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五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国发〔2016〕22号），批准颁布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899部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4家。这899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754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31部和其他文字古籍14部。我县民族图书馆馆藏彝文古籍《纳多库瑟》（圣经问答）在列，入选编号00828，是继2008年清代彝文手抄本《指路经》申报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后再次申报成功。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2274部古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我县占两部。
从2014年1月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五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截止2014年5月，全国各省、市级古籍保护中心共有7381部古籍申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2个古籍收藏单位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纳多库瑟》是法国天主教神甫保禄·维亚尔（邓明德），1879年到云南路南（今石林县）彝区传教时，为方便向彝民传教需要而翻译的彝族撒尼文版的天主教圣经。邀请当地著名毕摩（彝族祭师）共同搜集整理彝文单字、单词，把一字多形的彝文进行规范化，用整理规范出来的430个彝文字编写成彝文圣经要理问答，它和另一部彝文书籍《法罗词典》，于1909年在香港纳匝肋印书局（lmp.Nazareth）出版，成为云南乃至世界最早用铅字印刷的正式出版的彝文图书。民族图书馆收藏的《纳多库瑟》是在香港用新闻纸印制的版本，流传在石林彝区的另一种绵纸印刷版本，是后来用香港带回来的彝文铅字印模范在彝区自己印刷的版本。
该书用朴素的语言，以一问一答的方式，阐述了对圣经的认识，即造物历史、教会的历史等；教徒要遵守的条文（律戒），即上帝十戒、教会四规；教徒要做的事（指圣事），即领圣宠、教会四规；祈祷时要说的话，包括必须祈祷和自由祈祷等。该书的出版对彝文图书出版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为彝族人民认识、了解天主教，提供了学习依据，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中华古籍，对促进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保禄·弗利克斯·维亚尔1855年生于法国，1876年加入法国外放传教会，1879年被派往中国传教。1880年，保禄·维亚尔抵达云南盐津，在龙启接受传教训练并学习汉语，之后被派往大理漾濞县，5年后转赴嵩明得泽村传教。为了融入中国社会，他自取中文名“邓明德”，而传教区域民众则多称其“邓保禄”。
在路南（今石林县）偶遇彝族支系撒尼人后，保禄·维亚尔对这些“善良、朴实、羞涩”的撒尼人很好奇，并萌发了向其传教的念头。于是，他在接近撒尼人的天生关村租房居住，不久以后，他干脆移居到“除了个别家庭外，都属于撒尼部落”的路美邑村。以此为中心，保禄·维亚尔开始了在撒尼人居住区富有传奇色彩的传教生涯。
保禄·维亚尔认真学习撒尼人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很快便融入撒尼社区。他经常穿着撒尼人的服装走村串寨，调查撒尼文化，并把它介绍到西方。他在石林生活了30年，谙熟撒尼文化，被时人称为“撒尼通”。1917年12月，保禄·维亚尔去世后，据其遗嘱，他被安葬在撒尼人居住的腹地——尾则。
历史价值
保禄·维亚尔的彝学研究代表作主要有：《论云南土著居民的语言文字》、《撒尼——云南的倮倮部落》、《云南撒尼倮倮的传统和习俗》、《倮倮的一场竞技》、《一篇倮倮奇文》、《倮倮有宗教信仰吗？》、《倮倮人的复活节》、《倮倮人的心性》、《维亚尔的云南来信》、《老街至云南省府铁路沿线所见》、《回归的喜悦》、《倮倮故事两则》等。虽然这些记录与描述难免带着欧洲人的偏见和时代局限性，但无疑是首次对石林地区撒尼人的社会概貌、家庭、婚姻、恋爱、姓氏、宗教、服饰、丧葬、文学和诗歌、音乐和舞蹈、竞技和体育、村社管理与权利、创世神话与祖先谱系等的全面介绍，法国文学院也因此而授予保禄·维亚尔文学博士学位。
保禄·维亚尔的文章除了记录撒尼人的民族文化外，还注意到撒尼人社区在接触汉文化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以及天主教传入后其社会文化的变迁。这就为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宗教文化进入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的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与涵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保禄·维亚尔试图结合彝族社会文化语境和谱系，通过传说的集体无意识寻找撒尼人的族源线索。他对“野竹根、撒尼人的祖先和木托山”等故事的关键词和“热书巴”等名词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断定“倮倮的原故乡应与云南某地相像，加上许多口头传说都称倮倮来自西边，经过大理府，而且大理的名称在倮倮文献中也保存了下来”，他由此推断撒尼人可能来自我国西藏与缅甸的中间地带。
保禄·维亚尔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南石林地区撒尼人的社会历史及其民族文化，其有关撒尼文化的研究著述被西方学术界视为彝族研究的经典，他也被誉为“第一个系统研究彝族文化，并且是当时最有成就的外国学者之一。他的彝族研究实践翻开了国际彝学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