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6年，关于抗战时期坠机美国飞行员在川康彝区被强迫充当奴隶的传闻震惊中美两国朝野。为救援失踪的美军飞行员，国民政府与美国方面组织两国搜救人员进入彝区实地调查和搜索。由于搜救行动牵涉边疆地方社会的各种既有矛盾，又引发了地方政治势力之间的权斗和政争。尽管这一传闻最终被证伪，但川康彝区经由抗战以来的坠机事件与外部世界发生了更多的联系，彝族的形象和地位亦在“中央化”“国际化”和地方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得到形塑。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川康彝区；美国飞行员
1946年9月，国统区各地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纷纷举行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的活动，对日战争的硝烟似乎已经渐渐散去，但9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宣布证实一条由美联社发布的新闻，震惊中美两国朝野。美方表示，两年前战争期间在中国西部坠毁的美军机飞行员中，尚有几人落入当地彝族地区，“被半野蛮之猓猓部落迫操奴役”，“被迫看管牲畜，搜集木材及从事其他工作，待遇恶劣”。美国驻华大使馆接报后已转交美军方，请求设法营救。[1]40年后，香港导演严浩将这个美军飞行员落入彝区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天菩萨》，把中国传统的“落难书生”的叙述模式，套用在美国飞行员身上，安排他被彝人俘虏后与彝族女子相爱，直至20世纪50年代被营救回国，颇具传奇色彩。[2]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彝族聚居区域的“神秘”吸引了许多有着猎奇心理的看客。正是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僻居西南的这一边疆区域才得以与外部世界发生更多的关联，包括彝族在内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随之被卷入到外交和政争的漩涡之中。
学术界既往对于少数民族与抗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内学者多将少数民族视作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中多肯定其为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3]抗战时期则被视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空前团结、汇合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历史阶段。[4]其次，研究者的视角多聚焦于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这也是国内外学术界均相当关注的部分，中外学者们不但分析战争对于其各自政策转变的影响，而且对两党的政策面相进行比较。[5]这些研究都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对于抗战及边疆少数民族的认识，但没有更为具体地回应抗战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以何种方式被卷入战争、如何经历战争时期、战争又对边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及人群对这些问题或许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和观念立场，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战时美国军机在川康彝区坠落，幸还飞行员因此进入彝区，将此地区及人群带入战争之中，使得“边陲”与“世界”通过这样的特殊方式得以联结。本文即以开篇这一飞行员失踪风波为中心，兼带述及战时川康彝区坠机事件和搜救情形，在利用档案、报刊、回忆文章和口述访问记录等史料的基础上，重构围绕坠机和搜救的各种政治互动，力图通过这一个案观察抗战以来的边疆政治生态和权力结构，分析战争对边疆社会的影响。
01 “中央化”与“国际化”背景下的战时坠机救援
