川，从民间购买带回中原的。四川（古巴蜀）是古夷（尼）人故地。可见太极图系古夷（尼）人的文化孑遗无疑。人们惊奇地发现：“太极生两仪……”“道生一，一生二…”的意蕴，在太极图中得到了生动而形象的体现。它充分展示了古夷（尼）人的“阴阳交合，万物滋生”的宇宙衍生观，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最奇妙的是，白鱼眼为黑色，黑鱼眼为白色，表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合，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证明我们的祖先古夷（尼）人，在对宇宙本源的探索上，在思辩哲学理论的研究上，都达到了相当水平。
（七）有相同相似的民族语言
古夷（尼）人作为民族群体，当初曾经有过自己的独特语言。后来、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分支独立，在不同的区域发展成为今天的具有不同称谓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语言也大相径庭。语言这东西，在民族诸多文化中，相对来讲，是变异性最大的一种东西。因为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新事物随时在大量产生。新名词、新方言也不断涌现。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支系，长时间的异地发展，语言，甚至语法结构上都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语言仍然有它一定的延续性。因为曾经是操一种共同语言的民族，虽然数千上万年发展，古语古词，多多少少的仍然会在语言中保存下来。特别是有文字记载语言的民族，古言古语的保存，比没有文字的民族会更多。
彝族是一个较多地继承了古夷（尼）人文化传统的民族。用彝语与今古夷系民族的语言作比较研究，我们能发现许多相同相似的语言及其特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全国作统一的“民族识别调查”，就民族语言讲，今生活在西南的彝、白、纳西、哈尼、土家、傈僳、拉枯等被归为藏缅语族的彝语支。为何归为彝语支？因为从语言、语词的语法结构上，它们之间较为相同或者是相似，说明它们原是同源共祖，是一个祖宗的后裔。其语词的差异，是分支发展之后出现的。
据西汉经学家、孔子的后裔孔安国为《尚书》作的《序》云：“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文，也写作蝌蚪文，是正统的古夷文字。至今仍在西南彝族中应用、通行。虞（舜）夏商周的《书》《传》《论语》《孝经》都用蝌蚪文撰，说明在先秦时代，蝌蚪文在中原曾是宫方的通用文字，《尚·序》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以阐大酞。济南伏生，年九十，失去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余篇。以真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西汉）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尚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这段文字已清楚地说，中原（特别是齐国和鲁国）官方通用的蝌蚪文，到秦始皇创小篆统一全国文字时才被废止。据说孔氏藏于屋壁内的大批古书，时隔近百年历史，才被鲁共王扩宅搬房时偶然发现，当时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用蝌蚪文撰写的儒家典籍、又重新发掘，但认识蝌蚪文的人已经很少了，济南有个叫伏生（胜）的九十多岁的老人，识些蝌蚪文，但经书早已散失。孔家人找到伏生，让他将他所知道的翻译成隶书，写在竹简上，加上他认识的20余篇，共59篇，为46卷，取名《尚书》，流传于世。其余翻译不出的，如数送到官府藏人书库，供后人研究之用。这些出自西汉孔氏门宗的记载，其历史的真实性是无须怀疑的。
而今，时移两千多年，彝语与汉语比较，语言、语法结构各有特点，差异较大，但仍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词。如：前面多处提供的族称“尼”，古汉语写作“夷”，但读音完全相同。汉语的“夷”，只知原指东部的少数民族，什么意思？无法解释。彝语的意思是“黑色”或称“祟拜黑色的人”。汉语中的“爹妈”一词，与彝语的“diě嫫”相似，显然是同一古夷语，只是语音稍有改变。汉语的解释是“父辈”“对老人或长者的尊称”，什么意思？无法解释。彝语却能指明原意：diě，意为“装，或装人”，显然与生殖有关。古夷人知道，男人的东西装人女人的肚子，女人才会生孩子。装人的男人，自然是出生孩的diě爹。嫫，为大，为家中的主管人，这与彝族母系社会崇母之风的遗留有关。又如，筷子，彝语叫“咪箸”。古汉语也叫“箸”。箸，《新华字典》解释：“古时指筷子。”彝语的咪著，咪，形容一闪一合。箸，条状物，多为竹条，拿在手两只，一闪一合，用以搛食物人口。还有保与龙，谐与神，意思一样，只是语音稍有差异。此类词语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说明彝汉语也是同源的，只是汉语比较发达，语音变化大，彝语却较多的保持了原生状态，因而还能洞悉词语和来源。由此，再看山东邹平县丁公村、大汉口遗址出土的距今五千年前的陶器刻文，其形状极似蝌蚪文，也许就是古时用以撰《尚书》《论语》的文字，能用古夷（彝）文破译，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彝语与羌语比较，相同相似的较少，单独立了个“羌语支”,是因为羌族无文字记载，语言变化大，古言古语大多消失的缘故。
