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企业家在发展阶段和转型期的作用已经成为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的转变促进了民营企业家阶层的迅速发展，使得关于企业家阶层的讨论更加活跃。
迄今为止，企业家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既没有在经济的，更没有在社会学的或者政治学的理论中得到承认。这可能是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或李嘉图）、新古典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中，企业家的个人行为被认为不大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把企业家作为消极因素来理解。人们认为发挥中心作用的是总体机制，如市场、投资或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个人或个人的团体。迄今为止，对多民族国家里土著少数民族中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以及对相关社会的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企业家阶层的产生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的研究非常欠缺。
1．研究草案及目的
目前，对现代化进程范围内的民族动员（mobilization）情况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而对土著少数民族企业家新阶层的产生及其对民族动员和民族意识所起的作用，有关的学术研究与分析更是寥寥无几。中国，一个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正好可以在此作为典型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量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两者间存在的紧密关系的研究。本课题以凉山地区为案例，对以下三个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1）新兴企业家在彝族社会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2）彝族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及其对社会动员和族群性的影响；
（3）在经济的和社会的变化过程中社会性组织（家支）的角色与经营思想的改变。
这个项目将把对经济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联系起来：（1）对经济的理解是作为个人的（民族）活动者的经济行为；（2）把经济理解为约束社会性（民族）组织的一系列规则，本文的例子就是凉山的彝族。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企业家一方面是作为与市场紧密联系的企业化的人，另一方面是作为扎根于民族和社会结构土壤的民族化和社会化的人。
1.1研究对象之一：介于经济与社会角色之间的企业家
经济学理论有关企业家的研究分为不同的部分，如（1）强调收入分配的因素；（2）对于市场过程的专注；（3）企业家作为经济的、富创造性的创新者；（4）企业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除了这些，我们的研究还要涉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指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蕴含在他的社会关系里，他的行为不仅要保护他对物质财产的个人利益，而且还要保障他的社会地位、满足他的社会需要以及捍卫他的社会价值观念。在这里博兰尼强调的是一个经济体系里非经济的动机。与此非常相近的是，一些社会学家如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以马科斯·韦伯（max weber）和乔治·斯默（georg simmel）为依据，察觉到经济与社会在体系上的相互关联，并强调任何经济行为都同时具有文化的和社会的因素。相应地，杜克海姆（durkheim）也谈到过精神和物质领域之间的共生关系，而波杜（bourdieu）则根据其“非经济学的经济”发展了他的社会性和象征性资本的理论。同样地，我们研究的中心头不是关于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功效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是如何通过经济的和社会的变化过程而转变的问题。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企业家周围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一关系是如何通过少数民族（彝族）企业家进行变化的。
彝族企业家活动于两点之间：一方面要求他们排除非经济因素参加市场活动，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对家支具有道义上的责任感。在本文中，这种一方面必须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又在道德义务的驱使下不得不将所得与家族共享的二重性，被称为“商人的两难困境”（traders dilemma）。总而言之，这是将经济放入社会的整个大框架中的结果，特别是因为，正如法国 的民族学者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所说“交换不单单是经济上的交易，而是一种全面的社会现象”。因此企业家阶层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要素。
1.2研究对象之二：作为个人的和民族的企业家
彝族企业家这种一方面作为市场上的社会活动家，另一方面又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一名成员的双重角色，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又一个重要的结合点。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曾指出“集体认同多重性”的存在。个人（在我们的例子中即企业家）既作为个人。又作为人际关系群体如民族、地区或语言群体中的一员行动，这样的双重角色也体现在民族企业家身上。这里伴随对个人的动员（mobility）而来的是对民族的动员。对不仅作为个人动员的，而且也作为民族动员的活动家的民族企业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彝族社会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
