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笔者第五次深入四川凉山进行调研。这次来到了凉山腹地昭觉和布拖，进行了田野访谈、座谈、采访和实地观察、考察。我们在当地志愿者的协助下做了近300份的问卷调查。这次调查我们发现凉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由奴隶制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凉山彝族，他们的跨越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如果说制度的变化比思想的变化更容易，思想的变化比文化的变化更容易，那么凉山彝族经过民主改革后，他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与文化的变化是与内地同步的吗？民主改革前，大凉山上的彝族，有的还处于部落经济时期，长期处于家支械斗中，而今他们的后代是如何看待今天的变化，思想观念是否认跟上了今天的变化，是否认可了今天的身份呢？
昭觉德古座谈
布拖德古座谈
布拖德古座谈
一
“没有共产党，没有民主改革，我是否还活着”——一位黑彝后代如是说
众所周知，凉山彝族在民主改革前是一个等级森严且不可逾越的民族，由高到低分别是土司、黑彝、白彝、阿加、呷西。民主改革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本想以“呷西，您好！”为主题，做一个曾经的奴隶后代的生活现状深度调查，但发现很难提起这样的话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难道他们对曾经的祖辈身份不愿提及，还是另有苦衷？笔者认为，从家支入手调研能够了解到祖辈情况，也许会有突破。通过对回收的相关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发现了新的现象。针对布拖县地洛乡依子村49份回收的问卷作统计分析发现，对“民主改革时期，您家前辈的成份是？”这个问题的回答，32份问卷填的平民或一般平民，17份问卷没有回答；对“您的家支是？”这项问题，回答了的是（吉子、李子、克日、阿育、吉等）家支，同样，有18份没有回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问题都不回答的，几乎是同张问卷。可见，有人有意回避了这样的问题。类似的答案也出现在其他调查地区。
通过对凉山彝族家支谱系的对比，发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被调查者几乎都是谱系上的黑彝和白彝。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彝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愿意说祖辈的曾经的成份——或者真的不知道过去的成份，或许忌讳自己是奴隶的后代的身份。
我们换一个视角，调研曾经的贵族——黑彝的后代。如果说，经过60多年的变化，曾经的贵族的后代对新中国的改革是认同的，对共产党的领导是认同的，这不更能说明问题吗？
据档案记载，“1955年12月24日，以阿候、苏呷等家支为首的少数反动奴隶主分子、在国民党残余匪特的煽惑下，利用民族口号欺骗和胁迫群众，煽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并迅速波及全区14个县，前后累计参加叛乱者三万人左右......”可见，凉山布拖、昭觉民主改革的工作是非常艰难地进行的。笔者仔细核实了一份关于叛乱头目名单中的家支情况，昭觉地区参与的奴隶主有219人，布拖67人；参加叛乱的家支中，阿候有177人，而阿候家是昭觉最大的黑彝家支之一。
在另一份昭觉县黑彝支系情况、上层人物登记表里有整个昭觉黑彝情况介绍，介绍极其细致，分为10个部分，其中家支有家别、大支、小支的细分，然后是主要头人，社会地位，武器、威望、势力，家庭经济情况，解放前后主要经历及目前政治活动等等，可见，当时政府对整个凉山的黑彝了解非常清楚。通过对历史档案的调阅，笔者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对于黑彝而言，只要是拥护民主改革的，皆为团结依靠对象。那么，彝族中曾经的贵族后代，民主改革六十几年后，是如何看待今天凉山的变化的呢？
调研中有黑彝罗洪家的后代，现任法院副院长；有巴且家的后代，现今的村支书以及德古中的黑彝后代们。笔者等调查人员对彝族社会秩序维护有重要影响力的德古们进行了专门的座谈与访谈。参加座谈的6人中有3人祖辈是黑彝，一人是土司后代，2人是白彝。这些在人民群众中有威望、有道德操守的德古们，完善了民族地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正如法院文件所述：通过改造带有奴隶社会烙印的传统习惯法，将国家法律与彝族习惯法结合，法官的法律专业性与德古熟悉习惯法相结合，通过巡回法庭、助力脱贫攻坚，做到工作前移，矛盾不上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座谈中，德古们对近几年的社会治安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一致认为大有改善。过去，家支的私力救济已经没有了，特别是“打黑除恶”以来，他们对今日的政策措施以及制度建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笔者询问其中一位乡长“是否因为您是黑彝的后代，您的家支强大，您才当选的？ 你如何看待今天的社会制度”时，他回答道：“没有共产党，没有民主改革，我是否还活着？我可能早就被家支械斗给打死了。”类似的回答，在调研中比比皆是，这些黑彝后代们，他们对民主改革后自己家族或家庭的遭遇能够非常理性地认识，他们的后代都是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下学习并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自己祖辈和今天的身份认识清晰而又明智，并发自内心地要为本民族的进步与发展贡献才华，他们对自己家族和自己的未来充满着憧憬与信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点，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变革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施，而今的凉山彝族，正由一批冲破了等级界限的民族杰出人士带领着，走向未来。
二
“我还想读博！”——扶贫攻坚战上的硕士乡长
初见日勒时伟，他的满头白发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这位85年出生的乡长 2008年本科毕业后便返回凉山，在布拖一干便是10年。这十年来，他不仅完成了研究生的在职学习，还先后任布拖县各地干部。十年来，一步一个脚印，他把对家乡、对自己民族的热爱融入到工作中，与乡亲们共同奋斗在脱贫一线上。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无数个节假日，他都在一线忙碌，带领着他的同胞“脱贫”，硬是将黑发“染成”了花白的头发，他笑着说：“我是少年白”，好一个少年白的乡长呀！