1938年，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其统治重心由长江中下游地区随之转移至西南，使得僻居边陲的川康彝区战略价值陡升。1939年，国民政府设置西昌行辕，经营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从而大大加速了这一区域的“中央化”进程。与此同时，随着盟国军事人员来华参与对日作战，川康彝区的“国际化”程度亦随着抗战的进行不断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川康彝区在战时发生了多起美国军机坠毁事件，国民政府也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数次有针对性的救援行动。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逐步确定西南为抗战根据地，推动“西南中央化”，川康彝区的区位与潜力在这一进程中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营增设“边政设计委员会”，组织“边区调查团”，对宁属彝区的矿产、工商、农牧、交通、军事和政俗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认为这一地区尽管“闭塞特甚”，但较之其他边疆地区仍具有许多明显优势，可支持长期抗战。[6]西昌行辕成立后，中央军政势力加快了对这一区域的控制与渗透，不仅在西昌设立了各种直属重庆国民政府的党务系统和政府机构，还向宁属派驻部分中央军，对彝区进行资源开发，在彝民中发展党团组织。在修筑乐山至西昌公路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任用出身于中央军政系统的彝族干部曲木藏尧和岭光电，组织彝工筑路队，培训彝族干部，通过具有地方民族背景的代理人渗透彝族社会。[7]在国民政府的经营下，越来越多的彝族青年愿意到成都中央军校受训，以结交汉人、穿制服和戴证章为荣。赴汉区受训归来的彝人，已知晓蒋介石为国家“最高领袖”，多有“传述内地长官与同胞如何进步”。[8]这使得彝区既往以土司、黑彝和头人为权力中心的局面得到部分改变，相当一部分地方上层人物也选择靠拢国民政府，中央军政势力的权威在彝区逐步建立。
在战时“中央化”进程加速的同时，川康彝区也随着战局的变动被纳入到国际格局之中。鉴于西昌为联结重庆与云南、印度的交通枢纽，国民政府将其作为重庆之外的“第二陪都”进行建设。滇越铁路中断之后，由缅甸入境的货物多取近道运往西昌，使得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9]1941年5月，在滇缅公路有被日军截断之虞时，国民政府正式提出“第二国际路线”的设想，计划在宁属盐边县修建机场，与英属印度边境城市塞地亚实现通航，并在此线建成之前开通缅甸密支那至丽江和西昌的航线，以接收战略物资。[10]同年9月1日，日本空军在开战后首次对西昌实施空袭，亦体现出这一区域战略价值之提升。[1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开通由印度至中国西南的“驼峰航线”，以运输美国援华物资，西昌小庙机场则成为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1942年7月，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要求国民政府扩修西昌机场跑道，以适应盟国空军来华作战的需要。[12]据当时驻西昌的《新康报》记者赵乐群回忆，小庙机场接待美军的高峰是在1943—1944年，每天有六七十架飞机在此起落，出现了“重庆冷清，西昌热闹”的局面”。[13]
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美国援华空军不断出现迫降情事。“宁属为中印重要航线”，成为事故多发地区。1944年11月，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在发给参谋总长何应钦的密电中提到，“数月以来，美机迫降九次，多在山脉夷区”，“本月声日，盐源又有盟机坠落”，事故频发之程度可见一斑。[14]“飞行人员落于陌生地区，生者迷途，伤者乏药，死者无以为葬，任其腐朽，不惟损失人力，亦□有失盟谊”。[15]鉴于战争期间的紧张局势，美方亦非常担心飞机残骸和武器不慎落入日本人手中，影响抗日战局。坠机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牵动军事和外交事务，是较为敏感的政治议题。
抗战以来，美机在川康彝区坠毁之处，大多位于国民政府势力所不及的区域，无疑在地理条件之外大大增加了搜救的难度。开展搜救行动需要事发地域的地方政府予以协助，经费问题则首当其冲。前述1944年11月的张笃伦密电中，曾总结历次搜救经验，指出救护费用甚巨，但每次事发突然，县政府无力开支，西昌行辕则财政支绌，航空委员会和外事局亦推托敷衍，加上较难在彝区取得报销单据，使得搜救工作举步维艰。[16]1945年初，军事委员会仍决定搜救费用由地方政府承担，并特别强调“免向美军索还，用敦盟谊”，并未解决实际困难。[17]地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也使搜救行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川康彝区构成复杂，部分“直属政府”，“一部属土司，而间接属政府”，“又一部则自组为宗法社会，呈独立之状”，内部差异明显。