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自古以来就是昭通地区的世居民族。
昭通发现的距今十多万年前的早期智人牙齿化石，是迄今所知昭通地区最早的人类化石，在全国屈指可数，也是云南省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早期智人的发现揭开了人类活动在昭通的序幕，也翻开了昭通历史的一页，昭通开始有了历史。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石器、陶器在昭通地区各县市先后不断发现出土，证明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在人类社会出现后，原始人就生活、繁衍、劳动在昭通这块神秘而古老的土地上，并创造着人类历史，创造着人类文明。
特别是在昭通地区鲁甸县马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制造的陶质葫芦状器物，巧家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虎，透出这样的信息，昭通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的人们已开始创造和孕育着彝族文化的萌芽。
西周春秋时期在蜀国称望帝的杜宇和其妻梁利，都是昭通（朱提）人。杜宇即是彝族的再生始祖笃慕，其六子是“彝族六祖”，发展为糯、恒、武、乍、布、默六个主要支系，分布于西南各地，糯、恒、默支系均在昭通，而凉山等地彝族，大部分是从昭通的糯、恒支系，及古侯、曲涅支系迁徙而去的。四川三星堆轰动中外的重大考古新发现，雄辩地证实了杜宇的存在并非神话传说，三星堆遗址中有杜宇王朝的文化遗存。昭通也有杜宇的文化遗存，如青铜器物和铜人头像、青铜鸡、青铜鸡尊、青铜铃、青铜树等，与三星堆青铜器一脉相传，毫无二致。从而解决了彝族历史上的关键问题，即族源问题。由此，昭通地区是彝族的主要发祥地和祖源地。
昭通地区在彝族发展、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属于彝族发展、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地区。胡庆钧认为：“在历史上彝族长时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曾广泛涉足于今云南、四川、贵阳、安顺等地，都有彝族自己的专名。但是，彝族发展与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地区，应是今云南会泽、昭通一带，以及由此辐射发展的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彝族史专家马长寿也认为：“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不论从彝文经典的叙述看，或者从彝人的各种传说看，毫无例外地都说凉山的彝族（特别是黑彝）是从云南的昭通一带迁来的。直到今日，凉山彝巫为人招魂或死者送灵时，都要念到祖先从云南昭通到达凉山时所经的各个地名。又贵州西北部所流行的招魂、送葬经典以及前面我们提过的《西南彝志》，叙述贵州和四川永宁，庆符的彝族也都来自昆明的东部和北部。很明显，这些史料才是彝族历史的重要史料，只能根据这些史料的研究，才能够真正理解彝族古代的迁徙历史。”
汉、晋时期，唐、宋迄元、明，昭通地区彝族先民，史籍记载名称虽异，然披毡、椎髻、信奉鬼教，特征相同，风俗一致。彝族先民在昭通地区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的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历史足迹。或为邑落，或为部落，或为乌蒙王，或为土官土府。历史文物和汉、彝文献皆是绝好的证据。
清朝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歧视、压迫，导致武装反抗，清朝统治阶级在昭通地区肆无忌惮地进行了极千古之惨酷的血腥大屠杀。彝、汉人民均遭受了浩劫。社会剧变带来了大的变化。
民国时期，昭通地区彝族中的龙云、卢汉相继统治云南长达22年之久，形成了彝族统治集团，对云南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与龙云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经历了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的规律，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社会的历程。迄至解放前，昭通彝族社会还存在封建地主制、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社会残余，政治、经济、文化一直发展不平衡。
昭通彝族从古至今，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民族，也不断地有部分彝族融合入其他民族中，始终进行着频繁的双向式的融合与吸收。昭通彝族存在着由主体民族而变化成少数民族的突出演变。
昭通彝族从古至今与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开发了昭通地区，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物质和精神财富，发展了昭通地区的经济文化。
昭通彝族的历史，在中国彝族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中国彝族史不可割裂和缺少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