古夷文化可圈可点的东西很多，且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上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至今仍鲜为人知，如广泛分布在滇川黔桂的古夷后裔各族中，保存的古夷文化很多，且很多都有独创性。以彝族为例，毕摩们用有浓重的刻划文字色彩的彝文撰写的记述祖先历史文化的古籍，多得不可胜数。虽经1958“十无安全，“文革”两次“焚书坑儒”的浩劫，据普查，到20世纪80年代、仍达数万卷之多。内容包括天文地理、谱谍世系、理论著述、科技历法、创世史诗、叙事或抒情长诗、祭祀经文、医药卫生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且大多用五言诗体写成。其中就记述了许多让人惊叹的发现与发明，如《尼苏夺节》中描述的宇宙形状“天蓝像把伞、地圆似鸡蛋”。《门咪间札节》《西南彝志》《阿赫西尼摩》中，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记述。18～19世纪人类才搞清楚的东西，数千年前的彝经中就有生动记述。《西南彝志》中，有世界由哎与哺两种物质相合构成的记述。哎为阳为形，哺为阴为影。这就是阴阳物质，现代科学证明宇宙间，除了可见的各种星球外，还有大量的暗物质存在。这种阴阳物质的理论，与我们的先民古夷人的认识，又何其相似。证明以刻划文字和“十月历”为标志，可追溯达万年历史的古夷人，对世界本源、人类发展史的认识，都达到极高的程度。加上晋宁石寨山古滇王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世界罕见的数千件青铜文物的发现（该祭祀坑共有16个文化层，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4800～4400加年，比中原夏朝还早300～700年，肯定是古夷（尼）人时代的遗物），让人强烈地感到，虽然在地面上还不曾发现令人惊叹的古建筑遗址，但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古夷人就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创造了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古夷文明。中原的华夏文明，实际就是这个古夷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三、古夷族群的存在带来的思考
种种史料都表明，在中国的远古历史上，曾经生息有一个部落众多分布极广的自称为“夷（尼）”的部落族群。这一来，让我们对中国远古历史、民族发展史、民族文化史、科技发展史等千百年研究得出，且已约定俗成的结论，不得不进行重新思考。纵观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初步的结论：
（一）这个古夷族群，最先发源于云贵高原与古巴蜀盆地
我们知道，云贵高原接近地球赤道，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植物茂盛，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从距今1500万年的开远小龙潭腊玛古猿化石，距今800万年的禄丰古猿化石，距今400万年的元谋蝴蝶岭猿人岔科化石，距今250万年的“东方人”化石，距今170万年，且学会用火的“元谋人”化石，距今数十万年的“丽江人”“西畴人”化石，到距今3～5万年的“昆明人”化石，可以排成序列，至于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几乎遍及云南全省各地。说云南高原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丝毫也不为过。我们也知道，距今18000年～11000年前，地球第四纪冰期过后，气候转暖，冰川大量融化，加之连年暴雨倾盆，使四大洋的海平面上升197米，造成了世界性的“大洪水”。当年的华北平原，华东平原等许多海拔较低的地区，到处一片汪洋，正如《书·尧典》云：“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吕氏春秋·爱美》云：“昔，上古龙门朱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日鸿水。”当时还处在渔猎采集时代，大多沿江河湖海边居住的先民遭到灭顶之灾。洪水退去后，中原地区才又露出地面，伏羲部落才趁机从甘南天水一带东迁进人中原，地下出土文物作证，距今不过七千年。洞庭湖边彭头山夷（尼）人遗址距今八九千年，比伏羲人中原早两千年，这也许是他们当年从古巴蜀分支，沿长江东迁，中途很少留居的原因。彭头山尼人，后来成为楚的主体。古夷（尼）漫长的原始母系社会，是在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度过的。进人父系社会后，随着部落人口的增多，在世界性“大洪水”时，为躲避洪水，寻找新的生存地域，才分支四下迁徒。因此，而今的古夷（尼）系的民族：羌族、藏族和以伏羲炎黄为主体发展形成的汉族以及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土家、拉枯、傈僳等，都已无法追溯远古母系社会的历史。而彝族，根据彝经记载，有16个母系王朝的谱系。应当说，这不单是彝族的远古史，也是整个古夷系民族的远古历史。