[18]特别是汉化程度较低、广泛分布在山谷地带的“生夷”群体，政府对其影响更为微弱，所谓治彝政策，都只有利用私人的社会关系和才干，“通过私情、说理、协商、调解、谈判、威胁、利诱、武力等等方式来施加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灵活采取，是否收效以及收效程度亦视情况而定”。[19]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在战时对于川康彝区的积极经营，增强了中央军政势力在这一区域的实际影响力，使搜救坠毁军机及飞行员成为可能。靠拢国民政府的部分地方上层人物的配合，成为搜救成功必不可少的保证。1944年6月8日，一架编号为42-6314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在飞经川、滇、黔交界地带坠毁，机组11名成员下落不明，当时即传出美国飞行员被彝族家支掳为奴隶，在凉山当“羊司令”（放羊倌）的流言。[20]失事飞机机组成员跳伞落入四川雷波彝区后，并不了解彝族的情况，机长一度怀疑彝人是企图抓捕他们送给日本人领赏的“赏金猎人”。[21]由于当地处在西南几省交界之处，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居于统治地位的几位土司或与云南、西康等边省政权交好，亦有选择“走中央路线”寻求重庆支持的。尽管中央军政势力无法直接统治这一地区，但发现坠机飞行员的沙马土司安登俊仍然顾忌“国民政府来人追查”，威胁自身地位。[22]在确定这些军人是援华抗战的盟军后，安氏立即下令将其集中保护，待其休整20多天后，派兵将其护送至汉区。[23]
在另一起坠机事件中，地方土司亦起到了关键的救护作用。1944年8月26日，B-29超级空中堡垒42-6356号自四川彭山飞往印度途中，在西康汉源附近发生故障，坠毁于越西县（今四川甘洛县黑马溪）。五名机组人员跳伞后，落入土司岭邦正的辖区。岭氏早在战前即积极支持旅京彝人岭光电、王奋飞组织“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致信叮嘱岭、王等人“取得中央的连系”，争取国民政府的支持。[24]1939年之后，岭氏与国民政府及西康边省政权皆维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以维护其家族利益。对于坠机事件的善后工作，岭氏自然积极配合。在他的安排下，机组成员被护送到宁属地方实力人物羊仁安在富林的家中，由羊氏确认身份后移交给重庆国民政府。
除获得地方土司的配合之外，国民政府也通过李仕安、岭光电等出身于中央军政系统的彝族军政人物协助搜救工作，沟通地方社会，取得了一定成效。1944年6月，B-29超级空中堡垒42-6314号坠毁后，西昌行辕派出毕业于中央军校的彝族军官李仕安担任向导，陪同美国军事人员穿越彝区。由于李氏“既懂彝语又与彝族人相熟”，调查组一行得以与安氏土司等地方上层人物进行顺利沟通，搞清了飞行员的下落，找到并炸毁了飞机残骸。[25]同年8月，B-29超级空中堡垒42-6356号坠毁后，尽管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保证，但飞机残骸仍处于失踪状态。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驻昆明的美国陆军航空队派出一个六人的工作小组前往宁属彝区搜寻飞机残骸，并援救可能被俘或被困的飞行人员。抵达西昌后，美军人员签署了一份协议，表明将自行承担进入彝区的人身风险，只有岭光电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保证他们的安全。除此之外，岭氏还派自己的学生、曾于贵州息烽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受训、时任西昌行辕第三组外勤的彝人马云章随队担任彝语翻译。在岭光电的沟通和马云章的陪同下，美军人员经喜德、过普雄、穿越西、走玉田，最终安抵岭氏在田坝的家，完成了调查任务。[26]
在利用个人关系网络的同时，国民政府在战时建立的部分组织网络的运作，也对组织搜救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中央军政势力通过发展党团组织的方式渗透川康彝区，取得部分彝族家支的合作，其中三青团的作用尤为突出。除建立大凉山团部外，三青团还在昭觉、竹核和美姑等处经常举办活动，积极发展彝族团员。[27]对于搜救失事飞机的工作，三青团也有着一定经验。1945 年8月，大凉山分团部即在亲国民政府的彝族头人马五达的协助下，将一架坠毁在彝区的美国军机残骸和零件运出，并组织彝胞妥善安葬了遇难飞行员遗体。[28]
