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屏县地处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部，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5%，是一个“九分山有余，一分坝不足的”的高原山区县。石屏在西汉时称“旧欣”。“旧欣”为古彝族族名，亦为其聚居地名。“旧欣”译为汉语则意为居住在山麓林水边的民族。石屏县全县人口30万余人，境内居住民族有彝、汉、回、哈尼、傣等十余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54%以上，其中，彝族占49.97%，是云南省彝族比例最高的县份。境内主要居住着聂苏颇①、聂苏泼②、山苏③和朴喇④四个彝族支系。其中，聂苏颇有9万余人，占石屏彝族的76.7%，居住在石屏的大部分地区，汉文化水平较高；聂苏泼占石屏彝族人口的22%，居住在龙武、哨冲、大桥及龙朋的部分山区；山苏人口有五百左右，主要居住在宝秀摩沙郎以及大桥六美尼、石崖头、坡头、上午、寒磨底与新平、元江交界处；朴喇，人口数百人，主要居住在宝秀斐尼、小冲。朴喇久居山谷，从元、明、清到民国其习俗没有大的变化。解放前一直保持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刀耕火种。建国前，无一人读书识字。
世界因多样而精彩，民族因个性而富有魅力。石屏彝族民族文化资源独特，自古重教兴文，人文历史源远流长。其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民族风情在云南享有盛誉，在全国也颇有影响。石屏彝族民俗文化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彝汉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石屏是云南省彝族比例最高的县份，石屏彝族文化与汉文化联系比较密切，汉文化也较高。特别是从明代实行军屯制度以来，石屏汉彝文化的交融不断加剧。在这一过程中，彝文化沒能同化汉文化，汉文化也没能成为石屏这一地域的强势文化，而是形成了两种文化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和谐发展的现象。现今石屏彝族的很多生活文化都是汉彝文化的糅合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西方价值观念和先进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浪潮猛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像石屏彝族民俗文化这种地域分散、组织不严密、体系相对不系统的地方传统文化更容易被这种思潮影响，这就使得石屏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出现了一些让人值得关注的特点。
1.融合的加剧
石屏彝族民俗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汉文化和石屏原住民的生活文化不断交融、发展的历史。关于彝族的起源，各民族学家、史学家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并没有定论。一般而言，现在的学者更倾向于彝族的来源不是单源的而是多源的，它是众多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融合的结果。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石屏在春秋时代就有人类活动，而彝族正是石屏地区的原住民之一。彝族《指路经》是讲述把死者的灵魂从目前居住地按原路送回祖先们所居住的地方的典籍，据石屏“花腰”彝《指路经》所载，尼苏彝的送魂路线主要指向滇中的滇池周围，很显然，石屏彝族源自昆明一带。
历史上，石屏彝族文化和汉文化大规模的交融发生在唐代和明代。特别是自明代以来，明王朝在石屏实行军民屯田制，大量汉族迁入石屏，办府学、书院，建盖各种庙宇，大力推行汉族的各种风俗制度。汉文化在当时做为一种官方推崇的强势文化，逐渐改变了彝族文化在石屏的主体地位。当然，这种交融的结果最后并没有使彝族文化趋于衰落，而是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圈，使汉彝二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心理相互接近或趋于一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区山地文化。
到了现代，由于交流、沟通的便利以及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再加上文化主体生存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物质文化生活的大幅度提高，汉彝文化的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并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和特征。首先，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少数偏远地区村寨的彝族民众还会使用本民族文字和语言进行交流外，大部分人现在已经通用汉字和汉语。在牛街、哨冲、龙武的彝族聚居区，村民们普遍使用二种语言交流——与本民族的人使用彝语交流，而与本民族以外的人则使用汉语交流。与此同时，彝族语言对汉族语言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很多石屏地方方言词汇就是彝语对汉语影响的结果；其次，文化主体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心理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村寨的彝族民众，虽然对“彝族”有认同，但不会听说彝族语言，不穿彝族服饰，对彝族及自己的家史了解不多，对彝族仅仅存在一种“身份”上的认同了；其三，汉彝民族的民间信仰在相互渗透，节庆习俗也在相互融合。汉族青年喜欢跳烟盒舞、过火把节，而彝族青年过情人节、逛庙会已经是很常见的事。
2.民俗文化传承后继乏人，文化传承链出现断裂
在历史上，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使石屏彝族民俗文化在世代传承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并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得以保存。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石屏县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以后，石屏县广大彝族地区的交通、信息设施建设不断得以完善，商品经济的浪潮席卷了昔日封闭落后的广大彝族山村，经济利益观念快速被广大彝族村寨的民众所接受。这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空间封闭性的打破造成了昔时民众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唯一性也发生了改变。随着人们眼界的日渐开阔，民众的思想观念、族群心理也逐渐改变。石屏彝族民众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这种选择空间的变化，使得石屏彝族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受到了从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造成了石屏彝族传统文化以言传身教、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的传承链条出现了断裂。在本文的调查点斐龙村，在上个世纪活跃于本村和其它相邻村寨的木工队⑤连同他们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木工技艺现在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斐龙村，笔者走访了村里最后的一任木工队队长普保来⑥，他告诉笔者，已经有几年的时间没有人请木工队去做工了，队里的十几个师傅都已经改行或外出打工，他带出来的三个徒弟有二人去了县里的一个建筑队，有一人还留在村里务农。现在木工队已经完全解散了。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文化的变迁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一些落后、不适宜社会发展的东西被一些合理的东西所取代，一些优秀、珍贵的文化遗产——比如，在龙武、哨冲花腰彝聚居区的民间艺术精品花腰刺绣、花腰剪纸等等，也正面临着流失与消亡的危险。