1. 3目的
拟定的研究计划要研究的是，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对彝族社会、对社会性组织以及对彝族群体意识产生的社会性后果。此外，为了比较彝族企业家和汉族企业家在经济和社会行为差异，本调查涉及了32名企业家，其中汉族占10％。民族之间和经济上的隔离也应作为分析的对象。与此相关，我们要研究以下问题：
（1）在向（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是怎样产生一个有着固定网络结构的民族经济和“民族企业家阶层”的？
（2）民族资源的动员对于彝族企业家来说起什么样的作用？民族企业家从其民族环境中获得多少好处，并因为本民族的团结一致享有多少凉山地区的非彝族人享受不到的利益？
（3）新兴的彝族企业家对彝族的社会结构（如家支）有什么影响？
（4）彝族与汉族企业家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吗？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分工吗？由于市场竞争和可能的市场排挤会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吗？
（5）彝族和汉族企业家在企业行为和经济思想上有多大差异？
整个研究过程还要弄明白，民族企业家的认同感和族群性是否得到加强，如果是，又是怎样加强的。同属一个民族以及语言和文化的共性也给商业上的往来设定了一个关系亲疏和情感厚薄的尺度。这里语言（彝族）也起重要的作用，因为彝语强化了与汉族之间界线划分的状况，使网络的建立更为方便，但同时也导致了排外机制的运行。也就是说我们还要探究，是否因为不同语言加强了一种“我们”／“他们”的二分化，并是否由此扩大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界线。这里不仅要考察族群性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作为商业成功以及资本积累的资源，而且还要考察以下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即边缘地区自身的发展使得这个地区民族群体的谈判地位和组织能量得到增强，并因而也使这个民族群体与中央政府交易的潜力得到加强。
本研究课题具有以下三个特征性的研究范畴：
（1）理论范畴：探究如何运用现有的关于企业家阶层的理论来分析彝族企业家阶层的形成，研究重点放在经济（民族企业家阶层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社会（企业家阶层的社会功能和它对相关社会的社会变迁的影响）的联系上。同时，还应对民族企业家阶层、民族认同感以及族群性之间的关联作出答复。
（2）比较范畴：应研究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汉族和彝族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其中的中心问题是有经营思想、社会行为、经济上的交织或隔阂、彼此间的感性认识，还有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家角色上的民族差异的因素。只有通过比较，最终才能弄清错综复杂的族群性和民族认同感的实质问题。
（3）研究的实用范畴：在理论的和比较的方面以外，研究结果还应在能为彝族企业家阶层的发展提供具体建议这个意义上具有其应用价值。这点须作为本课题的一个附加的收获来理解，因为对理论和比较的认识最终要归附于实际运用的范畴。
以上阐述体现在本文的段落划分当中，首先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阶层出发，然后，在我们的这篇论文作出结论之前，再将它和民族联系起来。
2．企业家：经济的和社会的活动家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对企业家的理解是：按经济学方式思维的活跃的人（homo economi－cus）。作为所有者，他“设计、成功创建并／或主动地，独立、负责地领导一个企业，同时（他）承担着个人风险或资本风险”。单从语言上就可以看出，他是被作为一个行为的主体来理解的，其中企业家首先是用他的行为推动一场生气勃勃的经济过程的运行。研究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理论家约瑟夫?a?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具有创造性、改革精神和领袖气质，企业家的作用在于认识到经济领域的可能性并将其实现，不过企业家更多地是通过他的意志而不是他的智慧活跃于舞台，而月、他们必须面对那些说自己行为不正常、与社会格格不久的指责进行自卫。
然而企业家在经济上的一面，还无法说明他们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如果我们把企业看成是“若干事件错综复杂重叠结合而成的体系”，它们的集合作用可导致变迁进程的发生，那么企业家作为活动家对这一体系形成和影响的决定性作用就不难理解了。同时，他们并非活动于真空中间而是身处各种社会关系的包围之中，所以他们并不是独立地、而是在社会这个大环境里活动的。社会关系使得商业活动有可能获得成功。经济功能的实现同时要求社会和政治的投入，特别是不能把建成和领导一个企业简单地作为结果、而要作为过程来理解。变化进程告诉我们，为了能维持、发展和壮大企业，企业家必须要跳出纯经济这个框框。马克思关于企业家的基本特征归结为以赢利作为最终目的看法并不充分，首先，利润并不仅仅是目的本身，而且也表明是正如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乔治·斯默（georg simmed所述形成自己一套规范的并因而具有纳税功能的“利益中心”。其次，精神收获（psychic profits），亦即非物质刺激（比如社会的承认），也对企业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再者，企业家的担保和风险最小化要求有一个合法的环境，要求与政治、银行和官方建立个人关系，以及要求利益集团内部的组织化，以便能从国家那里实现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说，企业家还有超出经济范畴很多其他的利益，即使它们很可能主要是为保障其经济行为服务的。这样作为利益活动家也就同时成为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推动者。
3．中国的企业家阶层