1946年美国飞行员失踪的消息披露后，美国方面为完成搜救工作，同样需要仰赖国民政府的合作。据美国媒体在事后的报道，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在华从事“军调”期间曾就此事专门与蒋介石本人交涉，但美方对国民政府方面提供的帮助相当不满。美方认为，国民政府无法控制川康彝区，又因顾及自身体面不愿承认这一现状。尽管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但美方主导的搜救工作亦举步维艰。地面搜救人员、空军及传教士都曾冒险进入过彝区，但却一无所获。[29]美方在搜救受挫之后，不得不回到与国民政府合作解决问题的轨道上。1946年9月，蒋介石应马歇尔之请，通知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负责接待以开尔纳上校为首的美军搜救组成员，嘱其“尽力协助其营救工作”。[30]
事实上，国民政府在川康彝区建立的组织基础与人际网络，仍然为战后的这次搜救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1947年5月，昭觉县三青团与县政府在县域内彝区发现数具美军尸体。由于事发地点属阿侯家支势力范围，该家支遂利用此事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要求西昌方面以释放普雄事件后被拘押的阿侯家支头人阿侯鲁木子等人作为交换条件，方能换得美军尸体。经负责出面谈判的昭觉三青团与其多次交涉后，才达成互换两名人质作为担保的协议。但参与搜救的美国军官费歇尔对于这一安排仍不满意，坚持“派人亲视其掘取”，以防止阿侯家支方面舞弊。西昌警备部一方面以“安全问题”为由劝告费氏不必履险，另一方面也通过昭觉三青团再度与阿侯家支疏通，终于为美方人员进入彝区获取到安全保证。[31]
为使坠机飞行员失踪风波得到解决，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个部门和层级的交涉与对接，在众多矛盾之中亦勉力使盟友关系得到维持。除了外交机构的周旋与应对之外，国民政府在抗战以来积极推进川康彝区的“中央化”进程，则在相当程度上构建了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沟通管道，使得在技术层面上解决这一危机成为可能。直到搜救工作深入到彝区之后，更大的困难接踵而来，新的变数再度出现。
02 “被掳为奴”的传言：涉外事务与地方矛盾
尽管1946年发布美军飞行员陷入川康彝区的新闻时，对日作战已取得完全胜利，无需像战时那样顾忌其军事影响，但飞行员被俘为奴的传闻仍然刺激了美国社会的神经，朝野上下均要求美国政府应对军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负责。美国飞行员被卖为“奴隶”的说法，使美国社会联想起南北战争前南方种植园中实行的奴隶制度，对失踪飞行员的命运自然表示了强烈的关切。一位华盛顿州民主党议员专门就此事致函总统杜鲁门，要求其“公开宣布营救偏僻区域被奴役之一切美国人”，并立即派出远征队，由重庆的美军基地前往川康彝区，不惜一切代价开展救援行动。[32]许多参加过对日作战的飞行员认为，在战时“驼峰航线”的系列军机坠毁事件中，存在若干通过跳伞逃生但至今失踪的飞行员，其人数并没有得到相关机构的统计与确认。加之常年研究中国西部边疆的华西协和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分析指出，逃生飞行员很可能被在彝汉之间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卖入彝区，从而更加增强了美方对于这一传言的采信程度。[33]
部分目击者的证言也表明，美国飞行员确有在彝区充当奴隶的可能。美联社的报道显示，为美国官方提供直接信息的是成都教会人士。据某“成都可靠人士”称，某传教士曾经进入彝区边缘地带，亲眼看见三名“白种人”在捣谷成粉，亦有人看见五人在为彝人看守牛羊。[34]与此同时，有一名雅安的中国药商称自己因鸦片交易前往彝区，看到四名身着彝装的白人在从事苦役。在目击了这一现象后，他转告了圣心会德国神甫及美国官员。当时与这位商人同住一村的法国教士也提供了类似证词。[35]对于这一传言的准确性，国民政府方面也相当关注，想方设法进行核实。西昌警备司令部方面在经过调查后指出“夷区发现有两美国人为夷人当娃子”的传言在1944年坠机事件发生时并未出现，而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由彝区传出，经西康盐井天主教堂司铎刘各锐报告给西昌主教包明扬，由包氏电告上海美军总部。[36]虽然搞清了消息的部分传播渠道，但依旧无法证实这一传闻的真实性。