（二）彝族在古夷系民族中的正确定位
过去，我们把古夷人单纯看做是彝族的先民，显然是欠妥。古夷是个分布极广的部落族群，从其中分支独立走向现代的民族不少，彝族只是其中之一。不同的是，彝族世代在祖先故地― 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生息繁衍，又有文字记载，因而保存的古夷文化较多，不仅祖先的历史可追溯到母系社会，原始宗教习俗、刻划文字、虎龙图腾祟拜、古历法、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占卜术、太极图、古言古语、古歌谣等等古夷时代的文化，都较完整地继承下来。因此，今天的民族文化学的研究，不得不更多地借助彝族的古文化。这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追溯来追溯去，最终被刘尧汉追溯到了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文化之中的原因。
（三）按古夷文化算，中国已有万年的文明史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史，上下五于年”，那是从炎黄时代算起的。现在我们知道，炎黄只是古夷（尼）族群中的两个部落，准确地说，是漫长的古夷部落发展史上，最后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两个较大的部落。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该从何算起？自然当从文字创始算起，有了文字，又有了天文历法，说明畜牧农耕已进入到了一个较为发达的阶段。古夷的刻划文字、地下出土文物证明，已有万年以上历史。古夷的“十月历”，也可追溯到万年前的畜牧农耕的初期，说中国有万年文明史，并不夸张。
过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中国排在最末一位，考古资料证明：埃及，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进入到青铜时代，其象形文字的创造，测定为公元前3000年。巴比伦，是在苏美尔人之后，由塞姆人、阿摩利人于公元前1800年创建的。印度，其文明的创建大体定在公元前2350年至前1750年之间，三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比起我国的古夷文明可追溯的历史要晚得多。中国文明，可毫不愧言地称做是“世界文明的鼻祖”（梁启超语）。
（四）有些旧观念，当适时改变
西南地区，不仅是古夷（尼）人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这一点，已是被众多史料证明了的不争的事实。过去，我们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自然，也把黄河流域当做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在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中，汉文化是最先进和发达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追溯汉民族的发展史，至今不过两千多年。它是以炎黄两大部落为主体，通过长期的民族统一战争，融合了周围的许多民族部落发展起来，到了汉朝时，才正式有了“汉族”之称。因此，毛泽东主席就曾说：“汉族人多，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说：“中原失礼，求之四夷。”显然，孔老夫子也知道中原华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道理。中原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中原丧失了的礼仪，还可以重新向四周的少数民族学习。可是至今，我们有些汉族的专家学者，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总习惯于从中原的汉文化中去寻求它们的渊源。在云南，我就耳闻目睹过许多这样的事。哪里有了古文物出土，不论其年代长短，他们都要从中去寻觅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这种做法显然是本末倒置，是不谙中国民族文化发展史的表现。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也如此。出土青铜器的祭祀坑，16个文化层，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4800年至4400年，比中原夏朝还要早得多，而16个文化层中出土的青铜器，专家们硬要将其认定商代的文物，为什么？难道这能算实事求是么？有人居然公开宣称：三星堆“属汉族文物”。如此无视历史，实在令人瞳目。还有凡说到中原汉人进入像云南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总要加上一句：“给这些地区与民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似乎边地少数民族，在中原汉人进入以么前，“原始”“野蛮”到什么都不会，需要汉人来“开化”他们。那样，西南地区又何以能成为中国众多古文化的发源地呢？