然而问题是，熊彼特所定义的企业家（富创造性的革新者），在中国内地以及在工业化更不发达的彝族地区，是否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企业家，尤其是因为“西方的”企业家通常被视为启蒙运动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人。在中国以及在彝族社会里，企业家首先是一个一群人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或是创办了并经营着一家私人企业，或是承包了一家国有或集体的企业并独立经营它发展下去。这个圈子里的人多是脱胎于较稳定的国有领域并迈上了一条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有偏离的或至少是充满风险的道路，这本身就蕴含着革新的精神。
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刚被理论界关注。市场化改革以及放开私人经济活动，导致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企业家产生的前提是重新放开了民营经济以及取消了对它的限制。1987年取消了对私营经济的人员限制（限制依靠工资的职工的人数），而且私营经济得到了法律的保障。私营经济开始只是作为国有经济的“补充”，1999年的修宪则从法律上赋予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以同等的地位。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出现困难，工作位置减少的同时适龄工作人数又在增加，供需出现瓶颈现象，希望就寄托在通过向民营经济征税以增加收入上。自90年代初，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通过精简人员整顿国有企业的尝试以及对不能获利企业的关闭，使得这期间民营经济成为就业的主渠道。据估计，1998年底至少有2.5亿人在非农业的正式（注册登记的）和非正式的民营经济领域工作，大约占就业人数的36％。从重新允许“个体经济”的1978年官方统计的从事个体经济的大约33万人到现在上亿人的发展也从数量方面说明了市场化的进程。
4．企业家－－一个异质的社会群体类别
但是企业家并非一个完全一致的同类群体。有的企业家来自地方党政机构（出身：“干部”），有着各种关系，有的企业家则没有这类关系。而正是这种干部阶层与企业家阶层的相互结合，推动着政治的经济化并从而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维尔纳·来巴特（werner sombart山将企业家分为“强人者”和“狡猾者”两类：前者出身于公职人员，可以依靠以前的职务提供政权的潜力（文化资本、关系、关系网）；后者则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主要依靠商人一企业家式的潜力。有的企业家是推动型（push）的，他们因为对以前企业的工作条件不满意而独立谋求发展，有的是拉动型（pull）的，他们受企业的创造力以及它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吸引而放弃了以前的工作。还有一种根据独立经商的不同原因作的划分，如（1）利用市场机遇和市场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地区）；（2）由于晋升的机会受阻（独立经商作为社会地位上升的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3）有作为高层政治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家属在机遇上的优势（特权、社会关系）；（4）生存战略（失业者、退休人员）。李又将企业家划分为三种类型：农村的能人、城市的倒爷和来自政府机关独立谋求发展的“下海”人员。不过这种分法看上去受成见的影响颇深，因为它将不同类型中的所有成员无一例外地视为一体，并将城市企业家片面地与投机份子等同起来。最后，不要忽略企业家阶层内部的社会层次。
5.关于“民族企业家”这个概念
本文所谓“民族企业家阶层”是指那些（l）同属于一个少数民族，（2）从事商业活动时要依靠本民族团体的支持，这种支持可以是非正式的（朋友、亲戚），也可以是正式的（民族性机构和民族性组织的网络），以及（3）将民族资源（来自同一民族的劳动力和管理者；与同一民族其他成员的商业关系等）用于他们的商业活动。同时，民族企业家阶层是以在一个有限范围（地域的或是行业的）内的商业活动为前提的。
民族企业家阶层产生的社会根源仍是一个争论的理论问题。目前有四个基本观点：（1）由于受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民族的歧视和机遇上的阻挠，少数民族成员的出路就只有工作上的独立自主（偏见理论）；（2）文化理论要深入研究的是企业家阶层产生的文化前提，即经营思想的问题，一种“商人的意识形态”的存在的问题，或是将企业家阶层仅仅理解为“求生之道”（way ofmaking a living）、还是理解为“生命之道”（way of life）的问题；（3）关联理论 （contextual theories）将社会内部的各种关联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机构称为企业家阶层产生的具决定性的前提条件；（4）对于客观情况从属理论（situational theories）而言，历史情况才是决定性的。另外，尤格（young）和哈根（hagen）认为，民族企业家阶层应被理解为一个群体对事实上的或即将面临的地位丧失的反应，即“反应性的族群性”。实际上，对民族企业家阶层的产生需要一种多重的解释方法，它不仅要考虑到传统的观点（经济布局和经济思想），而且还要考虑到由客观情况决定的环境（资源状况、贫穷、失业）、制度性前提以及社会的组成部分和社会激励。
6．凉山州的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
被调查地区（凉山自治州）的经济状况最终使得民营经济以及随之产生的新的企业家阶层成为摆脱贫困和减少失业的绝对必要。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约占领土面积的5o－60%）的状况要比多数民族（汉族）居住地区的状况严重得多。有将近一半的国家级贫困地区（人均年收入低于400元的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那里只有很少几家国有企业，而且它们主要从汉族地区招收劳动力。与高失业率相伴随的则是经济上的贫困和相应的社会问题（犯罪、吸毒、迁移）。一项中国的研究报告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集中的西部，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过于缓慢。因此199o年代初中央政府就作出要重点资助在这些地区建立民营或私营企业的决定。但迄今为止，资助方式几乎只是简化从当地部门获取营业执照的手续。有关地区没有必需的资助资金，银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贷款给民营或个私企业家。