凉山彝族的贫穷和落后一直纠结着出生在凉山彝族腹地布拖县的日勒时伟，那种心痛和牵挂，他人是难以体会的。2004年，他成了当年布拖县唯一的一个本科大学生。四年的大学学习，让他看到了自己家乡、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差距，也让他坚定了建设家乡、改变民族现状的决心。2008年，他参加选调生考试，分配回了布拖县，成为布拖县合井乡政府的一名文书，在乡镇上一干就是10年。10年间，他辗转布拖县5个乡镇，实践着村级管理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乡镇村级事务管理、乡规民约的制定与完善、文明新风的宣传、还是在扶贫攻坚的工作中，这位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专业的硕士乡长。吃透了乡情，把对家乡、对彝族同胞的满腔热诚融入了人生之旅。扶贫要扶智。日勒时伟说：“我是被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代人，我一直认为教育是让这个民族一代一代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关键。”他心中始终有一份沉甸甸的牵挂，如何让凉山彝族这个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真正的脱贫？彻底改掉民族传统遗留下来的陋习，真正从观念上到物质上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扶贫要扶智，教育是改变彝族观念的第一良方。2018年，日勒时伟上任布拖县地洛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学校调研，对学校生源、硬件设施以及教师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摸底。日勒时伟说：“党和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以及“脱贫攻坚”政策在凉山地区的大力开展，给了布拖很大的发展机遇，现在布拖县已经完成了“一村一幼”学前教育，彝族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普通话、培养学习生活习惯，改变语言不通的状况”。我们去了一个村，推开一户农家小院的大门，一位5岁左右的小女孩，用流利的普通话与我们对话，这在十年前是不敢想象的。许多彝族家庭的观念已经从“让孩子上学”转变成了“让孩子上好学”，人民群众都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好的老师能够到凉山来任教。对于凉山最落后的东五县来说，教育上最大的困境便是优秀教师资源的流失。因此，日勒时伟想设立一个教育基金，一方面用来奖励优秀的教师，另一方面，用来奖励优秀的学生，尤其是考上大学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目前，日勒时伟规划中的教育基金已经筹集到社会资金20万，该基金的资金来源多来自于企业的捐赠，也有一部分来自于乡政府节俭办公开支，省吃兼用留下的资金。下一步，日勒时伟，正在草拟基金的使用及监督办法，希望尽快能够将这笔资金用起来。
同样一位出生在凉山盐源的法学学士云华，2006年西南民大毕业时考上了四川省委组织部选调生后，被分配到冕宁法院工作直到2011年7月被组织调到凉山州纪委纪工作，而2013年6月至2015年12月又到美姑县任乡党委副书记和村第一书记，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任雷波县某村第一书记，同年8月回到了州纪委。长年在村县工作，常常是“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工作经历，磨砺了坚强的信念。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深入骨髓，他说：我绝不会利用自己的工作为家人谋利益，即使我的工资还了贷款只够自己一个人用。他曾经屡次想考研，而又屡次因为工作放弃了。他在雷波任第一书记期间，带领驻村帮扶队，积极协调项目资金，组织发动党员群众帮扶结对，共结成9个帮扶对子，帮助残疾户、五保户等无劳动力的建卡贫困户建房。协调整合资金800余万元，实施彝家新寨整村推进，新建民俗文化广场、综合楼，修建了71栋新居、完善了住房功能的有30家、建便民板桥1座，修排污沟、入户路10余公里，安装防护栏3.5公里，微光路灯85盏。收到捐赠大衣、油、米、药品等物资折价5万余元。成立专合社，参与村民33户，每户发放基础母羊5只，他们还嫁接核桃500余亩，规划发展白茶104亩，实施党员精准扶贫示范工程2户。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达100%，新农合参合率达100%，实现了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个好”目标。
这些都是因为受教育而改变观念、奋发图强的生动典型，他们因为接受了好的教育，又回到故乡，回到基层，回到本民族中去带动这个民族一起走，一起奔向美好明天的新时代。
昭觉法院提供
布拖在建扶贫房
入村调研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共产党人不仅说到了，也在中国最贫困地区实践着。借用布拖地洛乡长时伟的话： “如果说，民主改革是凉山彝区的第一次社会制度变革，“地洛模式”的创造实践是地洛第二次自我肌体革命，那么，脱贫攻坚则是地洛摆脱千百年来贫困的第三次社会变革。地洛乡的深刻变化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为人民谋幸福；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真正攻克贫困堡垒；只有依靠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才能改变贫困命运，创造幸福美好生活。”凉山腹地一旦脱贫，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就是以全胜收尾，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艰难困苦只有那些身临其境的劳动者、奋斗者才知其中甘苦。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向世界告白，我们正勇敢地不屈不挠地向贫穷宣战。在这一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凉山彝族与我们一起走，一起奔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张晓蓓，法学博士，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张胜琴，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