尽管并没有美军飞行员陷入彝区被强迫为奴的第一手证据，但当时传闻言之凿凿，经过反复多次的传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人质疑。早在抗战时期，失事美机飞行员被彝人作为奴隶拘禁的猜测和想象就已经出现。“被掳为奴”说法的背后，则有着具体的地方社会历史背景。从清代中叶开始，由于彝区生产方式的转变，黑彝贵族热衷于前往汉区大量劫掠人口。特别是清同治年间以来，更是“积年滋扰，所掳各边丁口，不下万余人，皆役属为奴”。被掳入彝区的汉人又被强制“转相婚配，是以近来凉山生齿日繁”。[37]随着清末鸦片种植在彝区逐渐普及，大量武器和财富随之涌入彝区，到汉区的抢掠行为也更为频繁。[38]辛亥革命之后，驻防凉山的政府军队纷纷他去，参与四川省内政争，导致彝族家支的劫掠行动进一步升级，汉族士绅无力抵御，“造成二十年来反叛大乱之局”。[39]尽管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宁属豪强人物邓秀廷势力崛起，彝族家支对汉区的大规模抢掠行动得到制止，但地方社会彝汉之间的资源竞争关系仍在持续，彝人来汉区“抢娃子”的历史记忆成为相当一部分汉族士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1944年邓秀廷去世后，宁属地方社会重新出现动荡迹象，汉区再度出现了对于彝人抢掠汉区、迫人为奴的群体性恐惧。1945年11月，校址位于西昌泸山的国立西昌技艺专科学校担心遭受布拖彝族家支“抢劫掳掠”，向教育部提出迁校。[40]1946年1月，西昌县参议会以“全体一致通过”的形式通过决议，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申领国民政府受降所得日本枪弹，“交西昌行辕转发人民自卫”，“并速施征剿”，另电刘文辉“请饬属严予剿办夷匪”。[41]同月，为越西县中所坝被普雄彝人抢掠事，该县士绅也推举代表10余人联名上书行辕和屯委会，要求政府出兵保护[42]“因身处危境及曾遭灾难而咒怨当局者，比比皆是”。[43]即便是未受“夷患”的汉区，亦广泛流传“流亡彝人”将“出动滋扰”的谣言，民众人心惶惶。[44]1947年，宁属汉人士绅刘芷汀所著《倮区汉奴吁天录》一书出版。该书立意仿照美国南北战争前夕斯陀夫人反奴隶制的名著《黑奴吁天录》，对彝族家支“掳奴汉民”的历史与现状多有述及，称汉人“被野蛮人掳入深山为牛马奴隶者，有数十百万之众”。[45]美军飞行员落入彝区被强迫为奴这一图景，完全符合汉族士绅对于彝族社会之一般认知，且有助于增强其鼓吹“征剿”彝人的合法性，自然在地方汉人社会获得了认可和传播。
在地方社会彝汉资源竞争的背景下，彝族家支抢掠人口的行为经由汉族士绅的反复渲染和建构，俨然成为一种常态。历史上抢掠人口的行为，更多发生于汉化程度较低、“自组为宗法社会”的“生夷”地区。岭光电在战时返乡，重新以土司身份治理其辖区后，即严令属地彝人不许抢卖彝汉人口，起到切实作用。[46]但部分地方汉人士绅出于“污名化”的目的，不加区分地抹黑整个彝区的环境。以前述1944年8月的坠机事件为例，美国飞行员当时的降落地点为土司岭邦正辖地，在第一时间目击其跳伞的彝胞非但未予加害，反而主动为其提供玉米粉和苦荞等食物。[47]当地的彝族头人在经过商议后，分别派人将发现洋人一事报告给岭邦正和羊仁安，对成功救护这些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48]但在汉源县富林镇士绅袁子俊的笔下，美机坠毁于“夷巢”之后，全赖“汉源羊君仁安目睹降落方位，携药驾舟前往探视”。羊仁安获悉尚有两名飞行员“陷留夷地”的情况之后，“立派人救出”。美军飞行员在羊府休整治疗期间，“本镇各机关团体民众感盟邦援助之义，咸来慰问”，举行“慰问茶会”，“民众踊跃参加者万余人”。[49]这一叙述非但完全否认彝人对救护飞行员的贡献，将功劳归之于羊仁安及地方汉人士绅，而且暗指彝区环境险恶，彝人野蛮落后，对飞行员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对于这段并不复杂的公案，地方汉人士绅尚能罔顾事实任意歪曲，那么对战后这起可能引发国际纠纷的美军飞行员失踪事件，他们自然更乐于推波助澜，不断传播和再生产不利于彝人形象的说法。
与地方汉族士绅针锋相对的是，战时返乡从政的彝族军政人物岭光电、李仕安等人，则利用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关于“民族平等”的各种宣传，将彝族描述为一个“强健”“英勇”和“淳朴”的民族，将彝族“去污名化”。美军飞行员被掳为奴的传闻披露时，以岭光电为首的“西康省夷族参政请愿团”正在南京为彝族参政问题奔走。岭光电等人此行的目的，意在希望国民政府承认西南彝族为“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外的又一个“民族”，要求在国民大会选举中兼采“民族代表制”，分配给彝族以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席位。[50]在岭氏等彝族政治人物谋求这一政治地位的关键时刻，美军飞行员被彝人掳为奴隶的报道在京沪见诸报端，极大地损害了彝族的形象，对岭氏等人争取彝人参政的努力产生了负面的政治影响。为扭转内地社会由此对彝族产生的偏见，岭光电于1947年7月接受中央社记者访谈时专门进行澄清，称抗战期间美国坠毁于大凉山一带的军机飞行员，“其尸骨已发现者，均已运出”，“生者俱已礼送出境”，“夷胞对美空军人员甚为敬重，绝无留难情事”，“目前夷区已无美人，外传尚有若干美飞行员之说不确”。[51]其维护彝族形象之立场可见一斑。