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相比，凉山自治州算得上最贫困和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90年代中期，自治州的17个县中有12个被评为“贫困县”，人均年收入低于2oo元。凉山地区的彝族人中有一半以上被认为是“非常贫困”，这意味着他们生活在贫困线（年收入低于2oo元）之下。9o年代末期，一半的居民家里无法通电，95％的村民没有与公路网相连。这12个贫困县每个县的平均财政收入只有1300万元，国家必须资助3亿元。还有很多县连付给职工工资和保障基本的社会福利都一直有困难。由于这里的恶劣条件，几乎没有人到凉山的这些县投资，专业人员也都迁居他处。
这种状况是为什么把发展民营和私营经济以及从而发展企业家阶层视为这一地区一项重要的经济战略以及克服贫困与失业的核心的重要原因。1999年上半年，凉山自治州的“个体经济”有54169户，人员共77689名，“私营经济”有888家企业，人员共16231名45。这表明1998年底，拿工资的劳动力中已有相当一部分在个私、民营经济领域从事工作。
7．调查和采访的初步结果
7．1被调查地区的民营经济
由于划分类别的不同，这两个县的数据报成问题。一个县名义上根本就没有私有企业，只有乡镇企业。原因是那里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开采矿山的，而原则上国家禁止私有企业从事采矿。因为这个县实际上没有国有企业，民营的采矿企业构成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县政府规定，将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归类为乡镇企业并受乡镇企业管理局管理，而对民营企业家利益负责的县商会只有权就其所属会员企业的问题给予答复。据说几乎所有较大的民营企业都是它的会员。另一个县的不同部门（工商局、乡镇企业管理局）给出的数据也是大相径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将这些数据说明纳入我们的研究，只是不要视其为实际情况，而将其作为一种趋势看待。
根据甘洛县商会的陈述，1999年上半年甘洛县的企业家按行业和民族划分情况如表1：略
根据冕宁县工商管理局的陈述，1999年年中冕宁县的民营企业家分布如表2：略
与冕宁相比，甘洛民营企业的数量较多。这也和甘洛建立在交通联系（铁路、公路网）基础上的工业条件优于冕宁等因素有关??尽管它的人口数量远低于冕宁（1998年底甘洛有173866人，其中65.2%为彝族；冕宁有3o3948人，3o.6%为彝族人另一方面，这两个县的彝族人作为企业家的企业百分比都低于相应的人口百分比，在甘洛尤为明显，这个县自豪地称，由于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发展了教育事业，本县县城彝族人的平均文化程度要高于其他县城的彝族人。正因为如此，这个县占人口总数65%的彝族人却只占企业家的22％，令人奇怪。
引人注目的首先是行业结构的单一性。两县企业的绝大多数都是从事采矿或与此相关的粗加工或加工业。这与这一领域可望迅速获得高额利润等因素有关。适合当地条件的加工型行业（如对农产品或畜牧业产品的加工）则几乎没有。很多企业家（尤其在甘洛）表达过要离开该县的愿望。多数汉族以及彝族的企业家都认为这里的投资条件恶劣。除了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被调查者主要抱怨的就是赋税过重（据经营采矿的企业家自己说，仅在甘洛他们就要将营业额的50%用于纳税）。较富裕的企业家已在成都或至少是在自治州的首府西昌购置了地产或开设了分号，以便以后（如果有可能的话）迁往那里定居。当地的企业家，还有当地干部都表示，负面的行政以及社会的框架条件是外面的企业尽管资源条件优越也不愿到这些县来投资的主要原因。不过对甘洛的负面评价要比对冕宁的明显。两个县的中心问题都是缺乏贷款的途径。从当地无法获得贷款，而从外面贷款只有通过关系和借高利贷。
目前看来，民营经济好像是惟一可以赢利的领域，也是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与此相应，官方对这些企业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因为那些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濒临破产。哪里的民营经济没有得到发展或陷入了困境，哪里就成为贫困县，它们有的甚至无力支付当地干部的工资。亚洲危机和与之相关的对原材料的内需和外需的降低，以及物价下跌的同时又缺少贷款的通道，这一切导致了接受调查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1999年暂时停产。
7．2经济精英的鲜明特色：彝族与汉族企业家之比较
只有与汉族企业家进行比较并明确区分这两个企业家群体之间的差别，才能罗列出彝族企业家自己的鲜明特点。下面我们将集中比较他们在以下几个领域的差异和共性：文化程度。创办自己企业的原因、职业的和社会的资本、对参政的态度、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评价、生活目标、对市场经济的评价以及企业家参照其他职业群体对自我的评价。
（1）接受调查的彝族企业家的文化程度低于汉族企业家与汉族企业家相比文化程度较低，可能是为什么从事民营经济的汉族人比彝族人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彝族人都为这方面的不足感到痛惜。大多数彝族企业家都清楚地意识到文化程度对于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接受调查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把他们的孩子送入本州以外的贵族学校或重点学校，并对送孩于出国留学很感兴趣。
（2）物质原因和非物质原因（如实现自我价值）都对决心自己创办企业起作用对于彝族企业家来说，获取较高的收入或是提高生活水平是决心自己创办企业的最重要的原因，而汉族企业家，实现自我价值和希望经济独立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近三分之一的接受调查的彝族企业家（31.8%）说，正是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吸引他们成为企业家的。这有别于当地汉族企业家（20％）的说法，也和我们在其他地区的汉族企业家中作的调查有所不同。对于后者，对独立自主的追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的独立自主更多地被解读为自我价值的实现（汉族60%，彝族36.4%）。失业者中很少有人成为企业家，因为他们缺少创办企业所必需的资本。他们大多从事个体经济，个体经济成为很多人获取资本、管理知识和专业知识的中转站。