事实证明，先进民族，未必什么都先进，后进民族也未必一无是处。具体向题要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经济是一切上层建筑（包括文化）的基础，没有相对发展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西南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说明西南地区远古时代的经济也是相当发展的。巴蜀的古区在春秋战国，乃至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堪称是个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三星堆”之所以出现在古巴蜀地，也就证明了一切，云南的古夷区也不例外。只是交通闭塞，信息不通，生产发展缓慢，以至比中原地区相对滞后罢了。
史学，是一门最讲求实证的科学，任何的成见和想当然都是不可取。历史真象既白，现在已经是摒弃旧观念，给西南夷区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所处的地位重新定位的时候了。
四、重新认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谈到中国与西域交往的历史，人们总要提到“丝绸之路’ “马可波罗游记”和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那都发生在汉唐时代的事。其实，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比汉唐要早得多。有不少资料表明，早在万年左右的古夷（尼）人时代就已开始。彝文经典《物始纪略》中就有“白人”“黑人”的记载。一个世代生息于西南高原、茫茫群山之中的民族，为何世代相传的典籍中会有白人黑人的记载？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就以马帮运输的方式，与西域（包括欧洲和非洲）有了商业文化上的交往。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中国其他地方不曾见过的纯金面罩。有人就猜测，可能是受了西域文化影响之故。据说世界上出土有纯金面罩的只有古埃及和希腊。这种猜测自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古夷文化的历史，要比埃及、希腊悠久得多，到底谁影响谁？尚待更多的地下出土文物作证。古夷的“十月太阳历”用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兽纪日，“十月兽历”的十兽（见前）纪日。埃及、巴比伦、印度也有以十二兽纪日的历法。与古夷（彝）的历法相比，埃及、巴比伦历与夷（彝）十兽相同的有蛇、猿、羊、牛、鳄，与十二兽相同的有蛇、猿、羊、牛。印度的十二兽，几乎是古夷（彝）十二兽的照搬，只是把“虎”换成了“狮”。受古夷历法影响的迹象古夷刻划文字的影响，在西亚古文字中更明显。如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距今4000年前的岩画刻符，希腊克里特岛距今3900年前～3450年前的线形文字、迈锡尼距今3450年前～3000年前的文字，印度河谷距今5000年前～4000年前的古文字，与古夷（彝）比较，字形笔划和书写方法都相同相似。有些字甚至用古夷（彝）释读。
西方学者大都认为，现今的英文、罗马文的字母，是在西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线形文字简化而成的。契形文字和线形文字与中国的殷商甲骨文比较，有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因此，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文明是西亚苏美尔文明东传的产物。”著名学者刘志一对苏美尔人及其文明进行了深人研究，苏美尔人在西亚出现的时间距今7500年前～5000年前。而古夷文的创制可追溯达万年以上。他指出：“无论从时序、体质特征、语言、文学、文化风俗等方面都证明：苏美尔文明源于中国的远古文明。”直到西汉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邛竹杖”“蜀布”。可见远在汉朝以前的数千年间，我国西部的古夷及其后裔，与西亚各国的交往，一直未曾中断。
总之，古夷（尼）人是中国远古时代客观存在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原始宗教信仰习俗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它从云贵高原和巴蜀盆地发源和发展起来的，不断地分支迁徙、扩展到了中国西部、西南部和中原广大地区的部落族群。它的发现，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史、民族发展史、民族文化发展史、民族科技发展史等的深人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这个部落族群的深入研究，必将对我国文化史上的众多不解之谜，会得到合理而又令人信服的解释。由此，中国的文明史的时序，必将向前推进一大步，更将符合历史的真实。从而确立起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上的鼻祖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