对于地方层面的资源竞争和族群矛盾，国民政府亦无力解决。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利用西迁的局面加速推进川康彝区的“中央化”，也力图以相对超然的姿态调解地方矛盾和彝汉关系。1940年，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何应钦专门研究西康宁属问题，向蒋介石提出一系列的对策性建议，其中即包括“改进当地之社会环境及汉夷关系”。[52]尽管国民政府不断宣扬“汉夷平等”等政策话语，对汉族士绅和彝族上层人物皆予笼络，但仍然无法消除彝汉之间存在的诸多隔阂，难以消弭各种纷争。李仕安曾经听闻，由国民政府派出的某支电影放映队曾在战时前往彝区放映电影，在电影开始前播放有蒋介石镜头的新闻时，一个彝人对同伴说：“我看这个光头还可以，把他捉来当娃子，你说能值几个钱?”[53]类似的传闻，一方面强化着对于彝族社会“抢人为奴”的固有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彝汉之间在战前的对立态势仍在延续。
由此可见，美军飞行员在彝区被“强迫为奴”的传言，表面上是对于飞行员本身命运的一种猜测，更深层次的则是对边疆地方社会中固有矛盾和族群关系的一种反映。抗战以来的“中央化”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边疆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历史记忆与族群想象，使得这一国际事件的走向亦受到地方因素的强烈影响。随着调查和搜救工作的持续深入，围绕着这一事件的各种地方矛盾进一步浮出水面，引发新的政争。
03 国际纠纷背后的边疆政争
1946年10月，美方地面搜寻人员虽未找到失踪飞行员的踪迹，但在西康宁属德昌县境内发现了战时坠毁的一架B-29轰炸机，机上两名遇难飞行员的遗体也被寻获。[54]这一突破极大地增强了美方搜救人员的信心。他们在返回西昌向贺国光报告时声称，下一步将赴昭觉寻找另一架失踪军机。[55]1947年2月，西昌警备司令部官员沈焕章与美国空军军官马德华在泸沽湖附近的盐源县再次发现坠毁飞机之残骸，但无法查清失事情况。美国政府闻讯后，“谓既有飞机残骸，必有美人”，要求继续寻找飞行员。西昌方面派往彝区的10余组明、密探则传回了各种各样的消息，有称美国飞行员已被卖入云南彝区，有的称被卖入其他彝族家支“其说不一，但无人亲见”。[56]在长达一年的搜索过程中，美军飞行员的行踪也有几次时隐时现。在盐源寻获飞机残骸后，搜救人员听闻幸存飞行员可能居住在该县梅雨镇。据描述，当地彝族家支内有一左腿已断、但懂得医术的“外人”。贺国光闻讯后，立即下令由当地土司跟进调查此事。[57]但经过调查后，发现这名跛脚者并非美国人，“而系一身长虬髯之汉人”。此人到当地后，诈称自己由飞机落下，并会治病打针，彝人无从分辨，故将其留下来充当医生。又有传闻在碧鸡梁子有人貌似美军飞行员，西昌警备部方面当即派员前往该地查问，发现此人名叫黄瑞月，亦非美国军人，而是途经盐源时被骗卖至某黑彝家的汉人。截至1947年7月，西康境内都未发现失踪美国飞行员的“确实踪迹”。[58]
尽管搜救美军飞行员被国民政府视为事关中美外交的要务，但搜救成败相当仰赖地方社会的合作。由于调查涉及许多案情之外的地方政情，及各种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使得调查过程受到了明里暗里的各种抵制。中美搜救人员进入彝区后，多次以“武力恐吓”的方式逼迫当地彝族家支交代情况，但彝人始终未见其一兵一卒，知其恐吓无力，故声称“美国人及中央将我们亦无可奈何”。即便搜救人员以重金悬赏线索，“但仍无一夷人前来报案”。西昌警备司令部官员刘伯元失望地表示，如不确实采取武力扣押黑彝，迫其就范，令其清查，“否则终难有结果”。[59]从彝区无法获得有效信息，搜救人员与汉人各势力打交道亦举步维艰。在查访盐源县梅雨镇飞机残骸时，为避免涉入地方的权力之争，导致不必要的麻烦，西昌警备司令部调查室副主任袁德修特别指示调查人员不必找当地保长，只找其马夫，并对保长严守秘密，“否则搜寻工作将受莫大阻碍”。[60]深知地方利益结构复杂的袁氏一度感慨道，“政府及地方有力人士均不愿出力侦察”。[61]
直到一则来自云南的相关消息进入了搜救人员的视野，调查才获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围绕着这一事件的更多纷争亦随之而来。这则消息来自于滇康交界地带的云南永仁县，提供者为该县仁和镇哥老会首领蒋竣德。蒋氏曾于国民党追剿红军长征时期出任过金沙江江防司令，与一江之隔的西康地方权势人物盐边的诸葛土司及左所土司等多有往还。他在出席永仁县参议会时，于县政府举行的宴会上出人意料地谈出了美军飞行员的下落。[62]蒋竣德宣称，抗战时期确有美机在盐源左所土司辖区坠毁，但左所土司“无法管制该地夷人”，“而诸葛土司势力又达不到”，因此飞机坠毁后，机上之财物全部落入盐源县黄草区区长曹受天之手。曹氏为避免事后遭受追究，命令当地彝族头人掩埋飞机残骸，不得将这一消息外泄。蒋氏表示，美军飞行员除饿死及被彝人杀死之外，目前仅余一懂医术的尚健在。因此人医治病人甚多，受到彝人的敬爱及保护。彝人得到政府组织搜救的消息之后，将此人反复转移，令搜救人员不断扑空，“故始终无法搜寻该美员，迄今仍然陷于夷区”。[63]尽管蒋竣德的谈话并未透露飞行员的具体下落，但将责任的矛头指向曹受天，无疑为调查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线索。1947年6月，蒋介石电令贺国光将曹氏解往南京，接受讯问。[64]