（3）不同的职业资本在跨入企业家阶层之前，这些汉族人和彝族人大部分就已经从事私营经济（在个体经济领域）或者是县办和乡办企业的经理。汉族企业家中有一部分接受过专业的技术培训，而彝族企业家中以前当过干部的人数多于汉族企业家。超过三分之一（36.4％）的彝族企业家在其职业生涯中行使过干部的职能，主要是在村一级。但毕竟也有9.1％的彝族企业家是由于当时失业而谋求独立发展的（作为个体经营者），相同比例的彝族企业家以前曾是毕摩①。
对于彝族企业家来说，无论在哪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里工作，这一工作经历所起到的职业培训的作用要强于汉族企业家。汉族企业家的家庭出身主要是干部或技术工人，而接受调查的彝族企业家的父亲或兄弟姐妹主要都是农民，因此对他们来说，企业家作为一种社会地位提高的形式比对汉族人的意义更大。很多彝族企业家（22.7%）的经验都是在村办和乡办企业里，或是作为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雇员积累的。
（4）社会资本对两个民族的企业家都很重要
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彝族企业家（76.2％）和超过一半的汉族企业家（60％）认为，“关系”在他们的商业生涯中绝对必要并可以带来好处。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彝族95.55，汉族90％）都曾为社会捐过款（给行政机关或为社会公益）。然而捐款的目的各不相同，因为必须将自愿的和被动的捐款区分开来。自愿的捐款是要提高捐款人的声望或增进与当地政府机构的关系，而被动的捐款则是为了不失去“关系”并为回避行政机关的制约。这导致与汉族企业家不同的是，家支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彝族企业家一种较大的责任压力，因此彝族企业家的捐款动机主要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汉族企业家中有相当高的比例对行政机关的索要捐款（“请求得到”）表示不满。如同我们在下文中还要指出的那样，汉族企业家的捐款行为更多地是建立在核算的基础上，彝族企业家则是发自内心的对社会的责任感。
与主要出生于企业所在地的彝族企业家不同的是，汉族企业家主要是1949年以后从其他地区迁到这些县来的人的子女，因此对彝族企业家是否履行了其义务的社会监督要比对汉族企业家强大得多。所以彝族企业家更觉得自己有义务捐款，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说是被别人要求捐款的。
我们关于捐款的不同目的的命题又通过企业家们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得到证明。对他们会用数目很大的一笔钱做什么这个问题，只有五分之一的汉族企业家、但有将近60%的彝族企业家回答说会将其捐献给社会公益事业。
（5）对当地政治参与的不同看法
总的说来参政有两种形式：正式的有组织的参政（通过加入党组织就获得党员资格、进入人大、政协或企业家协会）和非正式的参政（通过关系网、关系或行贿）。这种成员资格及其职能允许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建立与政治的重要“关系”并由此影响当地的政治。对于企业家来说，人大或政协代表的一个作用就是提供政治保护、政治影响并提供与政治、经济和知识分子等各阶层精英联系的渠道。同时人大代表也有建立关系网的作用。
近几年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机构正处于变化阶段。人大正在获得更大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并由此拥有更强大的政治权力。因此大量的采访显示，在很多企业家看来，加入人大就有了发挥影响和实现企业利益的可能。有趣的是，对参与政治感兴趣的彝族企业家远远高于汉族企业家的比例。采访表明，一方面后者估计到由于自己在当地的民族环境中的从属地位，很少能有机会发挥这样的作用，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自己的民族环境里的从属地位以及彝族的优势地位反正也只能允许他们较低程度地参政。他们认为，在存在各种问题的当地条件下，不加入政治性的机构更为妥当。与此相应，对是否“很愿意”当上地方人大代表这个问题，有63.6%的彝族企业家、但只有11.l％的汉族企业家回答“是”。 彝族企业家表现出对超越企业的事更感兴趣。只有五分之一的汉族企业家不同意企业家只应关心企业问题，政治应由党和政府关心这个观点，而有59.1％的彝族企业家对这个问题持相反的看法。
（6）更有力地支持彝族企业家
超过四分之三的彝族企业家（77.3%）认为优先支持彝族企业家是必要的。95.5%的彝族企业家、但仅30%的汉族企业家认为，彝族企业家的困难要比汉族企业家的大。
（7）对政治和社会的不同评价（见表5 表略）
对当地党政机关的不满意程度在两个民族的企业家中都很高。不过汉族企业家持不满意意见更多。这一方面可能和彝族人在当地的非正式层面可以比汉族人得到更多的利益有关，这种非正式层面与当地的关系网并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而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汉族企业家比较容易看清问题也可能在其中起着一定作用。
很明显的是对于公共安全的不同评价。彝族企业家感到的受犯罪行为威胁的程度明显比汉族强烈。另一方面，彝族企业家对社会道德的堕落、青少年暴力犯罪现象的增多以及法制在解决此类问题时无能为力的感受，也比看起来明显没有怎么受到这些现象触动的汉族企业家要强烈，因为汉族企业家生活在县城而非农村地区，而且他们很少能理解那些家支内部和家支之间的冲突。
（8）生活目标（见表6 表略）
位于中心的是生活中的两个主要方面：家庭和社会。家庭方面对于彝族和汉族企业家来说差不多处于同样突出的位置，然而涉及到社会方面则存在明显的差异。关于这点的正确解释我还没有找到。一种可能是，当地社会价值观与彝族的相一致。而汉族企业家则处于一个他们有时感到陌生和孤立的环境中，这不是地地道道的“他们的”社会。也许他们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对这个社会更为失望。但不管怎样，接受调查的企业家群体中党员的比例几乎是一样的高（彝族50%，汉族44.4%）。后者又让我们得出两个结论：要么得到用于开办企业的营业执照要求有特殊的（党的）关系，要么这些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党的网络组织被挑选出来的。证明后一个论据的是，还有29.4％的接受调查的彝族企业家曾是共青团团员。