3.某些文化特征与文化符号的消失
石屏彝族民俗文化经历上千年的沧桑而传承至今，虽然也有其变异和发展，但其内在的稳固性、连贯性一直没被打破。而如今，标志石屏彝族民俗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却好似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像语言、服饰等这些代表一个民族最明显特征的文化符号正在快速消亡。年轻一代对自己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也大不如前，而年轻人不仅是自己族群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接受者，同时也扮演着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代文化主体的文化心理将决定着地方传统文化的最终走向。在斐龙村，笔者走访了村里的老艺人余桥贵⑦，他对笔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与老一辈相比，思想活跃、眼界开阔、知识丰富，而对族群文化的了解与依赖却是远远不如从前了”。改革开放以来，电视、电影、广播、书籍、电话、报刊等迅速在往日封闭的彝族山寨涌现。小卖部、录像厅、台球室、溜冰场等也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彝族山村出现。这些新生事物潜移默化地吸引着彝家村寨的年轻人，改变着年轻人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然而，很明显的是，接触外界和现代文化观念最多的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也往往最少。语言和服饰承载着在该语言环境下生活的文化主体的生活文化，其中蕴含着该族群的民众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潜意识里对这种文化的强烈的依恋。但是根据笔者的调查，在斐龙村，会讲彝语的人仅有18人，并且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会听彝族话但不会讲彝语的有52人。而在服饰方面，则只有6人在日常生活中會穿着彝族服装，这6人也都是从其它彝族村寨嫁入斐龙村的“花腰”彝和“山苏”彝妇女。在笔者另外的一个走访地龙武旧沙村，民族语言保留相对比较完整，彝语仍然是村民们的日常交流语言，村民们只有和本民族以外的人交流时才会说汉语，但全村没有一个人懂得彝族文字。在服饰方面，汉族服饰是其主要日常着装，“花腰”彝服饰只有在火把节、三八妇女节才会集中穿着，而男子的着装则已被完全汉化。
4.文化规范和整合功能的弱化
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会有差异，但经过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会在基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念上达成一致，这就是文化的规范和整合功能。规范的产生是由于人的需要，而文化的整合则使得规范变得更加系统化，并使之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最终起到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一个族群由于共享一份族群文化，不论他们的生活环境怎样，也不论他们的个人思想情感如何，都会对本族群有认同感，不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行为上，都会以本族群文化作为准则。石屏彝族文化之所以历经千年的岁月而能基本保持稳定，除了其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环境外，其文化传承机制的有效运转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今，商品经济向石屏彝族山村的快速推进，使扎根于传统农耕生产的石屏彝族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农耕经济的一些局限性也很快地暴露出来。在对生活方式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之后，彝家村寨的年轻人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渐渐失去了兴趣，传统文化的规范整合功能正不断减退，并波及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任何一种文化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但是，如果这种变迁太迅猛、太激烈而不是缓和的和渐进的话，这种文化就很可能发生断裂，其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会随之流失，最终导致了传统文化规范功能的不断弱化。
注释：
①聂苏颇，旧称“倮罗”，汉称“三道红”，以妇女发式、服式而得名.
②聂苏泼，以前称为“罗婺”或“鲁屋”，汉称“花腰”，以其服式得名.
③山苏，旧称“扯苏”或“车苏”，其族居高山之上，故称“山苏”.
④朴喇，又名朴腊，古蒲那。朴喇好酒，耻盗，近亲婚配.
⑤斐龙村木工队由大师傅、刨工师傅、泥工师傅、瓦工师傅以及一定比例的徒弟组成，人数一般保持在二十人左右，由大师傅兼任队长。木工队有严密的组织，有严格的拜师程序，有行话，有各种禁忌和做工仪式。木工队负责着村里的房屋建造工作，有时也会被邻近的小村寨请去建房，主人家按天数结算工钱，提供一日三餐。木工队的师傅们曾经一度是村里最受村民们尊敬的人。
⑥普保来，男，彝族，66岁，斐龙村人，曾任斐龙村木工队的队长，是木工队里的大师傅。
⑦余桥贵，男，62岁，彝族，斐龙村人，曾做过村里的代课教师，是村里有名的竹编工艺艺人。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仲富兰.民俗传播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3]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4]李朝旺.石屏彝族民俗[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5]司徒云杰.文化主体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6]木基元.石屏史话[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7]和少英，王正华编.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8]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9]王明东.彝族生态文化探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5）.
作者简介：何文（1979-），男，彝族，云南省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红河开放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民俗学专业），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族民俗文化。
(文字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