由于曹受天系西康省政当局所委任的区长，国民政府对曹氏的逮捕，触到了中央与边省关系的敏感之处。1939年，西康省政府与西昌行辕相继成立，使得西康宁属地区成为西康边省政权与国民政府的斗争焦点。为与中央军政势力争夺宁属，刘文辉除在西昌设置宁属屯垦委员会之外，还借口发展垦殖事务，在彝区逐步建立各种类型的“政治指导区”，对彝人编联保甲，作为省县政府编制之外的一级政权。黄草区设置于1942年，位于盐边、盐源两县的滇康交界处，为两盐地区办理边务的重心。“政治指导区”建立，使得省政当局权力下沉，对于发展地方经济、推进户籍调查和改善彝胞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65]国民政府对曹受天的处置，意味着中央方面对西康省政领域的干预，引起了康省方面的强烈不满。鉴于曹氏身份的特殊性，贺国光在知会地方政府代表、宁属屯垦委员会主任秘书伍柳村时，不仅出示了蒋介石的手令，还特意安排美国中校费歇尔在座，以此向省方施压。费氏强硬地表示，若不将曹氏逮捕法办，死者家属不允，将在美国国内引发反华示威，影响中美关系。伍氏则代表西康省政府，明确拒绝将曹受天押往南京，表示抗战时期并没有美机在此区域坠毁，曹氏系受人诬告“在毫无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把现任区长当罪犯押解去审讯，于法于理皆有不合”，逮捕曹氏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66]
在美方的压力下，曹受天最终仍被美国军机送往南京，由国防部二厅负责看管，但事件并未因此水落石出。据曾前往软禁地点南京中央饭店探视的李仕安回忆，他见面后问及曹受天“娃子事件”的过程，曹氏无奈地表示，自己根本说不清来龙去脉。[67]西昌警备司令部也向南京方面表示，曹氏为三青团团员，政绩优良，“任区长七年，不免遭忌”。警备部在之前就曾接到过匿名控告曹氏舞弊的禀词，经调查后皆查无实据，暗示此案亦另有隐情。[68]保密局的报告则明确指出，曹受天“杀害美员及卖美员做娃子”的罪名出自盐边诸葛土司的构陷。因与曹氏“素有仇隙”，土司诸葛绍武炮制了这一谣言，通过蒋竣德进行散播，“遂传成目前错误之事实”。[69]
诸葛土司对曹受天的构陷，并非仅仅出于纯粹的私人“仇隙”，而是因为在地方层面存在明显的权力冲突和利益争夺。“政治指导区”的设置源于省政当局的扩权动机，作为新增加的权力机构，这一制度更加意味着对地方行政权力的再分配，自然引起了部分原有统治集团的不满。曹受天就任区长以来，政绩斐然，对长期统治两盐地区的土司势力构成了挑战。伍柳村在为曹受天向贺国光、费歇尔辩白时就指出，土司是“封建遗制’，“同区长、县长有利害冲突”，点明了曹氏被陷害的政治因素，只是无法得到急于破案的美方代表的理解。[70]
在战后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下，美军飞行员在战时失落于川康彝区的消息，搅动了中央和地方各股政治势力的神经。尽管案情已基本明了，但国民政府仍以异常审慎的态度对待结案问题，仍将曹受天继续羁押于南京，以免美方借口其阻碍搜寻工作。1947年10月，在经历了长达15个月的调查和搜救后，美方终于宣布结束搜救工作，将全部救援人员撤离西昌，承认飞行员被“掳做娃子”的“传言不实”，确认在盐源发现的“失事痕迹”是战时被迫降落西昌机场的飞机所遗弃油箱延烧的产物，同意无罪释放曹受天。[71]次月，美国政府先后在华盛顿和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对外宣布了结此案，称“经过长期艰险之调查，证明所有在二次大战中失踪之美国空军士兵，均无被中国西部倮倮部落奴役之可能，战时及战后，是项类似之报道皆属谣传”。[72]搜救美军飞行员风波至此宣告结束。
04 结语
1946年至1947年中美两国在川康彝区联合搜救战时失踪美军飞行员的行动，是一场包含了中外交涉和边疆政争的特殊政治互动。由于国民政府无法完全驾驭和掌控复杂的边疆地方社会，加之这一事件本身的危机处理性质，调查与搜救过程中不乏各种“意外”与“脱轨”。正是在抗战的影响下，川康彝区经由坠机这样的突发事件被联结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国际政治、边疆政治和地方政治之间产生了交集和碰撞。