（9）对市场经济的看法
接受调查的彝族企业家中，几乎有一半表示赞成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较有力的控制（彝族47.6%，汉族20%），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由党来作为市场经济的榜样“很正确”（彝族68.2%，汉族4o％）。四分之三的人（彝族77.3%，汉族6o%）认识到，市场经济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对这种回答的态度也可以作这样的解读，对市场经济的令人矛盾的评价已经传播得相当广泛，而且很多企业家虽然希望实施市场经济，但并不希望出现一种听凭市场自由运作的市场型社会，这样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并最终导致不稳定。
（10）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
用一种从1（最高）到10（最低）的刻度评分，彝族和汉族这两组企业家对他们在被问到的十组状况各异的组别中经济地位的评分都是最高的。在给企业家的社会声望评分时存在差别，彝族企业家给了企业家一个较高的平均分4.o（排在第4位），而汉族企业家给的5.l分却只排在中等偏下的位置（第7位）。对企业家政治声望的评价也有差异，虽然两个组都同意企业家的中等的位置（均排在第5位），但给的平均分却相差很大（彝族4.6，汉族6.6）。
8．初步假设
（1） 日常的族群性：“我们”／“他们”的界线划分与业已固定的看法
首先要指出，我所研究的“族群性”不是民族动员的“大族群性”，而是“日常的族群性”。这里我们从较新的“族群性”概念入手，它不是或不仅仅是从客观要素（语言、出身）和以此为基础的群体意识出发，而是以在与其他群体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的固定看法的过程”为出发点的：一个群体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划分与其他群体的界线，以及其他群体又是如何看待这个群体的。也就是说，我们用把“群体自识”和“他识”置于民族群体形成的中心的形式沦（formalistic）的族群性概念去取代刚才所说的从客观因素出发的本质论（essentil）的概念。民族群体只有与“其他的”群体发生关系时才作为“我们一整体”存在，她划清与其他群体的界线，其他群体从自己一方又划清与她的界线。表明划分界线的文化特征可以自己变化或者被改变。但本民族成员对于另一个民族的成员相互间的界线划分依然存在。正如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指出，对于全体成员来说，对社会意义重大的因素比“客观的”差别更重要。一个群体内的差别多大根本无关紧要，只要她的成员一致与另一个群体区分开来，他们就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共同群体里的一员，并希望被看成是这一群体的一员。
这种“我们”／“他们”的界线划分可以借助下面关于各自对另一个群体的陈述解释清楚。这里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尽管已经固定的看法与各种偏见贯穿于各自的族群中，但在彝族和汉族企业家之间并无一致的观点，即使在各自的族群内部也没有。汉族和彝族之间明显的对立不是这么快就能为局外人所觉察的。可以觉察到的是彝族人的随酒精消费上升而增强的休戚相关的感觉。语言有时也作为界线划分的手段（因为汉族人不懂彝语）。能过量饮酒被很多彝族人（很可能不合道理）视为“民族特色”（关于此请见下文）。而且饮酒之后休戚与共的感觉与自我意识似乎更为强烈：与汉族之间的区分被更清楚地表达出来；对歧视的批评更为激烈，官方的历史观点遭到质询。
（2）民族资源
家支和家支的关系网、来自同一家支或同～民族的人的资源，以及和彝族干部、尤其是和那些来自同一家支的彝族干部的关系，都属于最重要的民族资源。家支作为经济单位和团结单位在彝族社会中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她的成员视彼此为亲属，这由使用同一个姓名以及其他等等为证。他们都信奉对亲属具有同等的义务，如相互帮助和支持的义务。属于同一个家支也是最重要的民族资源之一。家支不仅体现了文化或经济资本，而且也体现了政治、社会和知识资本，还起着连结关系网的作用。如果一个家支或是其成员占有了可能是创办企业必需的或是由于分工要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的经济资源，那么经济资本的作用就更为突出。家支有时在私人贷款时也会以担保人的身份出现。属于作为民族的彝族作为一种民族资源日益得到证实，这种成员资格明显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也反映在所用语言的共同性上。同时，新的家支的关系网看来大体是以家支协会的形式形成的。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一位企业家创建了这个协会，接纳了在县级、州级和省级做机关干部的家支成员。他说，在这样的协会里，对家支的责任感表现得比对党的责任感还要有约束力。他强调说，尤其是这种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因为所有家支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
这种家支协会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民族的关系网，而关系网被认为是那些基本上相同的社会活动者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对于不同的活动者就是庇护关系）。关系网建立在合作和忠诚的基础上。取得依赖以及保持这种依赖成为成功的关系网最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它们不仅联系着个人以及各种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还联系着各机构以及关系网的活动者在其中从事活动的各种组织。因此，一个关系网通过个体这个要素被大大地延伸出去，尤其是在个人作为不同的关系网的成员时以及关系网之间通过个人相互连接时。这种民族的关系网就一个企业家的利益来说，履行以下这些功能：
通过与重要决策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经营企业获取经济上的优势（较容易通向市场，较容易得到原料、国家定单、信息，享受减免税）；
防止出现不利情况（积极对当地干部施加影响，避免过度的限制）；
政治上的好处（取得公职、党籍，躲开政治上的限制）；
关系网还通过其成员提供认知和情感上的支持，通过这种方式增强其成员的认同感并确保其成员在这个群体的内部和外部都得到承认。
由此可见，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说，关系和关系网有以下基本功能：（a）在政治层面确保影响力并使以商业为导向的利益得以实现；（b）在经济层面获取以及交换资源、物品、服务，并进行生产合作；（c）在交流层面交换信息；（d）在规范层面，由于共性的不同而寄予特殊期望，以及在认知层面加强认同感。
此外与彝族工人的联系渠道也属于民族资源，他们比汉族的工人廉价，而且（只要是企业家所属家支的成员或者是和企业家有其他的私人关系）在企业经济上有困难时还可能即使没有工资也继续工作。与当地（彝族）官僚机构的良好关系同样也是彝族企业家的民族资源。因此很多汉族企业家认为，当地政府把好处都让给了彝族企业家，他们受了亏待。一些企业家称这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凉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3）以家支为例看民族企业家阶层和他们在道义上的责任结合通过中国的经济化和由此带来的彝族社会的经济化，以及由于企业家的存在，家支的相对于社会功能的经济功能似乎得到增强并从中分化出来以示区别。彝族企业家利用其家支和家支的关系网，以便优化他们的商业机会和确保他们在与汉族企业家的竞争中的优势。随着新兴企业家对其家支的社会接济的增多，家支内部出现了经济分工。我们的试验性的研究证实了詹姆斯?斯考特（james scott）的论点，即对于已经过上富裕生活的家支成员，人们期待他们与其他家支成员以及村里共同分享富裕，或者对这些人进行资助。被斯考特称作“农民的道德经济学”的这种道德上的义务，到今天为止在彝族社会里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但随着市场关系的侵入，斯考特认为，这种道义原则会因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受到损害。相应，互助的原则也会弱化。
这种经济上的资助行为很少建立在核算的基础上，而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按照这种社会责任感，共同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而且一个集体的每名成员都要帮助这个集体。这尤其适用于生活已经达到富裕水平的成员。他们应该记得，他们出身的集体曾对他们今天的成就作过贡献，现在成功者这方面必须为此作出报答。企业家通过钱款和实物的偿付（“捐献”）表明，他们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还遵守了社会规范，履行了社会义务。谁按传统规范履行其义务，谁就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承认。
谈及家支，接受调查的彝族企业家们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从觉得她是沉重的负担到视其为必不可少的依靠。彝族企业家承受着对家支的巨大的负担和责任。他们多次为此诉苦，尽管大多数责任依然无法逃避。一些企业家认为，宁愿给予家支及家支成员以经济上的资助，也要主要去招雇外地的彝族人做工。这正是上文曾提到的“商人的两难困境”的例证。贫困的、需要一个或几个企业家资助的家支很快就成为沉重的负担。如果一个家支经济上比较富裕，而且产生了很多企业家，那么这个家支起的经济作用就更大而她的社会威望就更高。来自同一个家支的企业家在经济上以及在开发销售市场上相互帮助。企业家们担负起部分的培训作用，或是为自匕（家支的）村民兴建公路和开办学校。来自同一个家支的干部优先照顾本家支的成员／企业家。很多因为彝族干部优先照顾彝族企业家而有时感到受歧视的汉族企业家对此多有抱怨。
企业家在本家支内的地位随着他们的经济实力而提高。有一部分彝族企业家声称，他们实际上在家支内很有威信并且问f正式地）代行了家支首领的职能。一个彝族人这样说道，家支始终妨碍着一种彝族的共同意识的形成。他说，家支利益直到现在还被置于彝族的民族利益之上。排除主观上对家支的积极因素（社会保护、对认同感的保留）的视而不见：我的论点是，通过这些新兴企业家至少出现了一种跨越家支的意识的征兆。由社会变迁和社会的经济化引起的道德经济的摇摇欲坠，使得相互间的同一性电处于一触即溃的境地。经由家支促成的相对平等正在瓦解。
（4）彝族企业家对当代彝族社会的社会影响
很多较大企业的企业家解释说，通过他们的经济活动，他们在家支内的威望提高了，他们接受了类似家支首领的职能广企业一运转，就能做头人”）。这看来有赖于一个企业家是否为改善家乡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比方兴建学校＼公路、自来水、供电设施，建医疗站点和医院、开展绿化活动或是建电视站。几乎所有的彝族企业家都曾做过与其能力相符的实物捐献。具有很高威望对减轻贫困程度也有帮助，企业家们能对克服贫困作的贡献有诸如创造就业机会以及进行职业培训之类。
通过企业家之间（超越家支）的合作，“朋友”的涵义也得到扩展。尽管家支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这种主导地位已遭到很多企业家的质疑，超越家支的关系网看来正在形成，这类关系网就像在汉族人中那样，具有各种“同x”关系的特色（同学、同班、同行、同乡）。这样确定彝族的认同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对于这种认同的理解还在增长之中。尤其是因为社会的和经济的变化以及民族的迁移部分地减少了家支的干预，而且界线的划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民族之间，受家支的影响则越来越少。同时家支的社会一经济的功能则得到加强：这表现在家庭成员和家支成员作为投资者或劳动力。也就是说，家支的经济化开始了。
因此企业家阶层使得家支的经济化以及一种超越家支的团结一致形式的形成变得较为容易，因为企业家们不再仅仅把自己理解为家支的成员，而且还把自己视为一个（想像中的）彝族企业家群体中的一员。民族群体就这样成为社会领域中的一部分，团结、一致在这个领域中指日可待。通过企业家阶层赢得的新的民族自信心、通往现金的渠道变得通畅、对大量的新的消费品的占有以及对新能力和新知识的获得，也都改变着民族内部的关系。各种民族象征在认同感的增强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构成所谓的了解族群性的钥匙：传统的饮酒用的杯子、碗、一种传统的用猪肉作为彝族菜肴、民歌、土产烟草、作为机构的毕摩、传统建设等等。每个接受调查的企业家都通过穿戴上彝族的民族服装留影、与我们共进这种彝族的传统菜肴、使用传统的木制器皿以及以木勺代替筷子等行为向我们展示他们的民族身份。这些象征具有重要功能，因为它们由家支范围延伸出来，涉及到了被象征的民族，而彝族企业家作为虚拟的现代性的传送者也坚守着这些象征。如果我们把族群性看作是集体行为的标志，那么这也是族群性的一部分。 （5）由于市场竞争和市场排挤引起的民族间的矛盾汉族企业家觉得自己在这个地区受到亏待和歧视。这种对彼此大多是负面的感觉对经济生活和经济上的交往产生影响，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种相在间的猜疑。汉族人觉得受亏待表现在，几乎三分之一的汉族企业家表示，他们的利益没有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而接受调查的彝族企业家中只有六分之一持有这种负面观点。反之彝族企业家则抱怨说，汉族企业家更容易获得贷款；银行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贷款给彝族人。