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边疆失踪或遇难，往往酿成棘手的外交事件，川康彝区亦不例外。早在1908年，英国传教士巴尔克（Burke)由西昌经昭觉到牛牛坝勘测地形时，就因文化差异与当地彝人发生冲突导致意外身亡，造成中英关系的外交危机，史称“牛牛坝事件”。[73]此类中外危机的发生，往往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缺乏实际控制有关。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化解战后的这次风波，既得益于中美关系的大局，也与其战时努力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央化”密不可分。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由长江中下游地区迁至西南，对于包括川康彝区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进行了经营与渗透，取得了一定成效。就本文所讨论的这一事件而言，尽管美方对国民政府的治理能力与行政效率不满，但仍须仰仗其合作才能沟通“陌生”的边疆地方社会。
尽管如此，抗战以来西南边疆的“中央化”进程也有其边界和局限，国民政府仍然不能有效统治边疆地方社会。尽管大量中央机构、人员和武装力量的进入，使得中央军政势力得以直接控制一些重要区域，并通过党团组织的拓展与边疆地方社会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但中央权威的建立并不通过政权力量的下延，而是对地方既有各个集团在形式上的收编，使得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群体矛盾仍然得以延续。美国飞行员被掳为奴的传言一度流传得沸沸扬扬，即是地方社会既有结构性矛盾投射在涉外事务上的一种反映“中央化”和“建省”进程虽在表面上使政府权力下沉至基层，但制度和人事上的种种变动也使得参与地方政治的利益主体更为多元，权力博弈过程更为复杂。搜救过程中“政治指导区”区长与土司的冲突、彝族军政人物同地方汉人士绅之间的对立，即是此种变迁过程导致的政治结果。边疆地方社会在被国际和区域格局所影响的同时，也通过诸如此类的事件影响着内政和外交的某些进程。
面对抗战前后的政治社会变动，“彝族”除“主动”参与战争和“被动”接受治理两种面相之外，亦在“中央化”“国际化”和地方冲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被定位和形塑。川康彝区正是经由抗战的机缘，与外部世界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由于曾参与战时搜救工作，彝族政治人物李仕安在战后收到了美国军官穆伦发来的访美邀请，并从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友人处得知，“美国人对凉山很感兴趣”，李氏若赴美讲演彝族问题，将引起热烈反响。[74]战时曾于田坝接待美军搜救人员的岭光电夫人曲哈莫在1949年收到一本美国人寄来的英文书。尽管不通英文，但她通过书中的照片仍然可以确定，“是反映我们夷族人的生活情况的”。[75]在战后结束搜救行动、澄清并无飞行员强迫为奴的美方记者会上，美军代表也对“夷胞之和善好客”表示赞赏，对战时彝胞救护美国空军人员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使得“各外籍记者对此项报告极感兴趣，纷纷探询夷族风俗”。[76]这些由“外国人”所呈现的彝族形象，与战时国民政府宣传彝族救护贡献的报道相呼应[77]，建构了一套不同于地方汉人士绅的族群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将中国西南非汉人群由“蛮夷”建构为“少数民族”的“华夏边缘再造”过程。[78]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美军飞行员于战时失落于川康彝区的传闻，在当时之所以轰动一时，与“奴隶”这一字眼带来的震撼效应密不可分。而对于这一概念，美国人、汉人与彝人，在当时有着并不一致的理解。美国人联想起南北战争之前在美国南方种植园中实行的奴隶制度，对本国飞行员被“奴役”自然反响强烈；地方汉人士绅多像刘芷汀一般，想象受过文明礼教的汉人遭到“蛮夷”的压迫；而岭光电、李仕安等新式彝族“精英”，已能清楚地看到彝区内部政治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明了所谓的“奴隶制”既非彝族社会的全部，亦无外人描述中的那般残酷。1949年之后，新政权出于社会改造的需要，为划分彝族内部的阶级成分，定性凉山彝族为“奴隶制社会”。[79]随着“民主改革”等改造进程的开始，“奴隶制度”作为一种描述彝族社会的特定符号，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不断强化，反过来又影响了对坠机风波的历史记忆。时过境迁之后，坠机飞行员在彝区成为“奴隶娃子”的传说再度流传，并被赋予了更多的传奇色彩。[80]不管是当时曾经声明辟谣的岭光电，还是生活在彝族乡村的普通彝胞，都参与过这一新的“神话”的创造与传播，亦可见时代变迁对于历史记忆的深刻影响。[81]
参考文献与引注略，请参阅原文。
作者：赵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第80—91页；文字来源：搜狐号-西南边疆；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凉山广播958。