（6）当地民族隔离的新形式
民族隔离，含义是根据各种民族现象形成一个群体，它不仅发生在文化的和空间的领域，而且也发生在经济的和社会的领域。比如各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的关系网（民族经济）。因此民族隔离存在着不同的形式。在我们的研究范围里有三种形式尤为引人注目：
（a）就业方面的隔离
这一形式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和大型的企业企业通常更愿意雇用彝族工人，并且汉族企业家也更愿意雇用彝族工人从事被汉族工人视为低级的工作。反观彝族企业家雇用汉族工人的情况，如果实在要雇用的话，则尽可能只雇用技术和专业方面的领导力量，相反在管理和保安工作以及体力活方面则尽量只雇彝族人。
（b）组织方面的隔离
民族隔离也表现在有关企业家协会的问题上。两个企业家小组中都有超过80%的大多数人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的、非官方的企业家协会。不过两个小组都有近一半的企业家表示赞成企业家协会应按民族分开（一个彝族企业家协会，一个汉族企业家协会）。显然，两个民族的接受调查的大部分人的出发点都是，有些不同的利益只有通过分立的协会才能表达及体现出来，这点让人感到意外。
（c）企业方面的隔离
民族隔离还反映在商业领域。汉族企业家的6o孙的供货商也是汉族人，gong的顾客又是由汉族人管理的国有企业。彝族企业家的供货商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彝族企业（45．5%），只有近三分之一是汉族企业（31.8%）。不过汉族企业和彝族企业各有一半将其产品卖给汉族企业和国有企业。
至于说到和其他企业家的经常性的交换，没有一个汉族企业家称，他们经常与彝族企业家作交换，而看来在彝族企业家中存在着与两个群体的交换。
（7）饮酒与民族认同
正如汉族人（也有很多彝族人）所说，广为流行的、没有节制的饮酒绝对不是由“传统”引起的。集体的权威、集体的仪式和集体的团结遭到破坏，显然导致了无法控制的酒精消费的上升。彝族人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一位县领导干部认为能喝酒是“我们的民族特色”。不过一位彝族企业家却对此予以否定并指出汉族人对此的恶劣影响：“必须总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的习俗是新习俗，它是从汉人那里传来的，以前彝族没有这样的风俗。本来年轻一辈从不敢在有长者在场时喝醉。喝酒也一直只是抿一口（表示），只有在隆重的场合如婚丧嫁娶时才能喝烈酒。说一饮而尽是彝族的规矩是不对的。”
然而酒精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来说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她的这种共同的消费增强了群体向内的凝聚力并将本群体与其他的群体（汉族）区分开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共同饮酒有助于社会的一体化，潜在于内心的冲突在酒后得到了宣泄。这些完全是从“有益的饮酒”着眼的。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贫穷也常常引起酒精消费的增长，因为如同吸毒后的心醉神迷的状态让人似乎忘却了平目的忧愁，即使饥饿也被抑止住了，喝酒还可使人身上发热。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的饮酒往往与由于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受到威胁的感觉没觉得本群体要瓦解了的感觉有关系。饮酒是使得一民族（彝族）被包含在内，而将其他民族（汉族）排斥在外的仪式中的一种形式。每个“真正的彝族人”都得被迫一同饮酒，至于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体弱多病还是身体健康，都无关紧要。
现在作为初步结论作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很多彝族企业家的思想无疑还扎根于彝族传统的道德经济之中。他们的经济行为同非经济关系和社会道德观念的联系要强于汉族企业家。并非市场的逻辑才是决定性的。市场经济甚至被部分地批评为脱离社会标准。另一方面，由道德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制造了一种两性同体的情形：交换和声望越来越少地以地方的道德观念为依据，尤其是物品和关系日益被商业化。如果企业家想生存下去，最后这只能被迫按市场规律合理行事。企业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表现在比如一些彝族企业家说，他们不愿再雇用家支的成员，而宁愿通过货币转让、捐款和物质援助的方式帮助他们。 市场同时也创立了一个新的、自己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它们建立在形式上的经济平等的基础上，而很少建立在个人对群体（家支）的从属地位或根据年龄和性别进行的等级划分的基础上。虽然这样的规定适用于宗教团体、政党和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而与族群性的差别在于和其他各民族以及和占有国家主导地位的民族（汉族）之间界线的划分。
企业家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锋。他们不仅是各种市场关系和技术进步的代表，而且自己也成为各自家支内部以及各自民族内部的很有威望的人物。同时，他们信守彝族文化的重要元素，并因而促进它们的保存与更新。工业化进程有助于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家庭活动中分离出来。劳动关系变得越来越非个人化。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超越家支的关系同时又导致了企业家们、还有部分他们的雇员们，开始不再仅仅局限于在家支的结构中、而且还在超越家支的范畴里思考问题，并从而为由家支的认同过渡到民族的（彝族）认同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